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宋杰：

《史记》；

《三国志》；

《读史方舆纪要》；

《晋书》；

《资治通鉴》；

三国时期曹魏扬州战区-含合肥新城、旧城、逍遥津（谭图）

合肥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南北水陆要冲，对于魏、吴两国的边防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因此双方曾对该地进行长期的激烈争夺。随着形势变化，曹魏陆续调整合肥及扬州的兵力部署，并在防御作战中屡次取得成功。

一、合肥在军事上备受重视的原因

三国时期，曹魏与吴、蜀长期对峙，其接壤疆界东起广陵，西达临洮，绵延数千里。曹魏的防御兵力并非沿边境线平均配置，而是集中扼守几处要枢。如魏明帝曹叡所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根据史料统计，孙吴军队在208—278年间，对曹魏(及西晋)共发动过34次进攻作战(含主动出击但未交战即撤退的几次);其中合肥——寿春方向的攻击为12次，占总数的35%;国君亲征的6次，如孙权在汉建安十三 年(208年)、二十年(214年)，魏青龙元年(233年)、二年(234年);孙皓在西晋泰始四年(268年)、七年(271年);权相(诸葛恪、孙峻、孙綝)领兵进攻3次，包括东吴攻魏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 (253年诸葛恪率军20余万伐淮南)以及三国区域性战役参战人数最多的一次(257年诸葛诞反寿春，魏吴双方投入军队共计超过50万);可见这一地区是吴、魏两国战略攻防的主要目标。合肥为什么被兵家视为必争之地，引起双方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夺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合肥处于南北水陆交通的要冲。试析如下:

在三国历史阶段，政治、军事冲突的地域表现主要是曹魏与吴、蜀的南北对抗。魏吴两国交战和对峙的疆界沿江上下，自东向西横贯数千里。 由于受到山陵、川泽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双方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是经过几条南北走向的河流进行的，包括：

(1)中渎水，即古邗沟，从江都北入水道，过精湖、射阳湖等，至淮阴进入淮河;

(2)濡须水一巢肥运河一肥(淝)水，自濡须口逆流而上，过东关，入巢湖，沿施水过合肥，再沿肥水过芍陂、寿春 入淮;

孙吴进攻曹魏东线、中线

(3)汉水，自沔口溯汉江西进，至竟陵北上， 过荆城、都县、宜城，抵襄樊。

孙吴进攻曹魏西线

在魏吴之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单纯使用陆路交通线的情况出现较少，主要原因是陆运兵员、粮草给养耗时费力，船只航运则能利用水、风等自然力的帮助，效率比陆运高得多。故汉代人称江南“一船之载当中国(原)数十两(辆)车”。孙吴军队又以水师、水战见长，以致被曹魏方面称为“水贼”;即使步兵陆战，也经常依托船队，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所以北伐的路线往往选择水道。

在上述三条水道中，合肥方向的濡须水——淝水航线为吴国北伐道路之首选，运用次数最多，投入的军队数量与作战规模最大，而且统帅多为亲征的国君或权臣，可见其备受东吴统治集团关注。其中原因，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渎水道及其经过湖泊通常较浅，受季节和雨量影响，时有干涸淤塞，不能保证常年通航。如黄初六年(225年)魏文帝曹丕领舟师经淮阴征吴，蒋济便上表称“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结果返航至精湖时，“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 建安年间曹操迁徙江北居民后，中渎水道附近人烟稀少，给养难觅，加上船只航行困难，因此不是吴军北伐的理想途径。曹魏也深知这一点，故对当地防务不甚重视，部署兵力很少。如吕蒙所说，“徐土守军，闻不足言，往自可克”。其次，汉水一路船队溯流抵达襄樊后，由于水道折而向西，无法北进中原;吴师即使占领了重镇襄阳，还需弃船陆行， 打通豫西丘陵或方城隘口，才能进入华北大平原; 在地形不利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又无法发挥水军优势，这对吴国用兵的阻力和难度甚大。再次，合肥所在的这条水陆通道是当时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干线，由于巢——肥运河的开凿，肥水与濡须水将长江与淮河贯通起来。曹操在赤壁之战后数次南征都曾利用这条水路，船队由河北邺城出发，经白沟入黄河，进阴沟水、蒗荡渠、涡水入淮，再浮肥水， 过寿春、合肥，越巢湖，入濡须水而达长江。吴国水师如能由这条航道人淮，那么沿淮上下有多条通往北方的水路，东有涡、泗，西有颍、汝等，可供进兵选择。在水道的通达性方面，这条行军路线显然更为有利，因此被当做吴军攻 魏的首选战略方向，其主力北伐多经此途。

