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唐人街是什麼體驗？他們為何為唐人街而戰？

采訪/翻譯：Kathy、Silvia｜校對：小鼴鼠｜潤色：米拉檬｜編輯：張汩

說到唐人街，你會想到什麼？高大的紅色中式牌坊？中餐聚集的美食街？懷舊的古董店？熱鬧非凡的中國雜技遊行？早在19世紀的美國和加拿大，第一代華人移民就在異國他鄉團結起來，抵抗種族歧視，共同建設社區，便有瞭唐人街。

如今，華埠遍佈全球，但隨著歷史變遷和城市擴張，很多已不再是居民區，而成瞭當地的旅遊景點或商業區，地價和消費水漲船高。那裡的居民該如何應對城市士紳化（gentrification）？唐人街未來該如何發展？

作為在加拿大中國城土生土長的華裔，紀錄片導演曹嘉倫（Karen Cho）對於這些問題思深憂遠。跨越紐約、蒙特利爾，多倫多、溫哥華，她的最新紀錄長片《唐人街大奮鬥（Big Fight in Little Chinatown)》細致而飽含溫情地探究瞭北美華人街區居民和商鋪的歷史與現狀，她還和當地社區組織者參與抗議活動，呼籲保護唐人街。

視頻加載失敗，請刷新頁面再試

刷新

《唐人街大奮鬥（Big Fight in Little Chinatown)》預告片

面對新冠疫情、種族歧視、城市拆遷等社會問題，這裡的華人群體以怎樣的“唐人街精神”應對困難？如何在歷史與當下堅守傢園？讓我們通過這次專訪，來探究華埠的前世今生，看看導演曹嘉倫如何進行紀錄片創作。

《唐人街大奮鬥》導演曹嘉倫專訪

凹凸鏡DOC：能否先聊聊《唐人街大奮鬥》的創作契機？你的第一部電影講述瞭19世紀末加拿大排華法案的歷史，以及華裔因此經歷的苦難。如今你又回到瞭同一社群的課題，這應該是你一直熱衷的方向吧？

曹嘉倫：是的！我的第一部片子是在讀電影學院時拍的，講的是加拿大針對華人的人頭稅和排華法案。借由電影可以表達觀點，從此，我愛上瞭紀錄片。加拿大華人社區和唐人街確實在某種程度上促使我走上瞭電影之路。

唐人街對我個人和電影創作來說都非常重要。我是第五代加拿大華裔，從19世紀初，曹氏傢族就在蒙特利爾和溫哥華的唐人街紮根。

《唐人街大奮鬥》已經是我的第四部紀錄長片瞭，感覺又回到瞭本源。雖然拍過關於加拿大難民和女權的電影，但是每當聽到關於唐人街的消息，或者回到唐人街，都有種去挖掘故事和講述記錄的使命感。我在唐人街開始瞭職業生涯，重回這裡，講述這裡的故事也是我的創作動力。

凹凸鏡DOC：有個人情感表達的創作是非常美妙的，而把這些帶有個人情感色彩的故事放到一個更大更廣的社會政治語境下更是意義非凡。非常好奇你是如何選擇電影配樂的。比如，在開頭，曼哈頓唐人街的部分，你用瞭歡快跳躍的音樂，加瞭中國民族樂器元素，還有一首歌，反復出現“Chinatown”的歌詞 。能給我們講講這些音樂嗎？

曹嘉倫：關於配樂，我有太多想要分享的。從最開始，我和剪輯師就想讓觀眾知道，唐人街是北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異國”或者一個景區，不想讓觀眾將唐人街他者化。片子中紐約的部分用的第一首歌是《天堂中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Paradise）。這首歌很有名，許多著名的歌手比如托尼·班奈特（Tony Bennett，譯者註：美國傳奇歌手，19座格萊美獎得主）都唱過。

Stranger in Paradise音樂：Tony Bennett - Are You Havin' Any Fun?

