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其实已经亡了，今日之中国，不是华夏文明，而是“满马文明”。

我原以为，中国自唐宋达到巅峰之后，之后只是有三次”暂时的倒退“，然而我发现我错了。

这个倒退，根本就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本质上的倒退。

在亨廷顿看来，现在的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发源于八到九世纪，不过一千两百年历史。西方文明与罗马文明、希腊文明并非一个文明，而是相继承的三个文明。而西方文明今日之发达，则是来源于“文艺复兴”，破除了基督教文明的弊端，汲取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精华，才得以实现。

西方文明与罗马文明虽然具有很强的继承性，但依然可以划分成两个文明，这无疑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今日之中国，真的是华夏么？

我华夏，何曾是一个皇帝一声令下，百姓不敢不从，甚至连话都不敢说的奴隶之邦？

我们再来看三次大倒退。第一次——蒙元，蒙元实质上只是一场对华夏的破坏，使华夏变得野蛮，但粗犷的蒙元统治者根本不在乎汉族人在想什么，既无力也无心创造新文明。蒙元都造成了哪些破坏呢？从朱元璋就可以看出来。

朱元璋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草根皇帝（刘邦是亭长，教员是富农，放在今天都是前10%，算不上草根），他的出现是有其特殊历史背景的。蒙元是少数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华大地上根本就没有汉族贵族的存在，所以朱元璋才有机会。

但是，由朱元璋这样的草根来做皇帝问题是很严重的，首先，他自身文化功底不行，所以明朝在制度上并没有很好的继承唐宋，而是继承的元朝。就比如奴隶制度，明朝的军户实质上都是奴隶，没有任何自由。仆人在宋代已经拥有自由身，但元代又重新恢复奴隶制，明代则继承了这一制度，任由主人生杀予夺。宋代百官是站立上朝，从元代开始则是跪着上朝。明朝所恢复的科举之制也没有得到唐宋精华，反而沦为了死板的八股文。其次，朱元璋由于是一个孤儿，缺乏父母之爱，而且从小经常被欺负，导致后来心理变态，大杀特杀，胡惟庸案一案就诛杀三万余人，甚至还要求妃嫔为自己殉葬，使西汉就取缔的殉葬制度死灰复燃。

但无论如何，明朝还只是一个“倒退版”、“野蛮版”的华夏（元朝可以理解为华夏的中断期），大清就不一样了，大清是创造了一个新文明。

满清趁华夏内乱之机，入主中原，得国不正，他们时刻担心被汉族推翻，因此他们想方设法的去奴役汉人，使之成为真正的奴隶，这样大清才能绵延万年。

如何才能实现奴役呢？这一点聪明的乾隆皇帝可谓是登峰造极。首先，乾隆搬来儒家的“君臣父子”之道为自己撑腰。儒家只是说，“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君臣要有君臣的样子，父子要有父子的样子，虽说两者都有等级关系，但从来没说君臣就是父子啊？这一点混淆视听非常关键，基于此，乾隆就可以得出结论，官员是皇帝的儿子，而百姓则是皇帝的孙子，这意味着什么呢？乾隆想怎么处理官员就怎么处理，官员想怎么处理百姓就怎么处理，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嘛！“父母官”一词，正出自于此。

然而，就算是父子关系，总归是亲生骨肉，凡是心理正常之人，怎么舍得去打呢？实际上，这和满族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满族自己就是奴隶社会，在东北时，就经常进入汉地抓汉人做奴隶，谓之曰”包衣奴“。所以在满清统治者眼中，汉人就是奴隶，自然是任意打骂。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荒诞的场景，在大清，只要官高一级，就可以随便把下属捆起来打屁股，而下属则要行跪拜之礼，如此一来，百姓和皇帝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等级之悬殊，差异之陡峭，莫过于此。中国从此就变成了一个巨大而陡峭的梯子，每个人都在争先恐后的往上爬，爬上去的人狠狠的往下踹一脚，继续往上爬，而落到梯子底部的人，则难逃一死。只不过死法有很多，饿死、打死、累死、处死、“礼教吃人”死、精神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则是这一环境所产生的谚语，所以中国人很着急，很没有安全感，很渴望成功。孙中山讲，共和国之精神是自由、平等、博爱。此等环境，何谈自由？何谈平等？何谈博爱？

