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至1962年是新中国建国后最困难的年期（史称“三年困难时期”）。笔者初中的三年就是在这个时期度过的。在这三年里，我和长垣人民一样经历了无数的磨难。60年过去了，由于感受至深，至今仍历历在目。

1959年8月我考入长垣四中。

那年四中招了四个班，我被分在最后的十二班。因四中是从周边的5个公社招生，除了学校所在地的孟岗的学生走读，其余要全部住校。刚入校那年，还没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按县的规定我们都从大伙食堂带面，到校后交到伙上换成饭票就餐。因粮食标准不高，我们每个人都从家里煮些红薯或蒸些菜馍带上，每天有伙房馏馏配着吃。这时还可以将就。60年进入困难时期，随着国民经济调整，长垣四中的四个班要缩减两个班，我所在的班在砍掉之列。散班时.学校告诉我们回家等转学通知。那段时间心里总不踏实。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春节过后，我天天派通知，就不见通知来。一天，我要找同学探听复学的问题，生产队长却要我出去挖河，说你家有任务没人干（我哥哥要订婚，父母去哥哥那里了）。我说要合计上学的问题，不去。中午回来，队长还对我动了粗，不让我吃饭。妹妹把她领的馍扳一半给我，我不要。无耐，妹妹陪我到村西挖了一蓝子“福根”（牵牛花根，因救了急，使我们度过灾荒，故被誉为福根）回来煮了吃。几十年后妹妹还告诉我们的孩子，说福根是我的救命菜。

不几天，我接到长垣八中入校通知，我被编入二年级五班。八中在我家的南边12里的恼里，仍住校就读。但生活的困难程度逐步加重，我的学生生活也更加困难。1960年我们公社是大灾之年。那年，有涝灾，有蝗灾，还有气候的影响，大豆只开花不结荚，农业大减产，与全县面临相同的形势，社员的口粮一天天紧张起来。到1960年下半年，我们的口粮标准降到每人每天不足半斤（4.8两），生活就很难维持了。当时大食堂吃粮标准是按年龄段定量的:16周岁以上为成人标准1整份; 15到12周岁为3/4份; 11到7周岁为1/2份 ； 6到3周岁为1/4份。妹妹和弟弟都不够整份，尤其是弟弟只有1/4份。弟弟不够吃 ，母亲怕耽误他成长，就自己少吃一口给他凑够半份。当时怕各个食堂吃超标准，口粮是由公社统一控制的。但到了1961年的正月，公社已经无粮食可供了，集体食堂面临断炊的危险。我们队当时是穷队，光棍汉最多，其中有两个就是这个时候饿死的。父亲也得了浮肿病，饿得担不动一担水了，都是提个罐子打水吃。不几天得到通知，要大家到司务处分面。哪是什么面呀，是豆饼混合各种杂粮磨在了一起，没经箩筛，上捧下砌连皮带瓤的杂粮碎。食堂就剩这点家底了，给大家分了，实际就是要散食堂了。我们家五口人分了八斤杂粮碎，并告知是四天的口粮。人均不到二斤，要吃四天，每天不足半斤，对于饿透支的人来说，一顿都不够。

