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無產階級作傢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蟹工船》，對於中國讀者來說並不陌生。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會劃出不少的篇幅讓給這位不到三十歲就死去的日本年輕作傢。八十年代以後，隨著政治意識形態的改變和文學史寫作方式的轉型，《蟹工船》漸漸淡出瞭中國讀者的視野。但是，近年來隨著《蟹工船》在日本的升溫，這股熱流也同樣波及到瞭中國，並引發瞭新的一輪小林多喜二文學熱潮')。

但是，《蟹工船》前後兩次在中國的流行有著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其間的意義值得玩味。

小說《蟹工船》講述瞭一群失去瞭生活出路的學生、礦工、農民、漁民，在中介公司的欺騙下，在蟹肉加工船"博光號"上所遭受到的非人待遇。作傢用近乎殘酷的"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的冷峻筆調，客觀再現瞭在"博光號"這一封閉空間中存在著的截然不同的兩重生態環境：監工、雜役長等代表瞭資本方的人物，窮兇極惡，頤指氣使的，他們在餐廳裡喝洋酒，吃沾滿瞭漁工們血汗的作為高級食品的蟹肉罐頭，過著極有品位的生活；而住在船底"糞坑"中的勞動者們在暴力的驅使下，從事著超負荷的工作，他們的生活空間充滿瞭污穢、異臭。漂浮在北國海域上的"博光號"，儼然是"日本"這一現代民族國傢的微縮版。被逼得走投無路的工人們，團結起來，自發地組織起瞭罷工。但是，他們很快就遭到瞭代表國傢勢力的軍艦的鎮壓。當工人們最初看到軍艦到來時，竟然高興得流下瞭眼淚：

但是，工人們的罷工很快就被他們視作救星的從軍艦上下來的帝國的軍人鎮壓瞭。這樣的結局真是意味深長。工人們相信自己和監工淺川一樣是日本人，同屬帝國的子民。但是，他們的這一幻想被踩到瞭腳底。其實，在"博光丸"上存在著一條看不見的冰冷的階級分界線，阻隔開瞭天堂與地獄兩個世界。最後，被壓迫者覺醒瞭："除瞭咱自己，沒人會幫咱瞭！"換句話說，《蟹工船》可以視為一部描寫瞭被壓迫者走向覺醒過程的另類成長小說。

不難想象，有著如此內容的《蟹工船》是不可能見容於日本當局的。事實上，《蟹工船》自1929年在"納普"的機關刊物《戰旗》的五、六月號上連載以來，命途坎坷。《戰旗》在最初發《蟹工船》時，為瞭躲避當時日益嚴厲的檢閱制度，編輯對一些敏感的文字做瞭不少的刪節。盡管如此，日本當局仍然以《蟹工船》中有對天皇不敬的內容為由對此進行瞭查禁。有著如此鮮明的左翼色彩的《蟹工船》，遭此不測亦不足為怪瞭。

小林多喜二

當然，事情還得分兩個方面來說。正因為《蟹工船》的作者采用瞭幾近透明的寫實手法，赤裸裸地展現瞭被剝削者所墜人的阿鼻地獄的可怖光景，它自然就會得到站在瞭這個階級立場上的讀者的青睞。所以，盡管《蟹工船》的出版經歷瞭重重困難，但是它依然受到瞭無數讀者的追捧。《蟹工船》剛在《戰旗》六月號上登載完畢，當年的七月份就被改編成話劇上演，其單行本的發行也沖破政府的阻擾，在1929年的下半年就發行瞭三萬五千餘冊。就連當時在日本文壇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大型文藝雜志《中央公論》也主動向小林多喜二約稿，以便借助《蟹工船》所帶來的熱效促進刊物的銷售。

《蟹工船》不僅在日本好評如潮，在大海對岸的中國也刮起瞭一股旋風。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傢聯盟"在上海成立。盡管"左聯"中的不少成員此前曾在日本接受過左翼文藝的熏陶，但對於左翼文學的認識也僅止於觀念的空轉。小林多喜二及其《蟹工船》的閃亮登場，對於新生的"左聯"來說，無疑是找到瞭一種方法論上的指南。一時間，關於小林多喜二文學的譯介工作喧囂一時，顯得格外的熱鬧。早在1930年初，夏衍就以"若沁"的筆名在雜志《拓荒者》上發表瞭《關於＜蟹工船＞》的文章。1930年4月，由陳望道主持的大江書鋪出版瞭潘念之翻譯的《蟹工船》。以對小林多喜二文學的譯介為契機，在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上，掀起瞭一股翻譯日本"普羅文學"的潮流，僅相關的"左聯"人士就有夏衍、王任叔、樓適夷、魯迅、郭沫若、田漢、鬱達夫、楊騷、聶紺弩等人。

