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文荟：走访大泽乡2016年11月中旬，由朱长刚师弟主持的“安徽省第三届新安膏方研修班”在安徽宿州市举办。菜九是膏方外行，但也借蹭会之机跑去与师兄弟们见见面。本来安排了会议结束后就近考察皇藏峪，菜九搞楚汉战争研究，知道刘邦起义前曾在那里躲藏过，现多传说是被项羽打败后躲藏，中国式的附会真教人无法可想。但不论怎样，这种楚汉大佬遗迹当必看无疑。谁知会议进行到一半，夏黎明师兄有公务在身要提前离会，亲自驾车回合肥。菜九临时心动，可以搭夏师兄的车顺道去看看大泽乡嘛。

还多亏是搭便车，涉故台作为大泽乡起义遗址，虽然是一个当地景点，但并不热门，连旅游专线也没有，没有自己的车还真去不了。也多亏有车载导航，我们才七扭八拐，由省级再县级再乡级公路，好不容易找到了涉故台。涉故台位于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大泽乡镇涉故台村，作为1961年就确定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涉故台给人的印象是简慢。有个院落，也有大门，当天不收门票，只有一个负责照看的老太太。菜九问老姐姐照看这里有多少收入。回答说没几钱，只够买馍吃。对比一下当年汉高祖为陈胜安排三十户守墓世代不用交租那样的规格，真是遥不可及啊。当然，你也可以说汉高祖的举措是尊重老领导，而陈胜与省政府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能给馍吃就不错了。从院落大门到那个台不足百米的路中间有涉故台铭刻台与陈胜吴广起义浮雕，那个涉故台也只是高出周边两三米、约三四亩大小的平整土基。网上说高三米多到四米多，近七亩地大小。即便是七亩地，九百人要在此地驻扎也拥挤了些，集中于此开会的大小则足够。台四周有一些碑刻，有遗址、旧址石刻，及名人题辞石刻。从台上环视四周，一片开阔，无险可据，亦表示此台毫不起眼。在菜九看来，陈胜起兵于此透出满满的天意。大泽乡，秦末属蕲县（蕲县建制保存了1500年左右，至元代废止，并入宿州），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在这里打响了向暴秦统治反抗的第一枪，最终灭秦，这是广为人知的事。而此地亦是秦统一中国时灭楚的关键战役发生地，知道的人就很少了。秦始皇第一次派李信率二十万兵马攻楚，被楚将项燕杀败。后秦始皇派王翦率六十万兵马攻楚，就在大泽乡所属的蕲县破楚将项燕而灭楚，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壮举。宋人王应麟感叹说：“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楚之灭秦也，陈涉起于蕲大泽中。同此地也，出尔反尔，天道昭昭也。” （《困学纪闻》卷二十）楚灭于此又兴于此，难道不是一种宿命吗？王翦杀了项燕，而项燕的孙子项羽又反过来活捉了王翦的孙子王离，更是报应不爽啊。项燕死而楚亡，王离禽而秦殆，真是天道好还啊。其实在大泽乡、在陈胜，宿命的事还不止这一个。秦始皇为了将家天下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传下去，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但陈胜这个层面根本不入秦始皇的法眼，最后就是陈胜这样没有被防范的人带头闹事了——毫不起眼的人，在毫不起眼的地方，掀起了冲天狂涛，吞没了秦王朝。陈胜及其伙伴九百人，因朝廷征发到渔阳（今北京密云）戍边，因连日大雨，被阻滞于大泽乡，已经无法按时到达目的地。按秦朝法律，“失期，法皆斩”，现在多认为，陈胜因此被迫造反。这种观点根本不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更正常的选择是逃跑，然后躲起来。黥布落草为寇，项羽、张良隐藏民间，韩信更是流落民间，即为此类。刘邦例子与陈胜更接近，因他押送的人不愿意服劳役，在半路上都跑光了，刘邦随后也只好躲藏起来了。逃跑就是当时的主旋律，毕竟没有人有胆量直接对暴秦开战啊。但天要亡秦，就会有奇迹，在前途绝望的情况下，大泽乡没有发生大规模逃亡，真乃天意啊，这九百人就成了起义的基本力量。陈胜的九百人在当时其实不是个小数字，而且不是乌合之众，基本上都是有战场经验的老行伍。所以陈胜之众一攻下陈（河南淮阳），立即分兵，九百人中产生了众多将领，迅速将秦关外之地多数光复。为什么大名鼎鼎的刘邦、项羽、张良都不敢对秦开战，只能选择忍气吞声、东躲西藏，而陈胜就敢了呢？难道就因为他拥有九百人？也不尽然。关键是他天才式地发明了反抗暴秦的理由——秦二世少子说。将秦二世置于不合法的位置上，会达到鼓舞己方、瓦解敌方目的。陈胜起兵后迅速席卷天下，与此发明有绝大关系。所以刘邦尊陈胜为圣人，司马迁作《陈涉世家》也将陈胜与商汤、孔圣相提并论，破了暴秦设的局嘛，不是圣人而何？日后刘邦对陈胜的尊奉又远过于六国诸侯，也有将陈胜当圣人供奉的意思。陈胜与刘邦并不是直接上下级关系，刘邦是陈胜传人楚怀王的部下，陈胜与刘邦更多的是事业开创者与继承者的关系。陈胜开创的灭秦大业，由刘邦收功，而刘邦事业的正义性又主要来源于灭秦。刘邦明确表示过要等圣人为起开道，才随后而起的意愿。《淮南衡山列传》里记有刘邦躲藏的芒砀山时期，有客鼓动高祖反，高祖称稍待之、有圣人将起于东南，间不一年陈胜起兵的记录（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由此看来，反秦大业陈胜开辟，刘邦收功，也是一种天意呢。

