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门的“阿姨”我知道叶群的样子，是看了一张相片，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在公园休息散步时拍摄的。林彪身着灰色中山装，戴着帽子，有个衣着简朴的妇女在身边。他们和其他的游人一样休闲地走着，看不出来旁边有特殊的警卫。“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所在的清华大学的学生四处奔走，哪里有首长接见讲话就到哪里去看去听。因为我父亲邱会作在军队工作，我特别关注“全军文革”领导小组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只要知道就会赶去。我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叶群，她是“全军文革”成员。1967年1月，我的父亲遭受造反派的连续武斗被打成重伤，他在即将被造反派置于死地之际，被叶群持林彪的手令接了出去，安排到西山治疗休养，那里是中央军委战时指挥所军事禁地。我们全家从心眼里感谢做出这一决定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也感谢促成这件事的叶剑英和深夜到“总后”（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大院接出人来的叶群。1967年3月底，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在总后礼堂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恢复我父亲工作的决定。那年晚春的一天天黑之后，我正在总后大院的家门口，突然有辆小轿车停了下来，有人下车问这里是不是邱部长（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家。我说是，但他现在不在家。来人又问，你母亲在吗？我说在。他回去开了车门，一个中年妇女下了车，我一看是叶群。她问：“你是老几？”她猜出了我是谁。我说：“是老二。”我一边朝屋里喊，“有客人来了！”一边把叶群领进家里。叶群见到迎出来的我母亲（胡敏）说，来看看你和孩子，也来看看你们的家。叶群在我母亲的引领下看了看，说：“没想到你们的家这么简朴。”她坐下来和我母亲说话，谈的都是日常起居和家常之事，没有一点“政治”，她操北京口音普通话，和蔼善谈。叶群没有彼时“中央领导”的威严，看上去亲切随意，就是日常生活中一位来串门的阿姨。叶群坐了大约不到一小时要走，在她即将起身时，我拿出了我的《毛主席语录》，请她题词。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唐突。叶群并不介意，接过语录本，在扉页上写了“读毛主席的书”，下面签了“叶宜敬”。我很惊讶，她似乎看出来了，说这是她参加革命前的本名。题写古训条幅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我的母亲带我们出门，说是到毛家湾，那里是林彪的住处。我们进了门，叶群迎上来，领着我们来到一处简朴的客厅。叶群和母亲聊天时，让我九岁的妹妹坐在身边，问她在家里做些什么？当时大学中学小学都已停课，妹妹没法上课了，有时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当宣传歌颂毛泽东思想的“红小兵”。叶群听到这儿，对一边的林豆豆说，找一些书给小妹妹看，要找一些好书，人要从小好好读书学习才行，别荒废了时光。过了些天果然送来了几本书，“文革”以前出版的儿童读物，已经有点陈旧。我记得有《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白洋淀》，还有不能凑成整套书的几本《十万个为什么》。我随手拿起来看了看，书脊上贴著公共藏书的专用编号标签，有的封面上有“空政图书馆”或“空军报”的印记。以后，叶群又送来了一些毛笔字帖，还有她亲笔写的一些条幅，其中有几个是写给我妹妹的，具体的字我记不准确了，都是一些要奋发学习的座右铭或古训。叶群的字工整漂亮有力，看似柳体，字距行间整齐、排布有序，初看上去有如书法精品，但我贴近了端详，发现上面事先用铅笔轻轻画上格子，写好毛笔字后再擦去，一些地方留有线格的痕迹。叶群如此专心用功，我很惊讶。林彪的问话那个时期，每隔三四个月，叶群就会请我们到她家中去，主要是看电影，多是一些国产片，还有香港片。