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取得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勝利後，以摧枯拉朽之勢一舉突破國民黨苦心經營地長江防線，向長江以南的廣袤地區進發。

大軍南下後，解放區百廢待興，新生的人民政權面臨著新的挑戰，其中最亟待解決的是嚴重匪患。

鄂豫皖3省交界的大別山地區即有土匪近兩萬人，是河南、安徽、湖北3省匪情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國民黨軍隊從大別山敗退時有計劃的留下瞭部分武裝人員，妄圖利用大別山特殊地理位置和復雜社會環境，開辟所謂“第二戰場”。

這些盤踞在大別山的反動武裝，極端仇視革命政權，以武裝對抗革命。他們化裝隱蔽、晝伏夜出，襲擊、攻打區鄉革命政府，殺害革命幹部、軍人傢屬和群眾，阻礙交通，焚燒糧站，搶劫物資，發動暴亂，橫征暴斂，搶劫財物，直接危害著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

5月20日，為適應日趨嚴峻的剿匪形勢，中共中央決定在湖北孝感花園正式成立湖北軍區，隸屬於第四野戰軍兼華中軍區，王樹聲任第二副司令員。

8月上旬，經華中軍區與鄂、豫、皖3省協調，在湖北軍區正式成立瞭鄂豫皖邊區剿匪指揮部及中共鄂豫皖邊區聯合剿匪工作委員會，王樹聲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邊區工委書記，統一指揮鄂豫皖3省參加大別山剿匪的部隊，統一領導大別山地區的剿匪工作。

其實，王樹聲能成為大別山剿匪的首要領導，除瞭組織上對他的信任和指揮能力的認可外，也與他自報奮勇、主動請纓有關。

早在4月份，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書記鄧子恢在主持召開中原局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向時任鄂豫軍區司令員王樹聲傳達瞭中原局的意見，準備讓他隨野戰軍南下任廣西軍區副司令員，負責剿匪工作。王樹聲當時沒有表明態度。

回到住處，王樹聲輾轉反思，一夜未眠。自己生在大別山，從那裡參加革命，是大別山的人民哺育瞭自己。自己一傢十三人先後參加革命，大哥王宏忠、 二哥王宏恕、 弟弟王宏義、 妹妹王貴玉以及堂兄妹王宏文、 王宏學、 王宏儒、 王嬌玉、 王春玉等都為革命獻出瞭生命，還有許多出生入死的戰友也都長眠在大別山。大別山的人民為瞭革命遭受瞭極大地災難，對自己和紅軍的恩情永不難忘。現在大別山解放瞭，但是土匪橫行，他們仍然受苦受難，沒過上安穩日子，自己覺得對不起他們，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第二天，王樹聲找到鄧子恢，說瞭自己的想法：“我不是不去廣西，但我是在大別山土生土長的，在大別山打瞭一輩子仗，對大別山最熟悉。大別山的土匪和其他地方一樣很多，很猖狂，不消滅不行，為什麼我不到大別山去呢？我在湖北不當司令都行，隻兼個剿匪司令。大別山的人民對我、對紅軍有恩，我虧欠他們太多，一生都報答不完。我去大別山去剿匪不為別的，就是為瞭去還賬。”說著說著，這位在死神面前都不皺一下眉頭的鐵血漢子眼裡噙滿瞭淚水。

鄧子恢聽完王樹聲的一席話，被他的真誠打動瞭，表示會把他的意見向上級匯報。

中原局的領導認為王樹聲說得有道理。王樹聲作為麻城暴動和黃麻起義的領導者，為創建鄂豫皖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建立瞭不朽的功勛，在大別山一帶聲名顯赫，有很強的感召力，是大別山剿匪領導的不二人選。

就這樣，王樹聲重新回到大別山，毅然挑起瞭指揮大別山剿匪的重任。

8月10日，王樹聲在武昌主持召開瞭中共鄂豫皖邊區聯合剿匪工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會上，王樹聲將剿匪工作提到瞭戰略高度來認識，認為從土匪階級性來看，是國民黨反動派在其即將滅亡時作垂死鬥爭的階級武裝。所以剿匪是一個不可跳越的歷史任務，不剿匪就要犯戰略上和歷史上的錯誤，就是對人民犯罪。

王樹聲針對匪情提出瞭 “剿匪、反霸、發動群眾，三管齊下”的剿匪方針，制定瞭大別山剿匪的兵力部署和作戰方案，決定成立東線（皖北）、南線（鄂東）、北線（豫南）剿匪部隊，要求各剿匪部隊在剿匪中首先以軍事打擊為主，集中兵力打擊重點目標，其次發動政治攻勢，瓦解匪特武裝，最後全面發動群眾，鏟除地方惡霸，建立民主政權。

9月5日，王樹聲下達瞭全面剿匪的命令，目標直指金寨及其附近地區——叛匪的老巢。

國民黨軍隊自長江以北南逃時，不甘心失敗，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委派汪憲、樊迅等9人攜帶6部電臺潛入大別山，糾合地主武裝、土匪和國民黨軍散兵遊勇，占據瞭金寨，並企圖以此為中心在大別山地區建立反革命遊擊根據地，將該地區土匪統一編為“鄂豫皖邊區人民自衛軍”，下轄3個地區支隊、11個支隊、18個自衛團，共1.7萬餘人，對外號稱“十萬鐵軍”，汪憲自任中將總司令兼“鄂豫皖邊區行政委員會主任”。

