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nitive dissonance

即认知失调。

是一种在20世纪后半叶被正式命名的现象。但并不是到那个时候才出现。

在此之前，对于人的行为和性格之中的“扭曲”之处，大部分的解释理论都会认为是“天生的”，或者是“后天的但是无法变更的”。

其中有一个典型，就是所谓的“资本家的阶级特征”。

资本家的阶级特征，一般被认为是唯利是图，贪婪，残忍，没有人性。

这种在19世纪定义下的特征，是一种在没有心理学和生物学基础的政治和经济定义。

更早时间，这个“特征”不是被对接到“资本家”这个阶级上的，而是被对接到“犹太人”这个民族上的。

马教宗早期文章认为犹太教是“人类自我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犹太人则是这种形式的牺牲品，是犹太教使犹太人变成了一种经济动物。

注意“异化”这个提法，和马教宗晚期大成时期对“资本家”的批判是有相近之处的，他认为“资本家”是被“资本”异化之后的一类人。

如果将前后文统一，马教宗也应该认为“资本家”也是“资本”的受害者，但是这方面的资料非常缺少，使其只能保持为猜想。

但是，从20世纪后半叶的“认知失调”理论切入，我们可以得到与马教宗相似的结论：

“犹太教以及犹太人由于认知失调，所以行为产生了异化和扭曲。”

“资产阶级以及资本家由于认知失调，所以行为产生了异化和扭曲。”

如果在此时认为“认知失调”的诊断是更“正确”的诊断，那么解决此问题的办法，也会从所谓的“革命”变成了“治疗”。

• 对于这些认知失调的患者，“财富”相当于它们的病痛的副产品。就好像一个被消化疾病折磨的人会比其他人更纤瘦，一个有呼吸道疾病的人会有更好的肺活量一样。
• 你不需要因为一个认知失调的患者造成的社会损害而杀死一个认知失调的患者，杀死他意义也不大，因为同样的环境会继续制造新的认知失调患者。只要这些认知失调患者仍然拥有高于它们实际能处理的权利之外的权利，这些新的患者就会造成新的灾害。
• 你应该限制一个认知失调的患者的权利，是与限制精神病人的权利的逻辑一样的。但是要小心这种限制变成单纯的“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和“对有财富的人的仇富暴动”。这一点在社会政治上是最难的，因为很多人都误以为“财富”代表了“智力”和“健康”。这就和原始时代的人们崇拜身型健美的人一样，当时的人们认为身型健美的人也拥有完美的智力与道德。
• 认为“财富”代表了“智力”与“健康”可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理念。但是就像前文说的，“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体系里也属于受害者，在这个环境中他们会继续沉迷在自己的扭曲之中越走越远，以至于“售出绞死自己的绳索”。
• 在20世纪产生了大量的已完成了部分自我治疗的“资本家”，比如致力于提高工人薪资的福特汽车厂主，比如致力于慈善的钱多门。他们学习并总结了18世纪、19世纪的一切，已经明白了“资本主义”不但是“无产阶级”的枷锁，也是“资产阶级”的枷锁。

以上，即是结合了心理学进步之后，对于马教宗的思想体系的新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