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多方面为邪教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以致其难以根除。政治层面，日本的政治家与邪教联系密切，政党和宗教团体之间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社会层面，日本近30年一直处于经济萎靡不振、少子老龄化加剧、社会阶层固化以及人民对未来不再抱有十足信心的状况之中，这让各种邪教有机可乘。法律层面，日本政府在法律层面对宗教法人约束太少、难以筛查出其中的邪教。

今年3月是“奥姆真理教”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日本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28周年，东京一些受害者家属和其他民众照例在当年主要事发地点举行了纪念活动。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纪念还笼罩在去年7月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事件的阴影下，凶手是因将对邪教统一教会的仇恨转移到了他认为与该教有勾连的安倍身上，而制造了这起案件的，因而纪念活动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邪教的关注。

换个“马甲”便能死灰复燃

1995年3月20日上午8点左右，邪教奥姆真理教的成员在东京正值早高峰的三条地铁线的五列列车上释放沙林毒气，酿成14人死亡、6000多人受伤的惨剧。此外，奥姆真理教还犯下监禁、杀人等多起刑事案件。

事件主谋、奥姆真理教的创立者和教主麻原彰晃，因此被称为二战后日本最邪恶之人。他已在2006年9月被判死刑。截至2018年7月，该教包括麻原彰晃在内的13人已先后伏法。虽然他们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了生命代价，正义得以伸张，但这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23年之久。受西方废除死刑思潮的影响，日本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不会轻易判处死刑，而且司法程序复杂，死刑的执行更是旷日持久。

1995年麻原彰晃被捕后，其众多教徒脱离了奥姆真理教，该教也被判定违反《宗教法人法》，并被剥夺了宗教法人资格。但是，失去宗教法人资格的奥姆真理教并未被彻底清除，而是改头换面，衍生出新的组织。其中，“阿莱夫”（Aleph）是继承奥姆真理教传教方式以及所谓“修行体系”和“痛苦解脱思想”最核心内容的后继宗教团体，而且从“阿莱夫”还进一步分裂出了“光之轮”和“山田集团”，它们如今都依然活跃在日本社会。“阿莱夫”的官方网站上赫然写著作为其“宗教理念”的“三大救济”：满足你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欲望与快乐、让你远离身心疾病过上健康充实的生活、让你摆脱世上的所有束缚和限制。“阿莱夫”不仅继续保持着“麻原信仰”，继续使用与奥姆真理教一样的“教学”光盘和材料，更可怕的是，其魔爪正不断伸向日本年轻人。据悉“阿莱夫”每年都能新增上百名信徒，因为大多数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甚至都不知道当年那场恐怖袭击事件。2021年有日本媒体做过专门报道并发出警示：“阿莱夫”等奥姆真理教的后继团体一直在街边、书店里以搭讪的方式招募新成员，而且还利用社交媒体以交友、答疑的名义劝诱社会经验不足的大学生入教。截至2023年初，“阿莱夫”有信徒约1280人，传教设施约20处。

治标不治本的邪教对策

日本政府并非对奥姆真理教这些后继团体可能导致的危害视而不见，不仅专门修订和出台了相关法律，近几年还加强了监控，并多次对它们的活动据点进行上门调查。自2001年开始，“阿莱夫”一直受到日本政府的“观察处分”，被要求每三个月向公安调查厅报告一次资产、收益以及活动等情况。今年3月13日，公安审查委员会根据《团体规制法》，以“报告不充分”为由向其下达了防止再犯令，禁止其使用全国13处设施的全部或部分，六个月内禁止接受捐赠财物。《团体规制法》全称《关于限制无差别大量杀人行为团体的法律》，就是针对制造了无差别恐怖袭击事件后换个“马甲”依然存在的奥姆真理教及其后继团体进行限制而出台的法律。本次是《团体规制法》自1999年制定以来首次下达防止再犯令，这恰恰说明“阿莱夫”等后继团体贼心不死，又在蠢蠢欲动。

涉及“阿莱夫”的负面新闻一直都没断过。2010年，在埼玉县八潮市的一家购物中心停车场，70岁男子西村三郎为“找回自己的女儿”，用刀刺死其前妻。其前妻不仅笃信“阿莱夫”，还诱使两个女儿一并入教，并住进“阿莱夫”的传教设施。为救出女儿，西村三郎决定采取“正义行动”，向前妻痛下杀手。他在法庭接受审判时表示，“我不是想杀人，我想杀的是奥姆真理教”。2016年，“阿莱夫”制作的一首专门面向儿童传播教义的歌曲曝光，其中充斥着“尊师、尊师、麻原尊师”等崇拜麻原的歌词。同年，“阿莱夫”在北海道札幌建设的一处传教点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因为“阿莱夫”专门在该传教点为麻原彰晃设置了祭坛，还供奉着他的照片，当地民众倍感恐惧。

