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別女性主義：最新哲學進展

Trans feminism:recent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作者/Talia Mae Bettcher

譯者/Aph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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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紹瞭跨性別女性主義對性別歧視與恐跨癥，以及至今為止的女性主義者與跨性別者對是否容納跨性別女性的爭論進行的交叉性分析。前半段審視瞭最近的女性主義哲學分析“女性”這一概念並在其中試圖容納跨性別女性的嘗試，後半段則審視最近的對排跨性別激進女性主義立場的回應。本文的總結則為對跨性別女性主義哲學現狀的評估，以及對未來的挑戰的勾勒。

1、引言

“跨性別女性主義(transfeminism)”一詞是由美國活動傢小山惠美(Emi Koyama)與戴安娜·庫蘭特（Diana Courant）大約在1992年創造的(見Stryker與Bettcher)，在英語裡也可寫“trans feminism”或 “trans/feminism”。雖然這一概念可追溯到很久以前，但一般人們則將小山的《跨性別女性主義宣言》(Transfeminist Manifesto,2003 [2001])視作其奠基性的闡述，小山將其視為“一場主要由跨性別女性發起並服務於跨性別女性的運動，這些跨性別女性視她們自己的解放內在地系於所有女性乃至更大范圍群體的解放”並“挺身而出同樣支持非跨性別與跨性別女性，並呼籲非跨性別的女性相應地支持跨性別女性”(2003, 244)。這一概念後來通過朱莉婭·塞拉諾（Julia Serano）的作品《鞭撻女孩》(Whipping Girl,2007)得到瞭廣泛的傳播。而在全球語境下這個詞也有著不同的使用方式，例如“transfeminismo（為西班牙語形式——譯者註）”一詞可用於替換“酷兒(queer)”。特別地，它也可以被理解為是對第一波屬於盎格魯白人的酷兒理論過度理論化的反擊性回應，這些酷兒理論中的後結構主義不僅推進瞭一種關於政治主體的抽象概念，還在事實上將英語作為一種帝國主義的語言加諸於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地區 (見Espineira與Bourcier, 90)。

不幸的是，哲學學科在跨性別女性主義的方向上進展非常緩慢。即使在女性主義哲學內部，其發展與過去20年間對跨性別的跨學科研究的井噴式發展相比也是微不足道。但需要肯定，女性主義哲學中的確有著相關研究，如今則在湧現相關的文獻。本文的目標即是描繪女性主義哲學對跨性別議題的一些最新討論。特別地，我將專註於如今美英盛行的分析的女性主義哲學，且主要集中討論他們對“性別”(原文為gender，此處與下文中提到“性別”一詞若無特別指明均指社會意義上的性別——譯者註)概念的分析。

雖然女性主義者對跨性別議題的討論遠不止於此（見Bettcher 2014），但這一話題因為如下幾個原因值得關註：首先，由於到目前為止這一領域的書寫還少之又少，指出最近的相當顯著的發展則尤為必要；其次，跨性別者身份的不被認可是跨性別政治面臨的中心問題，而女性主義哲學傢的分析性工作或許能夠對其進行有價值的闡釋；最後，由於這些對“性別”的概念和意義的研究似乎理所當然地使用英語作為語言，我們值得在更大的范圍內進行考察以瞭解它的局限性，我邀請讀者們思考這一事實可能有怎麼的後果。而在繼續之前，我將概述跨性別女性主義的基本概念和相關議題。

2、預備

正如小山（2003）所概述的那樣，跨性別女性主義將最初由金伯萊·克倫肖（Kimberlé Crenshaw）提出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作為中心，其思想是：（一）存在著多種形式的壓迫，它們往往是不可分的。（二）一旦我們關註特權與壓迫，我們就可以看到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的相互交織，甚至在它們看似根本沒有交集的地方。例如，雖然種族主義與白人婦女所受的性別歧視無關，但種族主義在與她們所擁有的種族特權方面是高度相關的。

跨性別女性主義明顯地始於對性別歧視和恐跨癥（transphobia）相交織的壓迫的認識。跨性別女性主義看似是以跨性別女性作中心的，但由於跨性別男性也一樣容易受到性別歧視、恐跨癥及其混合的侵害，因此將他們排除在其范圍之外將是不明智的。此外，僅僅集中註意力在性別歧視和恐跨癥上，也有著邊緣化對其它形式的壓迫/特權的關註的風險（例如種族主義以及階級相關的壓迫和特權）。

