小說和責任

埃絲特·艾倫（Esther Allen）

《美國佬》

作者：安德魯·阿爾茨契爾（Andrew Altschul）。

梅爾維爾出版社，421頁，27.99美元

在美國英語中，外國佬（敵意或輕蔑用語）通常被理解為來自美國的白人。《牛津英語詞典》第一次記錄瞭這一用法，出自約翰·詹姆斯·奧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的《西部日志》，記錄瞭1849年到加利福尼亞金礦的一次旅行。《牛津英語詞典》和《韋氏詞典》都認為這個詞帶有貶義或輕蔑的意味。

在西班牙語中，“外國佬”是“外國人”的一種說法，適用於當地人數最多的群體。在烏拉圭，“外國佬”可能是意大利人或俄羅斯人。由劇作傢卡門-裡維拉（Carmen Rivera）創作的《格林加》（La Gringa）在曼哈頓的西班牙劇院上演瞭數十年，講述瞭一位在美國長大的波多黎各婦女首次訪問該島的故事。西班牙皇傢學院的字典目前沒有指出任何貶低的內涵，並說“外國佬”通常與英語使用者聯系在一起，盡管在玻利維亞、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秘魯，“外國佬”可以是任何金黃色頭發和淺色皮膚的人。“外國佬（Gringo）”還可以指一種外語或難以理解的語言。一個詞源學的推測源自“格力勾（griego）”：希臘語。

這位面色蒼白、說英語的美國人從邊境以南前往美國，在美洲文學中是一個熟悉的人物。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老外國佬》(1985年；由瑪格麗特·塞耶斯·佩登（Margaret Sayers Peden）翻譯)講述瞭美國中西部記者安佈羅斯·比爾斯（Ambrose Bierce）1913年在墨西哥失蹤的故事。這是第一部成為美國暢銷書的墨西哥小說。外國佬的一部完整的文學史會延長至少一個完整的世紀, 從瑪麗亞·魯伊斯·德·伯頓（María Ruiz de Burton）的《寮屋人和唐人》，1885年在舊金山出版，直到1992年休斯敦大學的公共藝術出版社在 "恢復美國西班牙文學遺產 "系列叢書中重新出版之前，該書大多被忽略。

瑪利亞·魯伊斯出生在下加利福尼亞的一個擁有土地的墨西哥傢庭，她嫁給瞭亨利·伯頓（Henry Burton），亨利·伯頓是1847年占領她的小鎮的美軍指揮官。《寮屋人和唐人》用英語講述瞭一個講西班牙語的“土生土長的加州人”傢庭和一個來自北方的白人傢庭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這個白人傢庭占用瞭墨西哥政府曾經授予加州人的土地。魯伊斯·德·伯頓寫這部小說是為瞭反駁負面成見，這些消極的刻板印象，占用者用來為他們的土地掠奪辯護。對於他們的族長，魯伊斯•德•伯頓寫道：“很難說他瞭解自己，因為他真誠地相信，自己已經永遠放棄瞭‘霸占’的傾向。”這個角色的刻畫很經典：外國佬總是錯誤地相信自己是無辜的。魯伊斯•德•伯頓也相信她自己的見解。她在《寮屋人和唐人》中用於和無名印第安人配對的形容詞最經常用的是“懶惰”和“愚蠢”。

魯伊斯·德·伯頓在寫她的小說時，努力保持自己的土地所有權，但小說所主張的文化領域，在入侵國話語中擁有發言權和觀眾的權利，對她來說同樣重要。如果說在我們這個時代，爭奪文化領地的鬥爭似乎變得特別激烈，那可能是因為，與魯伊斯•德•伯頓不同，現在參與其中的一些作傢和社區已經獲得瞭足夠的影響力，引起瞭人們對他們的反抗的關註。然而，這種倒退越是影響故事的講述方式和講述對象，它就越是被指責用各種各樣的枷鎖束縛著我們，這些枷鎖被稱為“政治正確”、“身份政治”或“取消文化”。今年早些時候，美國筆會針對珍寧·康明斯(Jeanine Cummins)的小說《美國的骯臟》遭到反對，發表瞭一份聲明，“斷然拒絕關於誰有權講述哪些故事的嚴格規定。”總的來說，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能夠寫任何我們想寫的東西，寫任何我們想寫的人。

