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与语言产生于不同的源头,思维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前语言阶段,语言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前思维阶段。这二者被称为:前语言的思维与前思维的语言。思维与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平行的,两者会在某一点处进行交汇。在此之后,思维与语言相互影响、促进,并共同发展。
“思维决定语言论”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先于语言的产生而产生,思维起著决定语言的作用,即发生在人类头脑内部的认知发展决定了人类使用音义结合符号系统的表达方式。
这一论断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证明:
首先,从婴儿到成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思维水平在逐步提高,从而说出的话,写出的文章在内容上越来越丰富,结构上越来越复杂。
其次,思维包括多种类型,而直觉的、潜意识的、灵感式的思维无法用语言传达。语言只能表达特定的几种思维形式。
最后,表达的过程是用语言描述头脑内部的认知图式,而当我们没有思考清楚时,语言的表达会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语法错误也会频频发生。所以思维发生在语言之前,思维决定语言,语言随着思维的发展而发展。但语言具有固著性与局限性,“物谓之而然”,语言一旦产生就不能随意更改,而且只能表达思维的一部分,就像露出水面的冰山,在海平面以下是深不见底的思维世界,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思维决定语言,正常儿童有音节的语言出现在感知-运动阶段的末期,首先出现的是“单词句”,其次出现的是“双词句”,从保持最少限度的必要信息量开始并逐步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充。儿童内在认知发展水平低,语言相应简单;内在认知发展水平高,语言相应就变得复杂。与此同时,皮亚杰认为在语言产生之后从广度和速度上大大推进著思维的发展与完善,这一点从三个方面得以体现:首先,语言通过叙述和回忆促使思维逾越动作的速度;其次,与感知-运动阶段相比,语言使思维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最后,思维通过语言能同时表达一个有组织的结构的所有因素。皮亚杰在《儿童心理学》这本书中写到:儿童借助语言从感知运动性思维的直接动作中解脱出来,这时认知活动以空前的速度和广度快速进行。
但皮亚杰的理论有自身的边界,他的理论在个体发生学领域,如果将思维与语言之间关系的问题扩展到种系发生学,皮亚杰的理论将不再成立。皮亚杰的理论无法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成年的类人猿相当于人类六、七岁儿童的智力,既然思维决定语言,那么为什么类人猿却不会使用语言进行交际?
海德格尔将语言命名为“存在之家”,认为语言是在场之庇护。一个民族的语言构建了这一民族独特的思考方式和文化传统。海德格尔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写到:绝没有一种自然语言是那种无命运的、现成自在的人类自然的语言。一切语言都是历史性的。我们始终被嵌在语言的本质当中,决不能离开语言而从别处来寻找本质。十九世纪法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每个人不管讲什么语言,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特殊世界观的承担者。因此独特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形成是通过语言这一手段才得以实现。
比如,我们用汉语讲出“明月”这一词语,在头脑中会涌现故乡、思念,会想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汉字“雨”,上声,在这个汉字中饱含了诗情画意,会让我们想到杏花、春雨、江南。这是moon、rain所不能带给我们的思维延展与文化记忆。因此,汉语和其书面表达形式—汉字,两者共同形成了汉民族的集体思维方式。
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认为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对同一客观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真实的世界是建立在语言习惯的基础之上。他的这一观点后来经过沃尔夫的发展,被普遍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沃尔夫认为不同的语言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任何个人都没有自由来完全不偏不倚地描述自然,即使在他认为自己是最自由的时候,他也是被迫采取了某些方式进行解释。因此语言对思维有着“牢笼”般强制性的禁锢作用。语言先于思维的存在而存在,对认知起决定作用,是每种独特思维得以形成的基础。例如:英语属于严式语言,语义的理解主要靠句子内部的语法结构,是一种从局部到整体的理解方式,因此英语形成的思维模式重个体,重分析和逻辑推理。汉语是一种从整体到局部的理解方式,属于宽式语言,我们对语义的理解主要靠上下文、语境,因此汉语形成的思维模式重在整体和领悟性。在严式语言基础上所形成的西方哲学依靠严格的逻辑形式追寻确定的、纯粹的关于外物的知识,而在宽式语言基础之上形成的中国哲学,包括儒家、道家和中国佛教思想都具有“洞见”真理的特点。洞见和逻辑推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思考工具,从而形塑了两种不同的精神文化传统。