另一方面，乾隆借“君臣父子”之概念，压抑民间一切的自发性。乾隆南巡至山东时，遇到百姓御前告状，说河南夏邑县有灾情，政府赈灾不利，致百姓饿死。乾隆不是很信，他前两天就已经听到退休官员彭家屏说过此事，怀疑这是官员之间内斗的把戏，于是将告状的百姓拷打了一番，百姓说是当地的秀才资助的他们，一番调查之后，果然发现了此事与彭家屏的侄子有关。乾隆大喜，果然是一件政治阴谋！与此同时，乾隆也派了心腹去夏邑查看，结果灾情居然是真的。乾隆尴尬了，如果他因此事处理地方官，那就开了“百姓扳倒巡抚”的先例，全国百姓还不成群结队的来北京告状？那还了得？但是如果不处理地方官，灾情就解决不了，恐怕造成农民起义。

于是乾隆说：“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也就是说，乾隆虽然爱他的孙子，但他的孙子不能因为乾隆的爱而敢于反抗父母，这是大逆不道的！

所以最后乾隆怎么办的呢，将资助百姓告状的秀才段昌绪凌迟处死，彭家屏勒令自尽。告状的死了，那贪官怎么样了呢？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调任京官，夏邑县令革职按问。最妙的是，他把没收的彭家屏的土地分给了夏邑县的百姓，结果百姓“欢声如雷，踊跃叩头“，对彭家屏这等”叛逆”“无比痛恨”！

妙啊！

这还远远不够。在华夏文明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华夷之辨。就是说华夏是先进的、文明的，而蛮夷则是落后的、野蛮的。文明战胜野蛮就会给野蛮带来文明。这个思想其实很重要，正是这个思想驱动着华夏先民东征西讨，傲视世界，形成今日之规模。这就是民族自信啊！汉人的地位曾经高到一个什么程度？北宋时期有一群白种突厥人迁到了陜北地区，浑身都是毛，被汉人瞧不起，他们也觉得汉人皮肤光滑、高贵，于是他们怎么做呢？要姑娘们结婚之前都去找汉人借种，先生一个毛少一点的混血娃，这样才好嫁人！

其实现在西方人也是这种思想，他们以”文明“自居，把其他民族视为”蛮夷“并通过战争推广其”文明“。而事实上这一目标也得到了部分的实现，比如日韩就成为了发达国家。

但是在乾隆看来，自己就是蛮夷，这怎么能行呢！这种荒谬的观点必须取缔！所以乾隆展开了一项浩大的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搜集”违禁书籍“，凡是书中包含任何”胡“、”夷“等字样都要拿来修改。比如岳飞《满江红》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就被改成了“壮志肯忘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驴唇不对马嘴。借此机会，乾隆搜集了中国大部分的民间藏书，销毁了一切不利于大清统治的书籍，共计销毁图书一万三千六百卷，总数达十五万册，并且乾隆还系统的销毁了全部明代档案，造成了明代历史资料的重大损失。最可怕的是，通过消灭民族记忆，乾隆给华夏历史蒙上了一层迷雾，混淆视听，仿佛华夏就是大清，大清就是华夏一样。这无疑是一场文化浩劫。

从此之后，”华夷之辨“彻底消失，汉人的民族自信彻底没有了，从而认为自己是低等的民族，无论是在满人还是在洋人的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对任何外族，都毕恭毕敬。

