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的这句话放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商业化写作、畅销书琳瑯满目的时代,可能已经失去效用。不过,如果我们并不关注读的到底是“好书”还是“坏书”,也不关注是同“高尚的人”谈话,还是同“卑劣的人”谈话,我们只关注笛卡尔这个比喻的核心:
这样一个比喻则依然是成立的,只不过有的人谈话水平高,有的人谈话水平低(比如充满了自言自语和逻辑混乱的表述,但仍然是一场谈话——失败的谈话)。
如果把这样的一个说法放到叙事中(甚至是别的什么艺术),也能模棱两可地成立。也许有人会说,一次艺术体验更多的是创作者单方的诉说、展示。然而如果是那样,那么艺术便和说教无异,老道的创作者懂得如何把握表达的节奏和腔调,富有修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艺术表达并非一个单方的行为。
再具体到叙事中,实际上叙事行为涉及到三个成员:
叙述者是故事的讲述人,受叙者即为故事讲述要面向的对象,被叙则是叙事所涉及的事物或客体。
为什么要特别地注意到叙述者的存在?从某种角度看,叙述行为的主角,并非故事的主人公,而是叙述者。一则故事,可以以数不胜数的表现方式叙述出来,叙述者可以用不同的叙述策略、材料组织方式讲述故事。因而,实际上叙事的核心,在于叙事的组织策略,而这个主角,正是叙述者。但在本文中,暂不讨论组织的技术(修辞),我们先试图说明叙述者的形象是如何在叙事过程中发生作用的。
首先请看以下三个例子:
在a例中,叙述者通过“我”这个信号显式地出现了。而在b、c二例中,情态词(“也许”、“显而易见”都是一种主观的判断)显示了说话者的态度,因而隐式地暴露出叙述者的身份。故叙述者可能以显性的、隐性的方式出现在叙事中,却不可能缺席。
另一方面,一旦叙述者出现,就不可能存在完全中立的叙述,叙述者都会带有介入性。我们可以让叙述尽可能朴素、严谨,却无法消除介入性。因为朴素本身也是一种介入。
1.1 叙述者的人格
叙述者作为一个叙事自我(narrating self),或多或少显示出人格化。我们可以察觉他对被叙看法和评价,对受叙的态度,进一步还可以察觉其人格上的特征。
《三国演义》的叙述者是个老道的评书人形象。
《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叙述者,是个青春活泼、有礼貌和教养的少年形象。
《女士及众生相 》的叙述者,有着新闻工作者的口吻。
《追忆似水流年》的叙述者是个感官敏锐、心思细腻的青年。
《大路上的小孩》的叙述者,是一个无所事事、玩得发疯的“二货”男孩。
对于电影和游戏来说,叙述者的形象相对隐晦得多,但并非不露痕迹。编剧和导演对于节奏和转折点的把握、电影的镜头运用的偏爱、氛围烘托惯用的手法,无不显露出叙述者自身的个性。只不过此时,叙述者和创作者的身份相比于小说而言,二者身份的重合度更高。
1.2 与被叙的距离
敏锐的读者还可以感觉到叙述者的距离,这个“距离”包括叙述者 – 受叙者/被叙的距离。这个距离可以是物理上的、智力上的(如福克纳《喧哗与骚动》)、道德上的、情感上的(鲁迅《祝福》)等等。而且这个距离有时并非一成不变,还可以作为发展的线索(鲁迅《阿长与山海经》)。
如上例子,就展现了三种不同的叙述者情感距离(态度),d中立而不多流露情感和价值判断,e、f二例则表达了相反的态度,其叙述者介入性也较d要高,我们能感觉到更强的“叙述者的声音”。距离感经常随着叙述者对被叙/受叙的态度、评价、情感认同而变化。所以说距离也是一种叙述者的介入形式。有的小说的内容有着大篇幅的叙述者的介入,并以此形成核心阅读体验(亚当斯《银河系搭客车指南》);而有的小说则隐藏叙述者,腔调显得非常朴实克制(卡夫卡《城堡》)。
这些距离有意无意中透露出叙述者本人看待事物的方式,暴露其人性或人性的匮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创作者乐于设置一个充满污点的角色,仅仅为了在作品中对其评头论足,贴标签——因为他痛恨这个角色,也有可能,他痛恨现实中的某个人,于是将其映射到自己的作品中来。