在上一节中提到语言只能表达思维的一部分,但在这里思维又不得不通过语言进行揭示,也就是说语言足以创造出一个世界。语言使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成为可能。齐天大圣就是吴承恩笔下的“真实”,一种艺术的真实,从而形成了文化的真实和思维的真实。语言有创造“真实”的魔法。在语言学科幻电影《降临》中,女主角学会了外来物种不受时间限制的语言,从而获得了不受时间限制的思维,从而“穿越”与“预见未来”。这部影片以科幻的形式构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语言,从而扩展出一种消除线性思维的可能性。
如果“语言决定思维”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天生的聋哑盲人就没有思维了吗?显然,这一观点太绝对,语言只是深刻影响人类思维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起单方面的决定作用。
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理论范围是种系发生学,他在《思维与语言》这本书中对思维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做了较完善的界定,并提出了前思维的语言和前语言的思维两种概念。以下将维果茨基关于思维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三方面:
首先,思维与语言的发生不同源,思维有思维的发生源头,语言有语言的发生源头。思维与语言的发展彼此独立,两者分别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蔓延向前。人类和类人猿的遗传基因有差异,这微小的差异是一种原始的偶然性,就是这种偶然性导致类人猿不可能产生语言。思维和语言就像两个相交的圆圈,在这两个圆圈相交的部分中思维与语言同时发生,这一部分被称为言语思维,只有人类拥有言语思维。言语思维没有包括思维的所有形式和语言的所有形式,思维中很大一部分与语言无关,而语言中大部分也不涉及思维加工。思维与语言的会和,不仅在儿童身上,而且在成人身上,都是一种局限于特定范围的现象。
其次,思维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前语言阶段,语言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前思维阶段。思维的前语言阶段:在儿童思维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阶段被称为“黑猩猩期”,即儿童初期的智力反应并不依赖语言,在语言产生之前,不管是儿童还是类人猿,他们的各种活动在主观上已经拥有了意义,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将目的与行为加以区别,是思维的萌芽。语言的前思维阶段:儿童在学会语言之前已经会使用一些示意性的手势,会用哭叫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这表明儿童的一些动作、哭声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社交功能,已经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语言并不依赖于语言材料,即并不依赖于声音,例如聋哑人的手势语言是通过动作表述意思。不论是声音还是手势,重点在于这一信号的功能性用途。黑猩猩或类人猿的手势、发声仅仅源于情感,与本能密不可分,以条件反射的方式与外在刺激相联系,并不具有社交功能,因而在其身上并没有思维与语言之间非常接近的一致性。
最后,思维与语言就像双股绳,分别从不同的源头出发,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一点上汇合在一起,这就是儿童学会语言的关键时期。儿童学会语言的初期,命名只是物理性的指称,随着儿童认知、思维的发展,对事物的指称没有变,而其中的词义越来越丰富,这是与环境互动所导致的结果。例如:“妈妈”的词义,最初是食物提供者,之后有了“安全感”的含义,继续发展增加了“爱”的属性,往后发展产生了“孝顺”的意义。从儿童学会语言这一关键时刻起,语言开始为智力服务并受其影响与制约,思维也开始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并受到语言的形塑。
思维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复合的过程,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言语,单单理解词语、句子的意思是不够的,还要深入了解别人的思想,走进他人的历史,解释其思维的运作方式。我们自身在表达思想的时候要做到孔子所讲的“慎于言”,就是要言之有物,不能仅仅是空洞的辞藻,不能只是将语言作为一个工具而忽视其中所蕴含的意义。维果茨基在《思维与语言》中写道:一个词一旦没有了思维便成了死的东西,而一种思维如果不通过词来体现也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思维和语言在某种程度上用不同于知觉的方式反映现实,两者是开启人类意识本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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