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爾良王朝時期的政治鬥爭

七月革命的勝利，一心倒車的查理十世黯然離場，法國波旁王朝長達15年的回光返照終結瞭。1830年8月，奧爾良王朝頒佈瞭新憲章。君權不再是由上帝授予，而是來自議會；法國人不再是“臣民”，而是“公民”；新憲章不再是國王的恩賜，而是由議會制定後再由國王接受的。種種措施既消解瞭君主的神聖性，同時也避免瞭法國采用令歐洲恐懼的共和制度。比起1814年憲章，1830年憲章所確立的君主立憲制更加溫和，議會的地位明顯加強，公民權利和政治自由都得到瞭擴大。

但是，左派人士認為，奧爾良王朝從它誕生之日起就背叛瞭革命，當初在街頭浴血奮戰的基本上是工人，但最後對新的政治制度做出安排的卻是極少數社會精英。路易–菲利普這個國王不是來自人民之中，而是“空降”在人民頭上的。即便從資產階級的角度來看，官方立場的右轉從1830年12月就已初現端倪——溫和共和派人士勒爾（Dupont de l’Eure）從政府辭職，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的政壇耆宿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放棄瞭對國民衛隊的指揮權。

整個奧爾良王朝時期，政治權力和經濟財富都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以選舉制度為例，年滿30歲、年繳納直接稅達500法郎的男性有權當選眾議員，年滿25歲、年繳納直接稅達200法郎有權選舉眾議員。相比於波旁復辟王朝，奧爾良王朝的選舉限制有所放寬，但也隻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區別。1831年，法國的總人口是32509223人，選民有166583人，占比僅0.5%；1846年，總人口是35400486人，選民有240983人，占比不足0.7%。有資格選入眾議院的人僅有5萬左右。同時，比起保守的鄉村，城市選民的代表明顯不足。而政府會采取或明或暗的方法，支持、拉攏中意的候選人，甚至直接讓公職人員出任議員，這就損害瞭議會制度的應有之義。馬克思有一段經常被引用的評論：“在路易–菲利普時代掌握統治權的不是法國資產階級，而隻是這個資產階級中的一個集團：銀行傢、交易所大王、鐵路大王、煤鐵礦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與他們有聯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謂金融貴族。”

1831年2月，一座教堂公開舉行紀念遇刺身亡的前朝貝裡公爵的宗教儀式，憤怒的群眾搗毀瞭教堂和巴黎大主教官邸。不久，保守的銀行傢佩裡埃（Casimir Perier）上臺組閣。1834年4月10日，政府頒佈瞭限制集會權的法令。1835年的七月革命紀念日，路易–菲利普率領官員檢閱國民衛隊時，突然遭到槍擊，18人身亡，國王僥幸逃過瞭一劫。暗殺主導者菲耶斯基（Giuseppe Fieschi）是一位共和派人士，事後被判處絞刑。政府趁機加強瞭對反對派的壓制，隨後的“九月法令”擴大瞭誹謗罪的范圍（實質針對的是對國王和政府的冒犯），在陪審團中引入瞭簡單多數表決制（實質是簡化對政治罪行的判決程序），增加瞭對媒體的罰款力度，控制瞭政治漫畫的出版。法國的歷史仿佛又來瞭一個循環：七月革命以反抗查理十世而起，反對派媒體站在宣傳革命的前沿，“自由”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如今，奧爾良政權不再捍衛自由，而是維護“秩序”，裡昂和巴黎的街壘鬥爭遭到瞭同樣殘酷的鎮壓，反對派受到的壓制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幅諷刺路易–菲利普的經典漫畫在奧爾良王朝初期就已出現

奧爾良王朝的反對者來自多個方面：

（1）正統派。即波旁王朝的擁護者，他們是從極右的角度反對新王朝的。1832年四五月，貝裡公爵夫人發動叛亂，慘遭失敗。她作為一個寡婦，居然在監獄裡生出瞭一個私生女，這種醜聞讓那些喜歡高談“傳統道德”的右派人士顏面無光。隨著形勢的變化，很多舊貴族和教士雖然繼續堅持正統派立場，但不再願意冒著失去地位和財產的風險顛覆新政權。更何況，新王朝也越來越保守，以維護“穩定”為務，在正統派看來起碼比共和制度和民粹政治更加安全。所以，這幫遺老遺少基本上通過議會、傳媒、教會等非暴力渠道來表達立場。一部分正統派常常利用社會問題進行蠱惑宣傳，標榜自己維護勞動者的利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把這種觀點斥為“封建的社會主義”。

（2）共和派。左派陣營的中堅力量是共和派，顧名思義，他們是反對君主制，追求共和國的。經過拿破侖和波旁王朝的打壓後，其力量在奧爾良王朝時期逐漸恢復。盡管第一共和國因恐怖政治而令人憤恨，因屈服於拿破侖而令人齒冷，但大革命的輝煌記憶，共和派社團時不時制造的“大新聞”，新王朝對七月革命的“背叛”，都使共和制度沒有被人們遺忘。共和派有溫和與激進之分。溫和派的代表人物有托克維爾、拉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激進派的代表人物有賴德律–洛蘭（Alexandre Ledru-Rollin）。共和派在奧爾良王朝前期發動的一系列暴動無一成功，在議會鬥爭中也沒有顯著進展；王朝末期，他們轉向瞭“宴會運動”；到瞭1848年，共和制終於又登上瞭法國的政治議程。

