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公眾號：PanNotes

01.

婦女節剛剛過去。

因為機緣巧合地一些原因，我比往年更加重視今天這個節日。一個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開始意識到性別之間那些微妙的平衡和出入，另一個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成為婦女節商傢的營銷對象和網絡語言主體，我所能意識到的那種微妙的平衡，正在漸漸消失它原有的特點。泛化的消費主義和艱難持續著的女性主義運動，都在夾縫求生般尋找著一切所能著落的棲息地，而我也同時愚鈍地發現，婦女節的存在正在慢慢變成一個矛盾的對象，它的名稱所帶來的衍生義和其真實的設立意圖漸呈相反趨勢，懼怕成為“婦女”的女生們極力避免成為婦女節的慶賀主體，商傢也極力為這些女生尋找著更能刺激她們消費的途徑。即便拋開這個節日，我們也能看到不斷被極端“女權”透支著信任和好感的人們將“女權”變為“女拳”的意味。於是我不得不想，在偏見與矛盾、戲謔與偏執中，我們到底應該怎樣去瞭解與面對“女性”的意義與女性自我的鬥爭。

很多人知道“女權”，但或許不知道女權主義的由來。它其實並不是近些年來女性因覺醒而興起的平權鬥爭，其根源我們是可以追溯到啟蒙運動的。

真是無話不離啟蒙運動，那真是一個偉大的時代。

人類在生理意義上被劃分為“男人”和“女人”，這是普遍且共識的生物學信息。但男人和女人之所以被區別於“公”與“母”，原因就在於其背後的有關於“人”的概念。正是啟蒙運動時期所強調的“天賦人權”，在很大程度上激發瞭女性思想傢對於性別的權利的困惑，於是在當時她們所能意識到的，便是基於“人權”的思想概念所衍生出的權利（如投票權、受教育權、工作權、同工同酬的權利）在女性身上沒有得到實現，這就使得人權概念在落實到具體實踐時，出現瞭對男性和女性的區別對待。於是對於受啟蒙思想影響的早期女權思想來說，在實際的社會運動當中為女性爭取作為“人”的權利，是形成第一波女權運動的原因。

第二波女權的時期是1949年出版的波伏娃所著《第二性》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波伏娃發現在法國大革命等無數的戰爭中，女性的參與被抹除瞭。但她沒有從性別層面，而是從存在主義的女性意識方面，從文學角度去描繪當時的女性肖像。比如寫女人打掃衛生——女人和灰塵作鬥爭的畫面，從灰塵到掃完又來瞭的無窮無盡的循環中，借比存在主義者加繆在《西西弗斯神話》中所刻畫的石頭推上去又落下來。反映出在女性主義者眼裡，和灰塵鬥爭的女人可以被稱為存在主義英雄。這種側寫和肯定女性身上的英雄特質的方式是與第一波女權運動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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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存在於歷史中，但卻是個盲點。”

第二波女權運動（60s）時有一批新興女性組成為互助小組，共同抵禦男權政治文化中針對於女性的如墮胎權、生育權、享受性快感和性愉悅的權利，並通過這一抵制不斷地擴展著經典層面的政治邊界。基於人類社會對差異政治的敏感，這波女權還帶動瞭民權運動、同性戀運動等，共同抵抗一切基於種族、族群、年紀、性取向等方面的歧視和壓迫。

在女權運動中，最顯著的一個標志，我認為是“身份政治”。女性用對自己身份認同的問題打破瞭傳統的認知主體論，於是和同性戀、被種族歧視等人群一樣，被貶斥的身體成為瞭最醒目的文化政治元素。

02.

當今中國社會存在著一種“飯局文化”，即在男人為主導的飯局之中，用女人來做消遣和陪襯，以此助興。同時，飯局也成瞭很多性侵的滋生地。

當然，我最初並不贊同在飯局後使用“文化”二字做後綴，這一詞匯我是聽他人提起的，隻覺得有趣，但並非什麼事物都能和文化掛鉤的。對於膚淺而有傷害性的事物，我向來我不喜歡把它融為中國的文化。

但細細想來，現如今的酒桌、飯局甚至KTV，是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才子佳人宴的。這就好像是一個傳統的變遷，隻不過在以前的席面上，所謂的“佳人”更傾向於性服務者，既有關性，又合乎風流，更巧還是男人的服務者。她們始終處於為男人助興的一個氣氛的存在。

那我們有沒有想過為瞭烘托氣氛而存在的那些女人，她們的心中是否願意？她們身處這樣一個實際上是貶化女性存在的公共場合，是否舒適呢？

在古代的中國，文人士大夫猶喜金蓮。“春蔥玉指如蘭花，三寸金蓮似元寶。”其實我們不防說，在古代的社會中，金蓮——女人的纏足，這種扭曲且殘缺的美，是能夠滿足當時男權社會下文人士大夫的性愉悅與性快感的。當然，我們都知道這是畸形的，且伴隨著人們思想的解放它被廢除瞭。但我們廢除的究竟是真正的落後畸形的思想意識，還是僅僅是物質層面的畸形以至於隱藏其中的對女性的物化思想意識仍然根存呢？

說回“飯局文化”，比起將它稱為平面意義上的文化概念，我們不妨將它視為一種聯盟共同體下的文化空間。

為什麼這麼說呢？

在排除一部分地域差異的情況下，我想我們都能認可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飯局的酒桌上是少不瞭女人的。無論基於何種目的何種緣由，女人的存在在這裡往往就像餐前小菜或者談笑背後的音樂，這種氛圍烘托就如“紅袖添香”一般，“陪襯”成瞭女性在飯局文化上的具體作用。

