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壁鸠鲁学派从摇篮时期就遭遇另一学派的猛烈抨击，该学派也一样诞生于公元前4世纪末。它的创立者是芝诺（前334—前262，并非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但并不叫芝诺学派，而因芝诺在希腊广场的壁画柱廊（“柱廊”希腊文作Stoa）聚众讲学，得名为斯多亚学派。对于“享乐乃是至善之事”，斯多亚学派予以反对，认为“至善在于德行”。

两大学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在几百年间也使罗马帝国疆域内的绝大多数知识人分为两大阵营。《新约·使徒行传》中，使徒保罗在雅典城中遇到了“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这两个学派的主要兴趣点并不在于获知宇宙间的终极真理，而在于探究何种生活是真正最值得过的。

斯多亚学派将“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活”（即道德的生活）视作最美好的生活。宇宙是有秩序的、完善的整体，并趋向一个不变的神圣目的，它给了人类一个位置，人应该勤奋而愉悦地尽其道而行之，这是在变动纷扰的人世间里获得宁静的唯一秘方。可惜的是，智性活动或科学活动原本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眼中被视为有助于提升道德，到了斯多亚学派这里则尽弃之，而伊壁鸠鲁派用它来驱除迷信，除此之外充其量是一种业余消遣。

由此很容易理解，伊壁鸠鲁学派为何对于科学（或哲学）研究的贡献微乎其微。伊壁鸠鲁学派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视如己出，但在将原子说作为一种对实在的终极描述遇到反对意见时，他们未做任何应对，原子说也未能表现出作为科学描述与发现之工具的巨大潜能。

虽然有个别斯多亚派人士在自然知识领域颇有建树，但整体而言斯多亚学派也未能对除道德思辨之外的领域发挥重要推动作用。斯多亚派的自然哲学主要来源于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说和“逻各斯”的思想，并认为存在着一种弥漫于宇宙万物之中的普遍法则，即神圣理性。该神圣理性就像《所罗门智慧书》的形容，“强有力地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它不是非物质的精神，本性上异常炽热。

我们可以看到，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二者都将实在等同于物质，退回到了柏拉图之前，而柏拉图是清楚区分实在与物质的第一人。两大学派的主要兴趣点在他处，也即在这世界上如何安身立命。这要与两大学派兴起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伊壁鸠鲁和芝诺讲学的时候，雅典的城邦时代已经成为绝响，当圣保罗遇到两大学派的门人时，整个希腊世界早已向罗马皇帝臣服。早在苏格拉底时代，像雅典这样的主权城邦，其公民可主动参与行政、军事或者司法领域各种事务，如今已成一缕往事，身为被统治的帝国臣民，上述一切与己无涉，内心时时刻刻处于焦虑之中。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学说非常“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在很多情况下却激起了信奉者强烈的不服从精神，对传统准则不屑一顾，在其他人看来，极有伤风化，不利于维系爱国心。与此同时，苏格拉底不使自己卷入名利追逐中，保持人格独立，也激发了两名同时代伟大人物：阿里斯提波（Aristippus）和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热烈地以个人自由为鹄的，他们将老师苏格拉底的理念推到一个极端。

以此为垫脚石，两大哲学学派腾空而起。其一是居勒尼学派（Cyrenaic），得名于阿里斯提波的故乡居勒尼城（位于今天北非的黎波里）。该学派认为，人要活在当下，不应被过去和未来所烦扰，因此对于快乐就应该来者不拒，只是不能被快乐支配，而应该成为它的主人。

安提斯泰尼的学派则大异其趣，追求的是相似目标，采取的途径却完全相反，即过一种极端简朴的生活，对于生命中可以放弃的东西，就毫不留情地断舍离。它最知名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每天住在木桶里，此事想必每个人都听说过。第欧根尼有一只水杯，后来他看到一个孩子用手掌捧水喝，就把水杯扔掉了。该学派被称为犬儒学派（Cynic），轻视一切世俗准则甚至体面的生活。Cynic在希腊语中的字面意思是“像狗一样”，后来这个词也成了第欧根尼的别名。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将对人类情感的冷嘲热讽态度，称为cynicism。

不管是居勒尼学派，还是犬儒学派，两派的见解都已然偏离传统太远，即法律和习俗是凝于个体生命血液中的东西。犬儒学派首先提出，个人不属于某个特定城的公民，而是世界公民。这两个学派分别为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开辟了道路，不过内容不是完全一致，所以当后者兴起，前者仍然独立存在。伊壁鸠鲁学派的理想是过一种尽可能远离痛苦的生活，而居勒尼派则贪恋及时行乐，——虽然并非是要做快乐的奴隶。犬儒学派和斯多亚学派都旨在过一种遵从自然的生活，不过对犬儒学派来说，这样的生活，人工痕迹要尽可能少，因此像动物般地活着庶几近乎理想；斯多亚学派则突出人在天地间的特殊地位，其终极理想就是听从理性指引，建立一个所有人在神圣理性指引下和谐共处的世界国家。