950e26b5ef3d394489edc13d9f901a43

片中選用瞭華夏樂隊（音，The Cathays）的版本。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支華裔二人組住在紐約唐人街。他們將獨特的中國城風味融於歡快的美國音樂中，真的特別棒。不過樂隊似乎早在六十年代就解散瞭，他們錄制的版本也已過期，沒有代理的經紀公司。我們找到瞭其中一名成員，想買下這首歌的使用權，但他說：“我們不需要報酬，免費授權給你，電影上映瞭告訴我就行。”你看，連音樂人也對唐人街懷有歸屬感。

另一首蒙特利爾部分的配樂不是中國歌，而是一首八十年代的魁北克法語歌，叫《唐人街藍調（Chinatown Blues）》，是著名的歌手盧克·德·拉羅謝利埃（Luc De Larochellière）唱的。

Chinatown blues音樂：Luc De Larochelliere - En bref

fe7743a988d6845ff30de51eafed3355

當時蒙特利爾的中國城就在搖滾樂盛行的魁北克。唐人街被寫進歌中，正好證明瞭那裡是魁北克城市和當地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你懂法語的話，就會發現這首歌其實很有詩意。它將唐人街的憂傷看作是一種心境，因為每當美國遊客或者住在郊區的孩子看到唐人街居民的生活，就會覺得自己很幸運。而住在中國城，就像被擺在博物館的展架上，人們透過玻璃觀看你。我們想用這首音樂來展現不同地區唐人街的獨特風格。

凹凸鏡DOC：《唐人街大奮鬥》的一個顯著特征是，你在探究每個人的文化之根。你說過，華人不再為唐人街而自豪。在影片中，有人想不顧父母的反對在唐人街買房，還有位年輕人為瞭傢族事業放棄瞭自己的歌手夢。你是如何選擇拍攝對象，找到這些對唐人街有如此深厚感情的年輕人的？在選角時考慮瞭哪些因素？

曹嘉倫：是的，我們總能聽到或者看到唐人街正在死去或者已經死去的新聞報道。加拿大國傢郵報上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直白地用瞭“唐人街的喪鐘”這樣的字眼。我一直能聽到這樣的論調，《唐人街大奮鬥》並不是第一部關於華埠的紀錄片，之前還有一部關於加拿大渥太華中國城的影片，拍得很美且富有詩意，攝影也很棒，但那部電影的整體氛圍非常憂鬱，像是給唐人街的一篇悼詞。

我從第一部電影開始，拍排華法案的時候，就和那些社區行動者一起，在現場為華人權益而抗爭，我知道唐人街的居民有多堅強不屈，他們為自己的傢園而戰，而且那裡有很多專門為居民爭取權益的機構。所以一直以來我都想講這樣的故事，而不僅僅是記錄唐人街的消亡。我想說，還有人紮根於此，還有人為之奮鬥。

我特別想找到中國城的新鮮血液。每個城市的華埠都有傳承幾代人的傢族企業，它們跨過唐人街的過去，也將邁向唐人街的未來，就像片中的威廉傢（William）或者梅傢（Mei）。他們一直是社區的砥柱，極富歷史意義。

梅的傢族商店始於1890年，是中國城裡最悠久的店鋪。如今，不斷有年輕人來這裡工作，為唐人街註入最新鮮的血液，而且他們仍在創新。比如吳之翼 （Wing on Wo，片中梅傢的唐人街瓷器店） 的地下室，就是一個亞裔性少數藝術傢社區，這裡孵化瞭很多新文化。

同樣，盡管（片中的唐人街餐館老板）威廉是二代移民，卻仍然堅守傢族理念，熱衷於為唐人街服務。他們本可以輕而易舉地離開，去郊區開一傢點心廠，成為千萬富翁，但最終選擇待在從小長大的地方，因為要和鄰居住在一起。

這裡的街坊很多都是低收入者，需要便宜的食物。他們不僅是在賣點心，還是鄰裡的生活支柱。唐人街的很多人都沒有穩定的收入，或流離失所、無傢可歸，或吸毒成癮。但有一件事是不變的，人們知道在威廉傢可以吃到3美元的午餐，這讓他們保住最後的體面。

我關註的是那些存在於歷史，又能支撐中國城邁向未來的東西。如果我們有更多這樣的服務於社區的企業，該有多好啊！它們保障瞭低收入者的穩定生活，而不是趕走那些住不起的人。就算你的餐館不賣35美元的午餐，隻賣5美元的，你也能生意興隆。我想找這樣堅守在唐人街的人，讓大傢知道，大傢可以為社區奮鬥出力，而不是憤然反對。

凹凸鏡DOC：在你拍攝或者前期籌備過程中，有什麼出乎意料的事兒嗎？

曹嘉倫：走訪不同地區的唐人街，比較出乎意料的就是我觀察到瞭它們彼此間的不同模式，每個都有獨特的生態系統。一旦走入不同居民的童年，站在唐人街上，我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這裡的生態系統是否健康。

