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灃（1883年—1951年），光緒皇帝的弟弟，是清朝最後一個皇帝宣統帝溥儀的親生父親，末代攝政王。

載灃生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襲王爵，成為第二代醇親王。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任軍機大臣。同年11月其子溥儀入承大統，載灃任監國攝政王。次年代理陸海軍大元帥。因此，在清朝的最後三年中（1909年—1911年），他是中國實際的統治者。

辛亥革命爆發後，隆裕太後（光緒帝皇後）認為攝政王載灃理政不力，命令他辭職。載灃性善平和、不喜爭鬥。

1911年12月6日，載灃辭去監國攝政王的職位，回到自己的宅第生活，享受醇親王的待遇。這一年，載灃29歲。辭職後回到傢中，他感覺十分輕松，並且樂呵呵地對傢人說：“從今天起，我可以回傢抱孩子瞭。”

末代攝政王載灃的退休生活正式開始。

1928年，載灃遷往天津幽居。

1932年，溥儀在日本帝國主義扶持下建立“偽滿洲國”，載灃拒絕日本人勸降之要求，並怒斥溥儀投靠日本，但此後醇王府的一切開支則由偽滿“內廷”撥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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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灃安於現狀，隻希望政府保持對清廷皇室的優待條件不變，沒有更高期待。

日常生活中讀書、看報、寫字、有時也寫日記。醇親王府中一切大小事務都是由他的母親劉佳氏管理、安排，載灃基本上不管不問。載灃十分喜歡文學，每天必讀《資治通鑒》，在炎熱夏天的晚上，載灃便領著孩子在院子內，指著天空，給孩子們講解宇宙中的星辰，把看到的天文氣象比如日食、月食的圖形用工筆畫下來，記在每天的日記裡，每天的生活便是讀書、陪孩子，可以說這幾年載灃的生活很幸福。

盡管載灃很想過上與世無爭、遠離紛擾的生活，但是，這樣一個政治背景深厚的人物，肯定會被一些重要人物、重大事件找上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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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9月10日，正在北京的孫中山親赴載灃傢中，載灃親自把孫中山迎進親王府的大書房“寶翰堂”中。兩人剛開始會談時，載灃有點緊張、不很自然。孫中山對載灃辭去攝政王的舉動充分肯定；孫中山對載灃不問政治、不參加復辟活動給予贊許。載灃與孫中山的會談進行瞭大約一個小時，氣氛較為融洽，雙方都比較高興。臨別時，孫中山將自己的一幅照片贈給載灃，還在照片上親筆題字：“醇親王惠存，孫文贈”。

載灃退休後，宅於府中，正是精力旺盛的年紀，讀書看報之餘，情感需求自然必不可少，但與嫡福晉幼蘭志趣不投，愛好迥異。載灃決定納妾。

1912年，載灃將鄧佳氏迎入王府。那一年鄧佳氏15歲，成為載灃的側福晉。

1942年，鄧佳氏輕微肺結核，沒有接受醫療，後病情惡化去世，年僅45歲。載灃內心無比悲痛，此後至死沒有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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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要將宣統帝溥儀從故宮中趕出去。載灃希望兒子溥儀能留居宮內，保留遜帝地位。在溥儀還沒有被趕出故宮的時候，載灃到南苑駐軍營地去瞭好幾趟，試圖說服馮玉祥放棄逼宮。

1932年3月1日，日本策劃成立瞭偽滿洲國，溥儀出任偽滿洲國執政。1934年，改為滿洲帝國，溥儀改稱皇帝，年號為康德。載灃向來反對兒子與日本人親近，溥儀到東北去瞭，載灃認為兇多吉少。載灃不相信日本人，他對兒子的處境憂心忡忡。載灃不但自己不去東北，還一直把最小的兒子、最小的兩個女兒都留在身邊，也不放他們去東北。1934年7月，因思念兒子溥儀，載灃到長春去瞭一趟。在長春住瞭一個多月後，回到內地，大部分時候都住在北京的王府。

載灃反對溥儀接受日本人的安排，但勸說兒子沒有成功。

1942年正月，七弟載濤親自組織張羅，為載灃舉行瞭六十壽辰盛宴。載濤還請瞭馬連良、孟小冬主演兩出大戲。馬連良演唱瞭一出《遊龍戲鳳》；孟小冬演唱瞭一出《盜宗卷》。載灃在眾人簇擁中欣賞瞭兩出大戲，笑容始終洋溢在臉上，不時發出朗朗笑聲。載灃高興地說：“這是我六十年中最快樂的一天！”

解放後，載灃將醇王府貢獻給人民政府以作公用。1950年，載灃把王府出售給國立高級工業學校，自己搬到東城魏傢胡同46號，後又搬遷到利溥營11號居住。

1950年8月，載灃在得知溥儀在撫順戰犯所裡接受勞動改造後，長舒一口氣。

1950年冬天，北京異常寒冷。載灃雙腿嚴重萎縮，身體十分虛弱。載濤帶他到火鍋店吃瞭一頓大餐，回傢後病情急劇化。後來，糖尿病又並發尿毒癥。1951年2月3日，載灃病逝，終年68歲。溥任和溥濤料事喪事，將中國末代攝政王載灃安葬在北京西郊福田公墓。

溥儀曾經說：載灃膽小怕事，難堪大任，無法給予兒子一點保護。

周總理曾這樣評價他：載灃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主動辭去監國攝政王的職位，他後來也沒有主張對革命進行武力反抗，也沒有站出來反對宣統皇帝遜位，這些表現順應瞭時代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