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2016年9月，被告人在廣東省廣州市註冊成立瞭廣州市利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利趣公司”），分別負責軟件技術開發、維護，軟件市場營銷推廣，軟件客服。

2019年4月，“利趣公司”開發的“快樂棋牌”APP正式上線聯盟場玩法，該玩法具備上下分及按照層級抽頭的功能。被告人在明知他人利用該APP進行網絡賭博的情況下，仍以營利為目的，向代理出售進入遊戲房間的“鉆石”卡，用於為他人進入遊戲房間組織賭博活動。2019年4月至7月，“快樂棋牌”的經營收入為60萬元。

2019年7月，被告人以人民幣（以下“幣種”相同）1500萬元的價格將“快樂棋牌”APP（包含所有資源及信息）出售給居住在菲律賓的“臘總”（暫未到案）。“快樂棋牌”APP出售後，“臘總”將軟件更名為“牌友聯盟”繼續經營，並給付每人每月10萬比索，用以支付三人繼續為“牌友聯盟”提供技術維護、軟件推廣、客服等服務的報酬。

ae19b8d985645d01c1d2a676f1677dd9

涉案人員及涉案原因

“快樂棋牌”開發經營者：被告人成立公司，開發具有賭博功能的遊戲軟件，建立賭博網站並提供“房卡”給他人組織賭博活動，從中牟取利益，後將其公司開發的具有賭博功能的軟件的所有資源信息以1500萬元的價格賣給他人用於在網上從事組織賭博牟利活動，並繼續為該賭博軟件提供相關技術支持等服務，三被告人的行為均構成開設賭場罪，且犯罪情節嚴重。

“牌友聯盟”服務提供者：其他被告人在明知“牌友聯盟”APP是賭博軟件的情況下，還為其提供軟件開發、服務器托管、技術支持等服務，其行為均構成開設賭場罪，且收取服務費的數額均在10萬元以上，屬情節嚴重。

本案重點分析

（一）棋牌遊戲上下分

1.上下分

“上下分”服務，即遊戲幣與人民幣的雙向兌換服務。為賭博網站提供“上下分”服務，屬於為賭博網站提供資金支付結算服務的行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辦理網絡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意見》的規定，屬於開設賭場罪的共同犯罪。

在本案中，證人林某的證言證明：其下載時，這個棋牌遊戲帶有上下分功能，進場玩最少需要1000積分，積分和人民幣的兌換比例是1比0.1，由代理負責給發展的下級玩傢充值積分。

（二）“快樂棋牌”APP已更名出售，初創團隊當庭翻供

本案中，初創團隊將原始App“快樂棋牌”出售給他人，並經更名“牌友聯盟”後上架，但在新遊戲涉賭後，初創團隊仍然被全員追責，這也是本案一審、二審理過程中的爭議焦點。

1. “快樂棋牌”是否涉賭無法鑒定

在本案的相關證據材料的情況說明中，原公訴機關也提到，因“快樂棋牌”APP在公安機關偵查案件時已經改名字為“牌友聯盟”，無法鑒定“快樂棋牌”軟件是否具有賭博性質。

2.被告人均否認“快樂棋牌”為賭博軟件

一審至二審過程中，被告人及辯護人均主張“快樂棋牌”軟件不具備賭博功能、不是賭博軟件，軟件出售後的“交接服務”系為保證軟件運行。

3. 前後供述不一，最終認定“快樂棋牌”涉賭

審理過程中，“快樂棋牌”軟件創始股東均否認軟件具有賭博性質當庭翻供，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被告人庭審中翻供，但不能合理說明翻供原因或者其辯解與全案證據矛盾，而庭前供述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因翻供被告人所稱事由與同案從犯供述、證人供述矛盾，法院最終未予采信，而是將其庭前供述作為定罪依據。

二審法院結合在案證據指出，三上訴人（一審主犯）與同案被告人（一審從犯）供述及證人（遊戲長期玩傢）等人的證言足以證明，2019年2月至6月期間，“快樂棋牌”ＡＰＰ開發增加聯盟場並正式上線聯盟場玩法，“快樂棋牌”ＡＰＰ開始具備上下分、按照層級抽頭的功能，三上訴人通過發展下級代理及提供“房卡”給他人組織賭博活動牟利。在此期間三上訴人明知他人利用該軟件進行賭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辦理網絡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意見》，建立賭博網站並提供給他人組織賭博的構成開設賭場罪。

（三）為賭博軟件提供技術服務，構成開設賭場罪

為賭博軟件提供技術服務的往往作為開設賭場罪的共同犯罪，而定罪處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辦理網絡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意見》規定，明知是賭博網站，而為賭博網站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空間、通訊傳輸通道、投放廣告、發展會員、軟件開發、技術支持等服務，收取服務費數額在2萬元以上的，屬於開設賭場罪的共同犯罪。

本案中，被告人等在明知“牌友聯盟”APP是賭博軟件的情況下，還為其提供軟件開發、服務器托管、技術支持等服務，屬於開設賭場罪的共同犯罪，其行為均構成開設賭場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