不幸的是，從真正的交叉性框架開始的努力一直面臨著障礙。至少在美國，跨性別研究和跨性別政治的出現即是對明顯反對跨性別者（尤其是跨性別女性）的女性主義形式的回應，珍妮絲·雷蒙德（Janice Raymond）的《變性帝國》（Transsexual Empire，1979）是類似形式中最具影響力的例子之一。而最近，在美國和英國，跨性別與非跨性別的女性主義者對是否該將跨性別女性納入女性空間的沖突也在升級。所謂的“排跨性別激進女性主義者”（Trans Exclusive Radical Feminist，縮寫為TERF，下文“TERF”這一縮寫中文對應譯作“排跨激女”，該縮寫可能帶有貶義——譯者註）或“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Gender Critical Feminist）”一直堅持將跨性別女性排除在女性空間之外，同時否認這種排斥屬於恐跨癥。甚至說沖突已經激化都已過於輕描淡寫，如洛裡·沃森（Lori Watson）指出：

其結果是，除瞭交叉性的跨性別女性主義進路以外，如今又有瞭一種互動性（interactive）的進路，它試圖探問在歷史與政治上看似迥然不同的女性主義理論/政治與跨性別理論/政治之間的關系。雖然也有探索交叉性的討論（見Bettcher 2007; McKinnon 2014），最新的跨性別女性主義的哲學討論絕大多數則都在沿著第二條進路前行。

3、跨性別女性問題：女性主義哲學的“女性”闡釋

在女性主義哲學中，探明“什麼是女性”這一問題被視為至關重要，因為它將劃定進一步討論的范圍——既然女性主義關切於對女性的壓迫，沿著這一想法，我們便應該有能力判定何者正承受這些壓迫。讓我們使用“范圍概念（purview concept）”一詞來捕捉這個想法。斯蒂芬妮·卡普斯塔（Stephanie Kapusta）最近則反對關於“范圍概念”的女性主義哲學解釋有可接受的標準。具體來說，她認為這一概念若在社會層面上廣泛實行，將導致跨性別者面臨“性別錯置（misgendering）”，而這從跨性別政治的角度來看是不可接受的。卡普斯塔認為，“性別錯置”包括使用排斥或邊緣化跨性別者的性別用語，以及用這樣的描述來闡釋性別用語的意義。而“性別錯置”會對跨性別者造成心理的、道德的與政治性的傷害，且將永遠遭到跨性別者在道德與政治上的抗議。

有鑒於此，卡普斯塔批評瞭兩種有關“范圍概念”的女性主義哲學闡釋：琳達·馬丁·阿爾科夫（Linda Martín Alcoff）的闡述以對生物繁殖的可能性的關系作為中心，這將多數跨性別女性（即使不是全部）排除在外；傢庭相似（family-resemblance）分析指明瞭女性具有的顯著特征的集合簇，同時避免瞭討論女性成員身份的必要和充分條件，但它在最佳情況下仍然會將跨性別女性邊緣化（因為她們將缺乏許多群體特征），而更壞條件下則是直截瞭當地否認她們的女性身份。

然而可以肯定，也有許多對女性概念的分析明顯出發於這樣的前理論的預先承諾，即認為跨性別女性事實上是女性，且出於女性主義的目的也最好將她們視為女性（這類分析常常訴諸傢族相似）。最近這方面就出現瞭兩種新的進路：一種是最早源於薩利·哈斯蘭格（Sally Haslanger）的改進性（ameliorative）的進路，它詢問為瞭終結性別壓迫，女性主義者應當向人們推廣什麼樣的“女性”概念（這被稱為“目標概念”）；而語義的語境主義（semantic contextualism）進路，則考察瞭“女性”這一詞語的日常用法。

3.1. 改進性的分析

凱瑟琳·詹金斯（Katharine Jenkins）批評瞭莎莉·哈斯蘭格（Sally Haslanger）的改進性分析，並為她自己的版本辯護。雖然哈斯蘭格認識到瞭性別用語有多種不同用法，但她還是選擇瞭“焦點分析法（focal analysis）”並挑出等級社會階層（hierarchical social classes）作為其分析的主要對象。粗略來說，哈斯蘭格認為某人在某一環境中是女性，當且僅當她被假定在繁衍中擔任雌性的生理角色，從而在那一環境中處於從屬地位(Haslanger 235)，而某人是女性當且僅當她在通常環境下大多都被算作女性(234)。這一主張也是修正性的，因為這一主張下一個並非處於從屬地位的女性將不再算作女性。