（3）社會主義者。隨著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群體不斷擴大。工運史上著名的兩次裡昂紡織工起義就發生在奧爾良王朝時期。隨著工人的不斷鬥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註勞資問題，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思潮也在發展，代表人物有路易·勃朗（Louis Blanc）、佈朗基、蒲魯東等，他們的思想各有差異，且不同於馬克思、恩格斯。左派的社會主義者都是共和派，共和派不一定是社會主義者。

（4）波拿巴派。這個派系不是以某種政治意識形態命名的，正如路易–拿破侖（拿破侖三世）在他的政論中屢屢聲稱的那樣——超越左右之分。他一會兒關註小民幸福，一會兒主張大國崛起，一會兒反對自由貿易，一會兒說要發展工業，一會兒主張自由，一會兒要建立世襲制。奧爾良王朝的不穩定讓他發現瞭渾水摸魚的機會，法國人民對拿破侖的普遍崇敬讓他感到民心可用。但波拿巴派沒有什麼現成的組織，其傢族全部流亡在外。在1848年之前，小波拿巴也沒有什麼實際影響力，更沒能把普遍存在的拿破侖情懷轉化為政治力量，隻能率領幾十個“腦殘粉”突襲軍營，寄希望振臂一呼，軍隊便能倒戈。1836年10月，策劃斯特拉斯堡兵變失敗，被流放美國，後偷偷返回歐洲；1840年8月，策劃佈倫兵變失敗，被判處終身監禁，1846年趁監獄裝修之時化妝為泥瓦匠逃跑。

波拿巴的越獄。他不僅反對奧爾良王朝，還要關掉嘰嘰喳喳的第二共和國。

在奧爾良王朝的體制內部，對於如何分配國王、內閣、議會的權力，如何處理金融資產者和工商業資產者的關系，也存在著明顯的政見分歧。“抵抗派”和“運動派”就是如此。“抵抗派”持保守立場，主張維護權威和秩序，認為“1830年憲章”已然標志著七月革命的完成，無需進一步改革，代表人物有佩裡埃、基佐（François Guizot）；“運動派”，或者說是“王朝左派”，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政治觀點，要求進行自由主義改革，降低選舉財產資格，甚至實現參議院（貴族院）民選，代表人物有拉菲特（曾任奧爾良王朝第一位首相）、奧迪隆·巴羅（Odilon Barrot）。真正掌權的是保守派。

隨著局勢的發展，保守派內部也分為瞭三翼：（1）中右翼，以基佐為首，認為君主有權指揮國傢事務，不必受到議會的嚴格約束；（2）中左翼，以梯也爾（Adolphe Thiers）為首，主張君主“統而不治”；（3）第三派，典型的墻頭草，但他們傾向於哪一方往往決定瞭哪一方在議會可以構成多數。路易–菲利普絕不中立，而是有意識地操縱、利用這些分歧。

必須要註意的是，以上派別的區分並不絕對。

• 第一，政治立場就像彩虹一樣，各種顏色之間均存在過渡態，君主立憲派與不積極的共和派常常互相轉化，而激進共和派往往與社會主義者天然親近（如“人民之友社”、“人權社”、“四季社”等組織都是兼有共和派與工人運動特色）。
• 第二，同一個人的立場難免發生變化，更何況很多人原本就是純粹的政客，沒有什麼堅定的政治信仰，比如老狐貍般的梯也爾。
• 第三，即便是相同的立場，在不同的時代和環境中也有著不同的定位，例如波旁王朝的擁護者在1789年隻是普通的右派，但大革命結束後，社會大環境左轉瞭，繼續支持波旁王朝就成瞭極右派。
• 第四，某些時候出於政治鬥爭的實際需要，相差甚遠的派系也可以短暫合作。比如，由於官方的打壓，勢如水火的共和派與正統派偶爾也會處於統一陣線，例如在捍衛新聞自由的時候。

總之，19世紀三四十年代，法國有三種主要的社會力量同時存在並相互鬥爭——茍延殘喘的舊貴族、迅速壯大的資產階級和方興未艾的無產階級，這是從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的長期過渡時期的必然現象。在這之前，法國主要是貴族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在這之後，主要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當然，在資產階級內部的不同派系之間，也存在著激烈的鬥爭。

• 奧爾良王朝末年的全面危機

1840年後，法國內閣突然變得穩定起來瞭。原先的內閣一般隻能堅持幾個月到一兩年不等，但蘇爾特元帥的第三次組閣居然從1840年延續到瞭1847年。蘇爾特老眼昏花，又非職業政客，其內閣實權是由精明的外交大臣基佐掌控的。1847年後，基佐更是榮登首相寶座。然而，隨後歷史的發展暴露瞭基佐外強中幹的本質。

