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行腳僧（Travelling Monk)

編號：1919,0101,0.168(Stein painting 168)(Ch.00380)

時代：9世紀

尺寸：高 41.0 cm 寬 29.8 cm

材質：紙本彩繪

現藏：大英博物館

這幅《行腳僧》現藏於大英博物館，館藏編號為Ch.00380，高 41.0 cm， 寬 29.8 cm，時代為9世紀。從這幅繪制在紙本上的行腳僧的像容來看，高鼻深目、嘴巴微張、頭戴闊沿大鬥笠，左手持塵尾、右手持木杖、身著黃底圓點短僧袍，腳蹬草履，站立於現已殘缺的土紅色雲團之上；身後背負裝滿經卷的竹笈，竹笈把手上掛一香爐；伴於行腳僧右側的猛虎怒目圓睜、闊口露齒，同樣也乘雲而行。行腳僧前方繪一乘雲而來、身著土紅色袈裟的如來像；畫面左側有榜題欄，但未記入任何文字。

法國吉美博物館還藏有一件與此件紙本畫相似的行腳僧圖像，編號為MG.17683，9世紀，高 50.0 cm ，寬 29.0 cm，紙本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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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件紙本著色的行腳僧圖像十分相似，從主體形象、畫面構圖、畫幅尺寸以及著色來看都有相近之處，可見此類護符功能的紙本行腳僧圖像已在當時形成瞭圖像范式。

行腳僧圖像曾在中國繪畫史上流行一時，是圖像史上具有典型意義的類型。現在所見到的最早的行腳僧圖像為西安興教寺藏石刻線畫《玄奘法師像》，畫面為一漢僧，身著袈裟，右手持拂子，左手握經卷，身背竹質經篋，經篋前端有懸掛的油燈，身側無虎同行。唐代畫史涉及此類圖像時曾稱之為“行僧”、“行道僧”或“行腳僧”。

玄奘法師於唐貞觀3年赴天竺取經，貞觀19年返回長安，彰顯法師取經事跡的“行腳僧”圖像在玄奘返回長安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流行畫壇。據畫史記載繪制“行腳僧”圖像的著名畫傢有韓幹、陸耀、吳道子、李果奴、周昉等，在玄宗開元（713年）至德宗建中（780年）年間中唐至晚唐的畫傢，大多以繪制此類圖像而著名。但是，這些畫傢所繪制的圖像至今均已散佚無存，因此，我們對當時行腳僧圖像不得而知。唐代畫史中記載的行腳僧尚無白虎相伴，也沒有出現“寶勝如來”的名號。

在敦煌莫高窟壁畫和藏經洞遺畫中的有一類佛教史跡畫，畫面與前述興教寺行腳僧像類似，唯一不同的是，在敦煌壁畫和遺畫中出現的行腳僧身側均有一虎相隨，上方有一化佛。有的紙本彩繪行腳僧左前方還出現瞭“寶勝如來”、“南無寶勝如來”的榜題。

據王惠民先生《敦煌畫中的行腳僧圖新探》一文所說，此類圖像目前為止有20幅：

1、敦煌莫高窟壁畫中有8幅：分別為第306窟，該窟南北向，前室東西壁三欄，中欄各畫行僧一身；第308窟，該窟南北向，前室東西壁三欄，中欄各畫行僧一身；第363窟，該窟東西向，甬道南北壁各畫行僧一身，以上2窟約繪於11世紀上半葉；莫高窟第45窟前室門上殘存2幅，繪於五代。其中莫高窟第45窟2幅為王惠民先生新發現。

2、在敦煌遺畫中行腳僧題材圖像共存12幅，在《西域美術》圖版中題名記作“伴虎行腳僧”，其中絹畫2幅（EO.1138、EO.1141），紙本畫10幅。具體內容分別為：

伯希和收集品7幅，其中3幅收藏在吉美博物館，館藏編號分別為EO.1138、EO.1141、MG.17683；另外4幅為敦煌遺書，現藏法國國傢圖書館，編號分別為P.3075、P.4029、P.4074、P.4518中。

斯坦因收集2幅，館藏號為Ch.0037、Ch.0380，現藏大英博物館。日本大谷光瑞收集品2幅，一件現藏韓國中央博物館，另一件為日本所藏。

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現藏1幅。紙本所繪行腳僧圖像與前述相似，有榜題“寶勝如來佛”。

在敦煌遺畫中兩幅現藏於吉美博物館的絹畫行腳僧圖像不容忽視。一件編號為：EO.1138，九世紀，高 79.0 cm ， 寬 52.0 cm，絹本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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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描繪瞭從印度取經歸來的碩學僧人與虎相伴而行的場景，僧人身著墨色暈染的法衣，領口露出白色的僧衹支，裸足穿草編涼鞋，身上持物相當復雜，右手執青色數珠，左手執木杖，腰間系刀，掛藥壺、薰爐等物。僧人背負的竹笈占據畫面很大空間，卷軸軸端施以紅點表示，可見竹笈內滿載經卷，刻劃瞭身負重載取經歸來的僧人形象。竹笈的後方有一根木頭支柱，上掛塵尾、水瓶、幡 等物。竹笈的前方掛一系長帶的金色香爐，是為瞭驅逐惡獸及蚊蟲叮咬。畫面中特別值得關註的地方是，僧人上方有一縷上升的雲彩，雲團上端繪制瞭一身小型的趺坐於蓮臺上的如來像。如來像在諸如此類題材的小型紙本畫上常有出現。畫面中僧人身負重載，沉重的步履，剛毅的面容是行腳僧最好的寫照。此畫描繪細膩，設色淡雅，僧衣及笈上以金泥彩描，是藏經洞絹畫中少見的表現行腳僧形象的精品之作。