詹金斯認為，哈斯蘭格的主張將導致部分跨性別女性被排除在“女性”之外，隻有被通常假定為生理雌性且因而處於從屬地位的跨性別女性才能被算在內——她們要麼被視作瞭非跨性別女性，要麼則已對自己身體關於生理性別的部分進行瞭改變。而被假定為具有雄性生理性別的跨性別女性仍將被排除在外——要麼她們未在公共場合展現為女性，要麼她們的展現被視為偽裝，即使基於性別身份而非假定的生理性別而被視為女性的跨性別女性也是如此。

盡管如此，詹金斯仍然支持這一改進性的計劃：如果跨性別者包含在“我們”這些她稱之為“改進性的行為主體（ameliorative agents）”中，尊重跨性別女性的性別認同將成為群體所采納目標的一部分（15）。她認為，哈斯蘭格主張的問題在於其本質上隻關註一個焦點。因此，詹金斯辯護瞭一種帶有分枝目標概念的改進性主張，其概念同時包含“作為階層的性別”（gender-as-class）和“作為身份的性別”（gender-as-identity），她認為這兩者在提供女性主義對壓迫的闡釋中同等重要。

然而，值得註意的是，詹金斯所訴諸的“作為階層的性別”並不足以把握“性別錯置”這種現象，因為它仍將從屬和特權關系建立在被假定的生理角色的相關權利基礎之上。盡管跨性別女性通常基於其被假定的生理性別而被視為事實上是男性，但她們通常並沒有在這種基礎上獲得許多特權。這意味著，“性別錯置”並不應通過訴諸於“作為階層的性別”這一改進性的概念得到解釋，而應該描述性地分析性別概念如何在人們的日常互動中被使用。因此，詹金斯的闡釋並不足以囊括女性主義視角下的所有壓迫形式。而這又反過來引發瞭關於“范圍概念”相關工作的更一般的問題：除瞭勾勒一種符合女性主義觀點的“女性”范圍外，還有哪些其它工作應該完成？這可能仍然懸而未決。

3.2語義的語境主義

而第二種進路則隱含瞭對改進性分析的修正，如詹妮弗·索爾（Jennifer Saul）所指出，“女性主義者不僅需要與彼此之間，還要與（目前還）不是女性主義者的人成功順暢交流，因此應當盡可能避免大規模的誤會。（197）”鑒於此，索爾轉向分析性別用語在日常實踐中的實際含義。

她認為，一個人的語言哲學可能會受到其政治直覺的影響。特別地，公正對待跨性別女性的承諾，可能會影響一個人對“女性”一詞含義的分析，即使她承認這一結果從語言哲學主流角度來看令人驚訝。她反對將“女性”基於生理性別進行定義的主張，理由是它不能公正地對待跨性別女性的自我認同，尤其是那些未進行手術的跨性別女性。

因此，索爾提出瞭語義的語境主義分析作為可能的解決方案，這種方案下，多種不同的語境下會有多種不同的確認女性成員資格的特征：在一些語境中，“女性”一詞的正確使用是指“真誠地自我認同為女性的人”（201），而其它一些語境中則指“具有XX條染色體的人”（203）。因此，一位跨性別女性是否算作女性應取決於特定語境下的相應標準。然而，對這種主張索爾本人也提出瞭問題：一個擔憂點是，這種方案對公正對待跨性別女性來說仍是微不足道的，因為在某些語境下聲稱跨性別女性不是女性的說法也是正確的。事實上，對於跨性別女性使用女性公共廁所這樣的問題，索爾認為則必須通過超語義的道德和政治考慮來解決。