怎么办?只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黄河滩野菜种类很多，这成了村人求生的必然选择。男女老少，能走动的都进滩挖野菜，把踩来的野菜掺上少量的面粉，揉成菜团子吃，没有面粉时干脆煮野菜充饥。我们要感谢母亲河，是黄河滩的野菜使全村人逃过了最困难的一劫。 四天后，上级给灾区调来了粮食。好像是每人每天八两原粮。这对饿空肚子的老百姓可是救命粮呀！但是远远不够的。为填饱肚子，必须配以相当量的野菜充饥。那时，我和妹妹放了学就到地里挖野菜，或到头年种白菜 萝卜 红薯的地里捡扔下的老干叶子，回来用清水泡泡淘洗干净煮熟，再用刀剁碎放点盐，配着糊涂吃。再晚些时候，应时的树头菜下来了，像柳树叶，椿树叶 ，榆钱，槐花都成了我们的救命菜。食堂解散后我们家里分了几分地的小片荒。小片荒里有榆树柳树，院子里还有椿树槐树。榆钱下得最早。我和妹妹爬到树上踩榆钱，揣上点面做成窝窝。榆叶长成了又撸叶子，拝上面蒸了吃。吃了榆叶吃柳絮，吃了柳絮吃柳树叶，光叶子要吃上两茬。自家树上不够吃我们还走出去，踩杨叶椿树叶，煮后泡两天再吃。几十年后我和老伴还保持吃蒸菜的习惯，就是那个时期养成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家五口人（哥哥大办钢铁后转为工人）吃粮，因我们姊妹三个上学不能参加劳动，能挣工分的只有父母亲 ，所以秋后算账我们家总是缺粮户。父亲是贫农代表，非常勤劳。为弥补缺粮，父亲除正常出工，每年还能在看场期间获夜间补贴工分。我父亲解放前给富户人家种过地，对收收打打很有经验。父亲又肯出力，能把各种荘稼按碾压顺序放置得井井有条，所以，在那些年麦秋荘稼收到场里，父亲都被派到场里专职看场。如打场时，他总是一个人在大家出工前把场摊好，使收打过程简短高效。他把集体的活当成自家的活，深得干部群众信任和满意。此外，父亲还有一手好编织的手艺，在冬天农闲时，就编织斗，升 ，笸箩，簸箕、安全帽等，一部分拿到市场出卖，一部分送到矿山换成钱。这方面的收入虽然是微薄的，但对克服困难、保我们上学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实在补不齐，有时候再求助哥哥。

1962年初，压缩教育，长垣八中又被取消。我又重新考回长垣四中。这么一折腾，我们比四中正常班差半个学期的课程。回到四中后我们不得不加班加点的补习。这年，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但口粮标准还不高。家里不得不拿出一半的口粮供我上学。在校吃饭的方式还如同以前，每次带一周的面粉，交到伙上。周六回去，星期天返校，交上下一周的面粉。我推磨一转圈就呕吐，每次都是由妹妹组织叔叔家几个妹妹推磨，并给我装好。我们家姊妹间关系特别好，根本的原因是在困苦的岁月我们是患难与共。62年尽管比61年好多了，还是吃不饱。上午有4节课，上第3节课时我经常饿得头上冒汗。因营养不良和过度的学习，不久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整个脑袋像被胶皮紧箍著，连说话都产生障碍，发展到了一天不出一身汗到第二天就不能上课了。我们的班主任叫赵廷干，他很了解我，特别照顾我，告诉我，课实在听不下去可以自行出去活动。后来赵老师看我病得不轻，就劝我休学，说把身体恢复好，待来年能考个好成绩。我接受了赵老师的劝导，从第二学期起休学了。休学后我到哥哥那里治疗了一段时间，并想通过劳动锻炼治好神经衰弱。但可能因衰弱过重，没有根本好转。时不待人，我怀着急迫感于1963年秋天重新复学。1964年我考入滑县一中。是赵老师给我下的通知，我高兴得热泪盈眶（笔者注：2021年4月回老家，得知他还健在，专程看望了他，老师已88岁，还共忆学生时代）。滑县一中是省重点高中。此前，考入该校都转为商品粮，到我们这一届取消了这个待遇。口粮在本县兑换成粮票，到校后补到1斤8两。通知要求得有41元的报名费，母亲手头只有8元钱，余下的33元哪里来？无奈，家里把正养的一头猪卖掉，毛猪3毛一斤，卖了24元，后来母亲从两家叔父那里借了10元，总算可以报到了。至此，总算从“三年困难”走了过来。“

三年困难”时期穿衣也是个大问题。当时凭布票买布，每人每年发三尺六寸布票 ，不够穿。我和妹妹上学要讲究些，家里的布票都供给我和我妹妹做棉衣。夏衣没着落，等到棉花摘了分了，母亲就连明加夜用手剥去棉籽，再用弹花弓弹开，纺成纱线，织成布，染上色，以适合季节衣裤颜色，再做成衣裤鞋袜。母亲为我们孜孜不倦，贡献了全部的母爱。母亲活了101岁，百岁时我们给她举办了隆重的庆典仪式，五世同堂十分热闹，了却了我们忠孝两全的心愿。

