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和他的著作《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本文作者根據網上圖像拼接。寫在前面1959年，身為物理學傢、小說傢和政府科技官員的英國人斯諾（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在劍橋大學作瞭一場著名的演講，講稿後來以《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為題正式出版。他在演講中提出，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由於科學傢與人文學者在教育背景、學科訓練、研究對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諸多方面的差異，他們關於文化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判斷經常處於互相對立的位置，而兩個陣營中的人士又彼此鄙視、甚至不屑於去嘗試理解對方的立場。這一現象就被稱為“斯諾命題”。今年適逢斯諾演講發表60周年，《中國科學報》為此開辟瞭“兩種文化大傢談”專欄，筆者也應邀撰寫瞭兩篇短文。現將兩文合一，略加整飾並配圖，作為“左圖右史”系列之一推送。撰文│劉 鈍（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教授、中國科技大學人文社科學院院長）責編│陳曉雪 古代與中世紀的“七藝”有關科學與人文的分野自古就存在，隻是沒有後來那麼明顯罷瞭。古希臘的許多哲人都是文理不分的，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借蘇格拉底之口講出“能將靈魂引導到真理”的四門學藝，順序是算術、幾何、天文和音樂，加上語法、邏輯（雄辯）和修辭，構成古希臘高等教育的主要內容。西方學者一般把四門學藝溯源到公元前5世紀的畢達哥拉斯，後者認為數是萬物之源。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也提到畢達哥拉斯主張天文與音樂是一對與數學有關的兄弟學科，前者為眼睛而生，後者為耳朵而生

佈羅尼科夫《畢達哥拉斯贊美日出》（1869）圖片來源：維基百科畢達哥拉斯學派發現成整數比的弦長可以發出諧音，因此把音樂歸結為算術，天上的星體也按照一定的整數比例排列，運動時會發出聲音，距離越遠音程越高，整個星空響徹和諧的樂聲。 羅馬人繼承瞭這一傳統，西塞羅等古典拉丁作傢都留下瞭論述，認為一個有教養的人應該全面掌握這七種“自由藝術”。公元6世紀的基督教學者波埃修（Boethius，480-524）首先使用拉丁文 Quadrivium 表示算術等“四藝”，還分別為它們撰寫瞭入門讀物。過瞭200多年，另一個對應詞匯 Trivium 現身拉丁語世界，用來表示語法等文科“三藝”。

波埃修《哲學的安慰》1385年意大利文抄本中的插圖。圖源：維基百科。 波埃修出身羅馬望族，生當西羅馬帝國滅亡、北方蠻族並起建立政權的亂世，被後人稱為“最後一位羅馬哲學傢”和“第一位中世紀經院哲學傢”。他在邏輯、修辭、音樂、數學等方面均有著述，存世的有《音樂入門》、《算術入門》、《幾何入門》（殘）等。 在西方中世紀的修道院或類似學校中，“三藝”為初級學藝，“四藝”為進階課程。今日英語中表示“瑣碎”、“次要”的單詞trivial，就脫胎於這種中世紀的知識劃分。中世紀晚期，歐洲出現瞭大學，同時數學、力學、光學、天文學以及醫學都獲得新的發展，其結果是學科專業化與學術割據的出現，教授與學習“四藝”的人，自認為高出文科學者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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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門自由藝術》(c.1180)，原藏法國恩堡修道院。 上圖是12世紀初一個叫赫拉德（Herrad of Landsberg）的女修道院長所繪：蘇格拉底與柏拉圖坐在哲學王的下面，四周是代表七種學藝的女神，下方的四個人是教會學者，他們肩背上的渡鴉象征自由。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常被人說成是一場歐洲人對古代希臘-羅馬文明的全方位回歸，包括古代科學在內。但也有研究者恰當地指出，在大學裡，早期的文藝復興主要體現是三種初級學藝對四種高級學藝的反叛，也就是那些教授正規拉丁文和希臘文、而不甘充當配角的教書匠們對高高在上的專傢們的反叛。這些人被稱為“語文主義者”（umanisti），其主要訴求是恢復古代語言文字的純正風格。後來不知怎麼同“人文主義者”混淆瞭，其實“人文主義”（humanism）一詞是19世紀的發明。在14-15世紀意大利的語境中，“語文主義者”指的就是鉆研語言文字這門學問的人，它與“人文”、“人性”密切相關。這一概念可以上溯到西塞羅，他認為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就在於語言，有教養的人必然是識文斷字、能說會道的。

