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先争哪种自由？　　计程车司机郑汉永（外号“秘雕”），因为检举警察索贿案，官方虽然办了警察，可是对他怀恨在心，乃于今年1月22日上午9点，在基隆市孝三路忠二路口，把他非法逮捕，先是以违警为由，裁决拘留五天；可是三天没满，就再以流氓为由，移送管训。全部手续都不合法。省议员把警务处长胡务熙找来质询，胡务熙满头大汗，承认警方确有疏忽，但人抓了就是抓了，抓了是不能放的。　　人抓了就是抓了，抓了是不能放的，这一事实，对我们这种身历其境的受难者说来，是再清楚没有的事了。受难人私下把那机关叫“狗屄衙门”。“狗屄衙门”是进去容易出来难的衙门，这一名词，是观察狗与狗交配而生的灵感，这种灵感，比起余光中之流那种无病呻吟、矫揉造作、逃避现实、谄媚权贵的管状零感来，高明得可太多了。　　被忽略的案外意义　　秘雕案发生后，大家争来吵去，我却觉得，有一个被忽略的案外意义，值得特别一说。宪法上所列举的自由，包括不外是：　　一、人身自由（“中华民国宪法”第8条）；　　二、不受军事审判自由（“中华民国宪法”第9条）；　　三、居住迁徙自由（“中华民国宪法”第10条）；　　四、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自由（“中华民国宪法”第11条）；　　五、秘密通信自由（“中华民国宪法”第12条）；　　六、信仰宗教自由（“中华民国宪法”第13条）；　　七、集会结社自由（“中华民国宪法”第14条）。　　这些自由，虽然一一列举在堂而皇之的宪法里，但是我们知道，宪法不会说话，宪法的规定，是一回事；如何不把规定当具文，是另外一回事。如何得到这些自由，还要靠我们“死而后已”的“残忍”，和他们“不见棺材不流泪”的“慈悲”。　　从《波茨坦宣言》以后，流行所谓“基本人权”（Fundamental Human Rights）之说，“基本人权”的观念，正式列举在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里。“基本人权”的解释，容有广义狭义之分，但在大体上，一般宪法都能涵盖到，上面所列的那些自由项目，都是与“基本人权”相当的。　　在我们死命争取的这些自由项目里，究竟有没有“知所先后，则进道矣”的次序呢？有没有缓急轻重之分呢？我认为是有的。　　什么是党外最该做的事？　　在党外人士四面八方的努力里，邓维桢最早提出一个方向，他写了一篇《除了人权，党外没有什么可操心的！》给我，我加写了一篇《什么是党外最该做的事？》一起发表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四期（《暗杀大腿抱》）里。我曾说：　　邓维桢把他刚刚写成的《除了人权，党外没有什么可操心的！》转给我。在这篇文章里，邓维桢做了有力的提醒：告诉党外不要“把注意力分开，而放松了关键的目标”。“关键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人权、人权、人权。“台湾的经济、军事、教育、外交为什么都有问题？主要的就是人权有问题。人权问题不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所以，党外必先“要求自己多思考、多研究国家的经济、军事、教育、外交等大问题”，“政治家并不要懂得那么多的专业知识，而且也做不到。政治家要学习的是决策的能力。”党外目前该注意的是“关键的目标”，而不是枝枝节节的事。　　我又说：　　党外要为人权苦心焦思、为人权奔走呼号、为人权争吵、为人权打架、为人权同国民党你死我活。没有人权，一切都是假的。党外人争取人权，争到别的又有什么用？不管制镇暴车，买来新式飞机又有什么用？做奴隶的人，有何脸面代表主人去谈军售？做奴隶的人，只关心拿棹桎梏就够了！　　什么是第一自由？　　但是，在“党外为人权苦心焦思、为人权奔走呼号、为人权争吵、为人权打架、为人权同国民党你死我活”的努力里，我们该进一步注意到，在争取人权的重要中，先争哪一种自由，也是不能忽略的。　　我所了解的是：在争取自由的排行榜中，第一该争取的，是“中华民国宪法”第11条的自由，就是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的自由。　　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的自由，在学理上就是所谓“表现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也叫“意见自由”，就是人民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而不受非法侵犯的自由。这种自由，最早把它列为第一顺位的，是17世纪的英国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在1643年，在英国国会立法禁止印售未经议会检查许可的书籍的时候，弥尔顿大声疾呼表现自由是在其他自由之上的自由（…Give me the liberty to know, to utter, and to argue freely according to conscience, above all liberties. 见 Areopagitica，1644）。