把文學看作是一個自由的領域，想象可以自由漫遊，這是令人愉快的。卡夫卡寫《美國》時從未涉足過新大陸。在當代拉丁美洲作傢中，這種策略可以說是一種趨勢。墨西哥裔秘魯作傢和煽動傢馬裡奧·貝拉廷(Mario Bellatin)把他的一些作品設定在日本，但他說他永遠不會去那裡：“我想保持我對‘日本’是什麼樣子的扭曲觀念，”他在2015年對一位記者說——“一種本質，一種構建的本質，一種虛構的、有缺陷的本質。” 卡洛斯·湯本（Carlos Yushimoto）是一位現居美國的秘魯作傢，他的大部分小說都在寫巴西，一個他從未去過的國傢。想象的自由，不知道，或隻知道一個完全中介的實體——從恐懼中反映出來的自己——比任何與真實事物的單純接觸都更創造性地令人興奮。

在這方面，安德魯·阿爾茨契爾最近的小說《美國佬》提出瞭一個重要的問題：小說，尤其是自稱基於歷史的小說，相對於真實的人和他們的生活、居住的地方、真相，是否有任何責任？在系統性的虛假信息運動正在助長世界各地威權政府的崛起之際，拋棄文藝小說的想象自由與扭曲或謊言之間的所有邊界或分界線的概念，會不會是不明智的?

成功的小說往往非常謹慎地處理歷史，尤其是涉及到真實人物的時候。唐·德裡羅（Don DeLillo）的《天秤座》(1988)記錄瞭李·哈維·奧斯瓦爾德（Lee Harvey Oswald）在約翰·F.肯尼迪遇刺前的歲月；西班牙小說傢安東尼奧·穆尼奧斯·莫利納的《就像一個衰落的影子》(2017；由卡米洛·A.拉米雷斯(Camilo A. Ramirez)翻譯)描繪瞭詹姆斯·厄爾·雷（James Earl Ray）在裡斯本暗殺馬丁·路德·金後的逃亡生活；玻利維亞小說傢羅德裡戈•哈斯本（Rodrigo Hasbun）的《情感》(2017年；由索菲·休斯（Sophie Hughes）翻譯)簡潔而對位地表達瞭聲音和視角之間的相互作用，讓人想起瞭埃爾特夫婦。1952年，埃爾特夫婦的傢長漢斯舉傢遷往玻利維亞，漢斯曾為萊妮·瑞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的幾部納粹電影擔任攝影師。漢斯的女兒莫妮卡·埃爾特（Monika Ertl）在玻利維亞的統治階級中長大，後來加入瞭切·格瓦拉（Che Guevara）被擊敗的遊擊運動的幸存者，1973年，35歲的她被玻利維亞安全部隊殺害。

所有這些小說都用真名來稱呼主人公，並且大部分都遵循著已知的生活記錄，盡管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天秤座》最著名的見解之一是，在壓倒性的信息過載中——“無窮無盡的事實真相”——像肯尼迪遇刺這樣的事件產生的事實變得不可持續，並讓步於神話。這些書每寫完的時候，比爾斯、奧斯瓦爾德、雷和埃爾特一傢都死瞭，變成瞭神話。

描繪生者是一個更微妙的問題。《這是個房間嗎》於2019年在紐約市的“廚房”首映，它提出瞭一種對活生生的人物進行藝術改編的聰明而神秘的方法。在導演蒂娜·薩特(Tina Satter)準備的官方文本中，聯邦調查局審訊現被監禁的前情報專傢“現實贏傢”，演員們逐字逐句地表演瞭這份文本，並為經過編輯的段落設置瞭定格停頓。

盡管她的名字沒有出現在《美國佬》的頁面上，但出版商為這本小說編寫的最初版本的網頁，在重寫後宣佈，它“粗略地基於……備受爭議的美國活動傢洛麗·貝倫森（Lori Berenson）。”無論如何，任何稍微熟悉貝倫森生平的人都會立刻明白這一點。讀小說之前，先回顧一下她的生活。