合肥的地理位置正好在这条水陆交通干线的要冲，它位于巢——肥运河的修建之处，即施水与肥水的连接地段。合肥名称的来历，据《水经注》卷32记载，是因为该地为施水合于肥水之处。这两条河流本不相通，只在夏水暴涨时汇合;后经人工开凿疏浚，使肥水与施水、巢湖及濡须水连接起来，形成邗沟之外另一条贯通江淮的水道。据刘 彩玉先生考证，这段运河位于合肥以西将军岭，平均长度约4千米。另外，就地形而言，合肥以西是大别山脉东端的隆起地带——皖西山地，主峰天柱山、白马尖等海拔都在千米以上。大别山余脉向东北延伸为江淮丘陵，合肥以东张八岭一带地势较高，散布著老嘉山、瑯邪山、龙王山等岭峰。 江淮丘陵的蜂腰地段就在合肥西面的将军岭附 近，水道及沿河陆路即由此经过。合肥坐落在这狭窄通道上，因而成为道路冲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商旅往来的贸易都市。 如《史记·货殖列传》所称:“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在地理条件上，合肥左右两侧受地形、水文等不利因素限制，难以做大规模的兵力运动，部队行进往往要经过这个咽喉要地。所以占据合肥即控制了南北交通的主要干线，可以在军事上获得很大的主动权。

合肥不仅是南北水陆干线的冲要，它处在江淮之间的中心地段，四通五达，为数条路途的汇聚之所，属于“锁钥地点”，即交通、军事上的枢纽区域。控制了合肥，便可以向几个战略方向用兵，或堵住几个方面的来敌。如顾祖禹所言:“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陈、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盖终吴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 这也是它备受军事家重视的原因。

从合肥出发，除北上寿春抵达淮滨，或南渡巢湖进入长江之外，还可以向东沿江淮丘陵南麓而行，过大、小岘山(春秋楚国著名要塞昭关即在小岘山上)，到长江北岸又一处重要渡口——历阳的横江渡。此地原为汉朝扬州刺史治所，对岸便是建业以西的关津门户——牛渚(采石矶)。魏军如果兵临历阳，就会直接威胁东吴国都。黄初三年 (222年)曹魏复合肥之守，即派遣兵马由此途至横江与吴军接战，引起孙权惊恐，修书询问曹丕: “自度未获罪衅，不审今者何以发起，牵军远次? ”。 后来西晋灭吴时，扬州都督王浑所率南征大军也是由合肥走这条陆路到横江，打败 了吴师主力——中军，从而迫使吴国投降的。

由合肥南下，沿着巢湖西岸及皖西山地边缘向西南而行，即可到达皖城(今安徽潜山)，这是魏吴长期争夺的另一重要地点。皖城所在的安庆地区亦为江北要冲，被兵家誉为“中流天堑”。曹魏如果占据皖城，既可以向西南威胁孙吴在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夏口，又可以向东南逼迫牛渚、建业，取得有利形势。在三国时期战争史上，曹魏曾派遣大将曹休、满宠等领军经过合肥对此地发动攻击。 自合肥向西，经庐江郡之六安，陆路可达豫州南部诸郡。建安十三年冬，曹操从荆州遣张喜救合肥，即由此途东来，并顺路带上汝南郡兵增援。豫州南境的汝南、弋阳、安丰等郡都在大别山北麓，吴军若从其南边进攻，则背临大江，穿峰越岭，形势比较艰难。若能占领合肥，由该地出发西 行，则一路皆为坦途，并无高山大川之阻，交通条件要方便得多。

综上所述，合肥乃四方道路交汇之所，即兵法所言“衢地”，具有很高军事价值。所以魏吴双方均竭尽全力来争夺这一战略要枢。

二、合肥防务的草创（建安五年-建安十四年）

曹魏在与孙吴交战的数十年中，对合肥的驻兵与援军部署多次进行调整，反映出魏国防御淮南的战略前后有所变化。曹操对合肥地区的控制始于建安五年(200年)。此前淮南曾被军阀袁术占领，后为曹操所败，形成豪强割据混战的局面。 江东孙策、孙权先后消灭了盘踞庐江的刘勋和李术(述)，但是并未留驻江北，而是把上游荆州的刘表当作主要敌人，与其部将黄祖频频交兵，以致在淮南形成政治上的短暂真空。当时曹操正在官渡与袁绍激战，无暇南顾;但是他认识到这一地区的重要性，迅速任命刘馥为扬州刺史，治合肥，在纷乱的棋局上抢先占据要点，反映出他的远见卓识。 刘馥到任后招抚民众，“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当地经济得以恢复发展，行政统治逐渐巩固。这一阶段曹魏在合肥与扬州的军事部署具有以下特点:

绿色区域为屯田区

1.守军为州郡地方军队

刘馥未从朝中带兵赴任，而是“单马造合肥空城”。他利用屯田的准军事化组织收编流亡农民，逐步建立起一支由当地郡县壮丁组成的地方武装，人数不详。建安十三年冬孙权首次进攻合肥时，曹魏守军不敢迎战，仅和当地百姓一 起困守孤城，反映出这支驻军数量相当有限，战斗力也不强。

2 .以合肥为扬州战区的防御中心

扬州刺史的治所原在近江的历阳，受孙吴军队威胁较重。刘馥就任后，将州治西移合肥，该州常备军队也驻扎此地，还修葺合肥旧城，储存大量作战器械，准备迎接孙吴军队进攻。“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刘馥积聚的经济、军事力量，为后来合肥以及淮南的固守奠定了基础。 建安十三年(208年)刘馥病逝后，“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时天连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视贼所作而为备，贼以破走。扬州士民益追思之，以为虽董安于之守晋阳，不能过也”。