基佐在法國近代史上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作為一名歷史學傢，他堪稱偉大，其代表作有《歐洲文明史》《法國文明史》《1640年英國革命史》；但作為一個政治傢，他的名聲可謂糟糕透頂，他所擁護的那一套政治制度已經被歷史的車輪無情碾壓。他在政治光譜中的位置可以很好地折射出法國自波旁復辟王朝到奧爾良王朝的政治流變。在波旁時代，基佐其實是自由派，曾因為反對當局的倒行逆施而被解除官職，其教學活動也遭中斷。極端保王派輕蔑地稱呼基佐及其同道中人為“空論派”（doctrinaire）。空論派奉行的是一種所謂的“中庸”道路，既反對人民擁有權力，也反對君權神授，想在民眾政治和絕對專制之間尋求一個中間地帶。他們一方面要求保障大革命所確立的基本原則，拒斥極端保王派的政策；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底層民眾的激情是一種可怕的怪物，威脅著自由和秩序，所以他們又希望終結革命。在查理十世時代，基佐的主張姑且可以說是中庸之道；但到瞭奧爾良王朝時期，由於君主專制已被推翻，政治坐標的原點偏移瞭，基佐式“中庸”反而走向瞭保守乃至反動。

c5ac04f781d8eea1774afcafbbd3c602蘇爾特內閣（左一：基佐；左三：路易–菲利普；左五：蘇爾特）

從1846年到1848年（部分行業為時更久），法國遭受瞭經濟危機的打擊。19世紀上半葉，法國工業有所發展，但農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1846年，法國的鄉村人口約2733萬人，，城市人口約877萬）。這場重大危機最初就是爆發於農業，之後竟蔓延到金融和工業領域。古已有之的歉收和匱乏危機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過剩和投機引發的危機，終於結合在一起。1845年，馬鈴薯由於遭受病害，產量慘淡，1846年更是寥寥無幾，作為替代品的谷物收成在1846年也是一團糟。天公亦不作美：1846年秋季的雨量奇大，農地淹沒，交通受阻；1846—1847年之交的冬季又異常寒冷。糧食價格劇烈上漲，以馬賽為例，1845年5月的小麥平均價格為24.09法郎/百升，到瞭同年11月，上升到32.34法郎/百升。截至1847年4月，法國東北部的小麥漲價（每百升）最為驚人，如斯特拉斯堡為50.03法郎，凡爾登為44.92法郎，梅茨為45.53法郎（1845年5月，梅茨的小麥價格僅14.11法郎）。1847年下半年，由於收成尚可，糧價開始有所正常。到瞭1848年1月，馬賽和梅茨的小麥價格分別降為26.56和17.51法郎/百升。

但是危機仍未結束。面包和馬鈴薯的高價格，使消費者的其他消費需求迅速降低。工業領域仍在惡化，商業信心嚴重動搖，危機之前炙手可熱的鐵路投機急劇降溫。至1847年底，鐵路行業和相關的冶金行業的70萬工人被解雇，有幸保住飯碗的工人待遇也降低瞭。除鐵路行業外，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小型企業也受到瞭較大沖擊。1847年8月1日至1848年7月31日，法國有1139傢企業破產，1846—1847年同期為931傢，1845—1846年同期為691傢。截至1847年1月，圖盧茲（Toulouse）有1.4萬窮人和6000名工人、匠人尋求救濟，佩皮尼昂（Perpignan）的三分之一男性人口失業；截至該年5月，魯貝（Roubaix）一半以上的紡織工人失業。大約同時，英法關系的緊張也給法國的經濟火上澆油。

社會問題與經濟問題如影隨形。群眾的生活本來就在溫飽線上掙紮，經濟危機一來更是雪上加霜。尋求救濟的人口達到空前規模，乞丐和流浪漢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1845—1846年冬季，在魯昂的內地鄉村，乞丐們成群結隊，日夜敲打著富裕農場主的大門。隨著經濟形勢的進一步惡化，乞丐們也變得越來越暴力。這種隨處可見的社會弊病使城鄉中的有產者夜不能寐。

比起這種消極的乞討，另一些人發起瞭更為積極的鬥爭。運糧的車隊被饑民襲擊之事多有發生，以至於政府下令軍隊保護糧食運輸。安德爾省（Indre）的暴動尤為嚴重。1847年1月13日，比藏賽（Buzançais）小鎮的群眾奪下瞭運送谷物的馬車，將它們拖進瞭市政大廳，宣佈低價銷售之。比藏賽附近地區的磨坊在隨後4天也遭到瞭沖擊。16日，省會沙托魯（Châteauroux）的鐵路工人起義，唱著《馬賽曲》向國民警衛隊發起進攻，最終被騎兵驅散。