她在紐約市長大，是兩位大學教授的女兒。1988年，作為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名本科生，她開始關註來自中美洲冷戰戰場的難民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那些逃離左翼暴力的人可能會得到美國政府的庇護；那些逃離右翼政府暴力的人很可能會被拒絕。大二的時候，貝倫森在薩爾瓦多度過瞭三個月的旅行，之後她從大學退學，去瞭法拉本多·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MLN)工作，當時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遊擊組織，與薩爾瓦多軍隊作戰，現在是薩爾瓦多兩大政黨之一。她首先在華盛頓特區為馬解陣線工作，然後在1990年搬到尼加拉瓜。兩年後，在聯合國斡旋的和平進程成功結束後，她搬到薩爾瓦多，在那裡，她是一個秘書支助小組的一員，向馬解陣線將軍薩爾瓦多·桑切斯·塞倫（Salvador Sánchez Cerén）提供支持。(2014年，塞倫當選薩爾瓦多總統，並擔任瞭接下來五年的總統一職。)

貝倫森於1994年11月抵達秘魯，她說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並在拉丁美洲生活瞭四年。一年後，26歲的她因教唆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MRTA)攻擊秘魯國會而被捕。貝倫森在MRTA成員居住的地方租瞭一所房子，在她被捕後，幾名MRTA成員和一名警察在槍戰中被打死。在裡面發現瞭大量的武器和彈藥，貝倫森對此一無所知，或者她和MRTA成員在法庭上都證明瞭這一點。

她在秘魯監獄度過瞭接下來的15年。2009年，還在獄中的她生下瞭一個兒子薩爾瓦多。2011年，詹妮弗·伊根(Jennifer Egan)為《紐約時報》撰寫瞭貝倫森的傳記，當時貝倫森正在被假釋，準備在利馬度過接下來的五年軟禁，貝倫森告訴她，“我一直是個非常註重隱私的人。”一個很普通的想法。但伊根被她和她的其他傢庭成員“非常私密的程度所震驚——在我們這個自我暴露的時代，這種程度似乎有些古怪。”2015年，她獲準離開秘魯，和6歲的薩爾瓦多飛往美國。與此同時，在秘魯，因起訴貝倫森而撈取政治利益的“總統”藤森(Alberto Fujimori)於2009年被判犯有廣泛的腐敗和侵犯人權罪，其中包括命令行刑隊進行大屠殺。他至今仍在獄中。

這方面，你從《美國佬》中學不到什麼。相反，小說提供瞭一個名為萊奧諾拉(Leo)蓋爾佈(Leonora Gelb)的雕像，它是秘魯的一個咧嘴笑的動物。我們一開始就知道“萊奧諾拉·蓋爾佈討厭美國。”她憎恨的美國的定義很模糊，但有一個特別的化身：硬石咖啡館。看到硬石咖啡館被建造為名為“通過美國”的閃亮利馬購物中心的一部分，萊奧充滿瞭憤怒和厭惡。當購物中心建成後，她想，“大眾……會像肉上的蛆蟲一樣爬過它光滑的表面。”

在過去十年裡，任何一個在大學校園附近或者在社交媒體上偷看過的人都會把萊奧看作一個社會正義鬥士。根據http://Urbandictionary.com的說法，社會正義鬥士是“那些聲稱在為社會正義而戰，但實際上是在確認自己的自尊，尋求特殊待遇或關註的人。”“典型的情況是，社會正義鬥士很容易被那些極左的大學教授洗腦。社會正義鬥士的另一個特點是反擊負面的刻板印象：社會正義鬥士是“瘋狂的個體，會被任何事情所觸發。”

《美國佬》有效地檢查瞭每一個窘境。萊奧的父母是中上階層，她在新澤西郊區長大，畢業於斯坦福大學。在斯坦福大學，一位教授的作品使她變得激進——“理論、文獻研究、個人回憶和虛構的‘再現’的大雜燴。”——認為“講故事固有的要求不可避免地污染瞭原始材料，將其扭曲成一種與歷史真實性無關的形式。”他還讓學生在外來務工人員、街頭幫派和妓女中間進行實地調查。萊奧是激進的，那麼，通過理論的結合，重新將註意力集中到邊緣，自1990年以來，右翼評論傢(巧合的是，今年貝倫森離開美國)轉到“幻影的敵人,” 莫伊拉·魏蓋爾（Moira Weigel）稱之為政治正確性, “左翼政治綱領……奪取美國大學和文化機構的控制權。”1