然而，乾隆虽然破除了汉人的华夷之辨，却又把自己当成了华夏，在洋人面前骄傲自大，对科学技术嗤之以鼻，错失了跟随世界潮流的窗口，把中国带入了近代万劫不复之境地。

这还远远不够。百姓虽然听“爸爸”、“爷爷”的话了，不敢反抗了，历史也被消灭了，对满清的统治也不怀疑了，但是你不能保证百姓不产生错误的想法啊！你不能保证百姓不会因为饿肚子而对朝廷产生不满啊！这种不满，要是聚起来聊一聊，那还得了？所以，乾隆必须继续努力。

如何进一步控制民间的思想呢？乾隆发现，民间有一个风气，问题很大，那就是书院讲学之风。中国书院自宋代开始大量出现，明代阳明心学之后达到极盛。民间讲学与科举入仕极为不同，其目的在于探讨学问，陶冶性格，秉持学术自由之原则，经常举行各派之间的大型辩论会。显然，这种活动大清是无法接受的，大清禁止会盟结社，并且把各地书院改为官办，由自由讨论之场所变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非但如此，大清还重新编纂了科举考试的书目，除忠孝之道一概不谈，假如学生阅读丰富，旁证博引，写到了规定书目以外的内容，非但不会得到欣赏，反而成绩会被作废。

老百姓喜欢听戏，而有些戏中就包含“反清复明”之思想，比如四大名剧之一《桃花扇》，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而且，听戏会导致百姓聚集，容易“聚众闹事”，甚至”酝酿动乱“，皇帝畏之如虎。因此，大清规定，戏台上不允许出现历代帝王、孔孟圣贤和”忠臣烈士“，而且，赛会、庙会、葬礼等聚集场所，都不许演戏。不过，相比这些简单粗暴的禁止措施，乾隆的想法更是别出心裁，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戏曲的审查与修改上，甚至自创剧目。戏改的要领在于宣扬忠孝节义，爱大清，而且对少数民族不得有污蔑之处。在乾隆的指导下，大清出现了大量宏大、豪华却又空洞、无趣的戏剧。

不仅如此，乾隆还要对百姓的言辞进行严格的审查。有些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文化，只是略识几个字的疯子而已，对于大清的统治没有任何的威胁，然而这样的人，也难逃文字狱的厄运。曾有一人到孔府叩门投书，自称上帝托梦，把孔府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他，写了许多文章，”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学“。孔府报官后，审得此人实乃一精神病患者，从小父母双亡，老大未婚，时常听到以小人自称上帝在他耳边说话，说命他为天子，管理天下之人。乾隆闻之，凌迟处死。

你以为到这就结束了吗？还有件事情令乾隆非常不满。在华夏文明当中，士大夫要“修陈齐家治国平天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虽说儒家要求他们忠于皇帝，但同时也不能放弃理想、原则与人格。这种精神明代逐渐变态，很多大臣都以向皇帝“死谏”为荣，以此来“名垂青史”，为了死而死，确实有一些荒谬，但总体来讲，这依然是一个正面的文化。

有这样一群愿意为了国家人民而死的士大夫，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但满清统治者并不这样想。雍正和乾隆都认为，大臣们非但不能图利，同时也不能好名。“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官员注重自己的名声本是一件好事，利也不能好，名也不能好，那你让人家好什么吧，好色？之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有的官员会因为坚持自己的政治操守，而去反对皇帝，作为一个奴才，这是非常不合格的。雍正朝有个大臣名曰杨名时，在一些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同，而且还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但是却忘了推功给皇上，引起了雍正的恶感。雍正就说他“性喜沽名钓誉”、“欲以君父成己之名”，随便找了个理由把他抓进了大牢。雍乾两朝的名臣张廷玉，一生勤勤恳恳，尽心尽力，卑躬屈膝，凡事都默默去做，从不张扬，不追求任何名声，就算是这样，到了晚年乾隆也容许不了这样一个影响力极大的”名臣“存在，因为一件小事就把张廷玉定罪抄家，名声扫地。

