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未来的启迪，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

　　顺着中国历史的脉络，跟随徐祥的视角，一起来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顶级国宝。上一篇介绍商代的杜岭方鼎、后母戊鼎、子龙鼎三件青铜重器后，今天继续介绍商代的青铜器，包含四羊方尊等国宝级文物。

四羊方尊

　　[文物介绍] 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与清明上河图等珍贵文物并称 中国 十大传世国宝，2013年08月19日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名单。　　四羊方尊是 中国 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肩、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著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　　方尊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有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既掩盖了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大吉羊（祥）”铭文，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 湖南 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 。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

　　[幕后故事] 1938年4月的一个上午， 湖南 省 宁乡 县黄材镇的转耳仑山上（后来属炭河里遗址公园），姜景舒、姜景桥、姜喜桥兄弟三人正在半山腰垦荒栽种红薯。忽然锄下“当”的一声金属碰撞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件硕大的金属器物出现在姜景舒兄弟眼前。他们不知道这个墨绿色、带有4只卷角羊头的东西为何物，猜想肯定是个宝贝。　　如获珍宝的三兄弟，不停地打量著这件宝贝，并用工具敲敲打打，不小心竟将器物的口沿敲掉了手掌心大小的一块碎片。姜景舒把它抱回家后，用老式的杆称称了重量，大约64市斤，虽然并不清楚这件宝贝到底有何价值，但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泽，让姜景舒以为挖到了“乌金”，倍加珍惜。　　姜景舒挖到宝贝的消息很快在镇上传开了，由于 长沙 历来就是青铜文物出土的宝地，文物贩子在乡村往往布有很多眼线，因此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他当即开出了四百大洋的价钱要购买这件后来被称为“四羊方尊”的稀世珍宝。那时的姜景舒还只有17岁，生活在一个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家里就靠爷爷做豆腐、父亲做短工的微薄收入度日，听说这件东西能卖个好价钱，也就只能忍痛割爱了，毕竟在当时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后，四百大洋最后到姜景舒手上就只剩下二百四十八块了。姜景舒在卖掉宝贝时还下意识地将那片敲下来的碎片留下来做纪念。1976年，他将残片献给了国家。　　四羊方尊在被黄材镇的古董商买进后，很快辗转到了 长沙县 靖港镇某商号，一些心怀不轨的商人通过文物贩卖的渠道秘密放出消息，打算密卖宝物，内定起价二十万大洋。　　当时的 长沙 因文物盗掘走私现象严重，政府部门对出土文物走私现象的查处也十分严厉。四羊方尊出土的消息很快被 长沙县 政府得知。为防止奸商贪利将国宝卖给境外人， 长沙县 政府立即派警员前去查处此事，并将四羊方尊没收，上交了 湖南 省政府。宝物充公之后，被放在了时任 湖南 省张治中的办公室里，张治中虽然知道这是个宝物，但并不知道它有什么价值，竟把宝物作为笔筒放在几案之上达3个月之久。　　不久，日寇进逼 长沙 ，四羊方尊被送到了 湖南 省银行保管。1938年11月，国民党 湖南 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迁往 沅陵 。为了不让完整的 长沙 城落入日寇之手，当局决定实行“焦土政策”。11月12日，延续两天两夜的大火，烧毁了 长沙 城近80%的建筑，史称“文夕大火”。这把火不但烧掉了 长沙 城，也使四羊方尊在战乱中遗失了。　　1938年四羊方尊出土、截获的消息，曾轰动三湘，其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均在 长沙 。解放后，向来关心文物的周总理，于1952年亲自责成文化部派人追查四羊方尊的下落，经多方查询，最后得知四羊方尊在随 湖南 省银行内迁 沅陵 的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四羊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之后这些碎片就一直被丢弃在 湖南 省银行仓库的一只木箱内，十几年无人问津。得知这一信息后，经文化部指示，相关部门迅速通过专家会诊、攻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把破碎的四羊方尊修复了。所幸，修复后的四羊方尊几乎看不出破损的痕迹。这样，经过战火洗礼的四羊方尊才又得以重新面世，并成为了我国国家特级文物。　　1952年， 湖南 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在 中国 人民银行 湖南 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这个破碎的宝贝。又过了两年，修复四羊方尊的重任落在了国内文物修复大家张欣如身上。张欣如上世纪30年代便在 河南 省 开封 市的“倾古斋”学习古玩修复，1954年4月，张欣如调至 湖南 省文管会，当年5月，便接到任务修复四羊方尊。清洗碎片、烙铁焊接……每天，张欣如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一手扶著，一手作业，丝毫不敢分心。两个多月后，四羊方尊终于修复 成功 ，再次展现出3000年前的瑰丽身影。美中不足的是，尊的口缘部分始终还缺一块残片。原来，农民姜景舒在卖尊给古董商时，曾有意识留下锄掉的一块碎片作纪念。这事儿于1976年才被 湖南 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发现。为此，高至喜远走 宁乡 县，千方百计寻找到姜景舒两兄弟。至此，尊口上的云雷纹残片才终于完璧归赵。　　1954年， 湖南 省博物馆成立，1956年省文管会将四羊方尊移交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四羊方尊调往 中国 历史博物馆展出，以后就一直留藏在该馆。四羊方尊作为全国排名第三的十大传世国宝曾多次出境展览，并作为 中国 古文物的精华和古代青铜工艺的杰作编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各类教材。