夏衍

毋庸贅言，中國左翼作傢對於小林多喜二文學的積極攝取，是帶有極強的基於意識形態的功利性的。從根本上說，在這兩者之間起著架橋作用的乃是他們所共有的無產階級這一身份立場。換言之，關於無產者這一階級身份的認同已然消弭瞭橫亙在民族間的他者性，使他們走到瞭一起，共同參與關於一個大同的理想社會﹣﹣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想象。

眾所周之，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場意欲超越封建體制的資產階級革命。以此為契機，明治政府全面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提出瞭諸如"富國強兵"、"置產興業"等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戰略口號。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原始積累過程中，日本同樣走過瞭血跡斑斑的歷史。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蔓延全球的經濟大恐慌的襲擊，日本眾多的中小企業紛紛倒閉。但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龐大的壟斷資本借機得以迅速完成。失業者充斥著大街小巷，失業人數僅在1930年就超過瞭兩百萬人之多。農村經濟瀕臨破產，農民陷入困境，被迫離開土地，甚至到瞭出賣子女度日的地步。像這樣，以農村半封建制度為基礎的日本資本主義，早早地顯示出瞭破綻來。在這一時期，工人運動開始急劇地成長起來。為瞭掩蓋這樣的破綻和罪惡，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成瞭日本政府轉移國內矛盾的兩張王牌。關於後者，我們尚記憶猶新。縱觀日本的一部近現代史，日本資本主義迅速完成瞭向帝國主義階段的過度，通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等的侵略戰爭獲得瞭大陸市場，為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攫取到瞭原始的資本。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帝國主義軍事侵略所獲取的巨額資金，不僅使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獲得瞭空前的發展，使資產階級獲得超高利潤，而且使無產階級也獲得瞭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工資待遇。因此，在這種意義上說，日本的無產階級處在瞭一個極具反諷意義的立場上。一方面無產階級遭受著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另一方面卻又和資產階級結成共謀關系，充當瞭資產階級"高額利潤"的分贓者。無產階級會因為這種眼前的利益"分贓"而放松或放棄瞭對本國資產階級的鬥爭，成瞭恩格斯所說的"資產階級化瞭的無產階級"。像這樣，日本國內的階級矛盾因無產階級參與掠奪後的"分贓"而獲得暫時的和解，甚至還強化瞭整個資本主義國傢的凝聚力。

與帝國主義的暴力行徑相比，民族主義的招牌更具有隱蔽性和欺騙性。民族主義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是個人發自心靈深處的一種對自我身份的歸屬渴望。民族和民族主義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其起源應該追溯到哪裡？期間又經歷瞭怎樣的變遷？它何以就擁有自然天成的情感上的正當性？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一書中，從宗教信仰的領土化、王朝的衰微、時間觀念的改變、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等角度提出瞭全新的關於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的理論范式。安德森認為民族國傢不過"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 limited )，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總之，民族、民族主義這些抽象的概念在近代以降的日本資本主義體制的發展過程中，被當作瞭掩飾資本主義矛盾的利器。通觀日本近現代史，無論是在明治末期出現的"回歸東洋"運動，還是在1935年出現的"日本浪漫派"，甚至是在戰時狀態中出現的所謂的"近代的超克"等的流派，其核心構成乃是民族主義的情結。總之，在民族主義鬼魅的纏繞中，階級之間上演的爭鬥大戲同樣被暫時地屏蔽。

以1910年的"大逆事件"為轉折點，此前極其活躍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已陷入銷聲匿跡的狀態。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在日本的爛熟，勞資雙方的對立急劇激化起來，再加上戰後不安情緒的蔓延、蘇維埃革命成功等的刺激，自大正中期以來，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再次在日本抬頭。在市民文學中出現瞭諸如民眾藝術論、階級藝術論等的傾向。就在這一時期，強調階級鬥爭的宮島資夫的《礦工》等作品運勢而生，昭示瞭政治與文學間的對立的顯在化。創刊於1921年的《播種的人》，為這一新思潮的抬頭提供瞭據點。在階級藝術論的提倡者平林初之輔的指導下，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漸漸地形成瞭一個有效的組織。在經過瞭多次的內部分化組合後，終於在1928年結成瞭"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納普）這一階級立場分明的文學組織。從"納普"到1931年"日本無產階級文化聯盟"（可普）的成立期間，日本的無產階級左翼文學迎來瞭最輝煌的歲月。

日本無產階級左翼文學的出現，強有力地戳穿瞭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迷信，重新還原瞭階級對立的真相，喚醒瞭無產者對於自身受盤剝命運的真實記憶。左翼文學傢強調階級分化和階級間的對立鬥爭。階級成瞭他們認識世界的全新視角和戰鬥的武器。在具體的文學創作手法上，正如藏原惟人所主張的那樣：