到1961年，由于多种历史因素的作用，长垣成为饥饿最严重的地区，以后连续多年成为全国的贫困县。

是什么原因酿成这个结果的？

应当从中汲取哪些教训？

通过考证，今天的长垣人不同的年龄和层次，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

现在的国家工作人员和80后接受过教育的大多数的回答是：“大跃进”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他们是从理论高度评价的，意思是“大跃进”违背了经济规律，没有好的路线和政策。而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走过来老百姓，并不都认可这个说法。大多数认同早年流行的说法，即是“天灾人祸”遭成的。这里的天灾是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人祸主要是指基层干部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造成的损失，另加苏联逼着还贷，灾占七，祸占三。也有部分人认为是大跃进搞遭了。还有人认为，上边的经（政策）是好的，到下边被歪嘴和尚念歪了，走了板，跑了调，好心没有得到好报。

怎样评价这些说法呢？

笔者经过考证，并联系自身经历，非常认同多数老百姓的观点。认为，长垣在“大跃进”之后坠入饥荒和贫困县，主要是天灾人祸双重因素累积的结果。天灾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人祸主要是违背科学的瞎指挥，而瞎指挥却不是有意的。“大跃进”兴起时，长垣同全国形势一样，当时在全国泛滥的“五风”也席卷长垣。从上头刮来的浮夸风逼着基层干部说假话，不吹牛就会被戴上右倾的帽子，轻者遭批判，重者被撤换。为保证大炼钢铁，砸锅收铁，林木遭伐，生产力遭到破坏，引起群众不满。共产风没收了社员全部财产，都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强迫命令风在干部中很盛行，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批判，甚至会遭到打骂批斗。而这些在全国是普遍性的。据我的经历，这些问题并未伤及群众的大多数。而五风中的瞎指挥风却给长垣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长垣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只奋斗一年就基本实现了水利化的目标。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辛辛苦苦建成的水利系统，许多做法违背了自然规律，好的愿望却没有得到好报。因为前期的水利工程只注重蓄水，造了许多“水库”和坑塘，水是存足了，但没有注意怎么棑出的问题，阻塞了水的自然流势，结果实现水利化的第二年，全县水灌区发生大面积次生盐堿地，这些次生盐堿地有的连种子都收不回来。1960年次生盐堿地近30万亩，1961年超过48万亩。当时长垣可耕种土地不足190万亩，盐堿地超过四分之一，这是多么可怕的数字。除了盐堿地，那几年气候异常，也是农业减产的重要原因。大豆是长垣秋季庄稼主要的农作物，由于气候问题，大豆只开花不结荚，亩产由过去的100斤降到40斤上下。此外，那几年蝗虫也闹的很凶，对粮食产量又是雪上加霜。蝗灾很难控制，国家不得不派飞机洒药控制蝗灾的蔓延。由于上述两方面自然灾害的袭扰，长垣粮食产量大面积减产。1961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4218.5万公斤，仅为1956年最好年头的32%。61年全国年人均粮食207.3斤，长垣县只有198.5斤，这是导致饥荒的关键原因。这个原因从根本上伤了长垣的元气，也是长垣坠入贫困县和多年积重难返的原因。有人认为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长垣的情况看，如果把水利化的教训定为人祸，这个估计不为过，如果定为自然灾害，七分人祸就不能成立了。水利化的失误是人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因未知而引发的，定为人祸似乎不大恰当。