3月9日，《憲法報》報道稱已有接近30個省發生瞭暴動。5月9日，康佈雷（Cambrai）的群眾打起瞭黑旗，喊出瞭口號：“要麼是20蘇的面包，要麼就是死亡！”（註：1蘇=5生丁=1/20法郎）5月12日，裡爾的大批群眾幾乎洗劫瞭全城的面包店，還喊出瞭一個怪異無比的口號：“打倒路易–菲利普！亨利五世萬歲！共和國萬歲！英國國王萬歲！”（註：亨利五世系查理十世之子，正統派心目中的合法繼承人。）10月，埃勒伯夫（Elbeuf）一傢紡紗廠的工人因為待遇降低而發動罷工，並唱起瞭《馬賽曲》。為瞭壓制罷工，工廠主又找來瞭另一批甘願接受低工資的工人充當打手。

饑民、乞丐、示威的婦女兒童，這些觸目驚心的景象理應讓奧爾良當局蒙羞，但基佐卻視而不見，仿佛歲月一片靜好。

基佐的外交政策也廣受詬病。1846年，他與路易–菲利普策劃瞭一場聯姻，讓最小的王子迎娶西班牙女王的妹妹。英國認為法國此舉威脅瞭英國在西班牙的影響力和利益。對於這對夫婦的孩子是否有權繼承西班牙王位的爭論惡化瞭英法關系。同時，基佐又和歐洲那些舊勢力沆瀣一氣，例如默許奧地利吞並克拉科夫自由市，支持瑞士的“分離聯盟”（Sonderbund）。拉馬丁曾如此批判基佐政府的外交政策：“與西班牙聯姻以來，法國不得不成為羅馬的教皇、伯爾尼的教士、皮埃蒙特的奧地利人、克拉科夫的俄羅斯人。這違背瞭法國的天性和數個世紀的傳統。無處是法國，到處都是反革命！”

上流社會和統治精英中屢屢曝出的醜聞也對奧爾良政權的崩潰推波助瀾。其中，比較典型的一例是舒瓦瑟爾–普拉蘭（Choiseul-Praslin）事件。1847年8月18日，舒瓦瑟爾–普拉蘭公爵夫人被丈夫殺害，數日後兇手又在獄中畏罪服毒自殺。新聞媒體對此事進行瞭連篇累牘的報道和渲染，醜化瞭上流社會的形象。

應對經濟危機乏術、外交政策失誤、排斥政治改革、上流社會的腐敗和醜聞，都使基佐和路易–菲利普的威信大損。人們開始懷念法國曾經的激情和熱血。路易·勃朗、拉馬丁、米什萊（Jules Michelet）不約而同地在1847年出版瞭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史學專著，調動瞭知識界的情緒。批判現實的文學作品通過廉價的書籍或報紙連載，對大眾產生瞭更廣泛的影響。

• 宴會運動的興起

1847年三四月間，眾議員奧朗內（Prosper de Hauranne）提出瞭將選舉納稅額降低一半、議員在任期及此後一年內不得持有政府公職等議案。此時的議會多數是支持基佐政府的，所以奧朗內的提議均被駁回。議會改革的要求不知道已經碰壁多少次瞭。基佐終其一生都認為國傢就是應該由精英來統治，乃至愈發偏激地決絕任何改革。反對派見基佐已經如此冥頑不靈，決定在議會之外尋求出路。為瞭避開政府對集會的限制，他們采用瞭一種“擦邊球”的形式——宴會。

1847年7月9日晚，第一次“宴會”在巴黎召開。為瞭避免引起混亂，宴會隻邀請那些對議會改革持同情態度的眾議員和其他有選舉資格的人。參加者還需繳納10法郎的會費。最後，有近1200人赴宴，其中有86名眾議員。會上，眾人暢所欲言，有的譴責瞭基佐政府的腐敗，有的將當時的局面與波旁復辟王朝末期相對比，有的人還要求在政治改革之外實施社會改革。但是，也有一些知名人士缺席——拉馬丁、梯也爾、托克維爾害怕“宴會”過於激進；路易·勃朗、賴德律–洛蘭卻擔心它過於溫和。

此後，“宴會運動”如雨後春筍般地在法國各地展開，巴黎宴會的負責人（如巴羅、奧朗內、加尼埃–帕熱斯）也向各省提供指導。活動的參加者一般是“王朝左派”、中左翼、溫和共和派、激進共和派，正統派來湊熱鬧可能隻有一次。

23df8646ec602388cd6dc2b04eb79ba9第一屆宴會（1847年7月9日）

一些“宴會”變得十分激進。如8月10日的勒芒（Le Mans）“宴會”上，有人提起瞭1792年推翻君主制的舊事，唱起瞭馬賽曲。10月27日的奧坦（Autun）“宴會”上，一名共和派媒體人強烈批判瞭君主制、貴族制、溫和派政治傢乃至財產私有制。拉馬丁得知後，在報紙上強烈譴責瞭這種激進論調。11月7月的裡爾“宴會”上，賴德律–洛蘭的出場使巴羅選擇在最後時刻退場。有趣的是，拉馬丁贊同賴德律–洛蘭給予工人政治權利的觀點。11月21日的第戎（Dijon）“宴會”甚至隻邀請瞭激進派人士。12月19日的沙隆（Chalon-sur-Saône）“宴會”上，《改革報》總編弗洛孔（Ferdinand Flocon）指責巴羅和基佐是“朋比為奸”。