将陈胜、吴广起义定义为农民起义是一种历史误读，要让菜九来看，将其定义为兵变或者更合适。之所以将陈胜起义定义为兵变，是因为其主要构成与行事模式更符合军队特征。至于人们习惯称其为农民起义，是因为在人们的印象里陈胜是一个农民，人们只记住了他在与乡亲们（可能就是那些陈胜为王后来探望他的乡亲们）同在田里耕作时说“茍富贵，毋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场景，好像他一直以来就是个农夫，这与他农民起义领袖的身份倒是符合的，但与其日后的行为模式又不符合。一个农民能指挥得了千军万马吗？其耕作的地点在陈，即今河南周口市至漯河之间的阳城（淮阳），其地当时汉代属汝南郡，而不是属颍川郡地在今河南登封东的阳城。因为前者属楚，后者属韩，陈胜为楚人，其家乡阳城必然是楚地。陈胜起义的地点是大泽乡，地点在安徽宿州一带，其地在河南淮阳以南，而他是在赴渔阳（今北京）途中路过大泽乡的，表明其出发地又要南的多。问题是陈胜一介农夫怎么会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被抓起来了呢？看来，农民只是陈胜出道前的身份，其后肯定有从军的经历。那么，陈胜所从之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应该是楚将项燕统帅的楚军，楚将项燕最后被秦击破于蕲，即大泽乡所属之县。陈胜所在的部队战败，且战且退，最后溃散逃到南边，也就在南边安顿下来了，最后再与他的战友们一同被秦政权抓了差。所以，陈胜等人当是从南方某地出发北上，途经大泽乡而起事，很有一点旧地重游的味道。他们可能想起当年的失败，抓住了遇雨失期的契机，打出老长官项燕的旗号，奋然而起，向暴秦展开狂风暴雨般的攻击。陈胜起义形式与日后的作战模式，也与项燕连续七战破秦将李信的模式极为相似。因为陈胜及其部众对项燕的作战风格极为熟悉，攻下陈之后，就四面出击，在推翻暴秦在关外的统治力量的同时，几路人马捣秦之老巢——关中，并一度打进函谷关。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地说，陈胜不仅是旧楚军人，并且不是一个小兵挞子，而是有一定职阶的军官。因为陈胜的同伴都有军队的经历，可能也有相应的军阶，在等级制意味较为浓厚的军旅背景中，没有一定的职阶，即使你装神弄鬼说你“陈胜王”，恐怕也没有人会坚定地跟随你。陈胜在这一队戍卒中的身份就是个头目——屯长，这个身份不仅佐证了他的行伍经历，也印证了陈胜原先在旧楚军队中的不低职阶。有鉴于此，涉故台边上建的那个“鸿鹄苑”，其附会意味，其不伦不类，就滑稽可笑了。菜九与夏师兄徜徉于涉故台时，难免要脑补陈胜两千多年前在此举义的壮怀激烈的场面，遥听“等死。死国可乎？”“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落地有声、纵贯千古的话语。恍惚间穿越回去，感受由陈胜开启的时代——在包括刘邦、项羽在内的英雄豪杰对暴秦统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陈胜这个旧楚军人与他的昔日战友，在他们当年失败的地方纠集起来，向暴秦统治发动了猛烈进攻。之后，由陈胜的传人楚怀王、刘邦、项羽完成了灭秦大业，确定了历史的走向。正因为这样，司马迁才会给予陈胜极高的评价：“桀纣失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太史公自序》）文中学术观点的具体考据可参见拙作《千古一王陈胜王》，任意搜索既得。