馬卡裡《西塞羅譴責喀提林》（1889）。圖源：維基百科。 公元前63年，非洲行省總督喀提林與一些羅馬貴族串通政變，即將舉事之前執政官西塞羅在元老院一連兩天發表四場演說，當著喀提林的面揭穿其陰謀。喀提林在責罵聲中逃脫，其黨羽遭到懲罰。上圖為19世紀意大利畫傢馬卡裡為羅馬夫人宮（Villa Madama）繪制的濕壁畫。 文藝復興運動的早期倡導者彼得拉克（Petrarch,1304-1374）是一位詩人，作為意大利人卻長期居住在法國的阿維尼翁。當時法國王室勢力強大而專橫，竟至幹預羅馬天主教廷的事務。1309年法國籍的教皇克雷芒五世把教廷從梵蒂岡遷到阿維尼翁。彼得拉克終生夢想恢復羅馬帝國昔日的榮光，他厭惡大學裡晦澀難懂的專業術語，對維吉爾、賀拉斯、西塞羅們使用的優雅語言頂禮膜拜。他本人曾發現西塞羅和李維的若幹作品，還試圖學習希臘文。他的努力帶動瞭後來的人文學者從修道院發掘古代文獻的熱潮。彼得拉克還曾公開地批評醫學，在一篇名為《對醫生的指責》的文章中，他用刻薄的語言挖苦醫生：“去幹你的行當吧，去修理人的身體吧，但願你能成功，否則就殺死他，再去索取你的酬金……你怎麼可以幹如此卑鄙的勾當，讓修辭學委身醫學，讓主人服伺奴仆，讓自由的藝術從屬於機械的藝術呢？”

Andrea del Castagno《彼得拉克》（c.1450），木板油彩畫，現存佛羅倫薩烏菲齊美術館 15世紀下半葉，美第奇傢族的大當傢洛倫佐（Lorenzo de' Medici,1449-1492）揭示瞭一個有趣現象：他發現佛羅倫薩的藝術傢和學者們瞧不起帕多瓦的一些大師們，認為後者的見解是“古怪的和充滿幻想的”。 實際上洛倫佐揭示瞭文藝復興盛期的兩種不同文化走向，分別以佛羅倫薩與帕多瓦這兩所城市為據點：前者是以“回到柏拉圖”為信條、高揚人性第一的詩人、藝術傢和人文學者們；後者是堅守亞裡士多德—阿威羅伊傳統、以精密科學和邏輯推理為旗幟的醫生和科學傢們。

