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2008年《南方周末》 徐楠

40年过去了。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命，已经步入夕阳。

走在上海街头，丁惠民并不引人注目。他在小馆子里吃锅贴、喝老鸭粉丝汤，剩下的一定要打包，偶尔引来青年人侧目。他们不知道：整整30年前，1978年12月，这位老者带着数十位云南知青，从西双版纳一路北上进京请愿，打出“我们要回家”的标语，并最终撕开了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豁口。

时任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受命赴云南调查，勐定农场知青以绝食明志，长跪不起。

年轻人的决绝，震动了北京。千万知青返城的大潮，由此启动。

今天，曾经的知青领袖丁惠民将他的人生坐标，再度调整到“知青”这一刻度上。当年的北上请愿团核心成员，如今或在重庆，或在上海。一切却已不似当初。

当年北上请愿团的部分核心领导成员在天安门广场合影，左一为李长寿，左三为丁惠民，左四为刘先国。

三十年后, 北上请愿团的部分成员再次相聚,左一为胡建国、左二为刘先国、右二为李长寿。受访者供图

靠 近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样，是带着“建设边疆”的决心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

他们走进莽莽大山，住在草棚里，半夜里蛇会从房梁上“嘭”的一声掉下来，吃饭时，丛林里的猴子在远远地观望。头几年，是拼了命地干。砍掉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一次会战，十几天不下山。

但几年努力，仍改变不了农场的样子。丁惠民说：“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绝望了。”

重庆知青李长寿，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宝，他的记忆被饥饿充斥，“猪瘟年年闹，一闹死一片，简直没办法；没办法就去河里找鱼吃，我有段时间当文书管炸药，管他呢，就拿去炸鱼，那时候吃伤了，直到现在，一点鱼都不沾……”

在红土地上，这些城里娃的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一个人就像一部汽车，你光叫他开，老不加油，肯定不行。我们当时已经没油了。”丁惠民这样比喻。

边疆除了自然风景，其他的一切几乎都跟宣传不一样。更何况，吊打、侮辱、强奸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一群半大孩子和一些军人，在远山僻岭的对撞，演绎出一幕幕的惨烈。被枪毙的军官贾小山，当年开着一辆吉普车横行农场，看到漂亮的女知青就往车上拉，几无避讳。

上海知青周公正，在农场是副教导员。对他来说，迷茫来自于对公正性的颠覆。

一位高级干部的三个孙女与周公正在同一连队。她们的爷爷去世时，家属提出要三个孙女回城，否则就拒开追悼会。僵持的结果，是盖著“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红印章的调令发到了农场。周公正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枚神圣得高不可攀的印章，却是对其神圣的嘲讽。

知青们想尽办法走后门调动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一位高干子弟以探家名义临走时，作为教导员的周公正还给他做工作：“早点回来……哪还有影子啊？今天想来，自己都笑着摇头。”

与丁惠民和周公正不同，李长寿从来是个叛逆者。在农场，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那是一种无奈躁动的发泄”，到了后几年，连架都懒得打了，也没有力气打了。

他得出结论：越是知青老实的连队，管理就越紧，吊打体罚之类的事情也就越多。

丁惠民对那个年代的回忆和解释是：“一开始都很老实，后来在长期艰苦的条件下，人野性、暴躁的一面就出来了。知青和军人都是如此。”

李长寿后来写了一首歌，其中有这样一段：“花样的年华生命的春季，享受阳光接受教育。斗殴演出武打的好戏，偷鸡摸狗自有道理。啊！连长，我不是坏青年，写份检查交给你。”

1978年12月以前，他们并不相识，更想象不到：彼此的相逢，会演绎出改写历史的一笔。

就在那个冬季，火星出现了。

相 逢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上世纪70年代中，已显疲态。

经过近10年的农场生活，西双版纳知青们已经从迷茫走进了绝望。为了得到一张病退证明，他们服用麻黄素、生压灵来制造高血压，喝10%高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不惜一切，只为回家。

“四个不满意”彼时在中央高层内部被提了出来：农民不满意，知青及家长不满意，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当时分管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到这件事就头疼。”

对上山下乡的重新评估和大批知青的现实出路，不得不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些坚冰松动的迹象，远在版纳胶林里的知青们，是难以了解和体察的。1978年冬天，又一次知青工作会议的讨论在北京召开，如李先念所说：“前提是上山下乡，但老办法不行了，要改。”