另外一件編號為：EO.1141，九世紀末，高 82.0 cm， 寬 55.0 cm，絹本著色。

EO.1141

此幅絹畫是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獲得的，帶回法國後保存在盧浮宮美術館東洋部。畫面主要形象保存完好，色彩鮮艷，是精心繪制的敦煌絹畫中的精品。 畫面刻劃瞭長眉深目的壯年行腳僧，左手執塵尾，右手持龍頭長杖在旅途行走的形象。身著淡紅色僧衹支，外披黑色條紋淡青色遠山紋袈裟，腰掛玻璃水瓶等旅行用具，背上背負竹笈，竹笈的外側還掛有經卷、水瓢等旅行用具。畫面展示瞭一位長途跋涉、翻山越嶺，到達印度求法取經的理想化瞭的行腳僧形象。圖中的行腳僧腳穿黑靴、行走在開花的大地上，身前沒有乘雲的如來像，取而代之的是行腳僧自身有頭光，背負的竹笈上有一縷白煙，身後還有一團紫雲飄向遠方。畫面右上方長方形榜題欄寫有“寶勝如來一軀”，由題記可知是為亡弟知球的三七忌日而施供養之用。

從這兩幅這種繪制在絹上的行腳僧形象來看，畫師對主體形象描繪得比較高大，其繪畫技法嫻熟，是供養品中的上乘之作。行腳僧的輪廊和衣紋線描精細，敷色之後淡施暈染，又以朱線復勾肌膚線，重要之處還施金箔用以裝飾，這種表現技法以及背面貼文書的特點來看應是9世紀後半張氏歸義軍時期的作品。

綜上所述，從以上四件行腳僧圖像來看，繪制在紙本和絹本上的行腳僧圖像有明顯不同之處：

首先，絹本上的行腳僧行走在有山、月和鮮花的途中，而紙本上的形象雖然與絹本上的身姿相同，但是卻表現為自天空乘雲而來。

其次，雖然紙本繪畫中在行腳僧左前方也出現瞭乘雲而來的如來像，絹本上的如來像同樣也繪制得更為精致，但是，當細觀之後發現兩者之間有微妙的不同之處：紙本彩繪行腳僧圖中的如來像所乘的雲端是從行腳僧身後飄至身前，而絹本的如來像所乘的雲端卻是從行腳僧的眼前升起飄至上方。

第三，絹本繪制的行腳僧是剃發的僧人形象，而紙本繪制的行腳僧卻頭戴旅行用的大鬥笠，鬥笠的系帶緊緊系於脖際。

此外，紙本和絹本畫面上還有許多不同之處，例如左手持塵尾、右手持木杖、身後背負的竹笈、以及掛於身後的香爐等這些細節表現上兩者都有不同之處。

諸如上述，這些不同之處正是十幅紙本畫所共有的特點。從繪畫技法和材質來看，也都是繪制在質地很粗厚的紙上，直接以毛筆墨線起稿，其後簡單地著色，本圖行腳僧高鼻深目、嘴巴微張等這些特征也是其它紙本畫中相同之處。伴於行腳僧右側的猛虎怒目圓睜、闊口露齒也乘雲而行，畫面中猛虎的鮮紅口舌、行腳僧的鮮紅嘴巴以及乘於雲端之上的如來赤紅袈裟都強調瞭紙本行腳僧圖像的護符功能。

最後，就行腳僧身份問題略作探討。以下兩件藏經洞紙畫，一件現藏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紙本所繪行腳僧圖像與前述 Ch.00380 相似，唯一不同之處，是此幅紙本畫有榜題“寶勝如來佛”；另一件紙畫現藏法國國傢圖書館，編號為P.4518，與前述紙本圖像相似，也有榜題“南無寶勝如來佛”。

547ae2db789af3ebf376fd0f537651a6俄藏“寶勝如來佛”榜題的行腳僧圖

法藏P.4518“南無寶勝如來佛”榜題的行腳僧圖

關於榜題中的“寶勝如來”以及寶勝如來信仰等相關問題，王惠民先生在《敦煌畫中的行腳僧圖新探》一文中有詳盡考證，茲引錄如下：

1、中國古代流行寶勝如來信仰，這一信仰影響瞭行腳僧圖的內容。

2、相關資料表明，西藏繪畫中的達摩多羅是中原著名的居士，王惠民先生認為這位居士即《華嚴經論》的作者李通玄。李通玄的居士身份、與虎為伴的經歷、李通玄像曾廣泛流行等均可詮釋西藏繪畫中的達摩多羅像，唯傳入西藏時混淆為華嚴信仰的另一名人華嚴三祖法藏（達摩多羅）之名，在漢地流行過程中混淆為僧人形象。

3、李通玄像屬於佛教史跡畫，在流傳過程中吸納瞭寶勝如來信仰、法藏等因素，畫像內容有較多變化，但保存瞭與虎為伴、背經囊遠行的主要特征。

王惠民先生首次將敦煌畫中的行腳僧像和西藏繪畫中的達摩多羅像定為李通玄像，在前人基礎上將行腳僧像的解讀深入瞭一步。有助於觀者更進一步瞭解敦煌畫中的行腳僧的人物形象和身份之謎。

參考文獻：

1、王惠民：《敦煌畫中的行腳僧圖新探》原載香港《九州學刊》1995年第2卷

2、李翎：《玄奘大師像與相關行腳僧圖像解析》，《法音》，2011年第1期

3、謝繼勝：《伏虎羅漢、行腳僧、寶勝如來與達摩多羅——11至13世紀中國多民族美術關系史個案分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1期，總第141期

來源：敦煌研究院，作者：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