根據韋羅基奧繪畫制作的洛倫佐彩陶雕像（1478年後） 現藏華盛頓美國國傢美術館 1515年，一群深受彼得拉克影響的青年詩人出版瞭一本名為《匿名者信札》的書，信件模仿某些大學教師的口氣，故意用蹩腳的拉丁文寫成。這可以說是最早的學術詐文事件瞭，錢玄同與劉半農在1918年、索卡爾（Alan Sokal）在1996年都重演瞭類似的喜劇；不過錢、劉的嘲諷對象是反對新文學運動的保守勢力，索卡爾揶揄的是那些追逐後現代風尚的當代人文學者。意大利的“語文主義者”詩人攻擊的對象，多數是以講授“四藝”和醫學而在大學擁有特權的教授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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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蘭·索卡爾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一本有關“索卡爾事件”的文集中譯本紐約大學物理學傢索卡爾對充斥後現代囈語的當代社會學與文化批評深感不滿，1996年在《社會文本》雜志上發表瞭一篇題為《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的文章。不到一個月他就通過另一刊物宣稱自己隻是進行一項“文化研究實驗”，旨在檢驗和嘲諷當代科學文化思潮中盛行的浮誇之風和漫無邊際的說辭。索卡爾詐文在西方很快引起轟動，有人將之稱為20世紀末的“科學大戰”。 早期文藝復興對四種高級學藝的非難，以及19世紀學者們過於簡單的“復興-進步”圖式，引起一些科學史傢的不滿。 法國物理學傢兼科學史傢迪昂（Pirre Duhem,1861-1916）以“發現中世紀”為幟志，認為中世紀並非一片黑暗，其中許多科學議題對17世紀近代科學的誕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美國科學史傢薩頓（George Sarton,1884-1956）的看法頗有些糾枉過正的味道，他認為：“無論從科學還是從哲學的觀點上看，文藝復興都是一個無可置疑的退步。中世紀的經院哲學雖然愚鈍，卻是誠實的，而標志文藝復興時期特點的哲學，即佛羅倫薩的新柏拉圖主義，從尋求現實價值的角度來看，則是一些思想非常空泛的淺薄混合物。”另一位法國科學史傢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則持相反態度，他稱頌文藝復興導致人們重新發現柏拉圖的美學意義，認為近代科學的誕生代表柏拉圖對亞裡士多德的顛覆，數學對經驗的復仇；換言之，他肯定文藝復興時代柏拉圖主義的復蘇影響瞭哥白尼-伽利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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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頓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生於比利時，1913年創辦科學史刊物《愛西斯》（Isis），後來移居美國，擔任哈佛大學科學史教授，科學史學科的奠基人。科瓦雷 圖片來源www.museogalileo.it 生於俄羅斯，後來移居法國，科學思想史與科學革命這一題材的開拓者，揭示瞭柏拉圖主義在近代科學革命過程中的意義。 無論薩頓的惡評還是科瓦雷的贊美，乃至“語文主義者”們對大學教授的口誅筆伐，都折射出中世紀與文藝復興學術旨趣的差異。放在“兩種文化”的框架中，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割裂的圖景也增添瞭濃厚的歷史氛圍。 然而我們不要忘記，文藝復興還催生瞭一類新型人物，從專業訓練和教育背景上，他們更接近藝術傢和詩人，而與大學裡的專業學者旨趣迥異。佈魯內萊斯基、阿爾貝蒂、弗蘭切斯卡、達·芬奇和丟勒，對建築與雕塑的興趣使他們關註力學，對人體的描繪使他們接觸解剖學，對三維圖像的精確表達使他們研究幾何學和透視學。這些人身上混雜瞭學者與工匠這兩種傳統，科學與人文在他們那裡得到很好的平衡。甚至在拉斐爾的名畫《雅典學園》中，四門高級學藝都得到非常精致的表現。

拉斐爾《雅典學園》中的畢達哥拉斯等人 原作在梵蒂岡簽字廳 啟蒙運動與科學進步的信念 18世紀被稱為啟蒙時代，百科全書派的領袖狄德羅高度重視科學與技藝，他邀請數學傢達朗貝爾擔任副主編，伏爾泰、孟德斯鳩、愛爾維修、蒲豐、魁奈等人紛紛撰稿。《百科全書》的副標題是“科學、藝術和手工藝分類詞典”，1751年首版扉頁的插圖完美地表現瞭編纂者的宗旨：一位代表真理的女神沐浴在光明中，代表理性和哲學的兩位女神正在揭開罩在她身上的輕紗，下方還有十來位女神，其中一位手中攤開的圖紙上畫著與畢達哥拉斯定理相關的幾何圖形，其他女神手裡或身邊的道具分別顯示著天文、音樂、文學、歷史、軍事、植物、戲劇等知識。