“今冬明春好回家”的说法始在云南知青中悄然流传，但隐约的希望，毫不真切。

景洪农场的丁惠民，是一个例外。这个十分场学校里的总务员是个有心人，他趁著给学校拉运物资、进出农场的机会，在其他农场做了情况调查，意识到知青的问题已是一堆干柴，只要一颗火星就能点燃。

他贴出了公开信，陈述知青现状，提出回家的愿望，在农场引起轩然大波。在礼堂大会上，有人说：“什么也不要怕，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回家乡去！”有人甚至出主意炸掉澜沧江大桥，占领农场。

纷乱中，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断，使他成为毋庸置疑的总指挥。他与李长寿就在那一天相识，机缘来自李的一句高声发言：“人多有什么用？又不是去打台湾！”

李长寿就此被任命为纠察队长，另一位重庆知青邹盛永专司宣传，再加上副总指挥刘先国和胡建国。整个行动的指挥和协调核心形成了。

其后的部署兵分两路：一方面，农场在有序领导下罢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请愿代表分两批赴京，高唱自己写的请愿团团歌，“北上！北上！坚决北上！”

那个冬日，在景洪的大街上，知青周公正亲眼看着他们走过澜沧江大桥，走向严冬的北方。重压和劳累让丁惠民病倒了，知青们用担架抬着他，副总指挥刘先国特地叮嘱纠察队长李长寿——专门派人保护“小丁”的安全，这是头等大事。大家像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著丁惠民。

队伍最终在天安门广场上列队，在“我们要回家”的横幅后面站成一排，有人的夹袄还裹在外套外面。

当时分管农垦系统的国务院一位领导接见了他们，虽然态度慈祥，但话语严厉：“都这样闹，国家能富强？”这让他们感到委屈。当晚，丁惠民、刘先国、李长寿、邹盛永四个人，在西单的一家小饭馆里碰头商议，决定立即回云南，请愿团宣告终结。

而正是那天，一份内部电话记录从版纳分局悄悄地飞出，成了知青的报喜鸟：不愿留的通通走……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从北京开会返回后，作出的表态。

次年2月至6月间，5万人像潮水一般退去，“营部索性把公章挂在门口，大家自己拿着盖。因为办户口的人太多，派出所的墙被推得直晃悠”。

后来他们知道：北上请愿的行动，给北京正在谋求解决知青问题的高层讨论中，增加了一个现实筹码。

当年罢工请愿的几位核心成员，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都为年轻的自己在全过程中的谋略而自豪——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刘先国说：“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各 自

1979年丁惠民、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先后回到家乡——武汉、重庆和上海。

1985年，几经波折，丁惠民终于从武汉调动来到重庆，与妻子团圆。他的工作是油漆工，全家住在老城区的旧房子里。生活中的一大亮色是：可以和北上请愿时的“三驾马车”之一刘先国，经常见面了。刘先国回城后顶替父亲，进了重庆客车厂的基建科，后来做到甲方代表，每天出入于建筑工地。

丁惠民的聪敏难以掩饰，他很快被借调到检察院。然而，他不愿忍受丝毫的刻板规制，最终放弃了这条世人眼中通向坦途的路，他不委屈自己，工厂也不回了。

喝酒，是丁、刘两人在一起时的主要节目。刘先国对那两年的概括是：“天天在一起，很苦闷。”那时候，他们年届三十。

两年后，1987年，刘先国走了，去往上海——他娶了一位上海知青姑娘，已近10年的两地分居，不能再持续下去。这个难得的机会，是与别人交换来的户口指标，还必须补偿对方1200元钱。送钱那一天，陪他去的是丁惠民，为了“多一个心眼”，当时还在检察院的丁特意准备了一台小录音机，偷偷保留了给钱的证据。

刘先国走的前一天，丁惠民大醉。生命曲线再一次岔开，朝不同的方向延伸。

后来的二十年，丁惠民也曾做过生意，这个当年的知青领袖，能够在90年代就借到近百万的本钱。靠着对云南的熟悉，他从缅甸贩进木材，拉到上海去卖，却不料刚拉进对方仓库，对方却因债务纠纷而被法院冻结资产。

