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對黨和政府的感恩戴德往往被當成新聞宣傳的“點睛之筆”。然而，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權利；造福人民，是黨和政府的責任。汪洋強調：“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知。”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句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一，也是共產黨的普遍共識。但是在一些宣傳報道中，似乎又把一切取得的成就歸功於黨和政府恩賜，有點什麼好的成就，但凡沾點邊的機關組織就要去沾沾光、層層熱度。

這種宣傳，看似是在增加黨的光輝，但實際上卻是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

當一切都蒸蒸日上時，一切似乎都很美好，有瞭什麼好處都歸功於政府，一邊歌功頌德，一邊沾沾自喜。但是道路並非永遠一帆風順，一旦出現瞭什麼問題，出現瞭損失、倒退，就同樣會被歸咎於政府的失職。成功的時候得到的越多，失敗的時候就會失去越多。

政府的職能涵蓋很廣，總的來說是為國民的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條件，但即使是社會主義國傢，政府的工作也無法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追求幸福還是要靠國民自身的努力奮鬥來實現。宣傳報道將一切都歸功於政府的政策，看似為政府工作增光添彩，實際上忽視瞭群眾自身努力奮鬥的重要性。容易讓群眾形成對政府的依賴，形成“等、靠、要”的不良思想，形成“過得好是政府的功勞，過得不好就是政府的過錯”的錯誤認知，把個人的失敗無條件的歸咎於政府。

這樣，便違背瞭宣傳的初衷，反而損害瞭政府的形象，給人一種隻會誇誇奇談不做實事的印象。實際上政府並非不做務實之事，隻是過度的宣傳將政府綁架到瞭無限責任的地步。有句話叫“法無授權不可為”，政府看似保羅萬象，但在實際操作中的權力是十分有限的，許多內容不能通過強制手段執行，在許多法律法規沒有明文規定的領域隻能采用“建議”、“倡議”、“號召”等手段，大量基層組織實際上不具備執法權，有大量領域即使有執法權也不在管轄范圍內。這就屬於“有限權力”的范疇。而過度的宣傳讓政府需要為一些發生的事件負責，即使是由於個人原因造成的結果，極易被認為是政府管理的失職。這一點在社會主義國傢表現的尤為明顯，不隻是普通民眾，很多黨政領導也陷入瞭這種思維之中。這就是“無限責任”的概念。

疫情防控，宣傳防疫成果展現的是體制優勢，是政府指揮，這是沒錯的，但是防疫成果離不開無數人自覺的配合，自覺的接受檢測、居傢隔離、佩戴口罩……如果沒有群眾自身的努力配合，僅憑現有機制下的政府是很難完成防疫目標的。政府沒有權力強制接種疫苗，沒有權力強制佩戴口罩，即使有《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法律，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仍然很大程度依賴民眾的自覺；由於沒有接種疫苗、沒有佩戴口罩或者其他違反防疫規定的情況出現時，仍然會面對來自民眾和上級的壓力，被認為是地方部門的防疫不力。交通、生產安全也是一樣，有關部門即使很好的履職盡責，做好工作，依法處罰違法行為，仍然會出現因為個人行為導致安全事故的發生，意外之所以叫意外就是因為存在著不可控因素，但是有些時候也會不分原因的被歸因為失職，實在是有失偏頗。

可以看到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傢此類現象相對明顯，這種觀念的形成受瞭諸多因素影響，部分宣傳內容的用力過猛是原因之一。

當政府僅憑“有限權力”，卻要對一切事務承擔“無限責任”，形成瞭明顯的權責不對等。想用有限權力履行無限責任無疑是天方夜譚，還會影響公權力的正常有序運行，在政府運行過程中，應該是盡量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