深入來看，這種“飯局”其實是一種男權話語體系下的產物，是一種由日久悠長且似乎根深蒂固的男性權力組成的文化空間。而身處其中的女性，至今沒有得到同樣的平臺的話語權去表示她們的不適，無論她們是同等身份地位的“成功女性”還是所謂陪酒助興的“服務者”。

也許，有些人確實是為瞭實用的目的去“應付”這種飯局的場面，但如果是在沒有“工作目的”的場合裡，如果有女人在這種文化空間裡、在現場真的去表達或表現瞭她們真實的對這種氛圍的不適，那麼在這種權力的構架下，這個她就會成為這個“飯局共同體”內部的敵人，隨之便會遭到這個以女人為符碼的文化系統的排擠，並隨之邊緣化。

這就是說明為什麼實際上我們中國的很多合同和機會是在飯局上達成的，它所形成的是一種完整的文化空間。雖然我還是不屑於將之稱為文化，但不可否認在一個更有深度的意義下，每個人實際上都是在一個約定俗成的文化氛圍和背景下，無意識的被推著前進和運作的。

隻不過在這樣一個場合，我們或許值得為瞭某些原因，去反思並問問那些實際並非自願參與的女生，是否可以不用參與這無意義的酒席呢？

03.

其實對於上述問題中女人能否擺脫傳統的文化現象和束縛，尋找到一種新的存在方法的這一事情，我可能永遠無法得到一個準確而肯定的答案。上面所說的“飯局文化”，隻是我偶然被積淤的一點點對生活的忿忿和不平，而當我再仔細想的時候，也會發現同樣作為人，男人與女人各有苦楚。隻是值得註意的一點在於，我們如今所處的社會，即便苦楚各有參半，女性終還是具有附屬性質的、可被物化的群體，而這一點是可悲的。

早有《聖經》中將夏娃的誕生描繪為亞當取下的一根肋骨，於是在西方的意識形態中，女性生來就被看作是男性的附屬品這一點不言而喻。在生理意義上，女性和男性同屬於“第一性”，但由於社會文化中的女性是被對男性塑造有利的男權社會中的文化所塑造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女性被迫從屬於第一性（男）。

這不僅在西方，在全世界亦是如此。

結構主義人類學傢列維斯特勞斯稱：文明、權力或意義的起源基於兩個原則——亂倫禁忌和外婚制，這二者同時發揮效用。外婚制是指禁止同一氏族的人亂倫而形成的禁忌規定，也是最早的律法形態和文化原型。人類學認為交換是人的本能，通過交換形成瞭部落的內外之別——即“我們”與“他們”的區別，也正是交換的本能和對亂倫的禁忌，“女人”成為瞭最初的交換品。這種交換女人的行為既是原始共同體自我確認的標記，也是共同體之間產生聯系的介質，同時我相信，這也是女性物化的根源。這份由來已久的根源，也是女人悲劇的最初形態，也就是說，從一開始，性別之間的平衡就被打破瞭。

而在交換行為的過程中，由於女性所具有的與其他可交換物品不同的生育功能，使兩個氏族部落間構成瞭一張親屬網絡，正是這張親屬網絡，使部落間有瞭一種契約關系。而我們所需要想象的是，在這樣一種契約簽訂的現場（婚約），同比到古代無數為瞭利益而聯姻的契約簽訂的現場，女性的意願是否從始至終都是匱乏的？自此我們發現，女人的意願在自然與文化之間，隻能以“符碼“的形式存在，這個尷尬的命運一直持續到《啟蒙辯證法》和被西方先進思想推翻的纏足舊習開始，但直到今天，女人依然在物化的思維模式下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放。

由於在古代，性交換可以在分配中得到好處，因此女人為瞭更好地生存而靠性依附於強者的情況十分常見。到瞭如今，即便有“成功”和“覺醒”的榮譽冠壓在一部分女生身上，但由於父權社會的存在，女性的成功是否是基於自己的能力往往不斷地被外界質疑，承受瞭很多猜忌。對於我們所能見到、甚至是自己也會不自覺想象的所謂“女性的成功是不是有性交換潛規則”的偏見，我們是可以追溯到原始的符碼和性交換的。

同時，以上的觀點也正巧說明瞭，本應作為“第一性”的女人，在歷史和社會的變遷中，正是由於男權社會的威壓和自然世界的選擇，這二者的同時作用，才有瞭如今的發展狀況。因此，社會沒理由再對女性施壓或是忽視女性的生理需求、男生沒理由目空一切地指責一切女權活動；女性主義者也不應將矛頭指向與其對立的性別，更不能設法抹除性別的差異——你可以忽視生理上的差異，但不能抹除它帶來的後果。如果一邊呼籲權利的平等，一邊對具體而普遍的生活模式有一種拒絕姿態，那麼這個時候如果用人權來講，就會變成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因為無論怎樣抹除性別上的差異，生理差異在生活中都會隱形的貫穿一切。

還有種論調宣稱女權是一種單邊主義，就好像人們自動默認女權運動隻是女權問題。但我更願意認為，這種對性別的平權運動，隻是一種平衡歷史的敘述方式，畢竟性別作為一種抵抗力量，與其他一切文化和藝術的瑰寶共享著啟蒙思想的遺產。

希望在婦女節的今天，我們都能想一想，究竟什麼是“女人”呢？至於節日稱謂嘛，時代總歸是在變的，在不輕視女性權益的基礎上，給它一個昵稱也無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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