3 .占据皖城、历阳等临江津要塞

刘馥对淮南的布防虽以合肥为中心，但也尽量把防线前沿推至长江岸边。合肥以南的庐江郡界，旧有雷绪、陈薄等豪强土寇，刘馥在暂时无力消灭他们的情况下，招抚其归顺。此举不仅缓和了境内紧张局势，而且打开了曹魏势力南下扩张的门户。据《太平寰宇记》卷125、卷126记载，刘馥在合肥西南兴办的屯田及水利重点设施有龙舒的七门堰、皖城的吴塘(陂)等。 皖城一带地处江岸平原，土质肥沃，易于耕垦，又是“江滨兵马之地 ”，能西控武昌、夏口，东逼采石、建业。 曹魏占据皖城后，孙权至建安十九年(214年)才将其攻克。《资治通鉴》卷56载，建安九年(204年)吴将丹阳都督妫览等叛变，“遣人迎扬州刺史刘馥，令住历阳，以丹阳应之”。胡三省注: “历阳与丹阳隔江，使馥来屯，以为声援。”刘馥由合肥带兵进驻这个重要渡口，亦造成对江东的威胁。

4.未曾事先安排支援兵力

从建安十三年合肥守城战役中魏方增援情况来看，曹操此前对这个战略方向的关注仍有疏忽之处，即在南征荆州时没有做好援救合肥的兵力部署。首先，曹操率军南征刘表，后方留守部队主要由“于禁屯颍阴，乐进屯阳翟，张辽屯长社”，其意图明显是保卫许昌、洛阳等中原重镇，距离合肥很远，如该地出现危难，即便赴救也是鞭长莫及。其次，此时合肥为扬州刺史治所，该州地方军队的有限兵力大部集中在这里，被孙权围入城内;其他郡县自顾不暇，所以没有多余兵马来救;邻近州郡亦未能及时派出救兵支援解围。而曹操当时在赤壁战败，滞留荆州，尚未还师。因为刚刚遭受惨重损失，军力不足，故仅派张喜领骑兵千人往救合肥，并补充了沿途豫州汝南郡的少数军队，兵力相当单薄，实际上难以击退孙权的数万之众，后来还是依靠蒋济虚张声势的计策才惊走敌人的。以上史实表明，因为以前孙吴的主要用兵方向始终是在荆州，曹操没有估计到敌人会突然大举进攻合肥，对此准备不足，以致应付得相当被动，用兵捉襟见肘，仅勉强守住该地。 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曹操及时改变战略，迅速地调整了合肥及淮南地区的兵力配置。

三、合肥防务的强化（汉建安十四年-魏太和六年）

赤壁之战以后，孙权改变战略部署，在荆州方向仅以偏师配合刘备军队作战，自己则亲率主力攻打合肥，力图夺取淮南，以窥许、洛。 面对东方危急形势，曹操迅速做出相应对策:率主力北还; 荆州地区改为防御，仅留曹仁领少数军队驻守;后又命曹仁撤出江陵，退守襄阳，以此来缩短运输线，以便集中兵力，加强防御;同时针对孙吴主要进攻方向——扬州地区，即合肥——濡须一线，投入重兵予以反击。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见扬州形势严峻，亲率大军南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这次行动 :“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 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 ……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 十二月，军还谯。”前文有述，刘馥在建安五年出任扬州刺史后曾建立地方政权组织，并兴屯田、修芍陂;看来在孙权对合肥等地的初次进攻中，淮南地区曹魏原有的郡县官府和典农(屯田)机构受到了严重破坏或削弱，所以此番给予重建。合肥西南的庐江郡界有陈兰、梅成、陈策等土豪草寇，各拥人马数万，依阻山险，发动叛乱，对曹魏在淮南的统治构成威胁。曹操领兵到达后，随即派遣于禁、臧霸、张辽、张邰诸将分兵征讨，经过多次激战，将其剿灭，除掉了合肥的肘腋之患。另外，扬州原有守军为地方州郡兵，训练较差，作战能力不强，在与孙吴军队的对抗中屡屡陷入被动。曹操还师时留下部分中军， “使(张)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增强了当地的守备力量。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乘曹操西征汉中，大举进犯合肥。 张辽以少敌众，指挥得当，两度领兵主动出击，使孙吴军队惨败而回。

曹操此次对合肥及扬州地区的兵力部署和防御战略进行了重要调整，基本格局大致延续到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年)，其主要特点如下:

1.增加合肥驻军人数

张辽等人统领的军队为七千余人，虽然在与吴军主力的对抗中获胜，但是兵力对比悬殊(敌军号称十万)。事后曹操再次南征扬州时，了解到来犯吴军具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为确保安全，增加了张辽所部兵员。 《三国志·魏书·张辽传》:“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复征孙权，到合肥，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乃增辽兵。”具体数目不详，估计新增约数千人，使合肥兵员总数超过万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魏军在合肥的兵力配置发生过两次短暂的变化:

第一次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三越巢湖、与孙权交战后，“三月，操引军还，留伏波将军夏侯惇都督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居巢”，即驻扎在巢湖以南，将防御孙吴的前哨阵地大大南移，对敌人形成进攻的威胁态势。此 时合肥原有大部守军在张辽率领下徙屯居巢，留下的兵力自然减少了许多。

第二次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决定与曹魏联合，上书请降，调遣主力谋袭荆州，因此曹操下令“除合肥之守”。曹操的目的，一是表示不打算利用淮南驻军攻击吴国江北，使其放心西征。从背后偷袭荆州，借以削弱蜀汉对襄樊的严重威胁;正如后来孙权与曹丕书所言:“先王以权推诚已验，军当引还，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权长驱不复后顾。”二是曹操此时正与关羽在樊城激战，急需增援，故在撤除合肥、居巢等地守军时，命夏侯惇、张辽所部立即西赴荆襄，以缓解前线军事压力。

樊城解围后，曹操拉拢孙权、挑动吴蜀交战、 从中渔利的策略未变，因此仍未在合肥驻军。夏侯惇所部返回寿春，又北撤到召陵。张辽属军亦徙屯陈郡，直到曹丕即位后魏吴交恶，他才领兵重返合肥。事见《三国志》二人本传。黄初二年(221年)以后，曹魏数次伐吴，合肥恢复屯戍，又成为进攻的出发基地。但是随即扬州军政中心北迁寿春，合肥驻兵再度减少。

2.确立邻州救援制度

曹魏各州的最高军事长官是都督。《晋书·职官志》载：“魏文帝黄初三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而都督扬州军事者多为征东将军。洪饴孙《三国职官表》:“魏征东将军一人，二千石，第二品。武帝置，黄初中位次三公，领兵屯寿春。统青、兖、徐、扬四州刺史，资深者为大将军。”如遇吴军大举来攻，扬州兵力不足以抵挡，则由都督迅速上表奏明情况，请朝廷调动邻近各州兵马来援(主要是兖、豫等州)。如《三国志·魏书·满宠传》: “(太和)四年，拜宠征东将军。其冬，孙权扬声欲至合肥，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贼寻退还，被诏罢兵。”

在这一时期，曹魏受到吴、蜀东西夹攻，不得不分兵抵御。东吴军队对合肥的攻击经常是在曹魏的主要机动兵——中军开往西线征蜀时进行。由于距离遥远，魏军主力往往来不及回撤救急，所以援助任务多由扬州的寿春驻军和邻 近的兖、豫等州军队承担。另一方面，合肥方向作战区域相当狭窄，吴军基本上是沿濡须水——巢湖——施水等河流一线前进，到合肥这个瓶颈地带兵力难以展开，因此魏军的防守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这样，有本州军队再加上兖、豫等州援兵，通常也就能够胜任了。

3.迁徙民众，使江淮之间形成无人地带

曹操在对吴作战当中，感到沿江防御对己方甚为不利。大军于江淮、江汉持久作战，根据地却远在北方，向前线运输粮草给养有很多困难。吴军在江东建业等地集结后，乘船进犯淮南比较容易，又可以在江北沿岸的魏国境内掠夺人力、粮饷，作为补给。而曹魏的主力——中军平时驻在河北邺城，必须做应付东(扬州)、中(荆州)、西(汉中)三个方向的作战准备，往往需要千里赴援，疲于奔命。重兵不能长期屯驻于江淮之间，实际上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卫江北沿岸的广阔边境地带。在这种局面下，曹操决定将徐、扬两州南部居民内迁，放弃长江以北至皖西山地~江淮丘陵~ 淮水下游河段的大片领土，形成一个纵深数百里的无人地带，其间仅保留少数军事据点。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建安十八年正月条曰:“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而皖城也在建安十九年(214年)被孙权攻克，魏庐江太守朱光就擒，沿江最后一座城池也失去了。尽管损失不少人众，但这一巨大隔离地带却按照曹操的战略意图制造成功了。《宋书·州郡志》记述秦汉魏晋淮南郡县政区演变时称:“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曹操通过放弃部分土地、收缩兵力的做法，缓和了徐、扬两州驻军分散的矛盾，使防务得到巩固，并且大大缩短了前线与后方的距离，明显改善了兵员调动和粮饷运输状况。同时，这一举措也给孙吴的北伐带来很大困难;由于野无所掠，不能取敌之资供己之需，增加了进攻合肥及淮南的难 度。从史实来看，孙吴在扬州地区的军事行动往往不能持久，这应该和供给困难有密切联系。到三国后期，甚至出现曹魏弃守合肥，吴国亦没有能力对其实行长期占领、无法把它变成己方前哨阵地的局面。