為瞭讓讀者們也一起哈哈大笑，《美國佬》不失時機地展示瞭萊奧自私的、自由主義的惡意。當她還在斯坦福的時候，她就在一個叫馬登（Marden）的情人的陪伴下抗議海灣戰爭。馬登是一個混血兒，她是在激進分子的一個終身教授班級裡認識的。就像這裡描述的其他參與廣泛的抗議活動一樣，這次也很快演變成暴力事件。警察用警棍猛擊無助地躺在街上的馬登。萊奧放下手裡的煙鬥，扯掉她的巴拉克拉瓦帽，躲進梅西百貨。在去男裝部的路上，她給父親買瞭一條領帶作為生日禮物。馬登再也沒有出現過。

幾年後，她被高中時在彼得·加佈裡埃爾(Peter Gabriel)的一場演出上看到的反種族隔離活動傢斯蒂芬·比克(Stephen Biko)的遺體照片模糊地打動瞭，又被她的投資銀行傢哥哥婚禮上價值200美元餐桌中央的裝飾震驚瞭，盡管萊奧幾乎沒有掌握西班牙語，也沒有在美國以外生活的經驗，卻逃到秘魯去瞭。她想做點什麼，幫助別人。她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很快，她就會在冰冷的牢房裡啜泣"我是恐怖分子"。

住在洛麗·貝倫森租來的房子裡的MRTA，最終被認為對1980年到2000年秘魯內部沖突造成的1.5%的死亡負有責任。2 但是萊奧參與的完全虛構的遊擊隊組織叫做庫塔·菲洛索菲亞，這個名字與毛派邪教組織“光輝道路”產生瞭共鳴，在6.8萬人的死亡中，有54%是由“光輝道路”造成的。為瞭強調這一含蓄的指責，《美國佬》的一句題詞來自創立森德羅的哲學教授阿比馬埃爾·古茲曼(Abimael Guzman)。

另一個題詞來自德裡羅的《毛二世》（1991年），聽起來很像萊奧的斯坦福教授所吐槽的亂七八糟的理論，但似乎也是為瞭捍衛小說所謂的後現代項目而提供的。"歷史是可能的嗎？有人是認真的嗎？"

《美國佬》的出版社的促銷版本稱其具有“顛覆性”。確切地說，是什麼? 它對萊奧諾拉·蓋爾佈的描述與《紐約郵報》等出版物完全一致。2015年，貝倫森回到她的傢鄉後，《紐約郵報》發表瞭一篇社論譴責她，將她與5萬人的死亡聯系在一起，嘲笑自由主義者“巴結奉承”她。洛麗·貝倫森是一位單親母親，她不得不重新適應這個她已經25年沒有生活過的國傢，同時還要應對幾十年監禁帶來的創傷。出版這樣一本書，構建瞭如此醜陋的漫畫，將其與一個脆弱的活著的人(這個人告訴伊根收到瞭死亡威脅)聯系起來，並繼續用400頁來闡述這個主題，這其中的倫理是什麼? 在對貝倫森的采訪中，秘魯記者古斯塔沃·戈裡提(Gustavo Gorriti)指出，貝倫森被假釋軟禁，是因為秘魯當局認定她對任何人都沒有威脅。在早期一篇關於她的文章中，戈裡提提醒他的讀者，除瞭薩爾瓦多·桑切斯·塞倫，另外兩位最近民選的拉美國傢領導人——巴西的迪爾瑪·羅塞夫和烏拉圭的何塞·穆吉卡——年輕時都在遊擊隊抵抗組織度過。然而，《美國佬》的道德前提——如果有的話——似乎是，以任何方式與參與武裝抵抗的人進行接觸，都會為所有的誹謗提供一個公平的遊戲。

