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7月31日版次：07 作者：肖江浩 方平紅 羅舜愛

中國稅務報網絡報

6月29日，李六如故居開展儀式在湖南省平江縣加義鎮泊頭村舉行。故居設立“首任稅務局長——李六如與人民稅收起源”專題陳列展覽，在“偉大實踐”“革舊鼎新”“勇於開拓”“廉潔從稅”“貢獻巨大”“賡續血脈”6個展區，通過文物史料、照片雕塑、藝術裝置、融合多媒體等藝術表現形式，重現中央蘇區時期李六如等稅務先輩為支援革命戰爭、促進蘇區經濟發展作出的偉大貢獻。

李六如，湖南省平江縣人，1887年出生，1921年經毛澤東和何叔衡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財政人民委員部首任稅務局長，兼任國傢銀行副行長、代理行長，中央財政經濟部副部長等職，是開辟黨領導下的紅色財政、稅務、銀行、關稅工作的革命先驅。新中國成立後，李六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兼黨組書記，1973年4月去世。

近日，筆者先後到李六如故居、江西瑞金追尋稅務前輩的革命精神，探尋李六如在中央蘇區的“稅月”往事。

中央蘇區首任稅務局長

1913年，李六如留學於日本明治大學，專攻政治經濟學科。1918年，他心懷“實業救國、教育興國”的願望回到傢鄉，曾在平江縣城先後開辦救民工廠和興業織佈公司。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李六如參加瞭北伐戰爭，此後任南洋共產黨臨時委員會宣傳部長。

1930年夏，李六如由中共駐香港南方局調入中央蘇區工作，擔任閩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直接領導閩西蘇區財政、金融等工作，因成績顯著，得到福建省委的肯定。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設立中央財政人民委員部，是蘇區政府財政工作的最高領導機關，財政人民委員部設立稅務局，下設農業稅征收科、商業稅征收科、工業稅征收科、關稅征收科、財會總務科5個部門，辦公地點設在江西瑞金葉坪村謝氏宗祠。1931年11月，李六如被調到中央財政人民委員部稅務局擔任首位稅務局長。

蘇區建立初期，稅收工作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財政收入主要靠打土豪、沒收籌款、對地主罰款、戰爭繳獲、動員富農或商人捐派等方式獲得。隨著土地革命的深入，取之於敵的財源減少。但紅軍和根據地的擴大，則使得蘇區政府的開支大量增加。特別是在歷次反“圍剿”鬥爭中，財政異常艱窘。要使蘇區財政來源有穩固基礎，就必須改變以取之於敵為主的財政收入模式，變為以取之於民為主。

實行統一的累進稅

擔任中央蘇區稅務局首任局長期間，李六如利用自己所長與實踐經驗，結合蘇區實際，整頓和規范稅收秩序，建立和完善稅收征管辦法，迅速統一瞭中央蘇區稅政，增加瞭中央蘇區財政收入。

1931年11月—1933年10月，李六如參與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的制定工作，並起草《關於頒佈暫行稅則的決議》。

1931年11月2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頒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以下簡稱《暫行稅則》），全面統一蘇區稅收制度。《暫行稅則》包括總則、農業稅、商業稅、工業稅、附則等五章共22條。總則依照《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的規定，明確蘇區范圍內廢除國民黨軍閥的一切田賦丁糧，苛捐雜稅、厘金等，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建立人民稅收，作為蘇區財政收入的經常性來源。

《暫行稅則》將蘇區稅收分為商業稅、農業稅、工業稅三大類。農業稅是蘇區的主要稅種，包括土地稅和山林稅等，是對農業收入征收的一種稅，共分為12個等級。蘇區稅收的基本原則是把重擔放在剝削者身上，貧農、中農稅輕，富農稅重，雇農及紅軍傢屬免稅，受災地區減免稅收，這得到瞭廣大工農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1932年8月13日，中央人民委員會第22次常會通過《財政部暫行組織綱要》，時任財政部部長鄧子恢與稅務局長李六如共同簽發瞭《財政部暫行組織綱要》，並先後下達瞭《關於統一稅收問題》等訓令，制定瞭《土地稅征收細則》。1933年3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頒佈《財政人民委員部第15號訓令——建立關稅制度》，決定在各重要的赤白交界處設立關稅處，開征關稅。關稅分進口稅、出口稅和通過稅。中央蘇區在贛縣、宜黃、樂安等15個縣的邊境、水陸要沖設置瞭24個關稅處。