4.改变扬州的兵力配置

曹魏在扬州驻军的主力原来常驻合肥，曹操在江北实行移民后，合肥以南成为无人地带，而魏国扬州的人口与经济重心则转移到江淮丘陵以北。合肥若要继续充当该地区的军政中心则面临困难:首先是它直接受到敌人威胁，在合肥南面没有一座强固的边境要塞做为屏障，以缓冲吴军的进攻。作为一州行政首府，合肥的地理位置距离敌境较近，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其次，因为合肥附近居民多被迁徙，人口稀少，农业荒废，无法像过去那样提供充足的赋役支援。扬州驻军主力若要长期屯戍合肥，其消耗的大量给养必须由后方调来，在运输上需要投入许多人员和物力，负担过于沉重。针对上述矛盾，曹魏在文帝黄初年问对扬州的军事、政治部署又进行调整，将州治和最高军事长官——征东将军的驻所北移寿春;前引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征东将军条”即提到征东将军领兵屯驻寿春是在黄初年问。上述调整的结果是，合肥由军政中心变为前线要塞，兵力减少，扬州守军主力则随征东将军转移到寿春。从史实看有以下表现:

第一，扬州魏军主力南下征吴时，是从寿春出发。《资治通鉴》卷71载太和二年曹休率兵十万攻吴庐江，“初，休表求深入以应周鲂，帝命贾逵引兵东与休合”。 胡三省注:“按《逵传》，逵自豫州进兵，取西阳以向东关，休自寿春向皖。”此外，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伐吴之役，也是由许昌“循蔡、颍，浮淮，幸寿春”，汇合扬州军队后再到广陵，然后南下临江。

第二，遇到强敌入侵合肥时，是由寿春驻军或集中于寿春的各路援兵对其进行支援。史籍中多有记载。如满宠于太和二年(228年)至景初二年(238年)年都督扬州诸军事，此间曾数次领兵援救合肥。 《三国志·魏书·满宠传》:“(太和)四年，拜宠征东将军。其冬，孙权扬声欲至合肥，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贼寻退还，被诏罢兵…… (青龙二年)权自将号十万，至合肥新城。宠驰往赴……贼于是引退。”又《三国志·魏书·田豫传》亦载田豫为殄夷将军，督青州诸军，孙权攻合肥时曾领所部至寿春救援。

上述改变使扬州的兵力配置趋于合理;江北徙民之后，原来军政中心合肥距敌境较近、且与地区经济重心寿春相脱离的矛盾亦得以解决。

5 .北兵南驻

如前所述，刘馥赴任合肥时未带军队前来，扬州驻军基本系由当地壮丁组成。自从曹操南征合肥，留张辽、李典所部镇守之后，扬州军队主力变为来自北方的“士家”，其家属仍在中原，作为人质受到监管，将士如有叛逃、作战不力等情况，其亲属会受到株连的惩罚。 《三国志·魏书·高柔传》 载:“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 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在这种残酷制度胁迫下，前方将士多有必死不降之心。可参见《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嘉平六年二月己丑镇东将军毌丘俭上言军士刘整、郑像等死事。即使发生叛乱，那些受裹胁卷入者通常也会顾忌家属安危，因而投顺朝廷。 如毌丘俭反魏，“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致使叛乱很快失败。

以上几项措施的实行，显著加强了合肥与扬州地区的防御能力。孙吴在这一阶段对合肥发动几次进攻，曹魏方面都能应付裕如，有惊无险，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战略部署调整得当。

四、两淮增兵，合肥防务渐弱（魏青龙元年-晋咸宁四年）

229年，孙吴自武昌迁都建业，其部队主力——中军也随之转移，由此带来北伐战略更改，合肥所在淮南西部又成为吴国进攻重点。230年到258年，合肥——寿春地区发生过数次魏吴大战，其用兵规模、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均超过以往。根据战争形势的改变，曹魏又对合肥及扬州的军事部署陆续进行调整，其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西晋。 这次兵力配置的主要变化大致如下:

1.弃合肥旧城，迁移新址

吴军对合肥的攻击，总是尽量发挥其水运便利之长处，步兵乘船渡巢湖、溯施水而临合肥城下;如遇战况不利，可以及时登舟撤走，来往甚易。 曹魏扬州都督满宠注意到这一情况，上疏请求放弃合肥旧城，将防务西移，在离施水三十里处依山险修筑新城。这样可以削弱敌军水运优势，“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 他的建议起初遭到部分大臣反对，未获批准。满宠再次上表奏明利害，最终得到朝廷赞同。合肥移城的时间，史籍记载略有不同。《三国志·孙权传》 载其事在吴黄龙二年(230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而《满宠传》载其上疏和移城皆在青龙元年(233年)。 魏国移城之后，果然造成有利的防御态势，给吴军进攻带来不便“其年，(孙)权自出，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

2.中军加入支援部队

这一阶段吴国频频进攻合肥，投入兵力多则十万、二十万人，而且都是吴军主力。而曹魏诸州边兵战斗力较弱，远不如精锐的中军;加之扬州士兵时有返回北方休假者，种种原因致使魏军应战相当吃力。为扭转被动局面，确保淮南安全，魏国开始动用驻扎洛阳附近的中军直接进行支援。 魏中军对扬州的首次救援是在青龙二年(234年)，事见《三国志·魏书·刘劭传》:“青龙中，吴围合肥，时东方吏士皆分休，征东将军满宠表请中军兵，并召休将士，须集击之。”刘劭建议“先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军前发，扬声进道，震曜形势”，被朝廷采纳;中军主力随后由明帝曹叡亲统出征;魏先遣部队到达合肥后，孙权闻讯退走，未敢迎战。 《资治通鉴》卷72亦载其事。