在少有文化生活的“文革”当中，这是我非常向往的。休息中叶群和我母亲说一说话，大多是关于生活和健康，我母亲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她们谈得投机。我见到的叶群只穿军装，有一次我母亲说她的衬衣颜色不错，叶群解开军衣上面的扣子让她看，是一件没有衣袖的“假领子”。叶群笑着说，这样节省也好洗，但穿上了要小心，不能露馅。1968年春节，母亲带着我们去给叶群拜年。我们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一个工作人员进来对叶群耳语了几句。叶群对我说：“首长叫你去一下，问问学校的情况。”我进了一个长形的约有30平方米大小的会客厅，里面显得空荡，只面对面地摆着两套陈旧沙发，没有任何其他摆设。林彪坐在那儿，我感到非常拘束。他示意我坐在他旁边，让我放松。林彪问我清华大学里的情况，学生们都在做什么。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提到了校内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的情况。我在说，林只是听，当我说到造反派批斗老师，打击不同派别的同学，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参加对当地党政机关的夺权、参加打砸抢时，林彪说了一句“那样不好”，脸上流出了一丝不满的表情。我们说了大约20分钟，内勤进来了，叫我出去吃饭。他托著一个大盘子，上面有一个普通保温杯和擦手的毛巾、餐具。他把保温杯放在茶几上把盖子打开，里面用白开水泡了一个白面馒头。我被领着到餐厅，叶群已经陪着我母亲和弟妹在那儿了。饭桌上摆了四盘菜，一个青椒炒肉丝、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炒白菜，一个红烧对虾。叶群说：“自己人，就简单点。”豆豆说：“平时没有这么好，今天特别加了菜。”她用手指著那盘红烧对虾。1968年4月6日凌晨4点多，我从睡梦中被父亲叫起来，他问我在学校里散布过“中央文革”什么坏话没有。我说，春节去林彪家时我说过造反派的情况。父亲训了我一句“你别给我惹麻烦，给我走远一点！”早上7点钟，我被匆忙送到西郊机场，搭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返回长沙的飞机离开了北京，然后到了驻广东的解放军42军，用“程光”的谐音以名代姓当兵锻炼。我由此开始了军旅生涯。这个改变我生活轨迹的事中有叶群。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是在1968年4月5日晚上的中央碰头会上，江青突然拿出一沓材料说：“邱会作的儿子是清华大学反‘中央文革的头目，应当逮捕归案。”之前，江青用这种方法整了“联动”红卫兵组织，把董必武等许多高级干部的子女抓起来关进监狱进行残害。面对江青的追查，叶群急中生智说：“老邱的那个儿子早当兵去了，不在北京。”江青哑口无言。事后我还听说，叶群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温玉成打了个招呼，要他对清华大学管事的人说说，别揪住老邱的儿子不放。但我仍然小心谨慎，在部队里，除了师团主要领导知道我是谁，其他人不知道我一个大学生为什么突然到连队来当兵。虽然部队生活非常艰苦，但比那些被关进监狱的干部子弟处境好多了。为林豆豆择夫当兵锻炼半年后，我被调到团政治处当见习的宣传干事，从此我有了休假，每年假期回到北京，总会有一两次到毛家湾那儿的机会，是叶群叫我母亲带着子女去，常常是玩一玩和看电影。1971年7月底，我出差办完事后休假，在北京家中多待了几天。我见母亲和在北戴河的叶群常打电话，谈的多是林豆豆的婚事。8月4日，母亲突然说，叶群从北戴河回来看病，她和父亲要去看她，叫我也随同一起去。叶群对母亲说，豆豆有男朋友了，是广州军区42军一个医生，叫母亲看看，再问一问他的业务水平。我说我就是42军的，叶群说，是吗？说不定你们还认识。林豆豆和一个男青年来了，叶群做了介绍，说这是小张医生。母亲一问，他居然是我所在的124师师医院医务所长。我在下面的团里，但毕竟在同一个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敦厚。大家说了一会儿话，叶群使了个眼色，我母亲开始和小张聊起了医学上的事。我母亲非常重视临床经验，问他，你有没有遇到过少见的疑难杂症并及时处置的？小张说，在为地方群众巡回医疗时，曾遇到抬来的一个肚子极度鼓胀处于生命危险之中的老年妇女，化验检查指标都正常，问诊时病人表情忿恨不肯说话。