（初刊《菜九段集2017卷》）

历史认识的深化之路还有多远？

——《新古史杂识》序

菜九段先生将《新古史杂识》文稿寄示并约我为序，是在2019初春。因为杂务之扰，所以一直没有静下心来思考这序文如何铺排。

六月初，南京凤凰台小聚；八月末，南京玄武门再聚；同聚者还有佘晓灵、花蕾先生。茶酒助兴，海阔天空，菜九段先生并没有催稿之意，而我还是有欠债之感。九月初，集中处理了手头杂务，眼看就是中秋；我提醒自己：是该为《新古史杂识》说几句话了。

从《古史杂识》到《新古史杂识》，其间经历了十三年。题目虽然只加了一个“新”字，而视野与思考，则千言万语不足为道。照菜九先生的初衷，是要“搞个精华版”的，而实际的操作，推出的则是一个“升级本”。

文本的“升级”，其实是思维的“升级”。依然是“古史”，依然是“杂”而揉之，那个“识”，已经愈加清朗而透明。

浏览篇什，徜徉文境，我感到的自然是作者对其所论历史命题更为辽阔的照应和更为深邃的思考。

鼓捣历史，自是历史学者的事。

徐州籍的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曾对“史才”开列出才、学、识三个标准。具体的语境是：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知，所向无敌者矣。脱茍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

后来，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于“三才”之外，特加“史德”一才。于是，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就构成了历史学者的基本素养。

而今，言说历史研究而说“四才”似乎有呆鹅之嫌。细细想来也是，既然能“戏说”何必又“真说”？既然能“偏说”何必又“全说”？既然能“曲说”何必又“直说”？“历史”既然能够当“故事”来说，又何必推究“历史”的青红皂白？

我们很幸福。幸福到说历史就是说“那些事”、那些“故事”，而且要捡大路旁的、尽人皆知的、耳熟能详的“那些事”来说；热热闹闹，天下滔滔，高台聚光，众口鸦雀，历史“学说”之繁荣，自然前无古人。

相较于这种泛说历史故事的风气，菜九段的“杂识”体系有着更多的反问、反思、反俗见成说之色彩。这样做，文章比较难写。难就难在问要问在节点上，思要思在情理上，反要反在谬误上。

对菜九段的文章风格，本文已无须赘言;因为凡是阅读过菜九段文章的朋友皆可证明上述各点。在此，我要申明的是：菜九段并不是一个历史故事的“复述者”，而是一个历史故事的“考问者”；不是一个历史结论的“响应者”，而是一个历史新知的“发现者”；而达到这一境界的途径则是，借着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所建构的“汉文化”认知体系，而将“古史”压缩在“汉史”、“汉初史”、乃至“秦楚之际”这一特殊时空内，并聚焦于秦朝之灭亡、汉朝之建立，聚焦于这一时段的社会变革、天下分合，且格外关注那些历史创造者、历史参与者的命运消长。最后，冰冷而巨幅的“历史画卷”被菜九段抽绎为有正邪、有胜负、有寒暖、有伤痛、有喜悦、有生灭的“人间史话”或“性命考量”，这“人间史话”或“性命考量”的哲学终极，也就有了“历史运命论”的特色。