雖然紐約的中國城有建造監獄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我看來，這是片中我走訪過的最健康的一個。那裡的住宅區很多，而我們蒙特利爾的唐人街就因為土地征用而失去瞭大量的住宅區，成瞭一個旅遊景點，一個購物吃飯的地方，一個無人居住的空殼，導致那裡的生態系統非常脆弱。

如果在一條唐人街上看到瞭雜貨店或者眼科門診，以及為居民提供日常服務的門店，我就知道，那個社區是健康的。紐約的中國城有喪葬品商鋪，店裡賣香、賣紙錢等這些傳統喪葬需要的物品。這意味著，這個地方充滿生機。很明顯，上述商店不是給遊客開的，卻能證明還有華人紮根於此。

而在另一些城市，你下午五點走進唐人街，可以看到華麗的牌坊，燈籠什麼的。可是一到六點，所有店鋪都關門瞭，成瞭一座鬼城，街上沒人瞭，遊客也都走瞭。

新冠疫情導致旅遊業停滯，所有門店都關張瞭，街上空無一人，人們也都被關在傢裡。尤其是在中國城，這個備受非難的街區。如果它僅被當作一個旅遊景點，那麼在疫情期間就會極速衰落。因為在特殊時期，隻有生活於此的居民能讓這裡保持活力。

舊金山唐人街有兩條主要街道，一條是給遊客開的，一條是給住戶的。為遊客開的商鋪在疫情期間全部關店，隻有住戶消費的店還開著。我意識到，當一個城市決定重建唐人街時，真的要考慮到居民的需求。若隻滿足富人或者遊客的需求，對於中國城的發展會非常不利。

凹凸鏡DOC：在拍攝過程中你遇到哪些挑戰？

曹嘉倫：對我們來說，最大的挑戰碰到疫情，沒有人會預料到新冠爆發。作為紀錄片導演，我傾向於3到4人的小型拍攝團隊，包括攝影、收音、我自己和制片助理或助理導演。疫情讓室內拍攝變得困難，人人都擔心細菌和病毒傳播。而且唐人街有很多老年人，這讓問題更加棘手。於是我們又精簡瞭拍攝團隊，通常我隻帶兩個人，甚至一個人。要麼是攝影獨自行動，或者隻有我一個人。這讓我不得不學習如何使用攝影機。

記憶特別深刻的是紐約的拍攝。當時我人在加拿大，也沒有新冠疫苗，美加兩國邊境是關閉的，沒辦法合法入境去紐約。我打電話跟古董店的梅說，我去不瞭，打算找一個當地的攝影師。梅說她的好朋友內特（Nate）就是攝影師，而他剛好是古董店的員工。這真的是天降餡餅。內特人特別好也非常專業，於是他成瞭這部片子的主要攝影師之一。作為店員，內特協助商店從中國買瓷器進貨。雖然他是白人，但在中國待過很久，能說流利的普通話，也和梅傢一起隔離。這簡直是三贏的結果。

我會跟內特視頻聯絡，發問題清單。紐約唐人街的素材都是他用一臺攝影機完成拍攝的，錄音隻用瞭一個或兩個領夾話筒，外加攝影機上的槍式麥克風。在正常情況下我一般會想：“這太糟糕瞭，我們根本沒有拍攝團隊。我的錄音師在哪兒呢”之類的問題。不過現在看來，這種拍攝方式其實很有優勢。我們隻有一兩個工作人員在古董裡拍攝，這讓許多場景拍出瞭比較親密溫情的感覺。

精簡拍攝設備有時是值得的，紀錄片工作者永遠希望讓設備隱去，這樣拍攝對象在你面前能更自在一些。如果你沒有各種各樣的燈光和其它器材需要安裝或管理，就更容易進入一般不會有機會去的場景拍攝。

作為紀錄片導演，我堅信器材越精簡越好。能用自然光的時候就用自然光，要麼就加一個小的補光，或是用一張白紙反光。這個片子裡的所有主要采訪都盡可能使用自然光，頂多架兩個燈。這些拍攝設備都裝在一個小拖桿箱中，被我們拖著在溫哥華唐人街上走。而我們也是在那裡完成瞭大部分采訪。

