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這樣一對由相同文字拼湊出的不同組合，無論在哪裡都能引起對歷史感興趣的人們的爭執。尤其是在交大這種地方，後一種說法在經過嚴肅審慎的理性思考之前，就已經感召起許多近乎狂信的虔誠和神聖的獻身悸動。然而，隱藏在這兩種看似簡單看法背後的，是群眾史觀與英雄史觀之間、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尖銳對立。對這個問題的探討，不能不是極有意義的。

首先，讓我們談談這兩種看法本身。這兩種看法之間的尖銳對立，既是認知問題，同時也是立場問題。隨著人類對自身所處的社會歷史運動的瞭解不斷加深，隨著社會階級力量對比的不斷變化，兩者之間的爭論的內容、形式、烈度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指出的：“在以前的各個時期，對歷史的動因的探究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和自己的結果的聯系是混亂而隱蔽的”，社會歷史運動如此紛繁復雜，對於無論是技術手段還是理論認知都極度低下的古人而言，幾乎成瞭不可捉摸其規律的“自在之物”。

於是乎，落後與蒙昧的認知成瞭唯心史觀和實用主義不可撼動的屏障：按照歷史人物崇高或卑劣的動機、卓越或幼稚的思想來判斷一切，卻從不考慮這些動機、思想背後真正的、更深層次的動因，滿足於（也不得不滿足於）用不那麼淺顯的表象去解釋表象。而隨著人類認知水平的進步，也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階級矛盾的日益簡化和凸顯，認知到歷史背後真正動因的條件日臻成熟，唯物史觀就愈發有瞭堅實的基礎，“時勢造英雄”的看法就日益穩固。而隱藏在兩者爭論間的立場問題，幾乎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是什麼人竭力且有能力把自己塑造成區別於人民大眾的超凡的英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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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樣兩種看法，究竟孰是孰非呢？隻有通過對歷史不懈而深刻地研究和考察，才能得出答案。而對過去一切世代的歷史的研究，都告訴瞭我們什麼呢？不妨讓我們舉幾個例子吧（限於篇幅和筆者的水平，這裡也不可能對一切歷史都做嚴肅的考究）：鐵器牛耕的廣泛使用，使得農業生產力極大提高，新興的土地私有者們早在商鞅等政治傢以法律形式確認他們的地位之前，就早已在生產上建立起瞭對奴隸主的事實的戰勝，這一決定歷史巨大變化的時勢，與任何一個英雄相幹嗎？早在法國大革命的英雄登上歷史舞臺之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早已到處都摧毀掉瞭封建的生產關系。封建勢力在他們的堡壘被市民們的新式火藥炸開之前，就已經喪失瞭自己曾擁有的支配性的力量，使得自己的政權成瞭一有風吹草動就要土崩瓦解的朽墻，這一決定性的時勢，難道是由哪一個英雄創造的嗎？也許拿破侖是“英雄造時勢”的一個范例吧？這個“馬背上的世界精神”（語出黑格爾），難道不是以他那非凡的軍事才能站上奧林匹斯山巔，像宙斯一樣降下神罰懲戒歐洲的反動勢力，並使他們顫栗發抖嗎？

然而，軍事才能的充分展現，有賴於武器裝備的進步，有賴於組織形式的靈活，也有賴於經濟的繁榮強盛（畢竟軍隊的給養也是不可忽視的方面）。而武器裝備的進步，特別是火藥、火器的使用，一直以來都是掌握瞭工業與財富的市民階層對抗封建專制的利器（1）；更加靈活的散兵戰和縱隊的組織形式，也隻是由於新興的市民階層替代瞭原來組成軍隊的騎士、農奴、俘虜和社會墮落分子以後，才成為可能（2）；而繁榮的經濟，本身就和新興的市民階層是一對同義詞。在這些決定性的因素得以形成和成熟之時，拿破侖又起瞭什麼特殊作用呢？更不必說拿破侖的軍事擴張，不管就其目的還是結果而言都是服務於資本主義利益的。與其說拿破侖個人一度打敗瞭歐洲反動勢力，不如說是新興的法國資產階級一度打敗瞭歐洲反動勢力。拿破侖充其量（這裡的“充其量”是與“創造歷史的英雄”相對的）隻是法國資產階級意志和力量的集中代表……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決定性的時勢並非英雄所創造，英雄倒是受盡瞭時勢的恩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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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觀並不否定英雄人物的存在及其作用，正如“時勢造英雄”這個詞組裡也有英雄的一席之地一樣。唯物史觀不否認英雄人物的傑出思想對歷史發展起的作用，但強調英雄人物的思想和所有人的思想一樣，都來自於社會現實，其思想的感召能力，同樣取決於社會現實；唯物史觀也不否認英雄人物的行動所起的作用，但強調行動的成敗與否也取決於社會現實。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中指出：“歷史必然性的思想也絲毫不損害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全部歷史正是由那些無疑是活動傢的個人的行動構成的。在評價個人的社會活動時會發生的真正問題是：在什麼條件下可以保證這種活動得到成功？有什麼保證能使這種活動不致成為孤立的行動而沉沒在相反行動的汪洋大海裡？”英雄人物的思想與行動，既為社會現實所塑造，又為社會現實所制約，一旦脫離瞭社會現實，就免不瞭被人民群眾拋棄、被相反的思想和行動埋葬的命運。正如斯大林在與英國作傢威爾斯的談話中指出的：“但是最有才能、最忠誠和最有精力的少數人，如果不依靠千百萬人的哪怕是消極的支持，他們就會束手無策。”

社會歷史發展和自然界一樣，都有著內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然而與自然界的規律不同的是，社會歷史規律並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賴於有激情、有各種不同動機的活生生的人來表現自己，借助於活生生的人來顯現自己的作用。人類歷史是條件和主體的統一，是物質的、不以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和受規律制約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及其決定的認識-實踐過程的統一。“絕不能把人與條件對立起來。正是人們創造歷史，但隻有他們正確地認識到他們所碰到的現成條件的時候，隻有當他們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的時候，他們才能創造歷史。”（斯大林）英雄也好，群眾也罷，都是在歷史運動過程中，在客觀規律調節下以自身認知-實踐過程去參與歷史實踐的歷史的創造者。

菲利波夫

2018.6.3

作於東川路男子技工學院

註：

（1）火藥與火器的大規模制備和生產，毫無疑問需要新興的工業和可觀的財富。工業與財富與新興的市民階層是緊密結合的，而經濟基礎正在動搖的封建主義顯然無力提供這兩樣東西。

（2）當時，封建主義唯一能利用新式武器的軍隊戰鬥形式是線式戰術，這決定於當時的封建軍隊的構成。畢竟，主要由依靠鞭笞才能聽命的農奴、戰俘和社會墮落分子組成的封建軍隊，如果舍棄笨重僵死的戰鬥形式轉而采取更為靈活的組織形式，怎麼能避免大規模的兵士逃跑呢？

（關於線式戰術的具體介紹：“軍隊的全體步兵排成三線，形成一個非常狹長而中空的四邊形，隻能以戰鬥隊形為一個整體來運動；最多隻準許兩翼之中的一翼稍稍前進或後退。這種動轉不靈的隊伍，隻有在十分平坦的地形上才能整齊運動，而且隻能以極其緩慢的步伐前進；戰鬥隊形的變換在作戰時是不可能的，步兵一進入戰鬥，隻經過一次突擊，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決定成敗瞭”——恩格斯《反杜林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