我北線剿匪部隊第一二六師兵分兩路，以第三七七團奔襲南溪、蔡祠堂，得手後又直驅金傢寨，配合南、東線部隊圍殲匪“鄂豫皖邊區人民自衛軍總司令部”。匪眾聞風喪膽，紛紛潰逃，第三七七團遂於6日回襲雙河、皂靴河，俘匪首張繼武，殲俘匪300多人。但狡猾的匪首汪憲在剿匪部隊幾次大的聯合清剿中都得以逃匿。

擒賊必須先擒王！為瞭搜捕汪憲及其土匪骨幹，王樹聲把這一艱巨的任務交給瞭第七十一師第二一三團。

9月30日，第七十一師第二一三團得到群眾舉報後，抓捕瞭汪憲的報務員。在報務員的引領下，很快找到瞭汪憲藏匿的山峰。這是一個狹長的山嶺，當地人稱帽頂山，山頂周圍是懸崖峭壁，瀑佈自上直瀉而下，汪憲就躲藏在瀑佈後面的山洞中。

剿匪部隊迅速包圍瞭洞口，汪憲一看再也無法逃脫，隻好帶著十幾個土匪骨幹投降，其中包括副司令兼偽立煌縣長袁成英。

10月1日，剿匪部隊又在附近俘獲樊迅、馬君慈等匪首。

至此，大別山土匪最高指揮機關被消滅。

這一勝利震撼瞭整個大別山山區，使剿匪形勢發生瞭根本變化，打擊瞭殘匪士氣，鼓舞瞭山區群眾，提高瞭部隊剿匪勝利的信心。

為瞭從精神上瓦解叛匪的鬥志，王樹聲與副政治委員何柱成聯合發出《中國人民解放軍鄂豫皖邊區剿匪指揮部佈告》，闡明瞭全國的形勢和“首惡必辦，協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方針，公佈瞭對匪特的處理辦法。

各地舉辦俘匪集訓班，對投誠、被俘土匪進行感化和形勢政策教育，促使他們反省悔過，交待罪行；對部分受裹脅入夥的俘匪經審訊和教育後即予釋放，對小頭目及一般官兵不關、不殺，集中學習；召開土匪傢屬座談會，組織投誠人員寫信，以現身說法，進行攻心。通過這些活動，粉碎瞭匪特的謠言，解除瞭被裹脅群眾的思想顧慮，促進瞭土匪的分化瓦解。

由於開展瞭強有力的政治攻勢，許多匪徒主動放下武器，投誠自首。至9月底，東線清剿區內投降、自新者占殲匪總數的70%。

為瞭教育發動群眾，王樹聲起草並以中共鄂豫皖邊區剿匪工作委員會名義於9月發佈瞭《告鄂豫皖邊大別山同胞書》，宣傳剿匪形勢和剿匪政策。

剿匪部隊把佈告、標語貼到密林、山口。同時，各部隊派出工作隊深入到群眾中做思想工作，努力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使群眾看到人民政府和剿匪部隊確實是為人民辦事，真正是人民的軍隊和政府。

人民群眾一經發動起來，投入到剿匪運動中，匪特再無藏身之地。民兵和農會會員見散匪就捉，遇匪就打，改變瞭剿匪工作單純依靠正規軍的局面，使匪特陷入瞭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緊張的剿匪工作中，王樹聲累倒瞭，持續高燒不退。華中局、華中軍區和湖北軍區的領導對他非常關心，要他到武漢治療，但他堅持不走。湖北軍區為瞭保證王樹聲的身體健康，派來精湛的醫護人員，其中有他的妻子楊炬。王樹聲一邊治病，一邊說服妻子留下來參加剿匪工作。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首都北京宣告成立。中共中央發來函電，邀請王樹聲參加開國大典。王樹聲心潮澎湃，熱血噴湧，自己和無數先烈為之浴血奮戰的新中國就要誕生瞭，他怎能不激動？他多想親眼目睹開國的盛況，親身體驗歡慶的場景。但想到自己面臨的剿匪任務還沒全面完成，無限遺憾地放棄瞭這千載難逢的時機，投入到轟轟烈烈的剿匪鬥爭中去。

在王樹聲和鄂豫皖邊區工委的領導下，至1950年3月，鄂豫皖邊區各線剿匪部隊基本上消滅瞭百人以上的股匪及大部重要匪首，殲匪1.5萬餘人，繳獲火炮80門，槍1.3萬餘隻，子彈46萬發以及大量軍用物資，徹底摧垮瞭地主階級的主要反動武裝，鏟除瞭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基礎。

鄂豫皖邊區三省十幾個縣普遍建立瞭區、鄉政權，共建立14個區、60多個鄉政府，匪患得到根除，大別山地區的社會秩序全面恢復，數百萬人的生產、生活趨於正常，為實現土地革命提供瞭穩定的社會環境。

直到這時，王樹聲那顆對大別山人民始終懷有的一種“虧欠之心”才稍稍平復一些，欣慰一些。恰好他的次子出生瞭，他便為其取名“楚還”，意喻“荊楚大地回到人民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