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阶级斗争不可调和”来说明马列毛主义的灵魂是正确的，但拿来为斯大林的暴政辩护是拙劣的。由一个“无产阶级的总代表”的集团自上而下的清洗异己，这不能被称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与毛主义的“大民主”、“群众专政”，“砸碎整个官僚机器”的CR精神和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的“无产阶级专政只能通过无产阶级民主而非雅各宾派的专政巩固”是背道而驰的。

由派对或派对内的一小撮人来充当“无产阶级的总代表”、来实行对一切(他们的)异见者的镇压并试图将这种对于紧急状态情有可原的做法常态化、作为制度固定下来，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红色雅各宾派(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必然红皮变白)的专政。将派对或派对内一小撮人甚至某个领袖本人看作与社会现实隔绝却天然是无产阶级代表的思想，本身就是形而上的，不讲辩证法的。将分明已经脱产、脱离群众而逐渐壮大的官僚阶层视为无产阶级的父母官，这本身就是毛痛斥的“海瑞情结”，是彻头彻尾的阶级调和fxs思想。至于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的不承认阶级、官僚政治和专政群众，这些都不能不看作是此种思想的延续。

防止走□派复辟就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当然没有错，问题在于:①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②走□派从哪里来。

如同毛所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只能通过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当家做主(而非干部/领袖代民做主)来达成和巩固。要达成这一目标没有最大范围的民主是不行的，这种民主的推行只会有利于对反动派的专政而不会利于其复辟(除非是“真□标□大□论”式的被操纵的伪造的“群众首创性”)。毛所发起的运动的初衷是完全符合这一精神的;而斯大林式的少数专政，则是对民主(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压制，仅仅有自上而下的，怜悯式的，为巩固专制而行的“体察民情”。那种体察民情、惩治个别“腐化官僚”本质上与武则天式的“置铜匦”没有区别，只是维护统治(谁的统治呢？)的工具。

“斯大林主义”不仅仅是斯大林的主义。毛派所批判的“苏修”的罪状，包括“社会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对外扩张);与帝国主义集团握手言和，实行“三和一少”式外交;使工人成为受压迫剥削者，失去在经济民主上的权力;压制异见者;实行民族压迫;鼓吹阶级调和，镇压群众。不难看出的是，所有这些修正主义的表现，在斯大林时代早已或多或少的表现了出来，甚至正是在斯时代埋下了伏笔。一些毛派在批判苏修时往往为了衬托其背叛，将斯大林时代高高捧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典范，殊不知，斯大林时代与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时代的关系，不过是共和国的前十七年与华、稻时代的关系。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修正主义也不是秘密报告发表一夜变色的。

在已有的社义国家实践中，成功复辟的走□派往往不是从外部输入的，不是旧的反动派渗透或者叛乱，而恰恰产生于派对内的“老革命”中。“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派对内，派对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用“物质刺激论”“全民国家论”的走□派，正是斯时代开始的脱产官僚特权阶层不断壮大的必然结果，也正是这个阶层分泌出的产物。而被一些人说是“理想主义破灭”、“红旗落地”的苏修解体，不过是(由官僚阶层蜕化为的)官僚资产阶级不断壮大的必然结果。除去其他帝国主义集团对其尸体的掠夺外，这不过是从红皮掩盖下的官僚资产阶级剥削转变为赤裸裸的寡头资产阶级剥削。苏修的灭亡，既没有使当地人民从专制、压迫、剥削中解脱出来，解体后当地人民的苦难也并不由所谓“共产理想”破灭造成。

托派也是反动的。许多人正确地强调过，“托派”、“托主义”和托洛茨基本人的思想，彼此都相距甚远。如果说托洛茨基本人的超工业化、世界gm等政见，可以回溯性的被认为是“过左了”，那托派则根本与极左挨不上边。托派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它反对的东西，而在于它所希望建构的东西。托洛茨基、托派、毛派、安那其大体上都反对苏联模式，这并不成为一项罪状。陈尔晋的《特权论》是一本好书，因为它很坦诚的表露了托派的基本思想，这本书发表于CR期间，因此有意避开了反斯的主张。但是它关于“替代修正主义社会的方案”的论点表明，不反斯的托派依然是反动的(这也说明网络上纠结于斯大林个人功过的斯/托派互骂多么肤浅)。

政治上托派所谓的“工人民主”，或者陈尔晋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实际上不过是推行政党政治，议会普选制，健全现代法制。这些举措根本上是将这一切共产主义者本应扬弃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搬到新社会，并将其不加反思地指定为无产阶级专政。甚至将其看作某种半永久的，可以一直保持直到和平过渡到某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彼岸”的僵死体系。托派的民主法制表面上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实际上同时也把民主关进了制度的笼子，把革命本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这种将一切斗争、矛盾都纳入统一的、永久的体制内部解决的企图，仍然是阶级调和的思想，本质上还是阉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性，将其降格为了“正常的现代国家”。一个常见的误区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工人经济上是受压迫剥削的，而政治上却是民主的。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代议制，仍然是适于资产阶级维护统治、专政群众的国家机器，而非抽象的通用的“民主模式”。无产阶级不能简单的掌握旧的国家机器，而是要在砸碎它的前提下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巴黎公社、工农苏维埃、上海公社，都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甚至国家机器本身，也是必定要在消灭阶级和阶级产生的土壤之后扬弃掉的。而托派所谓“工人民主”在经济上的主张，也不过是部分增加工人对生产管理的参与度和提高福利。却丝毫没有怀疑过支配生产的“铁一般的工厂纪律”背后的“铁一般的价值规律”，没有想到过商品生产和种种资产阶级法权必须被扬弃，不敢真正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方向。托派的左，仅仅表现在反对苏修模式上，而对于扬弃苏修模式后的社会应该如何，托派就完全倒向右派一边了。

至于上世纪托派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中表现出的，令人咂舌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也让人无法将其与托洛茨基本人联系起来。托派在当代，则打着民社或社民的各种旗号，要么倒向改良主义的议会政党，要么不加反思、不讲策略地去缝合西方小资产阶级女权思想、自由民主等白左意识形态，要么两件事一起做。如果说上个世纪第四国际托派们还多少为世界的革命斗争起过一定作用，当下的固守旧的偏见的托派们(同样紧抱政治僵尸的还有斯派和某些所谓“毛左”们)，就纯粹是在拖阶级斗争的后腿。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托派是所谓“抛弃偏见，统一战线”的，可是不弄清社会主义探索史的遗留问题，不在根本上阔清种种错误的社会主义观，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当下即为马列毛主义立场)又怎么能真正的“斗争中团结，团结中斗争”呢？

俱往矣，依然是左派内耗，自我安慰，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