法國的各個政治派系都有自己的媒體。“宴會”的議程和演講就通過報紙和宣傳冊調動瞭整個社會的輿論。但另一方面，媒體的推波助瀾也使反對派內部的分歧明朗化瞭。

12月28日，議會召開瞭新的會議，反對派因為“宴會運動”的成功已經信心大增，國王在演說中指責宴會運動激發瞭“盲目而敵對的熱情”。1848年1月27日，托克維爾發表瞭一篇著名的演講，指出“我們如今正睡在火山口上”，並呼籲基佐盡早“改變政府的精神”。

巴黎當時有12個區，每個區在國民衛隊中有一個對應的軍團。第十二區是最窮的幾個區之一，政治立場也相對激進。1847年12月，第十二軍團計劃舉行一場“宴會”。武裝力量參與政治活動，在任何時代都是一件極度敏感的事。月底，警方駁回瞭申請。“宴會”籌備委員會無視警方的態度，決定照常進行活動，還在報紙上發文指責官方的態度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內政大臣迪沙泰爾（Tanneguy Duchâtel）在貴族院強硬表態，稱政府此前已經容忍瞭60多次“宴會”，但偏偏不能容忍這一次，而“宴會”能否召開理應由政府說瞭算。籌備委員會轉而尋求反對派議員的支持。

1848年2月13日，約百名議員聚會商議此事。一些人提議“以退為進”，反對派先集體辭職，使議會達不到法定人數，從而不得不重新選舉。奧朗內、拉馬丁、巴羅、加尼埃–帕熱斯（Louis-Antoine Garnier-Pagès）反對這種自我棄權的計劃，選擇瞭另一種路線——使“宴會”溫和化。這些議員們篡奪瞭“宴會”的主導權，通過提高定金的方式排除低收入者的參與，活動地點避開瞭工人較多的第十二區，時間定在瞭22日（是一個工作日）。19日，超過200名反對派議員決定起草一份旨在拒絕暴力的宣言。21日，宣言在多傢報紙發表，其中提出由卸下武裝的國民衛隊成員承擔警戒工作，遊行時不呼喊任何口號、不佩戴任何標記，從而表明活動參與者尊重秩序、避免沖突的意願。連平常比較激進的路易·勃朗和賴德律–洛蘭都提出要避免挑釁和暴力行為，以免給政府提供口實。但是，不經政府同意而調動國民衛隊，哪怕解除瞭武裝，都是大逆不道之舉！國民衛隊指揮官也警告下屬，沒有得到上級命令而參加政治活動應當軍法處置。由於政府的強硬態度，到瞭最後關頭，連巴羅也退縮瞭。

• 奧爾良王朝的滅亡

讓在野的或在職的政壇精英們猝不及防的是，到瞭22日，政治的主動權已經從議會反對派轉向瞭街頭抗議者。數千示威群眾冒著傾盆大雨，逐漸聚集在一起，其中有學生，也有工人，一些人是抗議“宴會”被取消的，也有一些人尚不知道這個消息，仍對“宴會”滿懷期望。中午，浩浩蕩蕩的隊伍向協和廣場與協和大橋進發瞭。在廣場的對面，隔著塞納河，就是眾議院所在地——波旁宮。巴黎駐軍司令塞巴斯蒂亞尼派軍隊將群眾從波旁宮逼退至協和廣場。這個時候爆發瞭小范圍的沖突：士兵們騎馬沖撞人群，群眾也扔起石頭回擊士兵。示威者隨後從協和廣場散往巴黎的各個地區，向士兵砸石頭，強闖槍店。廣場附近的街區開始修建路障。人們拆毀欄桿，將其充作武器，或者用它砸碎鋪路的石板。在香榭麗舍區，有人焚燒木椅和馬車，打砸路燈。

示威並不必然引發革命，路易–菲利普胸有成竹地認為：“人們不會在冬天鬧革命。”下午早些時候，國民衛隊已經得到命令，占據首都各戰略要點。在19世紀的法國，國民衛隊的立場向來比較激進，七月革命中就有它的身影；即便在崇尚精英主義的奧爾良王朝，國民衛隊相對而言也是個民主的機構。如今，很多衛兵拒絕執行當局的命令，甚至還有人喊出瞭“改革萬歲”“打倒基佐”等口號。

示威繼續進行著，在沖突中已經有人喪生。

23日早晨，天氣陰冷，雨水不絕。換做平常時候，人們肯定會圍在爐火旁取暖。但暴動又擴大瞭，全城到處築起街壘。政府萬萬沒想到，事態竟然在一夜之間變得如此嚴重！巴黎市政當局試圖逮捕極左派首領，可是為時太晚，因為他們已經在街頭戰鬥瞭。官方再次向國民衛隊和軍隊下達占據要地的命令，很多衛兵再次拒絕奉命，即便那些執行者，也隻是為瞭避免流血，而不是為瞭保衛基佐政府。在勝利廣場上，國民衛隊在暴動者與正規軍的沖突中維護前者，“國民衛隊站在我們這邊”的消息在首都迅速傳開。