法國《百科全書》第一版（1751）扉頁插圖 啟蒙時代的另一位思想傢盧梭則相當另類，他通過贊美斯巴達貶低雅典來宣揚其反理性主張。在1750年第戎科學院舉辦的征文大賽中，盧梭對“藝術與科學是否有益於人類”的題目作瞭否定的論述並一舉奪冠。他指出文化在賦予人類種種非自然需求的同時，也強使他們受制於這些需求。他說科學產生於卑鄙的動機，文明令人腐化，隻有野蠻人才具有高尚的德行。這些思想在他1754年的《論不平等》中被進一步發揮。當盧梭把這一著作送給伏爾泰後，後者進行瞭尖刻的嘲諷，兩位啟蒙大師從此反目，對立如同水火。嚴格說來，盧梭的反理性並不涉及“兩種文化”的分野，但是他強調尊重人的天性和感情的思想，對歐洲後來的浪漫主義思潮產生瞭很大影響，而浪漫主義在相當程度上是對啟蒙的反動。 在社會改造方面，伏爾泰屬於溫和的改良派，寄希望於一個在哲學傢指導下的開明君主制度；盧梭則認為自然狀態下的人是生來平等的，不平等的根源在於私有制，因此主張打土豪分田地實行均富貴。大文豪雨果說：“在碩果累累的18世紀，盧梭代表人民，伏爾泰代表人。”據說路易十六在騷亂開始時說過“這兩個人毀瞭法蘭西”。如今這一對冤傢都被安葬在先賢祠，相對而眠，後人或許還會繼續他們的爭吵。

http://N.de Largillière《伏爾泰像》（c.1724），現藏凡爾賽宮http://M.Q.de La Tour《盧梭像》（c.1753）,現藏法國聖昆汀博物館啟蒙運動的一個思想產物是科學進步論，被稱為法國大革命“擎炬人”的孔多塞（Marquis of Condorcet，1743-1794）是這一觀念的鼓吹者。他幻想用數學方法來處理社會問題，從而使社會科學擺脫感情幹擾而邁入純理性王國。其代表作《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對人類理性的發展必將帶來社會進步充滿信心，盡管他的寫作是在大革命的恐怖氣氛中完成的。稍後則有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提出人類精神發展的三個階段，可以說是承接孔多塞與其他啟蒙大師的餘緒。在孔德看來，人類精神生活的第一個階段是由神靈或上帝主導的，這是神學階段；然後哲學和理性登場，這是第二個階段即形而上學階段；第三個階段則是實證階段，此時科學和數學統禦人類的精神世界。與實證階段的精神生活對應的物質世界則是工業社會。 革命的勝利和工業革命的成就，使不同流派的思想傢或多或少地接受瞭科學必然導致進步的觀點，孔德的實證主義、邊沁的功利主義、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都從不同角度呼應瞭科學進步論。 孔德與斯賓塞的信徒皮爾遜（Karl Pearson,1857-1936）可以說是這種思潮在科學界的重要代表，他1892年出版的《科學的規范》，充分顯示瞭科學傢對哲學傢的優越感。皮爾遜嘲諷康德發現宇宙被創造隻是為瞭使人的道德行為有一個可以表現的場所，黑格爾和叔本華甚至在不具備基本物理知識的情況下就來“說明”宇宙。他寫道：“詩人可以用莊嚴崇高的語言給我們敘述宇宙的起源和意義，但是歸根結底，它將不能滿足我們的審美判斷、我們關於和諧與美的觀念”；“黑格爾哲學威脅要在德國壓制幼稚的科學的時代已經過去瞭”。

