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憲法條約

1874-1875年間最重要的政治現象就是中間派別的接近，也就是中右派的奧爾良主義者和中左派的自由派。他們彼此受到正統派反動迷夢和激進共和派成功的驚嚇。正是這兩大群體的接近，使得第三共和國的憲法條約以及高等教育自由化的法律得以在1875年得以頒佈。

1875年1月30日是重要的一天。Wallon修正案以一票多數使得“共和國總統”這一表述以一種相比1871年Rivet法更為確定的方式呈現在人們的面前。有趣的是這一搖擺的運動。直至那時為止阻止共和派取得勝利的中間派為瞭自身的事業聯合在一起。如此一來，就使得憲法是共和性質瞭的，並預示瞭在接下來的數十年政治生活中中間派別的重要性。我們也可以註意後續的影響：1875年1月30日的投票結果來之不易（353票對352票），1875年7月16日的總體批準是502票對113票。

中間派別妥協的結果就是一部不完整的憲法，更確切地說是三部一系列的憲法文件。事實上，憲法既沒有序言，也沒有權力宣言，甚至存在著漏洞。沒有任何關於司法權力的條款，沒有任何關於國傢議會的條款。而且總得來說非常簡短（3部法律，34則條款），是之前最為簡短的共和八年的憲法的三分之一。一些人比如René Rémond看到瞭這部憲法長壽的原因。總統任期長達七年，並可連任。1875年的總統與議會共享立法創議權，總統通過解散權控制著立法機構，享有一些屬於王室的特權，包括赦免權。

眾議院由普選選舉產生（人們重新使用瞭納稅王朝時期的稱呼），上議院具有優先性。上議院包括兩類共300名議員：75名由議會任命的終生議員並由上議院自己進行更替，225名選舉出來的議員（選舉出來的保守少數派可能在上議院中成為多數派）。特別對法國鄉村具有代表性：最小的省也有兩個席位，而巴黎隻有五個。同城市相比，選舉團體的構成更傾向於鄉村社團。這一措施最終被認為減輕瞭輿論的騷動：最小年齡為40歲，每三年改選三分之一。

撇開普選不談，我們會發現奧爾良主義者統治的特點在於他同絕對權力和完全的民主保持著相同的距離。權力是互相平衡的：人們直接普選選出議會，但是上議院是以不同的形式選舉出來的，這就構成瞭平衡的力量；人們承認瞭議會的權力，但是人們又賦予共和國總統以解散議會的權力。這就是憲法修改問題的起源：憲法一方面受到一部分右派君主主義者的抵制，他們認為憲法太過共和瞭；另一方面，憲法又受到激進的共和派的抵制，他們認為憲法太過奧爾良主義瞭。溫和派與其選擇省列表投票，不如選擇大區投票（1875年12月30日的法律）。被認為對共和派和波拿巴主義者太成功瞭。盡管大區選舉被費裡視為“像小城市中的流言蜚語那樣令人厭煩”，但是不管怎麼說大區選舉在幾乎整個第三共和國期間成為瞭立法選舉的背景（除瞭1885至1889年間以及1919至1927年間）。

3.共和派的進攻（1876-1877）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就能理解1876年春的選舉是我們選舉歷史上最為重要的選舉活動之一。共和派領袖們的足智多謀得到瞭充分的展示。他們懂得如何開展運動，不論是通過火車、馬車還是步行，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共和派在國土上來回穿梭的身影。他們對那些舉棋不定以及業已信服的人高談闊論，甘必大更是其中好手。他們同樣也對奧爾良主義表現出瞭親和的態度，接受所有可能的聯盟，其中就包括梯也爾。他們也不再質疑參議院。這一切都使他們獲得瞭一個新的稱謂“機會主義者”。政府和省長所秉持的“道德秩序”到處禁止公共的宴會和集合。共和派堅稱這是對公共自由的阻礙，並自稱為殉道者。最後，他們懂得如何通過描繪教皇絕對權利主義的恐怖情景來煽動大眾的反教權主義情緒。

宣傳的主題

事實上，對於共和派來說，教會威脅著國傢。首先，對於一個承認個人自由的社會來說，它需要國傢保持中立。教會作為一種壓力集團是不可接受的。教會也威脅著民族。因為作為一種國際性的力量，教會有著超越法國之外的重要利益。為瞭這些利益，教會經常會犧牲法國的利益。這就是為什麼1873年的時候會出現羅馬問題，產生出兵意大利流言的原因。其次，作為一種教育性的力量，教會使得青年喪失民族特性，喪失公民身份意識。最後，教會還威脅到瞭個人和傢庭。他們通過告解行為分裂夫妻，占領孩童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女孩的精神世界，並將孩童從父母身邊剝離出來。

甘必大在1872年的格勒諾佈爾以及1874年日內瓦的Saint-Julien發表的演講中警告，在政治領域中進入瞭新的社會階層：共和的推進和鄉村傳統的團結一致的精神的衰弱以及個人政治在社會層面上的重要的更新同時發生。農民仍舊聽從本堂神甫、貴族、大地主，但是越來越多地保持著自己的主意。農民想要將他們選為市政委員會、大區委員會或是總委員會的成員，至於議會代表一職，農民們則持有保留意見。他們更願意由那些與他們不存在等級關系的人來代表他們出席議會。這些人的才能盡管在學位上有所爭議，但是同舊制度的等級制度沒有任何關系。這就使得這一“農民中左派”（費裡語），同共和派陣營接近起來。共和派陣營為“農民中左派”提供有知識的中小資產階級（律師、醫生、教授）個人政治。在這種情況下，共濟會從屬以及少數派宗教（自由派新教，猶太教）悄悄地超過瞭比例代表。1876年的選舉結果對共和派非常有利。在立法選舉上，360名共和派當選，160名保守派當選。而且在這160名保守派中，波拿巴主義者多於正統派。在市鎮選舉上，7000個市鎮從右派滑向瞭左派。這些“革命的市鎮”最終影響到瞭參議院的構成。也因此導致瞭“公爵們的共和國”最後的政治危機：共和國的總統是君主主義者，參議院分裂瞭並趨向左派，議員們大多數是共和主義者。委員會主持者Jules Simon既是堅定共和派也是堅定的共和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