路易–菲利普驚詫不已。迪沙泰爾來到杜伊勒裡宮，主張反擊。國王沉默半晌，說：“大傢都勸我通過撤換內閣來結束危機……可是我不願意這麼做。”王後也顧不上斯文，突然闖入國王的書房，插嘴說：“基佐先生是位正人君子，曾多次為國王效勞，如果這時他能辭職，無疑對國王會更有助益。”聽到忠心耿耿的基佐隻是一枚可以拋棄的棋子，迪沙泰爾不禁目瞪口呆。國王怒視瞭王後一眼，嘆息著說：“把他帶到這裡來。”

半小時後，基佐前來覲見國王。王後擔心國王拿不定主意，仍佇候在側。國王拐彎抹角地說：“雖然局勢嚴重，但我寧可自己遜位，也不願意撤換大臣。”王後馬上反駁道：“國王不屬於自己一人，而是對法蘭西負有義務。”國王沮喪地說：“是啊，我比自己的大臣更加不幸……我無法辭職。”基佐倒是直言不諱：“此刻陛下既然已經提出瞭這個問題，就等於已經有瞭決定瞭。”國王說：“為瞭拯救法國而與你們分手，我深感遺憾，但別無選擇。”基佐鞠躬無語。

下午3點半，強作鎮定的基佐來到眾議院，宣佈瞭國王授權莫萊（Louis-Mathieu Molé）組閣的旨意。保守派氣得捶胸頓足，而反對派隨之發出瞭一聲聲喝彩。但莫萊既不是個能服眾的人選，也沒有在危難之際匡扶社稷的能力，既無法差遣梯也爾這樣的政壇巨頭，更無法安撫民心。激進人士不滿足於已有的勝利，“打倒基佐”的口號堂而皇之地變成瞭“打倒路易–菲利普”。與此同時，國王驀地發現自己陷入瞭一種更為尷尬的境地——基佐已經離職，莫萊尚未組閣，於是在這種決定王朝命運的關鍵時刻，政府竟是一片真空！

嘉佈遣大道（Boulevard des Capucines）慘案的發生使局勢一發不可收拾。庫朗中校率領的正規軍第14營守衛著外交部，阻止一支示威隊伍繼續前進。就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一名士兵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地扣動瞭扳機。當時的形勢本就劍拔弩張，士兵們都屏息凝神，突然間一聲槍響，大腦繃著的弦突然放開。一時間，噼噼啪啪的槍聲大作，造成瞭52人死亡，74人受傷（一說65人死亡，80人受傷）。

慘案使示威轉變為革命。一傢郵政公司的貨車正好經過嘉佈遣大道。人們一哄而上，七手八腳地將車上的人和包裹都撇在路旁，然後將16具屍體抬到車上，用火炬照亮。陰慘的場景引發瞭瘋狂的回應，靈車所到之處，復仇的怒火被激發出來，人們砸碎路燈，敲響教堂的警鐘，修建或者強化街壘，挨傢按戶地搜尋武器。國民衛隊總體上站在瞭群眾一邊。

抬屍遊行的隊伍在《國民報》社前停住。見此情景，共和派議員加尼埃–帕熱斯推說是誤會，懇求大傢停止遊行。隊伍在《改革報》社受到瞭較為熱誠的接待，共和派總編弗洛孔聲稱“必須使暴政在公眾的憎恨中滅亡！” 靈車又緩緩向巴士底廣場而去，停在瞭“七月圓柱”前，這裡是1830年“光榮的三日”的紀念之地。

晚上10時，國王得知瞭嘉佈遣大道的慘案；兩小時後，莫萊組閣不成的消息也傳到瞭國王的耳中。路易–菲利普任命比若（Thomas Bugeaud）為正規軍和國民衛隊總司令，並召梯也爾入宮，商談組閣事宜。比若以巷戰專傢自居，曾因1834年血腥鎮壓過一場共和派起義而臭名昭著，此時他欲故伎重演，迅速制定瞭反擊計劃，預計在24日早晨執行。

一個小時後，梯也爾來瞭。憔悴的路易–菲利普問：“你可以組閣嗎？時間緊迫，我需要大臣。”“陛下，您所需的大臣我幾小時後就有。”“哪些人？”“首先是奧迪隆·巴羅……”國王打斷他的話說：“他是個空想傢！”“這個人必不可少，他是自由主義反對派的代表人物。”國王怒斥道：“你在轉達那些咖啡館裡的言論！”梯也爾欠身施禮，擺出一副讓國王另請高明的姿態。國王見狀，無奈地接受瞭梯也爾的人選。得知比若已經奉命執掌軍隊後，梯也爾不禁皺起瞭眉頭。