皮爾遜舊譯皮爾生，英國統計學傢,生物統計學的創建者，哲學上接近馬赫的實證論。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浪漫主義思潮對“進步”的質疑 與此相反，18-19世紀歐洲流行的浪漫主義思潮恰恰出於對“進步”這一觀念的質疑，典型的例子是他們關於文藝復興的價值判斷。 在啟蒙運動思想傢和各類科學進步論的擁躉們那裡，文藝復興無疑是進步的，中世紀當然就是黑暗的或停滯的。上文提到，某些重視歷史連續性的科學史傢，對這種為瞭抬高文藝復興而把中世紀說得一團漆黑的說辭持批評態度，他們認為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中存在著理性與邏輯的成分，而文藝復興在某種程度上中斷或抑制瞭這種足以導向近代科學的因素。不過在浪漫主義作傢那裡，同樣出於對中世紀的推崇，他們擯棄理性而訴諸信仰來否定文藝復興。質言之，他們贊美那個有著共同信仰基礎、註重個人精神生活、前仆後繼協力建造大教堂的時代。英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傢羅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認為文藝復興的藝術耽溺於感官享受而漠視靈魂的救贖，因此是墮落的。 1820年，浪漫主義詩人雪萊的友人皮考克（Thomas Peacock,1785-1866）發表瞭一篇短文，提出在科學與技術昌明的時代，詩歌已經不合時宜。雪萊為此寫瞭《詩辯》回應，以道德、審美和靈感為詩歌張目，同時批評瞭功利主義與科學至上的觀點。歌德、席勒、佈萊克、拜倫、華茲華斯、柯勒律治等浪漫主義詩人，也都註意到理性與感性的分離引起的社會和道德問題，認為詩歌與文學是實現道德救贖的不二良方。

羅斯金是19世紀英國作傢和文學批評傢，他認為機器生產扼殺瞭工人的主動性，因而美化中世紀的手工業勞動，也否定文藝復興的世俗化藝術。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雪萊是19世紀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深受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也是小說傢、散文作傢、政論傢和改革傢，有人稱他為社會主義者。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兼畫傢佈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對啟蒙運動高揚理性和英國的經驗主義傳統持批評態度，其作品充滿宗教啟示錄式的神秘色彩，如那首題為《嘲笑吧，伏爾泰，盧梭》的小詩，詩中吟道： The Atoms of DemocritusAnd Newton's Particles of lightAre sands upon the Red sea shoreWhere Israel's tents do shine so bright.德謨克利特的原子，牛頓的光粒子，都是紅海岸邊的沙子，那裡閃耀著以色列的帳篷。（王佐良譯文）他的下面這幅畫作也很有名，畫面中的牛頓赤身裸體，全神貫註地盯著圓規和紙上的圖形。畫傢的本意是嘲諷牛頓，認為他提出的機械論宇宙圖景隻是頭腦中的幻像，全然漠視廣袤宇宙中閃爍著神性的無盡塵埃與沙粒。

佈萊克《牛頓》（1795），彩墨鋼筆畫，現藏倫敦泰特美術館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And eternity in an hour.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無限在掌中，剎那即永恒。（張首晟墓碑背面，譯文應該參考過宗白華）佈萊克大概想不到，他這首與牛頓的機械論宇宙圖景相左的《天真的預言》，因為一位當代傑出物理學傢的突然離去而在中國獲得瞭更多的讀者。張首晟腦中的物理圖景肯定不同於牛頓，他在吟詠這首詩的時候，是否聯想過詩人的本意呢？ 維多利亞英國與工業革命時代 19世紀，隨著“科學”（science）取代“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科學傢”（scientists）這個新詞在維多利亞英國成瞭一種令人尊敬的職業的指稱。圍繞著教育的目標及內容，科學與文化的兩途分立顯得愈加清晰起來。 1867年，時任英國教育部皇傢督學、被稱為“人文主義傳統在英國的偉大繼承者和傳播者”的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在其告別牛津詩學講座教席的演講《文化及其敵人》中，表達瞭對古典人文傳統日漸式微的憂慮，並激烈批評功利主義影響下的教育改革。1869年他又出版瞭措辭更加尖銳的《文化與無政府狀態》，書中對英國人所“尊崇的機械與物質文明”，和使得“人性獲得特有的尊嚴、豐富和愉悅”的文化之間作瞭一番對比，認為人類“對機器的信仰已經到瞭與它要服務的目的荒謬地不相稱的地步”。 1880年,有“達爾文的鬥犬”之稱的博物學傢赫胥黎（Thomas Huxley,1825-1895），在伯明翰大學的前身梅森理學院發表題為《科學與文化》的演講，提出要為那些希望從事工業和商業的人們提供系統的科學教育，批評傳統的古典人文教育浪費瞭青年學子的光陰；又說科學不但為人類帶來物質利益，而且足以承擔阿諾德所珍視的“對生活的批評”的角色，因此“文學將不可避免地被科學所取代”，“如果脫離物理科學的成果，不論民族還是個人都不會真的前進”。 1882年，阿諾德在劍橋大學作瞭題為《文學與科學》的演說，顯然是直接回應赫胥黎有關科學代替文學實現道德教化的說辭，他指出一個繁榮國傢的公民必須理解人類所思所言的最好東西,包括古希臘、古羅馬、古代東方以及自己國傢的文化背景；在這方面，恰恰是文學而不是物質化的科學為人類指示瞭行為的意義和審美的標準。因此，“隻要人類的天性不變，文化就將繼續為道德理解提供支點。”翌年赫胥黎又在同一地點作瞭有關生物進化論的演說。

