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爾登，當代作傢，1986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著作有《玻璃屋頂》《中國好人》《七日談》《亦搖亦點頭》等。他被看做是王小波後第一文章高手。

書裡，刀爾登從中國歷史個案入手，以現代視角審視歷史，具體入微地分析在儒傢文化影響下，個人在歷史中的處境，戳穿瞭許多舊準則裡的邏輯謬誤，還原瞭長期被扭曲的道德混亂。本書啟發讀者從個人角度看待歷史，學習識別傳統文化和群體中的壓迫因素。

本書觀點：在儒傢文化的影響下，中國歷史上的個人與群體關系很不正常，在舊傳統裡幾乎找不到個人自由空間。以群體名義進行的道德綁架，使人人背負著空泛沉重的責任；缺乏自我意識和道德判斷能力，讓人盲從暴行；對獨立精神的堅持，則始終困難重重。這些病征至今纏繞在中國人的精神深處。正視歷史，通過反思建立新的常識，是當代人尋求思想獨立的基礎。

《舊山河》是一本講中國歷史的隨筆集，作者刀爾登給我們帶來瞭許多對歷史片段的生動解讀。

人們解讀歷史，大多有現實需要，希望借歷史來揭示現實問題的形成原因和可能後果，從中尋找解決辦法。對歷史的解讀有段位之分，比較低級的一種，叫做影射史學。它表面上講一個歷史人物，但誰一聽都知道是在對應和影射當下的某個人，雖然用於泄憤很方便，但因為大量運用斷章取義、扭曲比附的手段，沒什麼史學價值，歷史是不可能那樣簡單重復或移植的。有一段時間流行過采用這類解法的書，但讀者很快發現這對解決問題沒有任何幫助。

什麼是高級的解法？我們首先會想到黃仁宇的大歷史觀，他的《萬歷十五年》，一刀切開那個年代，用現代的經濟學、政治學做工具，進行全景式的掃描，它的高級，在於開辟瞭新方法和新視角。《舊山河》代表著另一種高級解法。作者刀爾登對歷史不做影射和臆測，采取的是還原和解析。他喜歡用邏輯和常識來推理一個歷史材料，或者一個早有定論的道德命題，一直推到我們的意料之外、邏輯之中的局面。

這本書好像其貌不揚，看上去，就是53篇隨筆而已，每篇還不到兩千字；所涉及的歷史時段倒是不少，上至先秦，下至明清，人物更是龐雜，有正德皇帝、嚴嵩、吳三桂這樣的帝王將相，也有嵇康、賈誼、李卓吾這樣的文人墨客，還有大太監劉瑾、“女子禍國論”的最早代表夏姬這樣不好說算哪一類的歷史人物，作者好似隨意地從某個人的遭遇，某個歷史事件的細節裡生出瞭一段段的剖析和論述。《舊山河》這本書就像一道歷史隨筆的傢常菜，看似普通，味道卻又神奇又高級。

先講講神奇在哪裡。這書奇，首先就奇在它的作者刀爾登是位奇人。刀爾登是筆名，或者說網名，他本名叫邱小剛，是位幾乎不露面的神秘作傢。據說，他最怕人提他是以1982年河北省高考狀元的身份考進的北大中文系。

上世紀八十年代，北大校園裡遊蕩著無數披頭散發的詩人和作傢，個個氣宇不凡，人人恃才傲物，但許多人都說，上下幾屆文科數個院系，論學問、聰明和才華，邱小剛是第一。他的名氣始自網絡論壇，在當年的BBS時代，他的網名是三七，那時就有“海內中文論壇，三七才氣第一”的話。近年來，他出版的著作，被許多專傢作傢讀到，連連驚呼為神奇，評價是王小波之後的第一文章高手。他雖然不在學術圈內，但浙江大學教授繆哲等許多專傢都對他的人文修養十分推崇，甚至自嘆不如。清華大學副教授劉瑜在本書序言裡說，刀爾登是少有學歷史既學進去又學出來的人，能用反思的眼光看待歷史的波濤洶湧。

再來說高級之處。許多學者努力在歷史中尋找自然規律，希望掌握與歷史發展相一致的邏輯，擁有預測的本領。刀爾登則著重分析某個人、某個群體在歷史中的活動和處境，順序是先個人後群體，再到社會國傢和時代，這樣的視角自由而動態，也更便於還原歷史本質。