此次战役之后，一旦淮南有急，曹魏便动用中军前往平叛或援救，这一战略部署基本保持到西晋时期。如嘉平三年(251年)魏征东将军王凌谋反，“宣王(司马懿)将中军乘水道讨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将尚书(王)广东，使为书喻凌，大军掩至百尺逼凌”。 嘉平五年(253年)诸葛恪伐淮南，“吴太傅诸葛恪围合肥新城，(毌丘)俭与文钦御之，太尉司马孚督中军东解围，恪退还”。 正元二年(255年)毌丘俭反淮南，“帝(司马师)统中军步骑十余万以征之，倍道兼行”。 甘露二年(257年)诸葛诞据寿春反， “大将军司马文王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西晋泰始四年(268年)九月“吴主出东关，冬，十月，使其将施绩入江夏，万或寇襄阳。(晋武帝)诏义阳王望统中军步骑二万屯龙 陂，为二方声援”。 泰始七年(271年)， “孙皓率众向寿春，诏(司马)望统中军二 万，骑三千，据淮北。 皓退，军罢”。

曹魏针对合肥——淮南战事日益激烈的情况，及时改变部署，投入中军进行有力支援，保障了这一战略枢纽地带的安全，使吴军的多次北伐与敌对势力的叛乱均未成功。

3 .移兵两淮，大兴屯田水利

魏国的根据地在邺城、许昌、洛阳一带，距离合肥甚远;一旦在淮南与吴国爆发战争，魏军主力从内地驰援，不仅耗费时日，还有长途转运给养的困难。 正始二年(241年)邓艾调查两淮军情后向朝廷上奏，指出中原和扬州地区兵力部署存在的问题:“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并提出解决办法，即在两淮实行大规模屯田，以解决粮草供应问题，“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同时“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以改善交通条件，节省人力、物力，使扬州地区对吴作战态势处于有利地位。这项建议得到权臣司马懿赞同，随即得到实行，“大治诸陂于颍南、 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邓艾还建议改变分休制度。扬州驻军多为北方士兵，需定期返乡休假，即轮换休整，称为“分休”。 但从《三国志·魏书·刘劭传》及《孙礼传》的记载看，此前扬州守军分休往往是大批将士同时北返，人数比例较大，以致造成前线空虚，吴国经常利用这种机会进攻淮南，使魏军陷于被动。邓艾建议，屯田官兵改为“十二分休”，即每次仅让十 分之二将士返乡休假，“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这样就使大部分将士在边境保持战备，消除了原有弊端。

曹魏在淮河流域建立军屯区，实质是将其原在黄河中下游的经济重心区域向东南延伸扩展。 北方士家向两淮迁徙，亦使扬州兵力得到增加。 这一战略举措显著增强了扬州的经济、军事力量。

如诸葛诞作乱时，曾“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 如此庞大的军队，用来对付吴师进攻应该是绰绰有余。拓广淮阳、百尺二渠，提高了由中原直达江淮的水运能力。发展两淮屯垦事业，也使当地守军的粮草和北方大军南下所需给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就地解决。由于上述条件改善，曹魏在东南战场逐渐扭转了被动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邓艾的远见卓识。如《晋书·食货志》所言: “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4 .合肥多次捐弃，或仅留少量军队驻守

正始二年(241年)起，扬州地区战事出现一些新特点，反映出曹魏对合肥——淮南的兵力部署再次变更。与以往不同的是，吴军数次越过合肥，在芍陂、安丰、甚至寿春附近的黎浆作战。这表明魏国曾数次放弃合肥防务，或仅 留少数部队牵制、 消耗敌人，主力并不在合肥救援或进行阻击，而是集结在寿春，等待吴军开到江淮丘陵以北，距离自己较近时再出动应战。 下面予以详述。

(1)芍陂战役

正始二年四月，全琮领兵数万至淮南，行军路线仍是沿濡须水道入巢湖，溯施水，过合肥而抵芍陂，破坏当地堤防，“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与魏将王凌力战连日后失利退走。但是魏、吴双方的史书记载都未提到对合肥城的进攻，看来那里未曾发生战斗。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合肥驻有魏军，吴师却置之不理，从旁经过而继续北上；二是此时合肥没有魏国守军，所以吴军来去自如。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性，即曹魏方面出于某种战略意图撤掉了合肥驻军。做出这种判断的根据，首先是第一种可能实际上很难出现，因为合肥新城距水道仅30里，魏国守军很容易截断吴师的给养运输和退路，使其在淮南的行动陷人困境。全琮是东吴名将，富有作战经验，如果背后有据守冲要的强敌，他是不会放心北伐、远抵芍陂的。事实上，全琮于芍陂战败后顺利退兵，并未在合肥一带受到阻击，也可以看出当时那里并没有魏国守军。其次，这一阶段初期，东吴进攻淮南的战略亦有变化，即由强攻合肥改为围点打援。《三国志.魏书.田豫传》:“后孙权号十万众攻新城，征东将军满宠欲率诸军救之。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徒投射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息；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适人其计。又大军相向，当使难知，不当使自画也。’豫辄上状，天子从之。会贼遁走。”