几十年后我曾反思一个问题：“大跃进”闹出那么多的乱子，还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中国却始终保持稳定？即使受到过伤害的人大多数也无怨无悔。通过考证使笔者坚信：不是我们的人民愚昧，而是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形成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坚信，毛泽东一心为人民，即使暂时错了，也会很快改过来。一句话，无怨无悔源于对毛泽东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边笔者已经交代，由于长垣地处黄泛区，千百年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著时刻都有可能流离失所的生活，对能安居乐业十分珍惜。据县志记载：元末明初，因“多年战乱，人口大减，十不存一。”过中原的见闻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长垣地处中原，当属此景。从县志查得：明初建立时长垣仅3万余人，洪武至永乐年间几次从山西向长垣移民，至洪武15年人口增至9236户82911人。明正德年间因内乱，到正德七年（1512年）骤减至6000余户3.7万余人。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又逐渐发展到8.4万余人。“明末，经过多年战争，加之天灾频仍，致使人口减少。清顺治康熙年间，曾几次招徕逃亡，迫令逃民复归。–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增至 20余万人。”清末民初人口无大变化。到民国26年（1937年）增至32万余人。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军“三光”政策和天灾连年，到1942年人口又降至28万余人。至建国时的1950年又回升到41万余人。从历史上看，水害和战争始终是影响长垣人命运的主要祸根。

像1958年那样大水灾在长垣历史上无计其数。太远的不说。“清顺治七年（1650年），黄河决封丘荆隆口（长垣西南40公里太行堤决口处，笔者注），黄水直注长垣，毁田园，漂庐舍人畜，大水涨溢，城垣被毁，水数年不退，人逃亡，地抛荒，蛙生灶底，鱼游市中。”灾后，官府虽搭粥篷救急，但不能解决安居问题，大批百姓逃离长垣，流落山西陜西青海等地。如今天的西安市，不少市民还保留长垣口音，他们的爷子辈就是长垣人。笔者从县志查得，我们绒线李村（因祖上多卖绒线得名）在这个时期几乎逃光，荒村达百十年，到乾隆年间才得以复村。最近的当数民国22年（1933年）和民国27年（1938年）的水灾。民国22年，“夏，黄河水势大涨，出现特大洪峰，流量每秒22000立方米。8月12日，河水漫堤，冲决口门40处，县境河西地区村庄（即指临河四乡）被淹90%，大水围城数月未退。”灾后，百姓逃荒要饭，流离失所。民国27年：“6月5日，蒋介石妄图以水代军阻止日军南侵，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洪水一股南冲徐州，一股直冲长垣。老百姓把直冲长垣的洪水称黑炭水（水过煤场携大量煤沙）。据母亲讲：水到时在夜间，来不及逃跑，都爬到房顶和树上。水越来越大，一栋栋房子被冲塌，爬到房顶的都被冲走了，到处喊救命。我母亲无处逃爬到门前的一棵枣树上，父亲爬到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他们在树上呆了三天三夜，总算逃过这一劫。灾后没有吃的，成家成家的到他乡逃难，饿死多少人无从计算。据后来考证，蒋介石炸开花园口，殃及20多个县市，致死人口近百万。

而1958年的情况和民国时发生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1958年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超过了民国27年22000的流量，被淹的面积基本相同，但结果却大相径庭。58年大水发生时，在县委的领导下，把灾区的群众都及时地转移到临黄大堤以西安全的地区，在友邻公社得到妥善的安置，未死一人。县志记载，大灾过后，仅1959年和1960年两年间，就有4476户37079人受到救济。遭受灭顶之灾的几个公社，除了少数人避灾外流外，基本都坚守故土，重建家园。

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从自身经历中深深感受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社会主义比旧社会好。走集体化道路比单干好。他们坚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即使暂时错了，也会很快改过来。他们还有一个觉悟，党中央毛主席的许多号召是对的，经（政策）是好的，但到下边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大跃进”虽然也发生许多违背群众利益的事情，但与取得的成就相比，实实在在是支流问题。我们这些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走过来的人，佐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念。

笔者还深深地感受到，长垣人民能在大灾之年创造如此巨大的历史成绩，充分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正体现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和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颠覆不破的道理。这是大灾连年人心不变的根本原因。对于这些，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精英们觉得不可思议，无法解释，主要是他们的立场有问题。我们要揭穿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大跃进”的污蔑，教育我们的后人客观地认识那段历史，不要相信那些蛊惑人心的宣传。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老兵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