24日，局勢進一步惡化。很多人認為基佐的辭職隻是一場欺騙群眾的陰謀，而嘉佈遣大道慘案暴露瞭奧爾良王朝的真實立場。暴動者砍倒大樹，奪取瞭運輸工具，準備好瞭石頭和鐵柵欄，築好瞭路障，將碎玻璃和瓷器鋪在馬路上。他們的手上，有著從軍械庫、槍店、私宅和投降的士兵手中奪取的武器。比若下令以四支縱隊“清掃”首都的街道。但到瞭中午，他又下令停止戰鬥，將防守巴黎的責任交給瞭國民衛隊——這個決定其實是新內閣迫使國王下達的。國民衛隊的指揮官改由拉摩裡西爾（Louis Juchault de Lamoricière）擔任。

但人們對奧爾良政權失去瞭信心，激進派提出瞭更高的要求，有人貼出瞭“拿起武器！到杜伊勒裡宮去！”的告示。奧迪隆·巴羅騎馬上街與暴動者商談，受到瞭冷淡的接待。“不要巴羅！”“隻有人民才是主人！”的抗議聲在耳旁此起彼伏。在和平大街一角，共和派物理學傢阿拉戈（François Arago）沖著他說：“中午前退位……要麼就革命！”

人群越來越向王宮集中，窗外的嘈雜聲越來越響，國王心急如焚。在王後的勸說下，國王決定在杜伊勒裡大院和卡魯索廣場舉行閱兵式，展現一國之君的英姿和威嚴，為人心思變的軍隊註入信心和力量。他撐起75歲的衰老身軀，穿上軍裝，騎上戰馬，身後跟著兩位王子（那慕爾公爵、蒙龐西耶公爵）、比若元帥、拉摩裡西爾、梯也爾和雷米薩等文武大臣。衛戍部隊約有4000人。一開始，國民衛隊第1軍團有人喊出瞭“國王萬歲”的呼聲，但第4軍團不僅喊出瞭“改革萬歲”，還試圖將國王包圍。眼見情勢不對，國王立即返回王宮。王室成員、 大臣和侍從木然地站在四周，全都認為退位勢不可免，但誰也不願意第一個說出這個可怕的詞語。

在絕望之中，國王下令以巴羅替換梯也爾，以熱拉爾（Étienne Gérard）替換比若。那慕爾公爵將梯也爾拉到一邊問道：“依你之見，遜位好嗎？”梯也爾無法回答。這時，《新聞報》（La Presse）社長吉拉爾丹（Émile de Girardin）未經召見便入宮獻計：“陛下，更換內閣沒有用瞭。國王和君主制一小時後在法國將不復存在。唯有遜位，方能順應形勢。”一陣死寂般的沉默後，國王有氣無力地說：“你們願意讓我退位，那好，我就退吧。”路易–菲利普試圖保住身為國王的體面，在撰寫退位詔書的時候從容不迫、一絲不茍。隨後，國王夫婦在一支騎兵的護衛下，逃出瞭杜伊勒裡宮和巴黎城，流亡英國。

留守杜伊勒裡宮的那慕爾公爵將這座宮殿留給瞭暴動者。24日下午，一波一波的人群湧入宮中，四處打砸，無數珍寶被毀，連花園裡的天鵝也全被殺光，國王的寶座被運往巴士底廣場焚燒。巴爾紮克目睹瞭杜伊勒裡宮遭到洗劫，感到瞭深深的恐懼。

路易–菲利普的長媳帶上她的兩個兒子步行前往眾議院，那慕爾公爵隨之趕到此處。他們希望讓國王的孫子巴黎伯爵繼位，從而最後一次挽救奧爾良王朝。巴羅不忍心看到孤兒寡母落淚，試圖宣佈攝政政體。但一切為時已晚。拉馬丁、賴德律–洛蘭等或溫和或激進的共和派領袖不答應，怒火正旺的群眾更不答應。隨著民眾不斷闖入辯論廳，很多議員落荒而逃，那慕爾公爵等王室成員撤往榮軍院。在鼎沸的人聲中，勒爾和賴德律–洛蘭宣讀瞭一份即將參加臨時政府的人員名單。

ac081eeb2cf43653b8394c82e2c13da7

• 臨時政府的成立

拉馬丁、賴德律–洛蘭、勒爾、阿拉戈、馬裡（Marie de Saint-Georges）等人從波旁宮出發，下午4時左右到達巴黎市政廳。拉馬丁起草瞭公告，歌頌巴黎人民的英勇奮戰，宣告臨時政府成立並暫時采用共和制度。

晚些時候，路易·勃朗、弗洛孔、馬拉斯特才從《改革報》編輯部趕到市政廳，遺憾地錯過瞭以上關鍵職位。他們三人以及一位工人代表阿爾貝最後隻當上瞭臨時政府的書記。此事看上去隻是因為一場遲到而導致的遺憾，其實根源在於溫和派對激進派和社會主義者的排斥心理。拉馬丁及臨時政府的一些成員深知，二月革命的勝利不是議會鬥爭的結果，而是巴黎的勞動群眾通過暴力鬥爭得來的。作為一名溫和派，他一貫害怕群眾的過火行為，害怕法國大革命的恐怖重演，所以希望盡力擺脫暴動群眾的壓力。