阿諾德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赫胥黎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瑞德講座舉辦地劍橋大學評議廳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1519年，曾在都鐸王朝早期擔任大法官的瑞德（Robert Rede）去世，留下部分遺產在劍橋大學耶穌學院設立冠名講座，一開始每年用4英鎊支持邏輯、倫理和人文科學共三次演講，後來改為2-3年一次，主題不限於上面三個方向。從1858年開始，瑞德演講改為一年一度舉行，由劍橋大學實際主持校務的副校長遴選演講人，演講地點則在市場附近的大學評議廳。阿諾德於1882年、赫胥黎於1883年、斯諾於1959年，以及時任中國總理的溫傢寶於2009年在這裡的演講都屬於瑞德演講。近代從學理上最接近“兩種文化”分野表述的，來自19世紀末德國弗萊堡歷史學派傳人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他在1899年出版的《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中，圍繞著學術分類問題闡述自己的歷史哲學，提出瞭自然與文化、自然科學（Naturwissenschaft）與歷史的文化科學（Kulturwissenschaft）這兩種基本對立。按照他的觀點，自然是那些自生自長物的總和，文化則或是人們按照預定目的生產出來，或是雖然業已存在、但至少由於其固有價值而受到人們特意保護的那些事物。 他強調“價值”是區分自然與文化的標尺：一切自然的東西都不具有價值，都不能被視為財富，從而不需要從價值的觀點去進行考察；相反，一切文化的產物都必然具有價值，都可以視為財富，因此必需從價值的觀點加以考察。這樣他就把自然科學與歷史的文化科學形而上學地對立起來：前者不以價值判斷附加於所考察的對象，其興趣在於發現事物或現象的普遍聯系和規律，典型的如天文學和物理學；後者旨在研究與文化價值相關聯的對象，並關註對象的特殊性和個別性，如嚴格的歷史學。其他一些學科則界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取向之間，例如社會學、經濟學、法學屬於“半科學的歷史學”，因為它們要求價值判斷並考慮一般化的問題；地質學、進化生物學則屬於“半歷史的自然科學”，因為它們不訴諸價值判斷並考慮個體化的問題。李凱爾特的學科分類大致如下圖： 價值判斷非價值判斷一般化半科學的歷史學：如社會學、經濟學、理論法理學等純粹的自然科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個體化嚴格的歷史學，即歷史的文化科學半歷史的自然科學：如地質學、進化生物學等

1923年的兩場爭論 1923年發生在中國思想界的“科玄論戰”，在相當程度上也可看做一場有關“兩種文化”的論戰。在短短的幾個月裡，眾多大佬和學術新星陸續登場，演繹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頗為壯觀的一幕大戲。不過，在一個政局動蕩、民生無保、普通百姓不知“賽先生”為何物的國度，“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很難引起全社會的共鳴。 就科學陣營的大將們而言，對“科學”的任何微詞無異於挑釁“五四”運動張揚的大旗，因此必須予以痛擊；就玄學陣營而言，他們實在是生不逢時，談心論性與中國的嚴酷現實存在著太大的反差。結果是，這一場有著諸多頂尖思想傢和學者參與、本來可以成為更高水準理論交鋒的“科玄論戰”，未能達到塑造更具前瞻性文化形態的效果，隱身其後的涉及物質文明與價值判斷的深刻意義，沒有也不可能引起國人的充分註意。

