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改学界对五四新文化关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论证这一老生常谈之层面，而是站在更高的视角来解读五四新思潮，旧有争论归结在有没有，而作者点明，正确与否没有一个定论，对它的认识是会随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转变的，不必太纠结与此，我们应重于新思潮在思想乃至社会变革的功用，客观历史意义在于何处？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现象等根本性的问题上。

作者开篇点明观点：新思潮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决绝姿态是在超越自身正常承受能力的环境高强度刺激下发生的特异反应。也就是说，当时中国近代面临的危机早已是积重难返，最有利的变革时机也已错失，这使得本应站在社会变革最前的重要主角政治与经济，却在此时难以发挥作用，于是本作为配角的思想层面不得不担当起推动社会变革动力这一角色。也确实扮演好了这一角色，新思潮运动短短几年，真正完成了变革社会的历史任务，如同绝地反击，彻底扭转了因变革起步延缓而使得之后的改革运动始终跟不上，克服不了国内外环境施加阻力的局面，而开创了如同传统文化之一样重要的新的思想文化源泉。而强行让一个配角担当起重责，还要苛求它完美无失，且这一失也不是永久不可挽回之失，实在有些不厚道。

作者论证指出，即使不是后来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用白话文书写等，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已出现了倡导用白话文的现象，还有很多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内容，都能在早期找到其身影，也就是说，如果政治经济的局面不是发生日后如此急遂的转变，晚清思想文化将会依循其逐渐累积的方式向着文明开化的方向渐变，只不过是形势所迫由新文化运动加速推动了这一转变。

新思潮促进社会变革所仰赖的正是对旧有思想文化传统决绝的批判。政治经济顶不上力，思想不得不借助批判旧封建思想这一助跑器，它是一种舆论，一种宣传，他的目的是想要人们觉醒，去救亡这个中国，而不是就是要批判旧传统，就想要把它消灭，新文化者的目的不在于此。批判传统文化可以说是它发挥效用的一种途径，手段，方法而不是最终目的。作者谈到：启蒙不但为救亡陷于绝境所触发，也因开启新的救亡而为历史的先声。陈独秀的认知（自觉心与爱国心）也和鲁迅《呐喊·自序》里铁屋子隐喻的逻辑一致。鲁迅虽然怀疑铁屋子的呐喊是否奏效，然而可以断定，万一奏效，则铁屋子里的人醒来，定然不甘心束手就毙，必定要做掀翻那铁屋子的事情。

如果当时对传统思想文化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就留给后人去弥补这个伤痕，后人自有辩识力。思想文化说到底是人的认识和价值观，与物质实利和群体势力不同，在后人眼里不可能成为需要非打倒的对象。后人对之有因有革，可以从容进行。即使在后人所当“革”的方面，澄清前人不合时宜的认识和价值观，就于事已经足够，无论如何也不必进行到宣布前人所谓“罪恶”的地步。后人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是自己崇尚的，一思想文化不可能因历史当中某一阶段对某一思想的否定，就永远彻底的否定了从世上消失了，它不会造成灭绝性的打击。汉字，戏剧，古文典籍当初反对的东西，如今不仍朝气蓬勃走向世界？而依我看，这场思想运动后，我们站起来敢抵抗侵略与压迫了，我们在谋求争夺我们的合法权益了，工人阶级站出来了，女性地位改善了，迂腐形式虚假减少了等等等等，对于发挥如此重大作用的新思潮和倡导者，无论如何也不必进行到宣布前人所谓“罪恶”的地步。

而且在思想领域并没有一个如数学与科学领域般的绝对精准无二之标准，对它的评价始终是变化的相对的，并无正确与否之说。

写出的文章抒发作者的主观感受,传达了作者主观上的真情实感。记史写史,未免不可谓是将当时新闻之记录,或客观或主观,而引史用典和评价史事之时,往往具有为当代政治、社会、集体、组织和个人的,意愿、主张、信仰、利益服务的一个特点。有时人们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或迎合时代的主流思想而或多或少存在对史“添油加酷”“断章取义”的现象，以此来更好的宣传号召激励引导群众的思想,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借助孔子的威信变着法的来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等,还有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语,其原本应当不是我们现在流传之意。可说一千个人读史,其见解观点感悟不敢说有一千种但能说多于一半，人的观点、角度、思考位置、环境不同,得出的结论便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

对于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鲁迅先生等的文章含有激进成分之说，我认为其激进是不应全部否定的。茅海建先生在其著作《天朝的崩溃》中提到：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只是宣传家手中的道具，原本不用去详加考证的。至于研究的性质和目的，已有足够多的研究者说了足够多的话，任何一位读者都能体会此中的差异。史学的情况还有点特殊性。它本来就具备宣传的功能。自孔子作《春秋》之后，中国传统史学的宣传功能尤其为人所重。“善善”“恶恶”原则的长存，相当大程度上是适应了宣传的需要。长久以来，中国史家经常将自己混同于宣传家，或热衷于为宣传家服务，于是便有了“摆大钱”、“借古讽今”、“影射史学”等等说法。尽管宣传只是史学诸社会功能其中的一项，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项，但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史学家不自觉地或自觉地扮演了宣传家的角色，又是今天的人们非常容易理解的。我们今天不应否定这种宣传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思想本就是要宣传，他在为其他领域的改革、革命做铺垫，宣传难免会有夸大、深刻之特点，不然怎么有发人深省、醍醐灌顶、使之豁然开朗的作用，怎么起到宣传之效用。茅海建先生说到研究与宣传不同。当时胡适、蔡元培先生与这些思想革命者有一定的不同，前者重视文化学术研究，是学者，后者更重视中国道路之探索，是革命家。我认为被称为激进派代表的陈、鲁先生，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文化，他们也是从封建社会走来的，成长的，他们自然也明白，传统文化观念对民众根深蒂固的捆绑，但为了破除这些思想束缚，彻底的扭转顽固，不言辞激烈怎能有效果，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又不允许其慢慢转变。他们的原意定也是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中的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