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望花南街,博物馆建成于1991年,主体建筑采用碑馆结合形式。该馆是为警示后人勿忘“九·一八”历史而修建,馆内以丰富的史料向人们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和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
1997年9月,“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在原残历碑和地下展厅的基础上于开始扩建,1999年9月18日正式落成开馆,建筑群由残历碑、警世钟、胜利碑、主馆构成。 新馆总占地面积3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600平方米,开放面积9180平方米,展线长510米。
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 墙面雕塑 —
名为《国难》的雕塑作品,由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雕刻系创作,镶嵌在博物馆南面的墙上。雕塑借由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再现了九·一八事变后,国土失守,山河破碎,东北锦绣河山惨遭日寇蹂躏,生灵涂炭,黑土地区在流血呻吟。雕塑用四十六吨青铜浇铸,国难之耻,永世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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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奋起》的雕塑作品,镶嵌在博物馆的东面墙上。雕塑共分四个部分,分别再现了东北义勇军奋起抗日,英勇杀敌;爱国学生走出书斋,点燃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燎原之火;亿万军民用血肉垒起新的长城;中国人民最终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等场面,总体表现中华民族抗争、昂扬、胜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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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历碑 —
巨大石雕台历上密布著千疮百孔的弹痕,隐约可见无数个骷髅,象征著千万个不泯的冤魂在呐喊和呼号。右面的一页铭刻着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最悲痛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左面的一页镌刻着“九·一八”事变的史实:“夜十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攻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降临,人民奋起抗争。”整个建筑庄严肃穆,风格独特,既有现代化特点,又不失民族风格,让每个参观的人都会记住那个“国耻日”。
— 警世钟 —
在“残历碑”的前面有一座警世钟,悬挂在三角形的支架上。锈迹斑斑的钟身上铸造著醒目的铭文:“勿忘国耻”。
—“柳条湖”爆破地点碑 —
警世钟的旁边,倒放著一座“九·一八”事变柳条湖爆破地点碑,是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者修建的。此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由基座、碑身、碑顶三部分组成。基座成梯形,碑身为方锥形,与碑座衔接处为正方形,碑顶为炸弹尾翼形,三翼间距为七十六厘米,埋深为二百六十厘米(俗称“炸弹碑”)。这块碑既无碑志,也无铭文,碑身高七米,下面梯形基座,上书“爆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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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战祈愿 —
“残历碑”广场的一侧,黑色大理石碑面上镌刻着“反霸权、反战争、反侵略”醒目的大字,是日本友人组织的“侵华历史传讲会”在“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时建立的。
反战碑旁还有日本反战人士献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和平祈愿柱。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共设有7个展厅,展览照片800余幅;实物300余件;文献、档案资料近100件;大小型场景19组;雕塑4尊;油画、国画等20余幅。
博物馆的序厅是不等边的方形。四周的墙壁镶嵌有高低起伏、连绵不断的白色山脉浮雕。在灯光的作用下,白山倒映在黑色大理石地面上,营造出白山黑水的壮美景象。
展览分为六个部分,由1000多幅历史图片、六百多件套文物史料、二十多个大小场景、十组雕塑、40余幅油画、国画等资料结合各类辅助结构,深刻地反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件进行殖民统治及对我国东北人民的血腥罪行,同时也深刻再现了东北人民浴血奋战场景。
第一部分为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展示了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其侵略矛头直指中国的全过程。
第二部分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与东北沦陷。通过雕塑“流亡恨”、“柳条湖事件沙盘演示”、“蒋张会晤”、“沦陷后的沈阳西城门”等展示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全过程。