戰後，日本在美國單方面占領之下致力於政治改革，實現瞭政治的民主化，這為戰後經濟的重振奠定瞭基礎。1951年朝鮮戰爭的爆發，為日本經濟的復蘇提供瞭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日本抓住為美國生產軍需產品的機會，迅速地完成瞭戰後經濟的重建。從1955年到1973年，是日本資本主義經濟進入高速發展的時期。1960年，日本池田內閣宣佈實施"國民倍增計劃"，發起瞭一場消費革命，這是日本現代經濟騰飛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實際國民收入增加瞭一倍。1968年，日本一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之後，日本為瞭減少經濟發展對於石油資源的依賴度，大膽地調整瞭產業結構和經濟政策，並宣告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束，日本社會由此開始全面進入大眾消費時代。這是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在整個二十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日本舉國上下都沉浸在經濟繁榮的狂喜中。從1970年至1985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瞭百分之四百五，而且成為瞭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像這樣，在經濟繁榮的虛象背後，日本國內的階段對立被暫時懸置起來瞭。

但是，進入九十年代之後，日本此前順水順風的經濟發展盛況急轉直下，出現瞭長達十年之久的經濟蕭條時期。在這一時期裡，勞資雙方的矛盾及其他社會矛盾都開始顯現出來。所謂的"一億中產階層"的榮光也開始褪色，貧富差距開始加大，此前一直處於隱蔽狀態的階級矛盾逐步升級。目下，年收人達不到兩百萬日元的青壯年勞動者的人數高攀至兩千萬左右，占到瞭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若以日本政府規定的年收人一百二十萬為貧困底線的標準來衡量的話，這些人都已接近貧困的邊緣，這些低收人的人群被稱作為"新貧人口"。從日本政府所公佈的勞動力人口統計數字表明，臨時雇傭者已占瞭整個勞動力的三分之一。換句話說，占勞動力三分之一的人群處在瞭朝不保夕的不安定的狀態中。這些非正式的雇傭合同工收入低廉，其結果勢必會造成龐大的新的貧困階層。他們雖然沒有失業，但是隻能維持最低的生活。他們對僅由民族主義這一紐帶連接起來的"日本人"、"日本國"漸漸失去瞭認同感。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現狀之下，沉寂瞭數十年的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近年來悄然走紅。為瞭紀念小林多喜二誕辰一百周年，在白樺文學館的主導之下，從2003年至

2008年的五年間，先後在東京和中國的河北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舉辦瞭小林多喜二國際學術會議，高度評價瞭其文學所具有的不朽的魅力。更為重要的是，小林多喜二文學不僅引起學界的關註，還在市民社會中刮起瞭一股旋風。在2008年，僅由新潮社出版的《蟹工船》文庫本就狂銷瞭50萬冊左右。

客觀地說，從小說的藝術性來看，《蟹工船》並非無懈可擊。關於這一點，早就有論者指瞭出來：

《蟹工船》之所以受到追捧，一個最大的理由就是新的貧困階層從《蟹工船》所刻畫的勞工的命運中真切地看到瞭自己的影子，可謂是感同身受。正如論者所言：

就在《蟹工船》發表後不久的1929年10月，美國華爾街的股市遭到瞭重創，由此引發瞭席卷世界長達十年之久的經濟大恐慌。無獨有偶，在《蟹工船》問世迎來八十周年之際，同樣源自華爾街的住房次貸危機再度引爆瞭全球性金融危機。這一前一後兩次發生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有力地印證瞭小林多喜二對於資本主義世界潛在危機的把握。這不是說小林多喜二有神機妙算的本領，而是在於他所觀察到的存在於資本主義制度中的根本性矛盾還遠沒有得到解決，這樣的危機必然還會迎來再度的輪回。

資本主義體制必然會遵循資本自身的邏輯來推動其運轉，而資本的本質是貪婪的，就在於榨取更多的剩餘價值。在如此前提之下，就必然會產生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兩個對立的階級，這簡直就是一種宿命。每當資本主義經濟落潮的時候，隱藏著的階級鬥爭的鬼魅就會浮顯出來，動搖資本主義制度的根基。

消滅階級差異，走向共產主義的大同世界，這是小林多喜二等左翼浪漫主義者曾經用生命繪制過的藍圖。共產主義或許隻是一副永遠在地平線上移動的壯美的遠景圖，在這個烏托邦沒能實現之前，階級差別和階級鬥爭將會永遠地存在著，小林多喜二的文學也就還會有存續的普世價值。也許有一天階級消亡瞭，那麼《蟹工船》也就完成瞭它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