路易·勃朗和群眾認為“暫時采用共和制”的說法模棱兩可，要求立即成立共和國，賴德律–洛蘭和弗洛孔表示贊同。也有人考慮到瞭多種因素，如巴黎的勝利不能代表整個法國、共和制的法國會招致歐洲的懷疑和抵觸，主張慎行。加尼埃–帕熱斯等建議宣言中可以回避政體問題，最多也隻能寫：“臨時政府比較喜歡共和主義的治理形式。”阿拉戈認為，由臨時政府決定政權形式是一種篡權行為，拒絕在文告上簽字。拉馬丁調和各派意見，將文稿改為：“臨時政府隻能以法國人民的名義進行工作，雖然它比較喜歡共和主義的形式 , 但是……將向公民們征詢意見，由人民的主權宣佈政府的最終形式。”路易·勃朗希望更進一步，將拖泥帶水的措辭“比較喜歡”改為“從心靈裡和信仰上都贊成共和主義的政府”。在激進的同僚和起義群眾的壓力下，拉馬丁又將二稿改為：“臨時政府希望成立共和國，但須立即征詢人民的意見，由人民批準。”三種表述的語氣自然一次比一次堅定，而最後一種表述同樣具有一舉兩得的效果：第一，作為緩兵之計，可以利用外省的勢力來壓服激進的巴黎；第二，高舉主權在民的精神和程序的合法性，掌握瞭政治正確的制高點，讓群眾無從反對。

二月革命的消息傳到外省的時間各有不同。在普瓦提埃，26日時還有媒體在報道巴羅組閣的“最新消息”。奧爾良王朝崩潰的消息傳來外省後，共和派和工人往往欣喜若狂。在大約30個省的省會，當地的溫和共和派以及一部分激進派組成瞭委員會（有“革命委員會”“省委員會”“共和委員會”“臨時委員會”等多種名字），從奧爾良王朝的官員手中接管權力。原官員要麼主動或被迫辭職，要麼選擇與共和派合作。其他大多數省份，共和派的勢力較為薄弱，無法搶班奪權，前朝省級官員往往以效忠臨時政府的名義繼續在位。在城鎮中，市長和市政會通常都被取代。各地權力機構交接的過程有快有慢，很多發生在三四月，最晚的是巴約納（Boyonne）的市議會，奧爾良時代的人馬堅持到瞭7月30日。在軍隊方面，比若、貝多、拉摩裡西爾等高級將領已經效忠共和國，偶爾有幾個心懷不滿的軍官也難以成事，最有實力起兵反革命的是阿爾及利亞總督、路易–菲利普之子奧馬勒公爵，但他將權力交給瞭新政府任命的總督卡芬雅克（Louis-Eugène Cavaignac）。

總之，新共和國基本沒有遇到前朝死忠粉的抵抗，政權的交接是比較平穩的。

除瞭防范復辟外，也面臨著更激進的政治經濟變革的壓力。

早在1832年巴黎共和派起義和1834年裡昂起義時，工人階級就打出瞭紅旗。這次二月起義，紅旗更是飄揚在街壘的上空，因此工人把紅旗看作是自己的旗幟。三色旗曾被奧爾良王朝用作國旗，這意味著這面旗幟已經不能代表革命瞭，新成立的共和國應當有一個新的標志。2月25日—26日，一群示威者來到市政廳前，要求以紅旗為國旗。拉馬丁將紅旗與“恐怖政治”相聯系，不願意向激進派靠攏。熱血湧動的工人群眾準備沖擊市政廳，形勢間不容發。神奇的是，經過拉馬丁一番慷慨陳詞，人群居然平靜瞭下來，隨後打道回府。當時不是起義死難者屍骨未寒，街壘仍然屹立街頭，工人群眾的武裝尚未解除嗎？廣場上群眾的聲勢壓倒拉馬丁不是在舉手之間嗎？怎麼會連采用紅旗這樣一個簡單的要求都沒達到呢？真的是因為拉馬丁的演講具有無窮的魅力嗎？簡單分析一下：第一，當時許多工人還深深沉浸在法國大革命的傳統之中，三色旗蘊含的那些理念仍有號召力；第二，二月革命剛剛勝利一兩天，資產階級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尚未擴大，鬥爭自然也不會擴大；第三，相當多的工人的政治覺悟尚不深刻，誤以為奧爾良王朝金融貴族的垮臺就是資本主義統治的垮臺。無怪乎工人在三色旗前降下瞭自己的旗幟。然而，工人在這場國旗之爭中失敗的原因，也就是他們在之後更加血腥的鬥爭中失敗的原因。

拉馬丁勸服群眾

主要參考資料：

William Fortescue: France and 1848: The end of monarchy, Routledge, 2005.

安德烈·卡斯特羅：《七月王朝的傾覆》，《法國研究》，1983年02期。

孫嫻：《拉馬丁對大革命的反思和他的革命實踐》，《世界歷史》，1988年02期。

劉文立：《七月王朝的右翼和左翼》，《法國研究》，1997年02期。

錢虹、呂一民：《理性主權與妥協政治——法國空論派政治思想探析》，《浙江學刊》，2006年01期。

（2018.12.6初發表；2020.10.19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