以“杂识”自署，可能出乎菜九段的自谦。而这无碍于我们对“杂识”的理性判定。“杂识”即“史识”；“史识”之备，“史识”之长，于史家“四才”中是一个最有“主观情愫”的因子；有“识”无“识”，“识”多“识”少，因人而异，不可凑泊。体现在历史文案上，一个“识”字，既是当今读者阅读历史文案的兴趣所在、焦点所在；又是今天与未来学术界评估历史研究者学术成果的基本参数。菜九先生选“杂识”为题，于“自谦”之外，是否还暗含着对自己学术功力、学术见解的自信呢？

《新古史杂识》出版，作者自述道：“菜九向来以为，只要坚持追求，今是昨非之感就总会是一种常态。所以像《古史杂识》这样性质的旧作就一直存在更新升级之需要，此次的重新结集，或将形成新的助力，给菜九的晚年生活注入强大动能，若能再催生一批新作，则功莫大焉。”

作者的自白，是有意将一个“客观命题”转述为“主观命题”。菜九先生的历史探究，重点在“秦楚之际”，在“汉初”，这似乎是一个“有限度”的课题。就“有限度”而言，菜九先生的历史探究之路，已经迈上高峰。因为这一时段所有的大人物、大事件，几乎都被菜九先生触碰过数次，解析过数次；他的文章，已经展示了“秦楚之际”的“大数据”。就此打住，也是交代。而从“文章乃公器”的角度看，菜九先生“旧作”的升级，“新作”的催生，则应当是历史研究深化之必然、民众启蒙之必然、文化进步之必然。

仅就司马迁《史记》或班固《汉书》提供的汉代资料、尤其是“秦楚之际”的资料而论，尚有不少遗漏、断档、无考、误判之处，亟待历史学者予以深度解析。菜九先生推出《古史杂识》的“升级版”，显然与这一“客观命题”相关。虽然在所有的“传统文案”中唯“历史文本”最具“真实性”和“完整性”，但这“真实性”是与“虚假性”、“完整性”是与“残缺性”相伴的。因而，再“真实性”而“完整性”的“历史文本”都不可能以“故事搬家”的方式演义为名家讲坛。所以，“历史文本”有待“识”的介入，才能践越“虚假性”、“残缺性”而显现真相。这正如佛学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无“识”，即在“门外”。

而我与菜九先生共同的忧虑则是：一个“历史糊涂”的民族，是不可能“现实清醒”的；一个“毁灭真相”的民族，是不可能“拥抱真理”的；当历史学者还愿意、且能够探究历史真相，寻觅历史真理时，我们距离现实真相、现实真理的距离也就会大大缩短了。

我与菜九先生，因汉文化研究而结缘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岁月不居，白了少年头。经行处，寻常巷陌，山峙水绕，虽然不能说是一路花雨，也可以说是春种秋收而不负平生了。以我闲放，只能偶作短文，因不满意，随作随丢；而菜九段先生的成绩，则可圈可点，这有其一部又一部的汉文化专著——《古史杂识》、《历史的侧影》、《屠刀集》、《屠刀续集》、《菜九段集2017卷》、《拷古笔记——淮阴侯韩信历史真相大揭秘》、《刘邦解码》、《高祖本纪合注》等为证。

面对这一书单，局外人或生仰止之叹，而菜九先生似乎并不满足。因为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历史学者，总是会践越浮名而执迷于历史玄机或历史幽微的追寻。

就深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就汲取中国历史的教训而言，历史学者们的探究之路还有很长很长。基于这一认识，本文特将标题定为“历史认识的深化之路还有多远”。

我以此语问菜九，也以此语问众多的历史学者，自然也是自问自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田秉锷

2019.9.10于彭城响山之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