中央蘇區還大力加強稅務組織機構和隊伍建設。中央蘇區的稅務幹部主要由以下兩部分組成：一是從軍隊和地方幹部中調入的人員；二是從工人、店員和知識分子中吸收的人員。1934年7月，中央稅務局遷往瑞金縣雲石山鄉豐壟村單獨辦公，稅務幹部隊伍進一步發展壯大。

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主力北上抗日，李六如作為蘇區稅收工作的開拓者之一，服從安排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負責財經工作，度過瞭轉戰贛南的艱難歲月。

稅務隊伍的廉潔佳話

土地革命時期，黨和蘇維埃政府非常註重反腐倡廉，從中央到地方，領導以身作則、廉潔奉公。李六如對稅務幹部隊伍嚴格管理，廣大稅務幹部嚴格自律，留下瞭許多廉潔佳話。

贛縣茅店關稅處工作人員每天經手的物資、銀圓總價不菲，但他們從不占用一分一毫。老關稅員陳水北在《海關紅色檔案故事》一書中的《追尋蘇區關稅足跡》一文中回憶道：“一次我們從船裡背鹽上岸，由於長期缺鹽腿發軟，背一包二三十公斤的鹽很吃力，我們拄著木棍爬行，累得滿身出冷汗，但是我們沒有吃一粒鹽。想想前方作戰的紅軍，想想醫院裡的許多傷員，對這些鹽我們動都不去動。”

會昌縣筠門嶺關稅處也留下“千金難買一條道”的故事。據《追尋蘇區關稅足跡》記載，當時以大奸商朱德坤為首的走私集團，在會昌縣各地大批倒賣糧食走私出境，筠門嶺關稅處接連3次將其查獲，沒收瞭近5萬公斤糧食，罰瞭5倍的稅款。為牟取非法利益，朱德坤派兩名小商販挑瞭幾擔貴重禮物來到關稅處，找到負責人說，隻要你們以後讓糧食出境，朱老板願意捐贈銀圓5000塊、黃金30兩為謝。關稅處嚴詞拒絕瞭他們的賄賂，並派出緝私隊，直搗走私集團老巢。筠門嶺關稅處曾在3個月內查獲走私偷稅案件240多起，沒收28萬多斤糧食及一批煙土、金銀和首飾。

為紅色政權提供重要財力支持

李六如領導下的中央蘇區稅務局十分註重稅收政策的宣傳，利用《紅色中華》《鬥爭》等報刊作為宣傳工作的主要陣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編印的《蘇維埃法典》收錄瞭部分關於蘇區稅收工作的法律文件，是各級部門宣傳稅法的工具書。

在協稅護稅方面，中央蘇區也有創新探索，中央蘇區成立瞭商業稅征收委員會、土地稅征收委員會、土地稅檢查委員會等協稅護稅管理機構，通過各級委員會，區、鄉政府等部門的共同協作，加強稅收征管。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稅務局的稅收工作，在反“圍剿”戰爭中貢獻巨大，中央蘇區稅收成為全國蘇維埃稅收的中心，為打破經濟封鎖促進蘇區經濟發展發揮瞭重要作用。稅收減免支持，使中央蘇區各類合作社組織蓬勃發展，到1934年2月，消費合作社發展到1140個，糧食合作社發展到10712個。

中央蘇區稅收為革命鬥爭提供瞭重要財力支持。1932年，茅店營業稅委員會在一個半月內，征收商業稅共計大洋3000多元，占全縣3個月籌措紅軍戰費總數的3成，有效地支援瞭紅軍作戰。1934年8月—10月，建寧、泰寧等6縣稅收收入占經常性財政收入的44.6%。

蘇區稅收的偉大實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進程中完善財稅工作的重要內容。蘇區廢除苛捐雜稅、厘金等，實行統一的累進稅。蘇區稅收工作為中央蘇維埃政權提供瞭穩定的財政收入來源，為供給紅軍、支持革命戰爭、保障蘇維埃政府運行、發展蘇區經濟提供瞭重要的財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