用叙述者口吻作为作者本人的价值判断的传话筒,是非常劣质的手法。由于作者是故事世界的上帝,实际上可以在故事设计上为所欲为,一旦作者尝到这种甜头,他就会让自己的作品成为说教的宣传文稿。由于这样的为所欲为打破了故事世界运作的内在逻辑/因果律,因而读者的悬置怀疑就会被打破,读者非但会出了戏,还会对作者产生反感。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应当热爱你的人物”,就像福楼拜为包法利夫人之死而痛哭。要深入探寻人物的人格构成,凭借准确、真实的人物和故事进展,得出强有力的转折,才是真正有说服力的文本。
1.3 与受叙的距离
而类似的,受叙者也会以一定的信号出现在叙事行为中。如:
a例中,受述者直接以“你”这个信号出现了。而b中,则通过“是的”突出了受述者相信的事件。c则以一种“元叙事性”的解释帮助受述者理解:“C可能非常扛冻,所以现在已经非常寒冷”,故而隐藏性地透露出受述者信号。因为从c这样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受述者不理解C穿上了皮外衣意味着什么。
注意,受述者并非就是读者。有的时候,故事会讲述给特定的受述者听。比如书信体的小说,受述者是收件人。又比如日记,叙述者和受述者则是同一人。一般而言,叙述时都会拟定受述者是何人、何身份、是何范围,然后开始以某种腔调向其讲述故事。
显然,叙述者对待受叙者的态度以及二者的距离,也构成了叙述体验的核心之一。本质上,这的确和“与人交谈”没有太大的分别,只是形式上有所差异。不做克制的叙述者,会暴露其现实生活中的傲慢、无知、自卑、好为人师、或是叛逆以引起人的关注……
当然有些实验性质的作品,会故意以一个不令人讨喜的叙述者形象示人,以构建其特殊的叙述体验(如加缪的《堕落》)。但这是以相当纯熟的技巧写就的,因而预先掌握基础能力颇为重要——至少我们应当先掌握如何创作出一个让人感兴趣的叙述者。而这门技巧,又并非写作课程可以教授,因为这和一个人的“演说”的能力相关。这也就是曹雪芹说的:人情练达即文章。
1.4 可信性
另外我们还会注意到一个叙述者具备或多或少的可信性。比如你丝毫不怀疑《堂吉诃德》的叙述者的可信性。但是你会对犯罪者叙述视角的侦探小说起疑心,你明白这一切都是叙述者只给你看了他想给你看到的。在加缪的《堕落》中,随故事的讲述不断深入,读者会越发地感到叙述者是个善于撒谎的人。
当我们提到可信性时,应当意识到,这不仅是故事讲述逻辑上的问题。一个故事讲述逻辑上无懈可击,或人格形象诚实可靠的叙述者,也可能无法得到读者的信任。因为也许他的价值判断让人反感、他的态度叫人厌恶、他根据事实推导出的结论很蠢。而相反,读者也可能会被一个不可信叙述者的某方面魅力所吸引。
叙述者的形象塑造是一个最容易遭到忽略的叙事环节。当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故事的讲述并非那么直接,而必须通过一个讲述人之口,面向一定的受叙,我们就会明白讲述者的人格形象也是叙事体验中的重要的一环。
再回到开篇时的那句话:
讲一个故事,就是读者和叙述者共处的一段时光,或者是读者作为一个第三方围观其与受叙交谈的一段时光。叙述者可能富有修养,态度谦和,他就会让我们感到愉悦和轻松。叙述者可能充满幽默感,能逗乐我们,他就会给我们带来隽永的欢乐。叙述者可能较为自闭,但有着独有的忧郁的、文雅气质,也会让我们乐于与其相处。叙述者可能罗里吧嗦、絮絮叨叨,他就会惹烦我们。又或者叙述者有极强的表现欲,总是试图说服我们认可他的观点,那我们就会对他敬而远之。
最后,可能并非所有人都可以让故事讲述得富有修养、幽默风趣、充满智慧,或是带着独有的气质,也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在叙述者这个角色上玩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技巧。那么至少,我们应当做到坦率和真诚:放下自己的表现欲,放下渴求认可和声誉的功利之心,放下那些小心思和花花肠子,放下诉诸情感的冲动。让故事去做故事应该做的事情,坦坦荡荡地讲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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