可见：

1、乾隆通过对儒家偷换概念，把儒家中的君臣父子夫妇改造成主人与奴才的关系，压抑民间一切的自发性，对人民进行奴化；

2、通过销毁书籍，改编历史，颠倒”华夷之辨“，打击汉人的民族自信，树立满清的权威；

3、通过文化恐怖的方式限制集会自由与言论自由，控制人民的思想；

4、通过阉割士大夫精神，把有理想有原则、愿意舍生取义的士大夫群体，改造成了一群唯利是图、唯命是从、溜须拍马的奴才。

在乾隆的努力下，大清确实前所未有的稳固和辽阔，但曾经灿烂辉煌的华夏大地则彻底沦为了奴隶之邦。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华夏。乾隆以非凡的智慧，在衰落的华夏文明之上建立了一个新文明——满清文明。

那”满马文明“又是什么呢？马，代表“马教文明”。

1928年，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工业建设，为了获取足够的资金，他们同时推进了农业集体化。当时的”苏联粮仓“乌克兰，收走了农民所有的土地、所有的牛、80%的羊和60%的猪。而且，随着吃饭的工人越来越多，还需要大量征收粮食，公务员为了完成任务，把农民关起来，挨家挨户搜，掘地三尺，挖出藏好的小麦和土豆。这立马引爆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乌克兰大饥荒，死了四百万人。

事实上，苏联的经济奇迹是以大量的农民作为牺牲品的。

那么问题来了， 在这种情境下，农民如何心甘情愿的上交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呢？如何才能不产生错误的思想呢？

和新教、天主教不同，东正教的俄罗斯，从未进行过一场像样的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东正教思想在俄罗斯依然深入人心。

在苏联早期，为了秉持马教”无神论“的教义，苏联对东正教持打压政策。尤其在三十年代斯大林进行的”大清洗“当中，斯大林杀了大量的神职人员，以增强斯大林的权威。然而，到了二战时期，斯大林幡然醒悟，宗教原来是个好东西！东正教能够成为战士们的精神支柱，支持苏联人民源源不断的上前线，以“圣战”的口号来激励战斗。从此东正教恢复了其地位，成为了苏联控制基层思想的重要工具。

在基督教的思想中，人生来是有罪的，如何才能赎罪呢？就要积德行善。怎么积德行善呢？把钱奉献给上帝就能积德行善。圣经旧约中，要求教徒向教会奉献至少十分之一的财富。并且说，“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有权要求如何使用他自己的东西。所以事实上不存在奉献。因为一切本来都是神所拥有的，我们奉献只是将神所拥有的东西给神而已。我们是作为神资源的管家。”基督教会曾经发行过臭名昭著的”赎罪券“敛财，只要你购买了一张赎罪券，就可以洗刷一件罪过。荒谬的机制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荒谬的情形：一个骑士去买了张赎罪券，为了洗刷他接下来要犯的某桩罪行，然后他把卖赎罪券的教士打了一顿，洗劫了他。

”奉献“思想几乎是一切宗教的共性。基督教通过”生而有罪“的概念鼓励人们奉献；佛教和印度教则通过”轮回“的概念，此生受了苦，来世就可以做人上人，来鼓励人们奉献；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认为，人通过奉献自己的生命，参与”圣战“，杀戮异教徒，就可以上天堂。凭借”奉献“思想，贵族老爷们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奴役人民，毕竟人民都指望着死后上天堂，还有轮回。

聪明的苏联统治者自然也发现了奉献学的妙处，不过他们不敢明面上讲，充其量是鼓励大家”劳动光荣“、”努力建设祖国“之类。毕竟俄罗斯人民不是傻子，向东正教奉献我还能上天堂呢，向你苏联奉献，我能得到什么？光荣吗？

劳动创造光荣

然而，当马教进入中国之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奉献精神“被光明正大的提了出来。托乾隆的福，这居然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

这是为什么呢？前文讲到，乾隆通过对儒家偷换概念，把亲人关系和主奴关系混为一谈，向主子奉献就好比孝敬父母，向国家奉献就代表对父母的爱，这是多么的高尚，多么的伟大啊！这就叫知恩图报啊，父母养育了你，祖国大地养育了你，你不去奉献，你没有感恩之心吗？良心被狗吃了吗？没有父母，没有祖国，你连生命都没有，何谈其他？所以中国人丝毫不觉得”奉献精神“有丝毫的荒谬之处。