吴国的意图是，为避免攻城作战的重大伤亡，采用围困合肥而迫使寿春魏军穿越江淮丘陵来救的策略，以便反客为主，与敌人进行野战。因此田豫提醒满宠不要落人圈套，应在寿春按兵不动，先通过守城战斗消耗敌人，待其疲弱之后再去救援。另一方面，吴军围城打援时，可利用水师优势乘舟前往合肥，然后以逸待劳，等候与来援的魏军交战。而寿春“距合肥二百余里"，魏军主力前往救援须长途跋涉，鞍马劳顿，不利于解围战斗。满宠曾在奏请合肥移城时强调这一困难:“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正由于这个原因，青龙二年(234年)满宠向朝廷提议放弃合肥，将吴军诱至寿春附近再与之交战。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宠欲拔新城守，致贼寿春”，但未获准许。满宠的建议很可能后来被采纳了，所以才出现正始二年全琮入寇淮南、未在合肥受阻的情况。吴军没有后顾之忧，才敢于长驱直人，远至芍陂与魏兵作战。

(2)诸葛恪攻合肥新城

嘉平五年(253年)，吴相诸葛恪召集江东兵马二十余万人，号称五十万，全力北伐，志在夺取淮南；这是孙吴立国以来出征规模最大的一次，还联络蜀汉姜维从西面出兵相助。吴军的战略和以往相同，即用大军围困合肥新城，迫使魏国援兵从寿春来救，再予以迎击。《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而诸将或难之曰：‘今引军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回军还攻新城。”

魏之合肥与扬州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司马师等将帅经过商议，认为敌军势大，难以争锋，应继续采取收缩防守、坚壁清野以诱敌深人的对策。谋士虞松献计曰:“昔周亚夫坚壁昌邑而吴楚自败，事有似弱而强，或似强而弱，不可不察也。近恪悉其锐众，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战耳。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得，师老众疲，势将自走，诸将之不径进，乃公之利也。”司马师采纳他的建议，“敕毌丘俭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吴”。即在合肥仅留少数守军，”(张)特与将军乐方等三军众合有三千人"，用来牵制敌人主力，并准备在守军受到围攻时不做救援，牺牲掉这有限的兵力，以消耗吴师的兵员和给养，挫其锐气。由司马孚所督扬州军队主力及各路援兵20余万屯于寿春，“稽留月余乃进军”，目的就是避免和吴军过早决战，待敌人兵力疲惫衰弱时再出击。

魏军这次部署调整大获成功。吴国大军越过巢湖后，求战不得，野无所掠，而合肥的攻城战斗旷日持久，损耗大量兵力，士气严重受挫。《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载，吴师“攻守连月，城不拔。 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泻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 被迫撤兵时，“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 这次战役，曹魏并未出动主力与吴军交战，损失很小，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结果。本来魏国是准备丢弃合肥、牺牲数千守兵的;不料因为他们的奋勇作战和吴军指挥的拙劣(被守将张特的缓兵之计所欺骗)，使城池与半数守军得以保全。

(3)毌丘俭、诸葛诞反寿春

诸葛恪伐魏失败后不久，便相继爆发了毌丘俭与诸葛诞在寿春的叛乱，吴国两次乘机出兵，北伐淮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军事行动中，魏国均未在合肥驻兵，南逃的叛将与北援的吴军于该地畅行无阻。 正元二年(255年)毌丘俭造反时，“迫胁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寿春城，为坛于城西，歃血称兵为盟，分老弱守城，俭、钦自将五六万众渡淮，西至项”。 合肥的魏军亦被调走，无人守城，所以吴国孙峻的援兵可以直向寿春，而不用围攻合肥。见《三国志· 吴书.孙峻传》:“魏将毌丘俭、文钦以众叛，与魏人战于乐嘉，峻率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袭寿春，会钦败降，军还。”文钦兵败奔吴时曾经过合肥到橐皋(今安徽巢县西北柘皋镇)，途中未受阻拦。 可参见《三国志.吴书.三嗣主孙亮传》五凤二年闰月条。其后余众数万人陆续沿此路逃至吴境，也没有在合肥遭到堵截，证实那里确实无人把守。

毌丘俭、文钦反寿春诸葛诞反寿春

甘露二年(257年)诸葛诞反寿春，亦将所属扬州各地魏军与壮丁调入城内，“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 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 据《三国志·吴书·孙琳传》载，吴国先后遣文钦、朱异等各率数万人来援，均顺利抵达寿春城下。文钦突围入城，朱异的部队则在附近都陆、黎浆等地与魏军激战，撤兵时亦未遇到阻碍，表明合肥再次成为空城。上述史实反映出，在这两次战役中，虽然魏国未曾有意放弃合肥，但事实上该地无人把守，吴军可以自由通过。

(4)丁奉对淮南的两次征伐

诸葛诞叛乱失败至西晋灭吴前夕，吴军还曾对淮南发动两次进攻。 虽然有关战役史料记载不甚详细，但根据一些迹象可以判断:魏国(或西晋)在扬州地区兵力配置的上述格局未有大的变化， 敌人来攻时，魏(晋)军主力仍然屯于寿春，待机而动，合肥或是放弃不守，或是留驻少量部队守城。