多年后，丁惠民才悟出自己的缺陷：“我不适合做生意，我这种性格，连合同都不签的。”这十几年中的往事，连他的战友也知之甚少。

远在上海的刘先国，逐渐成为生活的赢家。这些年里，他在图书公司工作，木工、保卫科长、物业中心经理、计算机广场项目负责人，入党、提干、买房，女儿从北京大学毕业，就职于外资银行。生活在他面前热闹地延展，应酬繁多，越来越忙。

入党时，单位特地派人到云南去作了调查，农场老工人一五一十地讲了刘先国的知青时代，“连偷鸡摸狗的事也讲了”。然而命运总是令人难以捉摸——单位的党委负责人也是知青出身，对这些评价淡然处之：“不偷鸡摸狗就不叫知青！”

而李长寿的后半生，受一番话影响很大，他工厂里的一位老右派同事，以一生政治起伏的体验，劝慰他：“小李，你的个性不能搞政治，锋芒太露。现在回家了，多想想父母、家里人，多想想怎么让他们更安心吧。”

李长寿离开工厂后，做过通讯器材生意，还办过研究所，小有成绩。在十几年的闯荡之后，他阅尽人生，如今落脚上海，在知青战友的公司里就任核心管理岗位。他坚持在城区边缘的七宝古镇住了下来，已经五年。

他戴着青年人喜欢戴的宽边帽子，和古镇里云南菜馆的老板谈笑风生。就在这间小馆子里，他竟然偶遇到北上请愿团的秘书长朱一平，两人相拥大笑。当年那个叛逆的青年，在小桥流水、云南菜香中，与生活和解。

当年离开时，知青们一个个发誓“老子撒尿都不朝这方向”，如今却一次次梦回云南。

李长寿常说：“我们在那里8年，完成了使命，建成了国家第二个橡胶生产基地。”

丁惠民却说：“40万亩，如果我们不去砍，保留下来，现在是多么好的原始森林啊！”

轮 回

版纳农场的工人，大多来自湖南农村，数量少于知青。

每天同样上班，知青已经累得无力动弹，他们回去之后还要养鸡、养猪、上山砍山货，养活一家大小。知青们饿得凶了，就去偷他们的。

告状、并连带知青因此受罚的是他们，“看你端着白饭咸菜挥手叫你过去拨上一筷子油炒的菜”的也是他们；帮着连队干部管理知青的是他们，传授给知青农业技能的还是他们。

三十年前，知青们潮水般退去，一个个农场的学校没有了老师，卫生所没有了医生，连开拖拉机的运输人员都成了问题，只有工人们收拾起农场的烂摊子。

三十年后，三位老工人远赴重庆，到知青家中做客。在大都市街头的车流中，无所适从的他们被交通事故夺去生命。知青们大哭。

而农场当年的管理人员，主要由退伍兵和现役军人构成。

有统计数字显示：50%以上的连队干部有过吊打、责罚知青的行为。丁惠民的第四腰椎骨被枪托打过，直到现在，阴雨天气都会有反应。

1984年，当年的一位营长到重庆出差，推销橡胶，设法联系到一些重庆知青。在他落脚的简陋招待所里，他对提着白酒来看他的知青说：“你们种的橡胶树，都开始割胶了。过去，我们对你们知青的很多做法不对，请你们原谅……”

李长寿感慨：“有这一句话，过去的事情就当全没有过，还提它干嘛？”

当年，李长寿在熄灯后睡不着觉，抱着曼妥林（一种乐器）在木堆上唱歌。连长是退役军人，哗啦一声便端起枪来：“信不信老子毙了你！”

这剑拔弩张的一刻，留在记忆中很多年。那个晚上，李长寿同宿舍的三名知青听到动静，揣著砍刀摸到了连长家的后门，如果枪响，他们打算砍了连长的老婆孩子。

连长一家，跟很多退伍兵、老工人一样，在农场老去。三十年后，李长寿听知青战友说：连长的老伴去世一年了，连长一提起她，就止不住地哭，他觉得自己太亏欠这女人。知青跟着一起哭。

几十年后，李长寿感慨说：“出生在那个年代，你没法选择。所有需要人去承担和承受的东西，是那个时代的人在一同承受。”

1995年，李长寿和近40名知青重返农场。离开时，车子无法开动。老连长、老营长、老工人们久久不愿松手，车上车下哭成一片。在李长寿的记忆中，只有当年离家奔赴云南的火车站上，有这样哭声震天、依依惜别的场面。