其实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就算是儒家，讲的也是相互关系。”父慈子孝君仁臣忠“，爱是相互的，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要对你好？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家庭和睦，非常幸福，爸妈都很爱他，那他长大了自然就知道对父母好；同理，如果一个国家，能给人带来自由、平等、机会、安全，经济既富足，心情又愉快，那么人民自然会愿意去维护这个国家，维护这个政府。然而，主奴关系是什么样的呢？恰恰相反！你对奴才越好，他就越懈怠，越懒惰，你对他越差，用鞭子抽他，用暴力威胁他，动不动就叫他饿上一顿，他就会变得毕恭毕敬，不敢造次，拼命奉献。说白了，乾隆就是把儒家强调的相互”仁爱“，修改为了单向的”忠孝“，只对奴才有要求，却对主子没有要求，只讲义务，却不讲权利。

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惊人的历史巧合。满清文明与马教文明居然是如此的相似，如此的契合！他们分别来自于相隔万里的东欧与满洲，却如此完美的组合在了一起，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所以，将今日之中国称之为”满马文明“真的是恰如其分，这不仅是两个名称的组合，还能够表达”一小撮人’满‘意地统治一大群牛’马‘”的含义。

马教文明非但继承了乾隆的第一条，还继承了第二条。在马教中国，少数民族享有着超国民待遇，这种超国民待遇，甚至比满清还要夸张。在满清，满人第一位，汉人作为满人依靠的对象，排在第二位，至于其他少数民族，地位都在汉人之下。然而在马教中国，所有少数民族的地位都在汉人之上。如果有个同学说他是少数民族，你就会感到眼前一亮，仿佛他就代表着“优良之血统”、“混血之基因”、“异域之风情”、“淳朴之道德”。少数民族都是如此，洋人就更不必说了。这种政策原本来源于马教的教义之中，可以说是一种巧合，然而，此种政策能够得到长期的推行，没有遭到汉人的反抗，则是一种必然，乾隆功莫大焉。

不过天朝也犯过和斯大林相似的错误。在天朝早期，由于拘泥于马教本身的教义，对大清这种“封建社会”批的是一无是处，简直就是腐朽、罪恶的代名词。而且，由于对教材审核不细，居然把岳飞这种“内战分子”大加赞颂，这怎么能行呢？所以天朝回过神来了，不仅大拍特拍辫子戏，对康熙乾隆一顿猛夸，而且还把岳飞这种可恶的“内战分子”拿出了教材。

至于第三条和第四条，大家自行体会吧。

马教文明非但完美继承了满清文明的光荣遗产，甚至还有新的升华，新的创举：

1、社会控制能力细致入微：中国古代官僚机构的人数是很少的，就算是乾隆，也无法做到封城、让大家都不出门的壮举。就算是乾隆，也无法做到每个地方都贴一张二维码，准确掌握所有人的行踪。可谓是”继先帝之遗志，创千秋之伟业”。

2、以D代帝：如果直接说，”听xx话，跟xx走“，这是不是显得很独裁，很封建？把他改成”听D话，跟D走“，一下就显得光荣正确了起来。虽然大家都明白D的话就是帝的话，但是，这种说辞还是能够起到混淆视听，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巧妙效果。实质上，在天朝建国以后，D就不再是D了，而是一种类似于八旗的组织。