细问之后知道，病人是几天前和儿子媳妇吵嘴后才发的病，吃药也不见好。小张医生决定针灸，几针扎下去，再请儿子媳妇好言劝慰，婆婆腹内一阵鸣响，出了虚恭……听到了这，叶群问：“虚恭？”小张欲说但没开口，我母亲说：“虚恭是中医说放屁的文雅词。”小张红了脸，说病人肚子瘪了下去，自己走回了家。母亲点评说，老太太和儿子媳妇吵架精神受刺激，抑制肠子正常蠕动，消化道内滞气鼓胀，服药一时难奏效，此时攻心是主，针灸为辅，患者肚子里的气放光了，病自然就好了。母亲夸奖小张，看病在于找准病因，对症治疗，你处理得好。母亲对叶群说：“小张西医有基础，中医也懂，更主要是有悟性。”叶群听罢一脸笑容。只可惜，喜事未成，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鲜为人知的叶家血脉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从部队被押送到广州“办学习班”，其实就是审问。同去的还有我们团里一个20多岁姓孙的三营炮连副连长。我实在想不出他会和“九一三”有什么牵连。他只能苦笑。“学习班”办了十几天后，因为陪外宾到广州的周恩来对军区首长说了，“不许动他们，对孩子要一视同仁”，我们才回到部队，恢复了原来的工作。从那以后，我和那个副连长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我问他为何受此“待遇”，他说他和叶群沾亲。“九一三”后林彪、叶群的亲属几乎都被审查，这种按血统进行的搜捕非常细致。他到“学习班”才得知自己涉嫌的“罪状”在于身世。叶群的弟弟1936年参加革命，1949年担任解放军师级指挥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当时其妻已经怀有身孕。遗腹子出生后，随母亲改嫁给一个姓孙的干部。母亲从来没对孩子提起过这事，外面也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个“隐秘”，孩子一直认为继父就是自己的生父。“九一三”后中央专案组迅速查出了叶家这支鲜为人知的血脉，将他归案。我问他是何时见到叶群？他说1966年冬天他上中学时串连到了北京，因为人生地不熟，没有饭吃，就在一个收容的地方给母亲打了个电话，等著被遣返。第二天，有个军人找到他，带他到一个军队招待所住下，几天后送他回去之前，那人在一处大厅里不厌其烦地问他一些问题。他发现一个妇女路过，在一边看他良久。他的眼光转过去，她就走了。不久她又路过这儿看着他，神情有点留恋。因为是一晃而过，以前他也说不准是谁，这次被告知那次是“和叶群秘密会面”。我听到这感触很深，叶群在没有得到他养父同意的情况下，想认未曾谋面的亲人却忍了下来，不愿意让他母亲和养父一家人平静安详的生活被打破。办案人员明知早年的遗腹子不可能与20多年后发生的“九一三”案有关，却硬把他挖出来向上邀功，以示清查工作的彻底。因为找不到那个副连长什么把柄，最后按“政治历史”问题处理复员。与林豆豆谈话“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我在分别十年后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和一些劫后余生的人，林豆豆也在其中。1988年父亲从“保外就医”的西安到北京省亲时，林豆豆来看父亲。他们说话时提到了叶群。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批判中，人们都把叶群当成最坏的女人，是敌人派进来的潜伏特务。可林豆豆讲，叶群是毛泽东、朱德一手为林彪撮合的，叶群起初并不愿意，是毛泽东等做了工作。豆豆和父亲聊天中说出了一个意思，叶群不好，连累了她爸爸。父亲避开这个话题，说别的了。林豆豆临走前，看样子父亲想和她单独说什么，我走开了一会儿。待豆豆告别之后，我问父亲有什么事要说。父亲说，有些话单独说对豆豆方便，他不同意豆豆说，是她母亲不好，害了她爸爸。我问父亲怎么说的，他说他讲了三条：其一，叶群有缺点，但到现在对“九一三”没说清楚，怎么好全怪到她头上？其二，对豆豆抱怨叶群有时和江青交往多了，父亲作了解释，说她是去打听江青那的底细，以便应对。我说，现在有个流行说法说是叶群导演了“九一三”。父亲一口否定，说叶群最多是对身体不好的林彪有某种干扰，要害是堵塞了一些言路，造成他脱离实际。听到这儿，我问父亲，那你对豆豆说的第三条是什么？他说他向豆豆提了一下，“叶群是你生母，不要过于怨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