在最近一篇名為“如何忘卻一切”的文章中，小說傢亞歷山大·奇（Alexander Chee）提出瞭三個問題，讓那些想要描繪“長得不像你的人”的小說傢們思考。然而，這些問題隻能對問這些問題的人有用。依然平和地確信，它的作者，或者說他的同行，一個叫安德烈斯的角色，一個來自美國的外籍小說傢，他告訴自己 "故事不能傷害任何人，"他所描寫的人和自己很像。

如果我們提出奇的第一個問題——“為什麼你想從這個角色的角度來寫作?”——安德烈斯的回答可能是，萊奧諾拉·蓋爾佈不是一個受壓迫的有色人種，而是像他一樣，一個享有白人特權的人物，一個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美國公民。他們的背景中有許多共同的元素——至少對安德烈斯來說——提供瞭保護，使他免受任何文化挪用的指控，並賦予他的想象力全權支配。

安德烈斯也討厭美國。他不僅討厭，而且為此感到尷尬。萊奧也同樣。在穿過利馬的巴士上，她聽到收音機裡大放克林頓總統的新聞，“來自美國的胡言亂語——凱瑟琳、寶拉、莫妮卡、女生聯誼會的名字，或者糟糕的情景喜劇——她大聲抱怨這不可原諒的愚蠢行為。”(表面上是女性的萊奧覺得遺憾，為女性不可原諒的愚蠢和她們不可救藥的女性名字感到遺憾。)安德烈斯也和萊奧一樣討厭硬石咖啡館。他喜歡在更正宗的秘魯場所聚會。

在2004年看到阿佈格萊佈監獄的照片後，安德烈斯放棄瞭他毫無意義的寫作工作，賣掉瞭他所有的一切，並離開瞭他的祖國，去瞭一個廣闊的非美國世界，在那裡他“不必關心”政治或任何事情：“一切都很美好……可愛而輕盈，最終毫無意義。”他不生活在美國，對政治不感興趣，這使他對這個國傢給自己和他人造成的各種創傷一無所知，至少他是這樣認為的。安德烈斯鄙視消費主義，他很少裝修自己的公寓，把夜生活作為自己的個人財務優先考慮，晚上與秘魯女人和各種外籍朋友一起度過。安德烈斯經常以一種不討喜的方式描述自己，有時也會被其他角色諷刺，這似乎是為瞭開脫罪責和迷人的自嘲。“哦，安德烈斯，你真是個自負的怪物，”一名加拿大女記者悄悄對他說。

安德烈斯還出版瞭一部小說；秘魯應該會給他提供更多可寫的東西。這就引出瞭奇的第二個問題：“你現在讀過這個社區的作傢嗎?” 一位秘魯熟人向安德烈斯推薦塞薩爾·瓦列霍（César Vallejo）, 阿爾弗雷多·佈萊斯·埃切尼克（Alfredo Bryce Echenique），和馬裡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但他不喜歡閱讀西班牙語，他的那本巴爾加斯·略薩的《酒吧長談》 (1969)，一本關於一位秘魯中產階級青年投身左翼政治的小說，由於沒人讀，就放在窗臺上褪色瞭。雖然安德烈斯也得到瞭秘魯馬克思主義者何塞·馬裡亞特吉(Jose Mariategui)的作品作為房間裝飾，但他真正的文學參考都是外國友人：德裡羅、沃爾特·拉克爾(Walter Laqueur)、羅斯(Roth)、海明威(Hemingway)、菲茨傑拉德(Fitzgerald)和梅爾維爾(Melville)。這在很大程度上也體現在他的另一個女性恐怖分子身上，她總是隨身帶著一本《白鯨》。