凹凸鏡DOC：在街頭采訪和拍攝，需要做什麼特殊準備嗎，比如需不需要申請額外的拍攝許可，或者遵守什麼法律規定？

曹嘉倫：這取決於拍攝地。在一些城市，一旦你在街上拿出三腳架，就會有管理者過來，要你出示拍攝許可證。這也是我喜歡小相機和手持拍攝的原因之一。看起來越像學生劇組或是記者，就越少人來煩你。

紀錄片與劇情片在公共場所拍攝的意義是不一樣的。不同城市對此有不同的法律規定，但通常在大街上拍攝紀錄片是不需要拍攝許可的。相比劇情片，在公共場所拍攝也更加容易。紀錄片是拍攝真實的故事；而劇情片的話，你是把演員放到瞭真實的場景來表演虛構的故事。

我們拍攝的所有城市都不需要申請拍攝許可，反正我們沒有申請。還有一點，對紀錄片而言，你永遠是先拍再說，之後再道歉或申請許可。我總是隨身攜帶一個寫字夾板和一盒名片。我告訴團隊，一旦有人要許可證，不管怎樣繼續拍，至少確保有素材，拍完就走。同時，我會跟這些管理人員閑聊，遞上名片、郵箱、聯系方式。這就能聊上十分鐘，而我的團隊應該也已經拍完瞭，相機或素材就不會被沒收。

當我最後道歉說：“噢，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們需要申請拍攝許可”時，我們該拍的也都拍完瞭。

不過，如果在室內拍攝的話，還是需要拍攝許可的。我們拍過的所有內景都有許可證，而且很多時候需要清場。我們給場地付費，在影片中出現的每個人也都需要簽拍攝知情同意書。公共區域則會有拍攝公告，貼在門上告訴大傢這裡有拍攝，讓他們做好心理準備。如有問題告知我們，這樣就不會拍到他。

凹凸鏡DOC：這部片子另外突出的一點是大量使用瞭檔案資料—— 這似乎也是你個人的風格。可以說說你通常是如何使用檔案的嗎？在《唐人街大鬥爭》中，又是如何調研和處理關於唐人街的海量資料的呢？

曹嘉倫：確實，我特別愛檔案資料，拍過的每一部影片都有體現。

之前拍過多部對比過去與當下的歷史、社會、政治類影片，對檔案資料的使用有一定的經驗。我的第一部影片主要是關於加拿大排華法案，所以對加國的各種檔案，比如1947年之前的歷史資料比較熟悉，知道怎麼能挖掘到相關信息。我的硬盤裡還保存著一部分當時的材料，以及它們的版權所有者。即使沒有，也知道該去哪找，向誰問。至少可以說在加拿大，相關的程序我都瞭解。

不過，我還從緹婭·圖爾（Thea Toole）女士那裡得到瞭很大的幫助。她經常幫我解決版權問題。這部片子的最大問題是，邊緣團體或少數群體的資料不好找。他們也不像博物館、電視臺或者版權所有平臺那樣資金充足。你得花錢掃描，生成電子版，甚至連看一眼都得付費。比如，蒙特利爾唐人街已經消失瞭，加拿大國傢電視臺有很多相關素材，但還沒有電子化。於是乎，我們要花上千加元才能看到這些素材。我想看我爺爺以前住的房子是怎麼被夷為平地的，那是我出生之前發生的事。

我為檔案資料專門預留瞭足夠的預算，提要的資料比最終影片實際需要的多。比如，我知道隻會用到30分鐘的內容，但會提2小時。

我花瞭兩千加元，讓電視臺把這一批素材電子化。現在這些素材在我的硬盤裡，以後有人需要用到，想用它們講自己的故事就可以直接觀看。雖然如果要實際使用，仍然得付版權費，但是至少我們不用再花兩千塊看資料瞭。

91d55bbdb68885723da4e2d84dd3051f

這些檔案非常豐富。我們使用瞭一些美國華裔博物館的照片。有位非常著名的猶太攝影師在80年代時住在唐人街附近，他拍瞭很多社區針對建造監獄的抗議遊行。在溫哥華，我們找到瞭一些反對建造高速的遊行的史料照片。抗議活動的華裔領導者和行動者們也有私人影像。