弥尔顿这一见解，美国新闻学者斯蒂德（H. M. Steed）曾加以发挥，斯蒂德特别强调“在一切自由中，以知识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最为重要”，报纸新闻如果不能用来宣扬并维护这些基本的重要自由，则它的地位便“不能高于制造唱机的工业”，其他的自由也就不能确保（见The Press）；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霍金（W. E. Hocking）也曾加以发挥，霍金主张这种自由乃是核心的自由。因为没有这种自由的地方，其他的自由也就变得不安全。“表现自由”实在是保障并且发扬其他自由的一种自由（见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所以在美国，有人就把这种自由当做“第一自由”（The First Freedom）。　　先争取到言论自由　　为什么“表现自由”“意见自由”甚至比“人身自由”等还重要呢？因为暴政的恐怖不止作恶，而在作恶以后大家“不敢言而敢怒”，大家沉默的结果，必然使“独夫之心日益骄固”，这样子的发展，必然使暴政愈来愈加深，最后必然就“杀人如草不闻声”了。　　“杀人如草”是恐怖的，但是“杀人如草不闻声”更是恐怖的扩大与延续。只有让声音出来，才是消灭恐怖的起点，而“表现自由”“意见自由”，就是这种扬声器。1966年，我写《一个最起码又最低调的标准》（《李敖全集》台湾版第六册），就要求各报：“只要有任何一件侵害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事件，当前每一家报纸，都该至少用武侠小说一个插图的位置，或是要人训词一个标题的篇幅，一致把它刊登！”我指出：　　“一致把它刊登！”是一个最起码又最低调的标准，它不要求你“仗义执言”，不要求你“辩冤白谤”，不要求你在有枪的人头上动土，它只是卑微得只要你发一段消息，只是知足得只要你留下一点记录。你们一致这样做，至少可使侵害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省得再去写日记、作统计，并稍稍知道这种自由的不可轻辱；在另一方面，又至少可使被侵害的同胞乃至同业，知道他们至少不再是“无名英雄”、不再是“隐身烈士”、不再是被杀不见血的刀下鬼。对一个被侵害的人而言，“辩冤”也好，“喊冤”也罢，至少至少，要先使人知道他“有冤”，要是被冤得神不知鬼不觉报纸不登，那么这个冤，也就真的一含到底了！　　在我写这段话后十七年，“秘雕案”的发生，终于有了这一效果。在“人身自由”上，虽然“秘雕”做了被害人，但他的案情，官方已经无法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报纸不登”的垄断了。这种现象，在我这种争取自由的“先烈先进”看起来，又怎能不拍手叫好呢？　　三十四年来，试问千千万万的被害人被非法逮捕、非法收押、非法管训，可是我们能及时知道吗？把他们的案子同“秘雕案”比较一下，我们就立刻感到：先争取到言论自由，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事了！　　能埋怨，就不错　　严格说来，学理上“表现自由”“意见自由”的标准，在我们这一党独大的岛上，其实还是悬格过高了的。因为这些自由的内涵，主要在让人民发表意见，而不受非法侵害。但是，事实上，我们的人民，究竟有多少意见可以发表呢？在发表意见的过程里，又有多少非法的办法可以钳制他们呢？在这重重的难关下，几乎细节的、细腻的意见都谈不到了，人民能够喊出来的，几乎只是一声叹气就完了。　　在辛亥革命前夜，革命党（于右任）办“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的《民呼日报》，办了五十二天就被铲除，革命党只好挖掉“呼”字中的两点，改办“民不敢声，唯有吁（叹气）耳”的《民吁日报》。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当人民不敢大声疾呼的时候，能让人民小声低吁一下，也就是言论自由了。　　《台湾通史》的作者连横，在《台湾赘谈》中有这样的话：　　台湾之名，不知何义，或言大湾，或曰台员，或曰大宛，方言之微异尔。……顾闻之故老，谓台湾原为埋怨，明代漳泉之人来者，每为瘴疠所苦，居者多病死不得归，故以埋怨名之，志痛也。而后人以为不祥，改称台湾。　　可见这个岛的原名，就不是“台湾”而是“埋怨”。我相信，国民党在有生之年，是绝对不会把政权开放给人民的，人民不要妄想可以抢到他们的政权。但是，如果人民能够抢到一点“埋怨”的自由，也就很“台湾”了 ！　　《旧约-创世记》第四章有该隐向上帝埋怨的话；《民数记》第十一章有摩西向上帝埋怨的话。可证人民对上帝，也有若干言论自由；即使上帝，也给人民一点言论自由。虽然这种自由，不是“呼”而是“吁”，但能够有所埋怨，也就不错了。　　结论是：让我们先从国民党手里，抢到言论自由、抢到不能“民呼”也要“民吁”的自由、抢到埋怨的自由。至少至少，我们要有埋怨的自由，国民党至少要划分给我们埋怨的自由——因为国民党再横行、再伟大，也不是上帝啊！国民党再臭美、再神气活现，也该知道上帝也让人说话啊！　　1983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