英國哲學傢科林伍德說，“歷史是人的自我意識的表現方式”，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將歷史定義為“人的理性不斷發展的過程”，人本主義也是馬克思的歷史觀準則，說到底，歷史就是人在活動。刀爾登對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識在歷史中的遭遇的觀察，看上去悠閑的節奏，卻有非常豐富的內容，而在快出現結論時，又總戛然而止，或者故意丟開，去說別的，這是他的刁鉆之處，雖然讀著舒服痛快，但合上書，又想不起他說的是什麼瞭。這刁鉆的外表下，其實是對讀者的尊重：作者願意幫你梳理常識、還原邏輯，為你提供發散的視角，但不想代替你思考，這形成結論的下半段，要交給你自己去完成。

那麼，我們一起來總結總結，在《舊山河》的53篇隨筆裡，是怎麼討論個人與群體的關系的。如果我們用哲學、政治學、制度經濟學這些現代思維工具重新審視中國歷史，會有個觀察結論：在儒傢文化的影響下，中國歷史中，群體與個人的關系很不正常。比如，現代國傢價值體系裡普遍強調的個人自由，在舊環境裡完全找不到。那時候，個人存在的全部意義，隻是完成自己在群體中的職責。要知道，群體和個人的關系，是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的基礎，因為這個基礎從來都不正常，才會在政治和社會層面上，一再重現糟糕情況。

基於這個觀察，《舊山河》裡的隨筆，多次觸及瞭下面三個具體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時刻關註群體的重大問題，真的好麼？第二個問題是，歷史上有過許多的盲目殺戮和隨意破壞，參與者原本是平民，好像是一夜之間就變成瞭殘忍的暴民，他們都是怎麼來的？第三個問題是，在儒傢體系中，個人需要在群體裡安身立命，就連動蕩中的暴民，也是成群結隊活動。那麼，中國歷史上那些特立獨行的人物，他們具備瞭哪些要素，才能夠堅守獨立的精神？下面，我們來一個個看。

第一部分

時刻關註群體的重大問題，真的好麼？儒傢向來有極強的使命感，始終在思考“天下和民族命運攸關，應該怎麼辦”，始終堅信“輔佐明主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儒生身為孔子之徒，有這樣的憂慮，是義務和本分。這種使命感滲透下來，幾乎成瞭所有人的道德標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打小就貼在教室裡。沒有儒傢傳統的西方，幾乎不可能體會我們這種整齊劃一的責任感。現在的國學演講，還經常以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那四句話開篇。

《舊山河》告訴你：這類憂國憂民，憂的內容基本一致，都是怎麼辦和舍我其誰，質量也低下。因為人類已經探索瞭宇宙，天地概念早就變瞭；現代國傢，人人平等，用不著別人代替他立命；古今中外文明中有許多偉大智者，又該繼承發揚哪一個的思想；如今強調發展和競爭，萬世不變的太平也不再被向往，還沿用這類老問題和老答案，已經沒什麼價值瞭。最可惜的，是儒生們除瞭憂國憂民以外，很少思考自己的生活，形成其他的思想成果。對強行以天下為己任，刀爾登在另一本書裡幹脆叫它“以天下為狗任”，意思是越沒有獨立的精神，越喜歡這樣的宏大責任。

古代的思想者在如何“為萬世開太平”這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完全不成比例。古代的思想者，最大的話題，最大的心事，無非是對政治權力的安排。許多人讀古代諸子的著作，會產生厭倦之感，因為說來說去，總是先磨煉自己，再配合君主，君臣齊心打造儒傢理想中的等級社會那一套話，看一種還新鮮，看瞭兩千年裡的書就會想：為什麼不換些話題，換種想法呢？從先秦諸子到明清之交的思想傢，殫精竭慮，苦思出路，但並沒有想出什麼。他們對舊弊病批評起來頭頭是道，一旦試圖尋找答案，又總是繞回舊經驗和儒傢的舊框架。從我們今天的思考來看，他們的工作，甚至沒有構成思想的基礎。

