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後啟，禹子，母塗山氏名嬌。

禹與妻子塗山氏名嬌的女子剛剛成婚不久，便受命治水，離傢赴任。啟出生時，禹剛剛投入治水事業不久，不在傢中。啟母剖腹產生下啟，並以此名之。啟母生下啟後，便過世瞭。可以認為，童年時代的啟，所經歷的生活與孤兒無異。

禹在部落聯盟首領任上，曾將皋陶作為繼承人確定下來。皋陶早逝，其子伯益繼承瞭父親的接班人位置。伯益曾參與治水，並長於調馴鳥獸，被舜委命掌管山澤，但其資歷略顯不足。相比之下，啟自幼便經歷瞭生活的歷練，成熟較早，加之禹有意安排啟經受瞭各方面事務的鍛煉，同時更頗積累瞭一些聲望。

禹在公元前2062年8月去世，啟在多方擁戴下成為新的夏後。伯益本已依照慣例假意退避於箕山之陰，今河南省登封市東南一帶，不意啟竟截然即位。於是，伯益率領東方夷人起兵進攻啟，啟對此早有充分的準備，一戰而勝，伯益戰死。戰後，多方勢力集於舊都陽翟表示臣服，啟在鈞臺，今河南禹州舉行瞭一次大規模祭典，大會四方，並以此宣示其統治，史稱“鈞臺之享”。由此，形式上的原始禪讓制正式讓位於世襲制。

禪讓制下，繼承人的不明確使得多方面有資格的候選勢力競相角逐，制造派系，爭取輿論，在上古物質生產並不發達的社會條件下人為的構成瞭嚴重的來自統治層內部的競爭與消耗，極大削弱瞭部落聯盟作為完整社會實體的競爭力。建立在物質財產私有制基礎上的爵位世襲制，則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解決瞭這樣的問題，初步構建瞭統治傢族內部較為明確的繼承脈絡。

同時，世襲制則進一步加強瞭統治階層的血緣關系，傢族紐帶在政治秩序與社會架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客觀上為有周一代宗法制度的正式形成奠定瞭發展秩序，中國社會以血緣傢族為核心要件的社會組織架構由此而初露端倪。

後啟更為堅決的推行著父親的遷都方略，將統治機構遷至汾澮流域的大夏，今山西翼城，加速營建新都安邑。他深知其統治基礎脫胎於重大而空前的制度變動，時刻面臨重大考驗。尤其是位於今日陜西戶縣的有扈氏方國部落，作為禹啟同族的姒姓群體，卻出於對統治權力的覬覦，自後禹時代起便不斷挑戰禹的核心地位與權威。禹啟相繼，有扈氏拒絕參加鈞臺大祭，伯益被滅，則為有扈氏提供瞭一個發揮的借口。啟在甘地，今陜西戶縣與有扈氏多次進行作戰，並未取勝，這更讓後啟陷入思考。他深刻的總結戰而不勝的原因，指出“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基於此，後啟勵精圖治，每餐隻用一小碗普通蔬菜，床上隻鋪一床粗糙的舊褥，祭祀活動以外從不演奏音樂作為娛樂，“親親長長，尊賢使能”。

與此同時，後啟為一勞永逸的解決有扈氏在各方面做瞭充分的準備，其中再一次出兵甘地前的軍師動員令《甘誓》更是可堪經典。他在動員大會召集全部參戰軍事將領，鄭重講道：“諸位，有扈氏違背天意，倒行逆施，天怒人怨，上天因此要斷絕他們的運勢。正午時分，我將與大傢一道同有扈氏決一死戰，這全然不是出於我們某一個人的何種私欲，而是大傢一起奉行上天之命來對他們施行懲罰”。進行瞭簡截有力的政治動員和鼓動，後啟接下來進一步明確瞭作戰紀律：“戰車左邊的兵士如果不積極用箭射殺敵人，就是不能奉行命令的行為；戰車右邊的兵士如果不積極用矛刺殺敵人，同樣也是不奉行命令的行為；中間駕車的兵士如果不能很好的駕馭戰車，也是不奉行命令的行為。服從命令的人，將在先祖的神位前獲得獎賞；而不服從命令的人，則會在社神的神位前遭到懲罰。那些人將被我降為奴隸，甚至在祖廟中殺掉”。在後啟的鼓舞感召下，夏軍嚴格執行作戰指令，一舉將有扈氏軍隊擊敗，徹底粉碎瞭新生政權的最大威脅。

甘之戰，使夏後啟的統治真正穩固下來。應該說，作為我們現在所講的王朝意義上的夏的建立過程，至此完成。另一方面，夏的政體性質，也完成瞭由從前的部落聯盟向方國聯盟的轉變。這一轉變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

後啟在音樂方面獨具天賦，而且能歌善舞，統治穩固而後的啟，開始在娛樂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他常常舉行盛宴，並在宴會中左手持羽蓋，右手持玉環，身佩玉璜，親自表演歌舞。《九辯》、《九歌》、《九韶》等樂舞，都是後啟在這一時期所完成的藝術創作，客觀上做出瞭藝術領域的貢獻。不過，在此過程中，他的生活作風也日益變得腐化，沉浸於飲酒作樂、歌舞遊獵而不能自拔，疏於朝政。

後啟正妻申華。啟有子五人，長子太康、次子元康、三子伯康、四子仲康、五子武觀。後啟的享樂生活構成瞭巨大的吸引力，引起瞭武觀對後位的覬覦。後啟十一年，後啟將武觀放逐到西河，今河南省南部黃河以東。十五年，武觀發動武裝叛亂，後啟命彭氏方國首領壽出兵征討。武觀兵敗，被彭壽活捉。彭壽將武觀帶到後啟面前，武觀向父親認罪，表示悔改。盡管如此，西河之亂仍然對初生的夏王朝構成瞭一次重大的創傷。這以後，後啟命武觀在今山東觀縣地方建立方國觀，治理其地。

一年後，一生四處征戰的後啟病逝，葬安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