第三部分为日本在东北的血腥统治。通过雕塑“矿工血泪”、“沈阳宪兵原址地基复原场景”、“河坎子'集团部落'立体沙盘”、“平顶山遗骨”、“731部队人体解剖和细菌实验”等展示了我国东北同胞在日寇血腥殖民统治下遭受的那段屈辱惨痛的血泪史,和日寇在我东北犯下惨绝人寰、万恶不赦罪行的罪恶史。
第四部分为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通过雕塑“白山魂”、“痛歼邵本良部”、“'露营歌'大型场景”、“狱中的赵一曼”、“'火烧日军飞机场'影视合成箱”、“抗日场景”等表现了中国人民打击日寇、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将军在诗中写道:“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入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设计人员根据史料制作了雪后的大片白桦林,重现了抗日战士围绕篝火团团而坐的露营场景。
第五部分为日本扩大侵华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介绍了从1932年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到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期间,我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迭起,先后发生的“上海保卫战”、“长城抗战”、“哈尔滨保卫战”等。
第六部分为全国抗战爆发与日本侵略者的最终下场。展示了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受到了正义的审判,8年间中国人民英勇抗战,最终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历程。
第七部分为中日两国人民以史为鉴盼和平。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97年9月6日,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参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时,曾在此碑下写下了“以和为贵”的和平誓言。中日两国政府及人民经常互相往来,加深友谊。展示中告诫人们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中日两国人民要以史为鉴,热爱和平,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 刘仲明的相机 —
1931年,国际联盟组织(简称:国联)派遣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真相。巩天民、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等九位沈阳各界爱国人士不畏牺牲,搜集了大量日本侵华证据,被敬称为沈阳“九君子”。医学教授刘仲明以相机为“武器”,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日军侵略东北、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证,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军侵华行为的定性提供了重要的影像材料。
— 《TRUTH(真相)》 —
为揭露日军侵华事实,沈阳“九君子”将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到的日军侵华罪证译成英文、装订成册,并在外包蓝布袋正面绣上“TRUTH”(真相)字样。几经周折,这份材料被秘密递交给国联调查团。300余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拼凑伪满洲国的各种命令、布告、报道、目击证言以及大量图片等日军侵华的直接罪证,是《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军侵华行为定性的重要证据。
— 子弹头 —
1932年中秋节过后,侵华日军在平顶山制造了一场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这5枚锈迹斑斑的子弹头,于1971年在抚顺平顶山惨案遗址出土。这些沾染著平顶山无辜平民鲜血的子弹头,是侵华日军屠杀无辜百姓的铁证。
— 左秀海狱中书简 —
“所恨者未能杀敌首万千,以消我胸中豪愤耳。”“九·一八”事变后,积极组织领导凤城县抗日救国活动的左秀海不幸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37年1月,身在狱中的他用铅笔在黄色稻草纸上写下留给妻子的遗书,字字泣血。1937年农历正月二十二,左秀海被奉天日本陆军军事法庭以颠覆罪非法宣判死刑,英勇就义。
— 宋铁岩的书箱 —
1937年2月11日,东北抗联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在与日伪军的激战中壮烈牺牲,将热血洒在了他誓死捍卫的白山黑水间,年仅28岁。这个书箱是1926年宋铁岩结婚时新做的书箱,盖内有他的笔迹。他曾用这个书箱在家中存放日记、信件、保密文件和进步书刊。
— “还我河山”手提兜 —
车向忱夫妇用过的手提兜上,“还我河山”四个字依然清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教育家车向忱多次往返关内外,积极组织抗日救亡运动,还创办了许多平民学校。这个手提兜原为白色,历经岁月和战火,现已陈旧发黄。布兜正面绣有黑色“收复东北失地,1938”字样,背面写有“还我河山”字样。
— 靰鞡鞋 —
这是一双造型奇特的鞋:鞋面抽成一圈均匀的褶儿,褶儿后面是一个向上凸起的“舌头”,鞋口周边再窜上细细的牛皮带子。这种鞋被称作“靰鞡鞋”,是抗战时期东北抗联战士们冬日作战的重要“装备”。靰鞡鞋用厚厚的牛皮缝制而成,既温暖又舒服。
— 抗联被服厂缝纫机 —
日本侵略者为稳固伪满洲国殖民统治,集中兵力“围剿”东北抗联。将士们不仅面临着复杂艰辛的作战环境,后勤补给在层层封锁下也捉襟见肘。为保障战士们的后勤供应,抗联被服厂用这些缝纫机赶制军装及后勤备品,为前线将士送上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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