愛莎·迪亞茲·萊昂（Esa Diaz-Leon）最近則重塑瞭索爾的語境主義主張來解決相應問題。她區分瞭“歸因者語境主義（attributor-contextualism）”與“主體語境主義（subject-contextualism）”：前一語境主義主張認為，決定語境的因素原則上取決於提出某一斷言的人，並包含其本人對相關標準的信念；而在後者中，相關因素則主要是某一斷言所處語境中的“客觀”特征。迪亞茲·萊昂本人支持後一種語境主義，她認為“關乎實踐目的的才是在語境中與標準相關的，而實踐目的則廣泛地包括理論性的、明辨性的、道德性的、政治性乃至審美價值的。”因此，被索爾認為是超語義的道德和政治因素，同樣應該包含在對隨語境轉換的“女性”一詞的分析內。而對於公共廁所使用這一議題，迪亞茲·萊昂認為跨性別女性應當算作女性，因為對這些實踐目的來說，是社會身份而非生理性別更為相關。而“跨性別女性不是女性”這一反跨性別的斷言將始終是不正確的，因為反跨人士們本人的信念無關於對這一斷言的評定。

盡管對這一視角的完整討論超出瞭本文的范疇，但仍需提及一些相關問題。首先，如果這一主張允許在一些語境下不將跨性別女性算作女性，那它將容易遭到卡普斯塔對女性主義主張引向“性別錯置”這一觀點的批評。迪亞茲·萊昂提出瞭如下語境作為例子(p. 247)，在對陰道疾病進行的醫學篩查中，正是生理性別決定女性成員的身份資格。而這，恰是卡普斯塔認為將會被抗議的典型(p. 508–9)。可以肯定的是，迪亞茲·萊昂同樣認識到，在相關的政治和道德語境下的考量，會使得跨性別女性甚至在這一醫療語境中仍算作女性。但是，鑒於卡普斯塔的關切，似乎任何語境下“性別錯置”都將是難以接受的。這要求所有語境中，“真誠的自我認同”都是唯一的決定性特征，但這將損傷這種主張的語境主義性質。而且，這種分析作為一種對“女性”一詞在日常主流語境中的語用的闡釋，其可信度也同樣遭到損害。相反，它看起來更像是改進性的分析而非語境主義。

其次，雖然生理性別在使用廁所這一例子下可能實際並不相關，但仍然在有些例子裡它似乎是密切相關的，比如：性關系。更不幸的是，這恰好是對跨性別女性產生最多暴力的例子，暴力形式除瞭“性別錯置”外還有對跨性別者“欺騙他人”的指控。許多帶有姬姬（原文penis一詞帶有引號，旨在質詢這一男性生理性別相關的詞語是否適用於跨性別女性，譯文作相應處理——譯者註）的跨性別女性將自己視為與男性建立異性戀關系的女性。然而，在這些她們似乎會被基於生理性別而被視為男性或至少是非女性的環境下，她們的這一信念將面臨困難的挑戰。

3.3 對跨性別者的壓迫以及多重含義

之前的討論表明瞭，我們必須更加關註特定的恐跨性別的話語實踐及其內在語義的壓迫性力量。我本人提出的“多重含義（multiple meanings）”闡釋是其中一種考量瞭這種壓迫性力量的策略(2013, 2014)。我認識到，“女性”一詞既可以用於明顯地排斥或是邊緣化跨性別女性（在主流社會中尤為典型），但也可以在對跨性別友好的文化環境裡用於將跨性別女性中心化並將她們視作女性典范。因此我認為，“女性”一詞有著多重不同且彼此在政治上相互競爭的含義。借鑒瑪麗亞·盧戈涅斯（MaríaLugones）的作品，我將這些多重含義以及其潛在的社會性實踐聯系於多個但彼此重疊的“意義域界（worlds of sense）”

如同語境的闡釋，這種闡釋也允許在某些解讀下跨性別女性最終不被算作女性而在另一些情況下被算作。但是，區別在於，這種闡釋將那些排斥或邊緣化跨性別女性的解讀視為內在壓迫性的，而將容納跨性別女性的解讀視為抵抗性的。這種闡釋也比語境主義的闡釋更為激進，因為它聲稱在決定詞語的不同外延時，語境的變化並不相關，真正相關的是具有不同“女性”一詞含義及其話語實踐的“意義域界”。在對跨性別者態度積極的那些域界裡，跨性別女性在所有可能的情況下都被視為女性；而在那些壓迫跨性別者的域界中，在任何給定的語境下，跨性別女性都最多隻能被視為邊緣性的女性。