此外，据日媒报道，“阿莱夫”向公安调查厅报告的资产额从2019年10月时的约12.8亿日元锐减到2022年10月的0.2亿日元，只剩下了1.5%，如此巨大的资产缩水明显存在隐瞒资产的嫌疑。“阿莱夫”还拒绝如实上报其贩卖“学习资料和课程”以及其他商业活动获得的受益。对此，日本公安调查厅的表态却不痛不痒。1995年地铁毒气事件发生后，日本最高法院裁定了约10.2亿日元的赔偿金，但奥姆真理教及其后继团体非但未积极支付，而且一拖再拖，日本政府也没有具体有效的惩罚或者强制措施。

很多日本民众表示，很难相信这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如此巨大苦难和伤痛的组织仍然还能存在，并且还在继续传教。日本各界很多名人也纷纷发出正义的声音。大文豪村上春树在1997年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地下》中清晰地表达出对奥姆真理教“体制性、系统性杀戮”的反对和对13名主犯执行死刑的支持。村上春树一向坚定拥护废除死刑，但他坦言对该邪教的罪行难以原谅。已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1999年出版的文学作品《空翻》中对地铁毒气事件以及日本社会产生反人类的邪教的原因行了深刻反思，通过探索这一社会“怪胎”产生的原因表达了对权力的不信任以及对政府管理失职的批判。

但是，也有日本民众表示，“阿莱夫”“光之轮”“山田集团”不是奥姆真理教，不能将他们等同视之，它们的存在并不违宪，它们的存在恰恰体现出“国民信教自由的权利得到了保障”，“任何宗教团体的成立只要符合法律且没有做出非法的事情就不能干涉”。还有人认为这是日本政府的“大智慧”：恐怖组织一旦解散，恐怖分子就会流向社会各个角落，倒不如让他们继续集中在一个组织里，反而便于监视和掌控其行踪。可见，虽然批判和质疑的声音占绝大多数，但日本社会对于邪教终归还是存在各种声音，莫衷一是。

日本邪教为何难以根除

今天的日本有超过18万个宗教团体，各种稀奇古怪的新兴宗教盛极一时，还有诸多其他打着宗教旗号的团体，利用人们对生活焦虑、对未来担心等心理，煽动他们成为信徒，进而骗取钱财、攫取利益。在日本，涉及宗教的问题往往都很麻烦，而且容易演变成极端暴力事件。与统一教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前首相安倍晋三遇袭身亡事件就是又一个例证。可以确定的是，日本为这些邪教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从政治层面，日本国宪法虽然规定政教分离，但是政党和宗教团体之间却着实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日本政教融合问题之严重超乎想象，宗教干预政治甚至直接参与政治的情况屡见不鲜。日本的政治家与邪教建立密切联系，在政策、金钱与选票等问题上进行利益交换、相互“成就”的情况并不罕见。对权力的贪婪也曾让麻原彰晃做起了“首相”梦，他不仅成立了“日本真理党”并自任党首，还在1990年推举了24名候选人参加众议院选举。安倍被刺身亡后，日本民众强烈关注统一教会对日本政治尤其是执政党的渗透。其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改组内阁的重要动因之一便是排除民众反应强烈的统一教会因素，以维护自民党声誉。

从经济层面，相较于办学校或办企业，成立宗教团体具有享受税费减免待遇的明显优势。无数团体争先恐后成为宗教法人也恰恰是为了享受这一优惠政策。成立宗教团体某种意义上是一项稳赚不赔的买卖，旱涝保收。因此，在二战结束初期的经济困难时期、上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以及当下经济不振时期，宗教法人都大量涌现。通常邪教的第一大目的就是敛财，以获取金钱为目标的邪教能够好好遵守法律和规则吗？

从社会层面，二战结束后，天皇失去了“神格”，神道教也丧失了国家神道的地位，民众的信仰出现真空。精神无所依托之下，邪教则适时为这些人提供了“救赎之道”。一个国家，如果政府有力量、人民有希望，是不会出现大量宗教团体的。一个国家邪教横生，正是因为其社会健康状况不佳，相当数量的人处于迷茫和无助之中。日本近30年一直处于经济萎靡不振、少子老龄化加剧、社会阶层固化以及人民对未来不再抱有十足信心的状况之中，这才让各种邪教有机可乘。当初奥姆真理教的信徒中不乏出身名牌大学的高材生。麻原彰晃所以能够对他们进行蛊惑和摆布，就源于他们对职场压抑的不满、对社会各种规则的厌恶以及生存意义的不明晰等，精神空虚的他们转而笃信麻原彰晃的“救世”鬼话，以寻求“精神解脱”。今天的“阿莱夫”与奥姆真理教如出一辙，其宣传的“满足欲望、身心健康以及从世俗中解脱”等理念，本质上还是在利用人心理上的脆弱性。

从法律层面，日本国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取得宗教法人资格的门槛不高。然而，包括统一教会在内，不少登记在册的所谓宗教法人的所作所为更像是打着宗教幌子在“借鸡生蛋”。同时，《宗教法人法》还赋予了宗教法人接受捐赠、拥有宗教设施和建筑等财产的权力，恰好迎合了邪教骗取钱财的首要需求。日本政府在法律层面对宗教法人约束太少、难以筛查出其中的邪教，是不争的事实。

时间或许可以让人暂时忘却邪教曾经带来的伤痛，但如果不引以为戒，邪教导致的惨剧可能再次上演。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特聘副教授，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