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末年，鄭國開國之君鄭桓公與太史伯發生瞭一場重要對話。《史記》原文如下：

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guó）、鄶（kuài），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薑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於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善。”

從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提煉出如下信息：

第一，鄭桓公的預判。鄭桓公早在申侯勾結犬戎入侵之前，已經預判周王室將有大變故，故而鄭桓公未雨綢繆，準備東遷。

第二，太史伯的預判。此時尚為西周末年，諸侯都還是小國。但是太史伯已經預測齊楚秦晉四國將會崛起。後來春秋時代的歷史，證明瞭太史伯的遠見。

第三，太史伯是重要戰略傢。太史伯這樣的官職，一方面精通歷史，一方面精通各國之地理人文。這些知識在當時是壟斷在太史伯這樣的群體手中的。他們是知識壟斷者，是戰略謀劃傢。另一方面，也說明意識形態工作很重要，歷史很重要。

第四，太史伯之史觀有儒傢雛形。太史伯論述齊楚秦晉即將崛起的原因時，歸因於“有功”、“有德”。後世儒傢在解讀歷史的時候，都是用這一套史觀。天下為有德者居之。這是唯心史觀，不是唯物史觀，但在儒傢頗為典型。

第五，鄭桓公與太史伯的謀劃為未來鄭國奠定瞭國政方向。整個春秋戰國之世，鄭國的發展為超出此兩位奠基者的謀劃范圍。

第六，太史伯的局限。鄭桓公欲居西方，即關中盆地。但是太史伯認為西方“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既然鄭國不能久居，何以秦國能夠久居並且崛起呢？若鄭國以關中為基地，可否復刻秦國之崛起情勢呢？

第七，齊楚秦晉必將崛起的依據為何？是否有可能，此段文字是後世偽托之作，並非太史伯之先見呢？西周末期齊楚秦晉崛起的態勢已經如此明顯瞭嗎？東周之初，鄭、衛、宋、魯、申等中原諸侯，明顯更強大些。何以太史伯完全不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