值得註意的是，多重含義闡釋的優點之一是，它允許英語詞匯擁有“第二階（second order）”非英語的含義的可能性，從而允許其它語言與英語鞏固的地位進行競爭（見Bettcher，2014）。 也就是說，諸如“跨性別女性”這樣的詞匯也可以被使用者用於辨別那些進行強行翻譯的工作，並辨認其英語與非英語含義間的不一致性。通過這種方式，某些話語實踐（即使是那些反抗對跨性別者的壓迫的）也同樣可能被顯示為是壓迫性的，因為它們默認使用英語，從而預先排除瞭使用非英語的抵抗性含義。與多重含義闡釋相比，很難看到其它闡釋如何處理這種現象。

無論如何，對於之前提到的兩種進路來說，辨別壓迫性（恐跨癥，性別、種族歧視，語言霸權主義）的話語實踐以及那些與之競爭的話語實踐的存在會帶來許多顯著的結論。首先，任何“范圍概念”在其偏離主流壓迫性話語實踐的程度上都是改善性的。任何希冀改變現存話語實踐的未來計劃（這若隻由學者們進行將極其困難！），都將需要對那些已有的修正性的實踐保持敏感，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它們的指導；其次，對日常話語實踐的任何分析都需要理清它們是來自抵抗性的還是壓迫性的話語實踐。僅僅以那些抵抗性的實踐為依據是不夠的：無論在理論上還是政治上，都需要去理解那些壓迫性的話語實踐以便與之抗衡。我認為，為瞭理解這些實踐，我們需要更廣泛的交叉性的分析。

4、跨性別女性問題：作為抵抗性用語的“女性”

如第一部分所述，英美的女性主義者有著長期敵視跨性別者且尤其是跨性別女性的歷史，而對這一立場有兩種回應方案：一種方案是簡單地拒絕對話，並認為從跨性別者的視角來看，允許質問“跨性別女性是否是女性”都已在政治上是過於巨大的讓步，因為隻有跨性別者的身份能允許不被承認，而其它類型的身份則並不如此。但這一出發點將無法被跨性別女性主義的理論化接受，因為對於排斥跨性別的女性主義者所提出的論證，隻有親自下場才能痛斥其非——而這，就是第二種方案。這兩種方案同樣清晰地有著政治性的價值，而應采用哪種則可能取決於當時的特定目標。

4.1 恐跨的女性主義及其政治鼓吹（propaganda）

雷切爾·麥金農（Rachel McKinnon）最近通過借助傑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關於一般性的政治鼓吹所做的研究，來審視她稱之為“排跨激女的政治鼓吹（TERF propaganda）”。在這一過程中，她采取瞭上文提到的第一種方案（或者說她將第二種方案視為已經被完成的）。她寫到：“我認為跨性別女性是女性這一事實已是確鑿不移，因此這種宣傳的核心‘跨性別女性實際是男性’即是一種錯誤的意識形態。”

麥金農認為，“排跨激女的政治鼓吹”，在其是一種錯誤的、且旨在正當化某些群體的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方面符合斯坦利的說法，但它也同樣對斯坦利的觀點提出瞭挑戰：斯坦利認為，政治鼓吹可以用來說服被壓迫群體，使他們相信他們的被壓迫狀態是必須的。然而借助女性主義認識論的觀點，麥金農正確地指出，跨性別女性這一被壓迫的群體並不太可能成為這種鼓吹的獵物，因為“她們居於並發展瞭她們自己的替代性的意識形態”。她認為，更可能是其他人會相信“排跨激女”的意識形態，因為他們缺乏對替代性意識形態的認知渠道，並由於他們處在相對具有更多權力的立場上，他們也更可能做出最終危害被壓迫者的決定。

麥金農提供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一些恐跨的女性主義者聲稱跨性別女性是性侵者，她們企圖進入女性專屬的公共廁所或音樂節這樣的女性空間來進行強奸。但這一聲稱很容易憑經驗證偽，事實上，跨性別女性進入女性公共廁所並不是為瞭偷窺或威脅其她女性，她們隻是為瞭在安全的環境裡如廁。當然，人們也並不總是被騙為相信跨性別女性具有性侵的動機，但正如麥金農正確指出的那樣，不知情的公眾會將這樣的鼓吹視為真相，並努力立法禁止跨性別女性進入女性公共廁所，這值得我們擔憂。