安德烈斯確實讀瞭很多關於萊奧諾拉·蓋爾佈的書，至少他是這麼告訴我們的。一旦他確信，她是秘魯深思熟慮後為他提供的題材，他就會沉迷於研究，收集滿是剪報的像手風琴風箱一樣折疊的文件，其中一些可能是古斯塔沃·戈裡提寫的。《美國佬》特意模仿瞭那些仔細處理歷史的小說作傢們的檔案工作，結果卻把它當作毫無意義而置之不理。“我讀瞭真相與和解委員會2003年的8000頁報告，”安德烈斯吹噓道。“這一切對我來說都沒有意義……到那天結束的時候，我已經忘記瞭我讀過的所有東西。” 萊奧諾拉·蓋爾佈並不存在，所以安德烈斯的假裝挖掘工作毫無成果也就不足為奇瞭。但小說反復強調它的事實依據。當安德烈斯在他的寫作過程中有瞭突破，並興奮地給他在美國的經紀人打電話時，她看到瞭“巨大的潛力”：“創造性的非小說”非常流行，她說。

當“外國佬”在西班牙語和英語之間移動時，它在語義上是不穩定的，而“美國人”(另一個詞匯的意思不僅限於來自美國的人)更是如此。“別叫我美國佬，”萊奧對一位秘魯熟人說，顯然他覺得這個詞有貶義：“我是美國人。” 當萊奧和安德烈斯說這句話時，秘魯人往往會這樣回答他們：“Somos todos americanos”(我們都是美國人)。他們這樣做的各種歷史和詞源原因並沒有拆開。當萊奧得知挫敗瞭她炸毀硬石咖啡館的陰謀的庫塔·菲洛索菲亞滲透者聲稱擁有她的國籍時，《美國佬》本身所謂的“美國人”的含義終於變得清晰起來，但為時已晚。“是的，當然，我們都是美國人，”在一次審訊中，曾被她稱為“米格爾同志”的男子告訴她。“你害怕知道嗎?我父親來自巴爾的摩。我在那裡一直住到九歲。”

真實的美國，原來是位於美國的後院，而小說中最奸詐的人物米格爾同志，就是聲稱要把那個真實的美國和秘魯結合起來的人。小說中，懷著安德烈斯孩子的秘魯女友對美國人的意義給出瞭最後的回答，她懇求安德烈斯成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他會尊敬你，美國的父親，並覺得你就像一個英雄，就像一個超級英雄那麼遙遠。”這個孩子自己不會是美國人。

奇的第三個問題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你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美國佬》並不滿足於讓女主人公成為準桑德斯塔和恐怖陰謀的主謀，最終將她隱喻為2001年9月11日事件的過錯，並為此對她進行懲罰。萊奧在利馬被假釋軟禁後，她傢門前的抗議活動演變成暴力，她胸部中彈身亡。然後，當安德烈斯懷著難以置信的想法，想要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時，小說漸漸消失瞭。它為自己設想的令人興奮的結局在別處。

《美國佬》反復引用萊奧的視頻，模仿貝倫森的臭名昭著的片段，許多評論傢認為這是把她送進監獄的原因。這張照片是1996年1月她被捕後不久拍攝的，照片中她怒不可遏，聲嘶力竭地譴責秘魯政府。這對藤森政府來說簡直是天賜之物，正是藤森政府讓這位怒不可遏的外國女人面對秘魯的恐怖主義。《美國佬》的最高願望似乎是引起同樣的反應：被貝倫森譴責。爭議賣書。小說引用瞭德裡羅的《毛二世》中對恐怖主義的定義：“被關註的語言是西方唯一能理解的語言。”

在這篇文章中，《美國佬》被認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征兆。書中人物鼓吹的反美主義似乎是左派的一種姿態。但它告訴瞭我們什麼? 所有的抗議都是手淫的一種形式，隻能導致暴力。試圖幫助別人，糾正錯誤，或創造改變是自戀，自私和妄想。知識和專業知識是一種騙局，歷史事實是一種可以隨意玩弄或粉碎的裝飾品，而不考慮對任何人造成的後果。世界上隻有兩個地方：美國和其他地方——後者隻能作為講述祖國故事的背景。盡管《美國佬》描繪瞭對美國的敵意，但它的外鄉人例外主義和對憤怒的渴望，讓那些聲稱要讓美國再次偉大的人心安理得。

1．莫伊拉·魏蓋爾,“政治正確性：正確的發明瞭一種幻影的敵人,”《衛報》2016年11月30日。

2．參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最終報告》第二節34：http://www.cverdad.org .pe/ingles/ifinal/ conclusiones.php。

《紐約書評》2020/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