張君勱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丁文江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1923年2月14日，哲學傢張君勱（1887-1969）在清華大學作瞭一場名為《人生觀》的演講，兩個月後地質學傢丁文江（1887-1936）在《努力周報》上發表《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由此掀開瞭“科玄論戰”的大幕。張君勱與丁文江不過是兩大陣營的先鋒，相繼卷入論戰的有梁啟超、胡適、林宰平、任鴻雋、孫伏園、章演存、朱經農、唐鉞、張東蓀、陸志韋、王星拱、吳稚暉、范壽康、甘蟄仙、屠孝實、王平陵、陳獨秀、鄧中夏、瞿秋白、蕭楚女等，以及署名為“菊農”、“穆”的作者。

當時的中國知識精英們多半不知道，就在“科玄論戰”如火如荼展開之際，兩位英國紳士也在為科學與人類命運的關系展開瞭針鋒相對的辯論，他們就是日後成為著名遺傳學傢的霍爾丹（John B.S.Haldane,1892-1964）與早已聲名顯赫的哲學傢羅素，爭論的焦點是科學是否必定給人類帶來更美好的未來。 1923年2月4日，剛從牛津轉來不久的霍爾丹在劍橋大學發表瞭一篇題為《代達羅斯，或科學與未來》的演講，以希臘神話中的巧匠代達羅斯（Daedalus）為隱喻，宣稱科學將對傳統道德提出挑戰並造福人類，在科學探索的路上無須任何顧忌。翌年羅素發表《伊卡洛斯，或科學的未來》予以回應，借代達羅斯之子伊卡洛斯（Icarus）飛天墜落的故事，警告人類對科學的濫用將導致毀滅性災難。 羅素在《伊卡洛斯》中表現出來的對科學的質疑，可以說是20世紀初濫觴於西方知識分子中間的一種流行思潮，它與不久前發生的一次大戰帶來的浩劫有關，也是對啟蒙時代以來有關“科學導致進步”這一觀念的深刻反思。他寫道：“伊卡洛斯在父親代達羅斯指導下學會瞭飛行，由於魯莽而遭到毀滅。我擔心人類在現代科學人的教育下學會瞭飛行之後，亦會遭遇相同的命運。”

Jacob Peter Gowy《伊卡洛斯的飛翔》，現藏馬德裡普拉多博物館。 代達羅斯是希臘神話中的巧匠，在雅典犯下殺人罪後逃到克裡特島避難，為當地統治者米諾斯王修造囚禁牛頭怪的迷宮，又用鳥羽和蜂蠟為自己和兒子伊卡洛斯制作瞭飛天的翅膀。飛行途中伊卡洛斯忘記父親的囑托，飛得太高而被太陽熔化瞭翅膀，最終墜海身亡。在霍爾丹與羅素論戰的語境中，代達羅斯既是科學與發明的象征，他身上也帶著技術“原罪”的烙印；伊卡洛斯顯示瞭人類與自然抗爭的勇氣和雄心，既是飛天英雄，也是因藐視自然而遭報應的代表。 由此看來，“兩種文化”的分裂由來已久，斯諾隻不過是用簡潔明快的方式表達出來而已。斯諾演講問世之後，盡管針對這一命題的批評屢見不鮮，但是當今學術界的主流還是承認，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割裂與制衡，乃是思想史上一個繞不開的議題。追溯歷史，我們還可以看到，“兩種文化”的激蕩有著豐富的內涵，不僅涉及兩大文化群體之間的分歧，也包孕著歷史上不同人群在理性與非理性、現代化與反現代化、價值與功利、物質與精神、博雅教育與專業教育等方面相異而互補的立場。對這些故事的回顧與反思，在今天的文化建設中仍然不失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