為瞭這部電影，大傢去地下室翻找，因為他們認為這個故事有意義。對於我來說，展示從未示人的私人影像也很有價值。我們向每個貢獻照片的人付瞭酬金。他們能慷慨相助、不辭辛勞地翻箱倒櫃，找出四十年多前的資料，把找到的老照片掃描給我，實在是太贊瞭。這也讓素材變得更有力量瞭，因為都是真正來自唐人街居民的觀點。

凹凸鏡DOC：《唐人街大鬥爭》接下來的發行計劃是什麼呢？你個人下一步的計劃又是什麼？

曹嘉倫：我們將沿著海岸線路演，海報上標註瞭所有路演城市的中英文清單。我們現在（采訪當天）在卡爾加裡，昨天影片在法斯辛亞洲電影節（音，FascinAsian Film Fest）展映瞭，明天還要在一傢唐人街古董店裡放映。我們將逐個唐人街，逐個城市地放給大傢看。

我們把《唐人街大鬥爭》當作是彼此交流、變革社會，重振中國城的工具。影片偶爾在電影節展映，而更多時候，我們在唐人街、社區活動中心、教堂或者附近的電影院放映。從五六月一直到秋天，團隊都在積極地聯系每個有唐人街的城市，邀請那裡的老人觀影。我們準備瞭繁體中文字幕的特別版本，所以爺爺奶奶們也能看懂。我們想讓更多的人更方便地看到這部電影。

加拿大有兩傢電視臺購買瞭《唐人街大鬥爭》版權，所以電影會在安大略電視臺播出，而我傢鄉魁北克的法語電視臺將播放刪減的法文版。我們還在尋找美國的買傢，可能會賣給教育發行商或者電視臺。雖然這些合作正在談，但目前路演和發行的第一原則仍是為唐人街社區服務。我們會去找和故事相關的人，因為讓他們使用、觀看這部電影，聚集起來談論影片，才是最有意義的。

《唐人街大鬥爭》也在某些城市的院線發行。正是唐人街居民的支持，我們才得以獲得一些反響。因為講述的就是他們的故事，對他們很有價值，所以大傢才來看這部電影。

凹凸鏡DOC：你在采訪一開始就說最愛紀錄片。凹凸鏡也聚集著紀錄片愛好者。能否談談，為什麼選擇瞭紀錄片？

曹嘉倫：我之所以愛紀錄片，應該是因為拍電影不僅僅是為瞭被觀看。我想創作出可以為社群所用的電影。我可以在劇情片中編寫英雄故事，但是紀錄片記錄的是現實世界裡的真實英雄。你身邊的人，就是英雄。我認為，從身邊得到的啟發極具力量，而這種力量可以實實在在地改變你的生活。

導演介紹：

曹嘉倫 (Karen Cho) 是一位華裔加拿大電影創作者，以探索身份、移民和社會公義等主題的社會政治紀錄片而聞名。

2004年，曹嘉倫從梅爾霍本海姆電影學院畢業，完成瞭紀錄片首作《在金山下的陰影（In the Shadow of Gold Mountain）》。影片探討瞭加拿大華人的移民經歷、人頭稅和排華法案殘留的點滴，以及加拿大種族主義立法如何影響瞭她的華裔傢人，而歐洲祖先則因移民而得益。在謝景煒 (William Dere) 於2019年出版的《身為華人在加拿大(Being Chinese in Canada) 》及張依琳（Elaine Chang） 於 2007 年出版的《旋轉亞洲：銀幕上的亞裔加拿大人(Reel Asian: Asian Canada on Screen) 》中，該片被收錄為流行教育資訊，對加拿大華人補償運動產生瞭影響。

2009年，曹嘉倫的第二部電影作品《避難所 (Seeking Refuge)》聚焦加國尋求庇護的群體。該片獲得當年加拿大電影和電視學院的雙子座獎項的最佳導演提名。2012年，她的第三部影片《現狀?加拿大女權主義的未竟之志（Status Quo？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Feminism in Canada）》榮獲惠斯勒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並在全國舉辦瞭超過 67 場社區放映。

2022年，曹嘉倫在疫情間完成瞭個人導演的第四部紀錄片作品《唐人街大鬥爭（Big Fight In Little Chinatown）》。該片在紐約紀錄片電影節（DOC NYC）首映，隨即於加拿大和美國多個城市展映。影片榮獲蒙特利爾國際紀錄片電影節觀眾選擇獎和女性居民獎。

《唐人街大鬥爭》官網：

http://www.bigfightinlittlechinato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