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擔任微觀經濟學老師，或者自來到瞭南方，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出生在河南省一個貧困縣，普通農民傢庭。小時候傢裡可能連糖都買不起，所以每次親戚或者村裡的人結婚，無論能不能吃喜酒，都會跑出看熱鬧。一是，湊熱鬧，畢竟可以看看新娘，可以看到大傢把最好的衣服、最好的物件拿出來招待客人，即便自己有時享受不到，但看看新奇的總是好的；二是，新娘下車進門的時候，婆傢要撒喜糖和喜錢，這可以大人、小孩都要使出全力搶的。錢倒是不多，都是2分到1毛，但是寓意良好，大傢都搶瞭然後打眼穿起來掛在孩子帽子上，說是可以保佑孩子健康長大。糖的話就是大傢都解個饞，尤其是小孩看到兩眼都冒金光，於是就上演瞭新郎傢大門口裡三層外三層，新娘一下車，眼睛緊盯撒喜錢和喜糖的人，看準方向，馬上趴地上，顧不上推搡，顧不上別人踩著自己的手，緊緊地盯著地面搜索可能出現的錢或糖。我從小是一個愚鈍的人，眼不尖，搶到的時候不多，但每次都會參與樂此不疲。有時候會搶到，會高興地告訴媽媽，然後 撥開糖皮，放在嘴裡，真甜，使勁咬下一小塊，遞給媽媽。

那時候，傢裡窮，特別喜歡親戚辦喜事或喪事，因為辦完事之後，事主往往送給自己的親人或幫忙的人一桶或兩三盆剩下的菜。因為農村辦喜事需要很多鍋碗瓢盆，因為自己傢肯定是不夠的，往往把周邊人傢的都借過來，還的時候就送菜。那時的剩菜真是好吃，各種味道混合在一起，每次吃飯就蒸一碗，然後想找寶藏一樣，找自己愛吃的。

還有一件可以證明那時候生活水平的事情，就是我和我二哥會因為舀面條時誰用那個醃制蔥花的碗而打架，原因是醃制蔥花的碗往往有剩下的油和鹽，面條會好吃一點。那時候，洗衣服是在坑裡或者小河裡，洗澡也是在哪裡。大河裡水更清，而且有魚。

三十年後，每次回老傢，都不想在傢裡呆著。以前所有的小河或坑都變成垃圾坑，大河變成瞭黑河，到處是假冒偽劣產品、到處是隨地亂丟的垃圾和隨地吐得痰。年輕人也不站在大街上拉傢常瞭，因為就是在吃汽車尾氣，大傢閑瞭就拉桌子打麻將，而且是天天打。

三十年的時間，不長不短，但我相信，無論是誰，你都失落瞭小時候的世界，人、事、物。但恐怖的是，這種外在的失落還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我們失落瞭我們自己、我們的精神和文化。以前，不管幹什麼，我們都知道自己哪些不該做，但現在，很多人為瞭錢可以什麼都幹。以前，政治信仰是人的生命，現在錢是人的信仰。

讀瞭吳曉波的《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情上》，對這個問題終於有瞭一點答案：這三十年來中國一直以來都在進行：破環性創新，因為不知道該怎麼做，所以就放任事物的自我發展，帶來破壞就包容糾正，如果僥幸成功就大范圍推廣。這種破壞性創新帶來的損失是巨大的，於是人們開始走向瞭以文化、信仰、道德、底線、甚至法律為代價的金錢追逐遊戲。這這場遊戲中，檢驗人是否成功的標準很簡單，就是錢的多少，於是人們為瞭錢，上述都變成“皆可拋的“。於是，社會開始用湧現出”萬元戶“、”富翁"等等。

回首往事，我總覺得大傢把鄧公的出發點理解錯瞭。鄧的著名論斷是“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說的是企業不管是姓資，還是姓社，給社會創造效益，帶來價值就是好企業，可多數人都理解為：為瞭達到目的，誓不罷休，不擇手段，不顧環境、罔顧法律，拋棄道德，於是就變成瞭今天這樣。如果鄧公沒有去世，今天這個樣子應該是他不忍心看到的吧！

三十年前，人們還有信仰，還會敬天畏地；三十年後，人相信隻要敢想，就敢做，陷於“天下之大，唯我獨尊”的境地。三十年前，爺爺輩的人都守著“安分守己”；二十年前，父輩的人 都守著“任勞任怨”，十年前的我們還是“勤儉節約”，現在的我們，我已經找不到合適的詞進行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