三星堆青铜面具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 四川 省 广汉 市 西北 的鸭子 河南 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 中国 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许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青铜造型，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

　　↑ 四川 省 广汉 县三星堆1987年出土的青铜面具，商代时期，高85.4厘米、宽78厘米，长方形脸，长刀形粗眉，“臣”字形目，眼珠呈椭圆柱形突出眼眶，鼻部卷曲，阔口微张，露舌。戈形耳向两侧展开。额正中有高高竖起的额饰，上端内卷，中部饰刀状羽翅。左右两侧有方形铸孔，当为祭祀时便于扛抬使用。 四川 广汉 三星堆遗址，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坑遗存。出土的大量玉器、铜器等物，有许多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晌，如铜尊、铜罍等。这个遗址的发现，表明商、蜀之间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这种铜面具是古蜀人心中“神”的化身，此凸目面具应是蜀王蚕丛的神像。

　　↑青铜人首。商代时期，1986年 四川 广汉 三星堆出土，高37.5厘米，重0.6千克。青铜人神情严肃、诡秘，面部上宽下窄，呈倒梯形。宽眉，目呈杏核状，眼角上挑，宽鼻，鼻翼上方似戴一面罩，阔口，两耳饰卷云纹，耳垂有穿。脑后梳一长辫，发丝根根可见。

作册般青铜鼋(yuán )

　　作册般青铜鼋(yuán )是一件珍奇的晚商青铜器。长21.4厘米，宽16厘米，通高10厘米，重1.6千克。　　器作鼋（爬形动物，外形像龟）形，爬行状，伸头，尾左偏，四足外露，爪下各有一方钮作为支撑足。颈侧及盖上插有四箭：左肩部1支，背甲左部2支、右后部1支。皆为箭射入鼋体后露出的箭羽部分。商代前期，少数青铜器上开始铸造铭文，字数较少，到了商代晚期，铸铭青铜器明显增多，直至商代末年，才出现几十字的长篇铭文。　　“作册般”青铜鼋形制特殊，不但丰富了像生类青铜器，也为研究商周时期的射礼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器作者作册般，还见于其他商代青铜器铭文中，曾因随商王征伐人方有功而得到赏赐。　　鼋背甲中部有铭文4行32字：“丙申，王于洹，获。王一射，射三，率亡（无）废矢。王令（命）寝（馗）兄（贶）于作册般，曰：“奏于庸，作女（汝）宝。”　　作册般铜鼋铭文所记史事和器物造型所展现的史实是 中国 古代的一种特殊仪式－射礼。　　整篇铭文主要记述王射的时间、地点、过程、结果与作器缘由, 着眼处在射而不在鼋, 重点强调的是“ 率亡废矢” , 整个铜鼋模型, 重点突出的是贯穿鼋体、仅露尾羽的四支箭, 所显示的无疑是惊人的臂力。正因为发力威猛, 连发连中, 超乎人们的想象, 常人无法做到, 而商王却取得了这样的效果, 所以才值得模型铭功以志纪念。它再现的是精湛的射艺与箭法, 其目的是为了纪念和宣扬商王的射技武功。　　作册般铜鼋与射礼相联系, 颇能印证文献和西周金文的有关记载。　　西周金文中有水陆两种射礼。在多个西周出土青铜器中所记的射礼是在陆上举行的。具体地点是宗周、成周新宫的射庐, 或周王征、巡途中的临时驻地; 麦方尊、静殷、通殷、井鼎所记的射礼则是在周都奔京辟雍大池中举行的, 因在水上举行, 参加射礼的人员需要乘舟饥游。“西周的射礼, 分水陆两种。作为射礼, 它们有相同之处, 但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铜尾身插四箭, 此与《仪礼》所记周代射礼“ 三番射” 中每番都是发射四支箭的定数也完全相同。