而更具爭議的例子是，反跨的女性主義者聲稱“排跨激女”這一名稱是跨性別女性對她們的蔑稱。麥金農正確地指出該詞並非源於跨性別女性，因此這樣的聲稱俱偽。然而，一部分問題是，排跨激女”這一表述到底是僅僅作為“排跨性別激進女性主義”這一立場的普通縮寫——如這一表述被創造時那樣，還有的確已經獲得貶義性的用法。這一問題十分棘手，考慮一下“毛左”或“公知”這樣的表述，盡管這些用語一開始僅是對政治立場的描述，但在某些情況下，它們也顯然地被用作貶義詞（原文舉的例子是“共和黨人”與“自由派人士”，譯文替換為更符合中文語境的例子——譯者註）。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不同用法各自使用的頻率如何，無論該詞匯是否已經被視為攻訐，這一問題都仍尤為切近。

無論如何，如果要按照第二種方案進行兩方對話，“排跨激女”這一表述都不適宜使用，對此，沃森（Watson）寫道：“我避免使用這個詞，因為我想吸引那些不認可這些詞匯的人，希望他們也能真誠、開放地傾聽我的意見，然而貼標簽的行為會阻塞這樣的交流(p. 252)。”很明顯，“排跨激女”這一表述至少對那些被此指稱的人造成瞭冒犯，而這些使用的語境則產生瞭相應的問題。例如，考慮“變性兒（tranny）”一詞，如同如今的“酷兒（queer）”，最初也是對跨性別女性肯定性、賦權性的用語，起碼在一些某些跨性別社區中如此。盡管如此，這一用語如今對許多跨性別人士來說已是高度冒犯性的。即使一些跨性別者仍將其用於肯定，也不能否認它對另一些跨性別者是冒犯性的事實。有鑒於此，最好不應在混合性的人群中使用它。那麼對於“排跨激女”一詞，起碼在想要與廣泛的不同性質人群進行交流時也應謹慎采用。更由於跨性別政治本身即堅定地支持自我命名的重要性並尊重自我認同，這點顯得尤為重要。

4.2 女性主義與“女性”一詞的抵抗性使用

我和洛裡·沃森（Lori Watson）最近都采取瞭第二種方案，並試圖回應那些試圖將跨性別女性排除在“女性”之外的論證。與本文第一部分論證的高度理論化不同，沃森的論證的一部分卻是經驗性的：她本人是非跨性別的女性，卻通常由於外表被視為男性，因此熟稔跨性別者在使用公共衛生間時會遭遇的雙重困窘以及騷擾。她懷疑那些反跨性別的女性主義者會期望她將自己的身份或生理性別改變為男——即符合外界認知的那樣。她認為，這種期望恰是他們加諸於跨性別者之上的，即“去過被社會所承認的男性生活，並使你的身體與性別一致 (250–1)”。

更重要的情形是，沃森面臨著這樣一個論點，即跨性別女性沒有一出生就經歷作為女性/女孩的社會化過程，因此她們不符合算作女性的必要條件。這一論點最好聯系女性主義者對“女性”一詞的抵抗性使用來理解，基於她們對性別歧視以及所謂“女性氣質（womanhood’）”的壓迫性觀念的經歷，她們試圖以政治上抵抗性的方式重寫這一詞語。的確在某些情況下，諸如“ womyn”（女性主義者造詞，以避免“women”一詞中男性中心的詞綴“-men”——譯者註）這樣的替代性詞語被引入以標志這樣的抵抗性偏離。

依我之見（2016），該論點背後的基本思想是，將一個詞語用於自我認同來抵抗壓迫，其用法在政治和語義上是受限的。考慮一個並未遭受過種族歧視的白人女性，若她聲稱自己也是“有色人種”，這未必是不合適的。而且，如果抵抗性用語僅限施用於那些遭受過相應的壓迫的人，我們甚至將無法弄清就自我認同來說還能剩下些什麼內容。相似地，據這一論證，“女性”這一抵抗性的身份認同同樣可以由那些未遭受過性別壓迫的跨性別女性者持有。