3、以国有代自有：今日中国之国企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占据的财富前所未有的多。按照国有的本意，国有应为全民所有，每个人都持十四亿分之一股。就算不这样，国有企业也应为全国人民提供廉价的产品和服务，不收利润。就算不这样，也应该像大清的盐铁一样，分担税负，降低税率。然而事实上，中国石油等国企产品的价格却远超国外，利润丰厚，国有企业成为了权贵集团盘踞的宝地。虽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华夏文明，这仅仅是一种主权的宣誓，对土地私有权还是有基本保障的，而不是说所有土地都是皇帝的，皇帝想卖给谁就卖给谁，皇帝能做的只是划分税赋，比如说封你个候，你可以掌握这一千户的税赋。但在马教文明不一样啊，土地变成了一种可以售卖的国有资产，经过一系列巧妙的运转，成为了权贵发财的道具。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一部分国人相信了“国有”之概念，他们可以接受权贵之富裕，却接受不了人民之富裕，看到富裕之民营老板便分外眼红，大加唾骂，鼓吹要将其“收归国有”，就好像自己也能够获取些许利益一样。可见天朝对于概念之运用可谓是高妙至极。

4、以公考代科举：科举是华夏文明的精华，在北宋时期达到巅峰。虽然在明清时期流于死板，在清朝更是成为了禁锢思想道具，但是依然有其积极意义。因为科举能够给平民一个掌握权力的机会。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取缔了科举，缺乏一个任命官员的制度，那怎么办呢？太好办了！袁世凯直接任人唯亲。孙中山对此进行了反思，在三权之外增加“考试权”，肯定了科举制的价值。天朝批判科举是“封建社会”的糟粕，又拿出“公考”取而代之，究竟孰优孰劣呢？仔细分析你会发现，科举通过一系列的笔试，不经过面试，就能够达到进士，进士意味着什么？最差也能当知县，就相当于县委书记。然而公考考进去是什么呢？基层公务员，基层公务员只是个干活的，没有什么权力。怎么样才能够获取权力呢？要领导提拔你，要选拔“闯将”、“干将”，那谁闯谁干，不都是领导说了算？所以，在“加强阶级流动”的意义上，公考还不如科举呢。

5、丑化资本，转嫁矛盾：从商鞅“重农抑商”开始，华夏文明商人的地位就很低。然而，这是因为，商人是运输商品的，不生产价值，朝廷希望更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呢，商人做大，形成“富商巨贾”会威胁皇帝的统治；而且，商人跑来跑去，会传播信息，不易管理。但是，天朝在此基础之上又有了新的发明，这不得不说是马教之功。这些大家相比都耳熟能详了。总之，在马教思想的指导下，天朝把人民被剥削的现象全部归因到”资本“的头上，当然了，这里面不包括国资，只包括民资和外资。而且，这种宣传居然还真的有很多人信，前些日子马云就被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地骂成了”小丑“，黯然出局。原本这些新兴的民营资本家是国内制衡权贵的有效力量，这下好了，权贵一家独大了。

以党派之名行帝王之实，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以国有之名行自有之实，以考试之名行世袭之实，以利民之名行打压之实，以亲爱之名行奴隶之实。名实不分，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满马文明“融汇东西蛮夷奴役之道，集其大成，登峰造极。使人被奴役而不知，无平等而不觉，无自由而不求。有人觉醒而厉声批判者，便以”华夏“之面貌示人，满马即华夏，华夏即满马，反满马即反华夏，反华夏即50万，振臂一挥，而众奴才争相附和，真乃千古未有之奇景也！

中国已是病入膏肓，不是刚病入膏肓，而是从大清满马文明以来，一直病入膏肓。只不过，前些年经济腾飞，人们都着急赚钱，没有心思考虑这些问题罢了。就算是大清，康熙年间也是欣欣向荣，海晏河清啊。发展只能够掩盖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如今发展减缓，更兼疫情，问题频出，是到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怎么办呢？解决问题的前提，要先认清问题。认清了问题，就知道该怎么解决。

西方是如何进步的呢？破除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之污秽，上取罗马文明之精神，兼取东方文明之精华，才开创了西方现代文明。那我们照着做就行了啊！破除满马文明之污秽，上取华夏文明之精神，兼取西方现代文明之精华，开创一个新的华夏文明。说白了，就是要进行属于我们中国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

这就叫”再造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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