斯多亚学派全心全意地信仰人类神圣而命定的天职，这是该学派的最典型特征。斯多亚学派所秉持的“世界公民”观念，和之前的犬儒主义不完全一样，它不仅是对狭隘的地方公民观的摒弃，其实更是真挚地表述了如下思想：身为浩瀚天地的居住者，对四时有序、天道流行的宇宙所怀抱的忠贞感情，一点不输给国民对不完美祖国的深沉爱国心。斯多亚主义者、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感叹：

诗人能把雅典称为亲爱的西克洛普（传说中雅典的第一位国王）之城；我不是也可以把宇宙唤作亲爱的上帝之城？

这就是为什么，在希腊所有哲学学派中，与罗马统治者相处得最为融洽的学派当属斯多亚学派。斯多亚学派创始人芝诺去世后不到两百年，罗马人就成为了希腊世界的主人。希腊哲人对知识和美的热爱，对微妙学问的全心投入，以及对精致情趣的培养，这一切都与罗马人志趣不相投。罗马人崇尚的是纪律和责任，因此在罗马人看来，轻浮的希腊哲学实在有伤风化。不过斯多亚学派不怎么招致这样的指责。斯多亚学派将整个世界视为上帝治理下的共同体，每个人都应该小我服从大我，将个人私利置于集体利益之后，这样的人生观与罗马传统非常相契。

斯多亚学派信奉的是无处不在的神圣理性，所以对现存宗教习俗敬而远之，并且对于这些宗教习俗，只要有可能就给出一个与斯多亚哲学相吻合的解释。在斯多亚学派看来，宇宙间的所有事件都是被严格决定或预定的，因此观来知往的开悟者，完全可理解为何占卜者从献祭的牺牲那里可预知一场战争的胜负。如果说，斯多亚学派的道德和宗教气质使它在罗马得到欢迎，其实罗马人的天性中也有与斯多亚哲学暗合之处。这也就是加德纳（P. Gardner）在《基督教的发展》（The Growth of Christianity）一书中所概括的：“正义和法律观是罗马人区别于古代众多民族的特异之处，也是罗马法律制度的根基，正是在此基础上，罗马城自建成后，社会如此稳定。”而对于支配所有理性生物的自然法则，斯多亚学派早已耳熟能详，因为该自然法则正是充盈天地间的理性（也即上帝）的表达。他们发现罗马法是一个值得根据神圣理性来锻造的好材料，而罗马法的发展也有赖于法理学家从神圣理性那里汲取灵感。

斯多亚学派的著作大多只剩下残卷，只有后期或罗马斯多亚主义者有完整作品传世，如塞涅卡、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塞涅卡与马可·奥勒留都是政治风云人物。塞涅卡在学生尼禄执政早期，担任过顾问官。马可·奥勒留贵为罗马皇帝近二十年。爱比克泰德年齿幼于塞涅卡，又比马可·奥勒留年长，他的出身是奴隶。马可·奥勒留皇帝将读到爱比克泰德的著作称为他生命中最值得感激的事情之一，并私淑之。这两位哲人，外部境遇如此悬殊，在精神上却如此相近，不知多少有思想的后人在面对自己人生中的鏖战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力量与慰藉。

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毫无疑问属于那“变化气质，归于纯粹”的一小群圣人。而塞涅卡，无论从其生平行事，还是从他自我显露、不太真诚的文字风格，都无法使我们得出同样结论。但是，几乎没有别的古代作家能像塞涅卡一样，对现代欧洲的道德情感起到如此大的塑造作用。现在，对塞涅卡的第一手研究已经不像中世纪和随后的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声势浩大，但很多人会惊讶地发现塞涅卡对欧洲文学所施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是多么巨大。莎士比亚话剧《一报还一报》中，假扮成教士的公爵对狱中克劳狄奥的一番开解便是很好的例子。与死亡和解的方法在于觉解生无可恋，死亡只是一种解脱。如果有人疑惑公爵和克劳狄奥的这段对话为什么无甚新意，并未超过天主教教士的水平，那么请记住：所谓受过教育者心目中的正统基督教几乎等于塞涅卡的斯多亚主义。当我们心目中的哲学家形象（“像哲学家那样忍受”），或者当莎士比亚在《无事生非》中这么写道：

就是那些写过洋洋洒洒的大文的哲学家们，

尽管他们像天上的神明一样，

蔑视着人生的灾难痛苦，

一旦他们的牙齿痛起来，也会吃不消。

这种刻板印象也是来自塞内加。因为斯多亚学派认为，圣贤集智慧与美德于一身，而上帝是智慧与美德的集大成者。在这一点上，以及在其他种种方面，斯多亚学派和基督教往往相混淆，但是这两门宗教（至少在后期，斯多亚学派已经发展成宗教）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要牢牢记住，斯多亚主义者认为，达到这一高度的圣贤之人凤毛麟角甚至没有，而基督徒会认为有且只有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

上文中，我提到斯多亚学派变成了一门宗教，并将它与基督教进行比较。实际上，我们抵达了哲学史的一个新阶段：在世人看来，哲学应有宗教功能，否则就应靠边站，让宗教直接作为哲学登堂入室。要理解这一阶段，就必须审视一下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