一部分關切是， 跨性別女性早年接受瞭作為男性的社會化過程，因此她們被擔憂為具有所謂的“男性特權（male privilege）”，而應被排除在“女性”一詞的抵抗性用法之外。（不過“男性特權”一詞已被視為是成問題的，因而最好還是簡單地詢問跨性別女性是否因其作為跨性別者而享有某些特權。）沃森正確地辯稱，跨性別女性一旦開始性別身份轉變，就幾乎再沒有任何特權可言。那些成功地被視為非跨性別女性的跨性別女性，她們最多是男性特權的承受者，而非施為者；至於那些未被如此看待的跨性別女性，即使她們被視為“事實上是男性”，也難以找到她們獲得任何男性特權的證據。那麼，問題將在於，早年的男性社會化過程是否會導致她們被取消女性資格。一種為沃森所考量的擔憂是，接受男性社會化的過程會造成一種男性中心的心理，即認為男性特權是理所應當的。然而她正確地辯稱，這一主張未經經驗證實，她說：“我們在處理的可能是一個倉促的泛化描述，並建立在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es”，心理學術語，大意指隻采納肯確性而忽略否定性的證據，從而加強錯誤的觀念——譯者註）的前提之上。不過毫無疑問，許多人就會做混賬行為，成為跨性別者也不會對此免疫，畢竟作為凡人我們都會犯渾個一次兩次。（253）”

然而，問題在於，這些跨性別女性早年的男性社會化經歷是否會使“女性”一詞的抵抗性用法去合法性。沃森正確地指出，許多跨性別女性面對這些社會化過程本身是極為不適的，她們將始終拒絕這樣的經歷。因此，訴諸於所謂的男性社會化過程也是成問題的。然而，男性特權的一部分在於免遭女性社會化過程中的不愉快特征，比如對少女的性化（sexualization）。但，即便規避這些是種特權，但這些也恰是跨性別女性（或其她一些理性的人）將後悔沒有經歷的。

那麼，若將那些早年未經歷性別歧視的跨性別女性算作女性，到底是否會使“女性”一詞喪失其抵抗性的意義？為瞭回答這一問題，沃森首先指向瞭女性社會化經歷的多樣性，尤其是對那些遭受不同形式的交叉性壓迫的女性，而跨性別女性的社會化經歷可能恰為其中一種。這一論點可以繼續延伸，正如小山所指出，“所有女性經歷都是同質的”這一假設內在地是種族主義的，因為它無視瞭交叉性壓迫使女性經歷多樣化這一影響。

其次，沃森認為，問題並不在於跨性別女性與其她女性間的關系，而在於她們與男性，以及男性權力的關系，這種權力正是基於生理性別的基礎而使女性屈從。正是由於她們的生理性別，跨性別女性才遭受著多種恐跨性質的壓迫。沃森認為，“既然基於生理性別的屈從正是女性社會及政治意義的核心，那麼跨性別女性也處於這樣的境地，這又有何可抵賴？ (252)”

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在呼應哈斯蘭格的立場，並且將引向“跨性別女性（在一種政治的意義上）是女性”這一結論，因為她們同樣基於生理性別而處於屈從地位。然而我認為，沃森指出瞭，共享性別壓迫的歷史許可瞭人們使用相應的抵抗性用語，且以多種且復雜的方式。她的主張是，那些上述的反跨論證均不成立，理由是跨性別女性確實具有因性別而屈從的經歷，而這準予她們使用“女性”這一自稱。

如上的論證是有力的，但一個問題是，將不同的基於性別的壓迫形式混為一談，可能會掩蓋不同壓迫形式間的區別。的確，若不慎重對待，此舉將導致對跨性別者的壓迫被完全還原為一般的對女性的壓迫，而這將預先排除研究不同形式的性別壓迫是如何相互交疊的可能性。但這一問題的壓力，又導致瞭重新激發這種論點的風險，即認為跨性別女性既然以男性身份經歷社會化，並且避免瞭經歷少女時代的許多可能創傷，那是否她們仍然該被排除在“女性”范疇之外，因為她們並沒有奮其畢生抵抗性別歧視的經歷？

而我本人則曾經論證瞭，像“女性”這樣的詞匯可以被施用於抵抗不同形式的壓迫 (2014, 2016)。例如，假設在某一情境之下“女性”一詞已被高度種族性地使用，它要麼是將有色人種女性排斥在其中心典范之外，要麼則以別的方式邊緣化她們。在這種情況下，抵抗性地聲稱女性身份將更是抵抗種族歧視而非性別歧視，或是同時抵抗這兩種。類似地，我主張“女性”一詞也可被用於抵抗對跨性別者的壓迫，這種壓迫來源於濫用性的主流性別實踐。

