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舍的建築體現瞭中國當代建築（至少是“體制外”的建築）中為數不多的既對結構和技術有精深的理解和駕馭，又努力超越技術的建築實踐。

經過近 20 年的建築實踐，大舍不僅積累瞭令人刮目相看和具有國際聲望的建築作品，而且更為難能可貴的，它一直是當代中國建築中最勤於思考的建築師之一。為瞭給自己的設計找一些說法，當代中國建築師紛紛提出一些像是設計理念的東西。但是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些似是而非的修辭，有些甚至比較搞笑。相比之下，大舍的思考由來已久，而且是比較深層次的，無論是之前曾經有過的“離”“像鳥兒一樣輕”，還是大舍的“即物即境”。

39b9c70d571ebcf43bc0113b3774c02f大舍合夥人：柳亦春（左）、陳屹峰（右）

我很欣賞“即物即境”的表述。“即物”是物自體，是建築本身，而“即境”則渴望超越物自體，超越建築本身；“即物”是“零度”（坂本意義上的零度），“即境”則意味著溫度的回升；“即物”是結構，“即境”則是結構何為，是構架下的空間，與身體的關系，場所的意義；“即物”是“內在的結構”，“即境”則是“外在的風景”。

中國當代建築學對“建構”問題的問題已經有近 20 年的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我一直試圖強調結構對“建構”的重要性，這無疑針對中國現代建築對結構和建造不夠重視的普遍現象，或者即使關註瞭結構，也隻是把結構視為建築造型的手段，這種對結構的認識是工具性的，失去瞭結構以及與之相關的建造對於建築學的本體意義。在我看來，近年來方興未艾的“結構建築學”就是對這一問題的回應。但是對結構及其建造的強調容易導致一種誤解，認為這是在鼓吹唯結構論和物質主義，把建築降格為沒有文化的物，以清華大學周榕老師的《三亭》為代表。在我看來，盡管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瞭中國現代建築學中在技術維度缺失的情況下用“詩”來反對技術的思維方式和傾向，但是仍然值得一讀，因為它可以引發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和討論。

然而，這樣的爭論對於大舍並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大舍體現瞭中國當代建築（至少是“體制外”的建築）中為數不多的既對結構和技術有精深的理解和駕馭，又努力超越技術的建築實踐，“即物即境”就是對這一實踐的訴求的最好表達。

如何超越物質？毫無疑問，建築的最終目的不是物質，而是物質承載的別的什麼，精神的、文化的、生活的、藝術的。但是在這方面，建築學必須有自律，避免滑向精神和文化的過度。在我看來，進入 20 世紀之後，以民族性或者中國性為訴求的精神和文化過度是中國建築的一個主要特征，時至今日仍然以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存在著，甚至與徹底的 消費主義和商業主義同流合污。在這樣的語境中，我更為欣賞的其實是大舍建築中的克制，而非過度。

非物質化是大舍建築的另一特征。非物質化是超越物質的一種途徑，在這方面日本建築對大舍的影響不言而喻。大舍建築也在努力尋求一種建築中的“坂本式”“放松”，西岸的大舍工作室可以被視為這一努力的結果。不過在我看來，這個建築仍然處在“外松內緊”的狀態。在我看來，大舍建築總有一種若隱若現的手法主義（亦稱矯飾主義）傾向。

大舍西岸工作室大舍西岸工作室

按照建築史學傢佩夫斯納的經典定義，手法主義建築的表征之一就是對結構表現力的否定以及對材料的操弄，以便讓它看起來是與其自身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物質。 如果說早期大舍建築的手法主義傾向主要在於對面紗式的建築表皮與建築實體以及建築空間之間的沖突和張力的追求的話，那麼近年來的大舍建築則在關註結構的同時呈現出一種“結構手法主義”傾向。在後一個方面，或許沒有什麼比周榕老師“三亭”之一的“花草亭”更能體現佩夫斯納意義上的手法主義，而臺州當代美術館大張旗鼓地使用沒有柱子或梁支撐的“連續拱”——我以為，這一做法不僅根本有別於以拱券見長的歐洲傳統建築的做法，而且也與烏拉圭建築師埃拉蒂奧·迪艾斯特（Eladio Dieste）建築中的拱結構懸挑在受力關系上不能相提並論，更不要說將“連續拱”作為建築立面使用以視其獲得面向入口廣場的“公共性”的訴求瞭。所有這些似乎都在刻意暗示一種超越既有結構形式固有邏輯的企圖。

1753bf871cdbe8fcea78effabb67bee2臺州當代美術館（方案）臺州當代美術館（方案）

我無意誇大這些做法的不當。我並也不認為手法主義不能出現在建築中，盡管我也相信，手法主義隻有高手才能使用——在這一點上大舍無疑當之無愧，而且即便在高手那裡，過多使用手法主義也會導致膩味。我想強調指出的是，大舍最好的建築作品是非手法主義的，我指的是龍美術館（西岸館）（下文簡稱“龍美”）。

在大舍的作品中，龍美是一個分水嶺，或者說是一個巔峰之作。之前的作品是形式有餘，而偶然性不足。之後的作品則試圖超越龍美，但似乎仍處在超越的摸索甚至迷茫之中。

是什麼使我將龍美視為大舍的巔峰之作？結構與空間乃至身體的關系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絕非唯一因素。更為重要的也許是它突破瞭大舍建築中那種過於優美的、過於幹凈的、有時也是似曾相見的形式，過多來自建築師的控制，過多先入為主的意念。就此而言，中國當代建築中的種種粗鄙和不確定條件對於某種建築師來說也許隻是建築品質粗制濫造的根源，而對於大舍這樣才華橫溢的建築師來說反倒孕育著提升建築品質的一種可能，前提是大舍對過程的專業駕馭以及在每一種情況下非同凡響的判斷能力。

最後我願意再次回到本次發言開始提到的“體制內”和“體制外”的話題。如果說隨著建築市場以及大型設計院工作室制度的日益成熟，“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差異勢必逐步縮小，特別是當這種差異是以建築作品的形式來看的時候，那麼我相信在中國現行制度下，真正能夠容忍和踐行建築批評的建築師將首先來自“體制外”而非“體制內”。今天的大舍建築座談會就表明瞭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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