商代虎纹铜铙（náo）

这件商代虎纹铜铙高70厘米，宽47厘米，1959年出土于 湖南 省 宁乡 县老粮仓师古寨。铜铙钲部作合瓦形，有甬，甬上有旋，甬中空与腹腔相通。钲部主纹为弧形粗线组成的兽面状，四周边沿和甬部饰云纹，鼓旁两侧各饰一立虎，隧部饰有一兽面。铙为乐器，经过测音，得知此铙不同的部位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 湖南 地区出土铜铙数量较多，多为单个出土，但与此铙同出的却还有4件，后来在距离不远的同一山坡上又一窖出土10件，可见铜铙也不全是单个出土。对于成组出土的铜铙，是否存在着面组的乐器，是值得探讨的事情。在10件铜铙中，有的认为其中9件是编铙。但在9件铜铙中存在着型制大小和纹饰方面的差异。无论是否存在编铙，但从一窖出土5件和一窖出土10件来看，当时拥有者应当是同一主人，也就不能排除当时多件铜铙同时使用的可能。此铙形体厚重，击之声音宏大，是我国南方商时期铸制的大铜铙中的代表性作品。

商代青铜瓿（bù）

商代龙虎纹青铜尊

龙虎纹青铜尊是1957年在 安徽 阜南 县出土的一个商代的青铜器。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足径24厘米， 重26.2千克。器口侈大，直径过肩，颈部较高，下部收缩，呈大喇叭状。肩部微鼓，下折为腹，呈弧形收敛作圜底，圈足，上饰十字镂空。器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探出肩外，活灵活现；腹部以云雷纹为地，装饰三组虎食人纹，寓意诡秘；圈足饰饕餮纹。商龙虎纹青铜尊工艺精湛，花纹线条洗练，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更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的文化符号。

商代夔(kuí)龙纹扁足铜鼎

1974年 江西 清江吴城出土，高30厘米，口径20厘米，器立耳，耳上各置一卷尾伏虎，虎口大张，牙齿毕露；腹部较浅，圜底，上下以连珠纹为界饰饕餮纹；三扁足，作夔龙状，口接器底，造型飘逸、轻灵，与造型相对简单、厚重的鼎腹形成强烈而优美的反差，体现了商代工艺美术的独到之处。今 江西 地区，是当时越人的聚居之处。此青铜鼎形制及器上装饰的饕餮纹是典型的商文化元素，但鼎耳又凸显浓烈的地域性风格，反映了商文化与越文化的交融。

青铜觥(gōng）

↑青铜觥。觥是 中国 古代盛酒器。铜觥最早见于商代，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椭圆形或方形器身，圈足或四足。带盖，盖做成有角的兽头或长鼻上卷的象头状。有的觥全器做成动物状，头、背为盖，身为腹，四腿做足。且觥的装饰纹样同牺尊、鸟兽形卣相似，因此有人将其误以为兽形尊。然觥与兽形尊不同，觥盖做成兽首连接兽背脊的形状，觥的流部为兽形的颈部，可用作倾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