我對跨性別者所遭受壓迫的闡釋，則主要集中在他/她們身份會因外觀或所謂現實不符的原因而不被認可，例如被認為“明明是男性，卻偽裝成女性”或“明明是女性，卻偽裝成男性”，以及被視為要麼是在欺騙、要麼就僅僅是在裝扮這樣的雙重束縛（2014，2016）。我認為，跨性別者的不被認可是來自源主流社會中有組織的性別實踐，尤其是那些與兩性親密關系以及人際距離相關的構建與商談。

我認為，跨性別者自稱為男性或女性仍是抵抗性的，隻要他/她們與這些濫用性的實踐相脫節。跨性別者掙紮著想獲得符合其身份認同的他人認可，甚至掙紮著才能擁抱自己的身份，這些掙紮正通過著外觀或所謂現實不符以及被視為欺騙/裝扮這一雙重束縛而得到顯現：跨性別者在其整個性別身份轉變的過程中都浸受著壓迫，甚至包括對自己“出櫃”——對自己承認自己是跨性別者（見Bettcher，2017）。因此，在我看來，性別身份轉變這一歷程必然是抵抗性的，而這，恰提供瞭她們能自稱為“女性”的可能性。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還論證瞭這些不認可跨性別者身份的實踐本身就同時交織著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2007, 2014），而針對處於間性狀態個體的手術醫療暴力也同樣如此（2016）。換言之，跨性別者重寫“女性”這一特定實踐提供瞭復雜的抵抗性形式，使我們能應對許多高度局域性的、交叉性的壓迫。而這強烈地暗示，有必要認識到，跨性別者對“女性”一詞的抵抗性重寫很少是單面的，而是多重的。

5、結論

跨性別女性主義哲學中的許多新興文獻，尤其是那些由非跨性別的女性主義者完成的，往往都圍繞這“跨性別女性問題”進行討論，即跨性別女性是否是女性，如果是，在何種意義上是。盡管這項工作固然重要，但一項面臨的風險是，對一種容納跨性別者的語義學或是概念分析的過分關註，將掩蓋跨性別者在現實生活中面臨的危害，尤其是如同本文第二部分所討論的那些。例如，請考慮一下，假如因為詹金斯的改進性進路或迪亞茲·萊昂的語境主義進路已做瞭如此多的工作以將跨性別女性納入“女性”的范圍概念內，以至於很大程度上，她們將無法把握盛行著的排斥跨性別者的主流話語實踐的恐跨性本質。那麼人們將好奇，一旦我們找到瞭將跨性別女性納入“女性”范圍概念的正確方法，那我們是已經解決瞭所有困惑，還是仍有更多工作尚待完成？如果是，那麼是什麼樣的工作？又是誰去完成這些工作？取決於這些疑問如何被作答，跨性別女性將有著淪為在一場純粹的理論性事業中僅僅被作為反例推敲的風險，而這項事業本身與理解、打擊恐跨性壓迫完全無涉。

這裡的主要張力即涉及跨性別女性對女性主義理論化提出的不同問題。一方面，首要的問題可能是跨性別女性的存在對女性主義理論造成瞭哪些影響，尤其是關於范圍概念的那些理論。若一個人已被關於范圍概念的問題所充斥，且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均發生在跨性別者進入視閾之前，那麼從這種視角來看，這項工作尤為有意義；另一方面，卡普斯塔、麥金農以及我本人的工作則側重於強調另一個問題，即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並解決恐跨癥，以及這需要我們怎樣反思女性主義。這一問題則常常由那些經歷過與恐跨癥交涉，並奮力試圖解決它的人所激起。在這方面，沃森的進路是值得註意的，盡管她也從事“跨性別女性問題”，但她是從一種同義性的身份不被認可的親身經歷出發，且她旨在通過爭論性的形式對抗對跨性別女性的排斥。那即是說，她的目標主要是政治性的（即打擊對跨性別者的排斥），而非概念性的。

在未來，女性主義哲學研究將由何種動機指導？女性主義哲學會變成真正的跨性別女性主義哲學嗎？如果是，它將如何與那些恐跨性質的女性主義版本對話，還是幹脆不進行對話？對於包括種族、階級和語言霸權的多重壓迫的交織，跨性別女性主義者將會在何種程度上將其視為中心？以及，她們對自己在全球下定位的自我認識又將發展到何種程度？目前來看，這許多問題都仍待定奪，而有些則看似遠在天邊。然而，鑒於女性主義哲學中所萌發的對跨性別議題的討論，顯而易見地，答案已在開始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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