第一次是景元四年(263年)丁奉为救蜀而北伐。此次行动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孙吴本无伐魏之意，迫于蜀汉求援的外交压力而摆出进攻姿态，实际是虚张声势，并未与魏军接战，拖延到蜀汉亡讯传来便收兵回境。如《三国志.吴书.丁奉传》所称:“奉率诸军向寿春，为救蜀之势。蜀亡， 军还。”《资治通鉴》卷78胡三省注评论曰:“然亦犹激西江之水以救涸辙之鱼耳。”其次，据前引《丁奉传》与同书《孙休传》，丁奉此次领兵北伐，未按惯例走沿濡须水道出东关、入巢湖、先抵合肥、再北向寿春的传统进军路线，而是率领诸军径直开往寿春，并未提到中途必经的要塞合肥；这表明曹魏当时很可能仍未在合肥派驻守兵，吴军可以畅行无阻，所以吴军的直接攻击目标是寿春。

第二次是泰始四年(268年)丁奉寇芍陂之役。据《三国志.吴书.孙皓传》，当年九月孙皓督师到东关，丁奉率军攻打合肥；随后丁奉所率吴军又出现在合肥以北芍陂，与晋将司马骏相持后退兵。《晋书.扶风王骏传》:“武帝践 阼，进封汝阴王，邑万户，都督豫州诸军事。 吴将丁奉寇芍陂，骏督诸军距退之。”据《资治通鉴》卷79泰始四年 记载，“十一月，吴丁奉、诸葛靓出芍陂，攻合肥；安东将军汝阴王骏拒却之”。由此看来，当时合肥虽有守兵，但数量仍然不多，可能还是诸葛恪伐淮南时那种情况，魏军只留少量部队来牵制、消耗敌人。而吴国也吸取以往教训，并未用全部主力围攻这座孤城，而是分兵两部，一部围困合肥，一部继续北进芍陂，对敌方经济区域进行破坏。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曹魏把经营两淮屯田当作首要任务，通过增派官兵和调遣中军支援等措施，加强寿春周围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合肥驻军人数再次被削减，甚至有时不设防御。吴师来犯时，扬州魏军不再倾全力在合肥阻击，而是诱敌到寿春附近迎战，这样可以以逸待劳，居于更为有利的态势。曹魏在扬州地区防守战略和兵力配置的上述调整，使合肥的枢纽作用明显削弱。对魏吴双方来说，争夺合肥的意义已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从这一阶段两国在淮南交战的情况来看，曹魏审时度势，不再一味地向合肥派驻重兵死守， 而是根据整个战局的形势变化采取对策，或不派救兵，听任吴军围攻；或主动放弃，诱敌深入到寿春附近，再予反击。其结果相当令人满意，几乎每 次战役都是以吴国失败或无功而返告终。这说明魏国更改战略部署很成功，合肥的得失并未给淮南战局带来重大影响。

另外，曹魏平定毋丘俭、诸葛诞叛乱的情况表明，吴国先后有两次能够占领合肥的机会，但是统帅孙峻、孙綝却相继做出了放弃的选择。孙峻在橐皋收降文钦后便退兵回境，没有进占无人把守的合肥。孙綝指挥朱异等救援诸葛诞后撤回本土，也未留守合肥空城，仅将其作为自己的前线要塞。实际上，吴国不是不想占领合肥，而是由于三国后期魏吴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吴国若在合肥长期屯驻重兵与魏国对抗，就得克服粮草运输、兵力补充等巨大困难，这是其国力无法承受的，因此只得抛弃合肥，回师江东。以前诸葛亮曾分析过孙权“限江自保”的原因，认为并非是他志得意满、不思进取，而是“智力不侔”，在人才和综合国力等方面与曹魏相比都有显著差距，因此不具备进据江北的客观条件。“(孙)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孙权死后，东吴国势每况愈下，更没有能力与曹魏在合肥一带进行长期对抗的消耗战争；所以唾手可得、甚至已经在握的空城也不得不放弃。这也说明，在吴军统帅眼里，合肥的军事地位已经明显下降，不再是必争之地，而是可争可弃之地了。

在营救诸葛诞行动失败后，吴国对合肥——寿春方向的进攻基本丧失了信心。此后吴军在淮南地区的北伐，或者是在合肥一线虚张声势，骚扰破坏，不再攻城，也不与魏军做正面交锋，如前述丁奉在景元四年、泰始四年的入寇；或者是转移进攻方向，经中渎水至广陵入淮，对魏国淮北地区发动攻势，如《三国志》载吴建衡元年(269年)丁奉率众攻晋谷阳(今安徽灵壁县西北)，“谷阳民知之，引去，奉无所获”。 《资治通鉴》卷79载泰始六年(270年)正月“丁奉入涡口，扬州刺史牵弘击走之”。涡口在今安徽怀远县。以上两地皆在寿春东北、淮河北岸，吴军所走应是 中渎水道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