命运总是轮回，当年哭着去往的地方，今天哭着离开。

重 聚

生命轨迹，再一次戏剧性地交集。

2008年冬，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往事》栏目，将丁惠民请进演播室，以三集的篇幅，再现了当年北上请愿的历史。镜头前，丁惠民特意穿了一件黄色的T恤衫，胸前印着“知青”两个大字。

他频频来到上海，出面帮知青解决工龄问题、社保问题、户口问题，等等等等。他回到云南，在那里立起一块大牌子：“知青有事，请找丁惠民。”下面留着手机号。三十多年后，他第二次写了公开信，要求政府重视知青的晚景和待遇问题。

他办了版纳知青网，联系出版画册和书籍，知青有户口一类的问题，他希望登记填表、集中于他处，再通过他去上访、谋求解决。他积极筹划中国知青旅游文化节，希望借此机会重聚知青，扩大影响。他抵押了房子，换来的钱几乎尽数投入于此。

甚至妻子做家政的工钱，他也随手接济知青。朋友劝他“衣食住行要自己搞好”，他却说，“只有实践能检验真理”，他还说：“我丁惠民早就不属于我自己，或者属于我这个家庭，我永远属于知青。”

丁惠民说：他要为知青争取权益，哪怕是一点点经济补偿、一点点政治待遇。他想呼吁国家层面对知青问题的重新表述。

老战友们的命运和心迹，在同心协力北上请愿三十年后，画出相离的曲线。

1998年，胡建国住房动迁后不久，当年的“三驾马车”在上海重聚。除了久别重逢的喜悦，其余的竟然是话不投机的尴尬。

丁惠民将他的生命重心，再次调回“知青”这个刻度上。他想找回当年的“三驾马车”，看到的是避谈往事的胡建国，和应酬繁忙的刘先国。

后来，刘先国曾经这样劝诫丁惠民：“即便在知青中间，跟那么多的海归、高知相比，我们已经落伍了。尽管你是当年的知青领袖，但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了，你要牵头这么做，就无异于陈胜吴广，最终成功的一定是刘邦项羽，而不是你。”

2007年春节，当年的纠察队长李长寿，面对丁惠民希望筹集捐款的想法时说：“如果是要建知青福利院，我马上把兜淘干净！”

相比丁惠民，他的做法是：在知青战友重病或有困难时，帮助联系买药、运送，尽可能解决具体问题；他不同意向知青募款，来做维权之事。

至此，分歧已不可避免。

后来，李长寿曾对丁惠民说：“你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我们的父辈好？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比我们那时候强？这说明：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

丁惠民没有吭声。

10年前，成都知青的聚会活动上，一条“青春无悔”的横幅被不同意见者扯下：“无悔？你们无悔你们就回去!”

“有悔”和“无悔”，成为知青群体中对那一段特殊经历的分歧意见。“有悔”者，痛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他们感慨磨难、追抚伤痕，后悔自己做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无悔”者，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面对现实，前者发出呐喊和谴责，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现实诉求；后者选择与接受现实并与之和解，其中很多人积极反哺当年插队所在地。

渐渐步入晚境的知青们，有时会因为对共同经历的基本评价，争得面红耳赤。

丁惠民，在将生命能量重新聚焦于“知青”的过程中，选择了前一种姿态。这个当年以公开信点燃回城火焰的知青领袖，不乏追随者。他们称呼他“丁总”，或者“司令”。这样的称呼，对丁惠民是一种动力源泉。

而当年最亲密的战友胡建国、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他们，选择了另一种姿态。

“他依然活在那个时代。”这是今天的丁惠民，留给战友们的印象。

今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丝丝入扣地复述当年的细节。唱起请愿团团歌，暮年的他们早已明白：知青问题的解决，是邓小平起到了关键的撬动作用，“那是天时、地利、人和……”

那请愿九十天中结下的情谊，无论如何也抹煞不了。

2008年初，刘先国的父亲在重庆去世。他从上海赶回，未事声张，料理丧事。此前，在知青问题上虽已话不投机，却不知丁惠民从何处得到消息，赶来守灵两天。

几天后刘先国返沪，临走前来到丁惠民家时，丁正在与一群老知青谈话。

刘先国静静地呆了一会，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