比如說，晚明大儒劉宗周，是當時士人中最傑出的一位，個人品格也十分高尚。崇禎九年，內外交困，時局已經到瞭危亡地步。皇帝問計，他答曰：隻要你真心誠意，以堯舜為榜樣做個好皇帝，就能從根本上解除關內關外的軍事威脅。連崇禎都嫌他迂腐，又問現在情況緊急，該當怎麼辦啊？他又回答，文官不怕死，武將不愛錢，天下自然太平。話雖然在正統中都對，但說得實在不是時候。然而從他的身份來說，不說這個，也說不出什麼別的。

這樣的場面，自漢代開始，到兩晉隋唐、兩宋明清，時時上演，有時滑稽可笑，有時淒慘悲涼，刀爾登舉瞭個既悲慘又荒誕的例子來形容這種往復：二三十年前有篇舊報道，說有傢人把農藥灑在瞭面口袋上，舍不得扔糧食，就把沾瞭農藥的上層面粉撣掉，用剩下的面做饅頭，結果全傢吃瞭饅頭以後進瞭醫院，男主人死瞭；農婦哀痛過後，想饅頭用面多，包餃子想必無事，結果吃完餃子，又毒死瞭一個女兒；農婦不敢再吃這面，又拿它喂牛，結果又把牛毒死瞭。古代的每一次改朝易代，都發生一次大規模反思，但是反思來反思去，本朝代該犯的錯誤一個都不會少，又以相同的結果收場，總是把牛又給毒死瞭。

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思想局面？有三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是因為思想工具的貧乏。這種情形，王小波說得幹脆：“儒生們從經典裡學到一些粗淺原則，就覺得自己懂瞭春秋大義，站出來管理國傢，妄斷天下的是非曲直，大明帝國成瞭他們交的學費，大清帝國又是他們交的學費。”而且，人在缺少相關的人類活動時，是沒辦法做出超出經驗的政治設想的，也就是說，思想一旦被限定在儒傢范疇裡，行動起來就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想也不可能去做什麼社會實驗，去探索另一種制度可能。

另一個原因，是即便面對真相和事實，人們也未必容易接受。即使有全人類經驗可供學習的今天，現代性的思想也很難被順暢使用。人的價值體系一旦固定，再學新知雖然歡欣鼓舞，但一有機會總是要回去。比如上網看新聞，如果你不喜歡“月亮國”，一旦看到標題裡有月亮，幹脆不打開，再過幾年，可能就會相信世界上根本沒有月亮瞭。

第三個原因，是儒傢自身的問題。古代的思想者，幾乎都是在權力中反對權力，在體系中反對體系。漢代董仲舒以後，皇權和儒學，都在使用儒傢思想工具，本來是隻有邁出去才能獲得答案的，但即便填寫新詞，用的也是共同的曲譜，結果是又一次加固瞭思想的籠子。

儒傢思想作為凝聚群體的有力工具，特長是能使其中的每個個體都找到自己的使命，顯得精神生活也很充實，簡直不再需要獨立精神瞭。這種思想框架導致的後果是，“以天下為己任”被定義成瞭讀書人的職責，儒生們幾乎是搶著或至少裝出搶的樣子去主動承擔。要知道，一個讀書人，尤其在激蕩時期，如果不以天下為己任、閉口不談國事，會被看做沒有心肝。這形成瞭一種巨大的浪費：古代中國最卓越的頭腦，在這方面下的功夫最大，不知不覺地犧牲瞭許多學術的前程。

古代的政治思想傢，往往也是文學傢、科學傢、醫生，古代的科技實踐者雖然是工匠，但有能力搜集整理和傳遞知識的，仍然是掌握知識權利的士人。如果他們的頭腦不被“為萬世開太平”這類命題占滿，而是用在別處，一定會有更大作為。比如明清之交的顧炎武，對待反清復明的事業，有一點兒若即若離，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不錯，四處觀覽，嘴上說是為瞭復興之計，也沒忘瞭滿足自己的地理學興趣，這種三心二意，引起當時很多志士的不滿，其實也有些道理。天下興亡，判別標準應該是個人是否有機會實現幸福。如果天下隻要求犧牲和放棄，“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那興亡又有什麼分別？

群體雖然和每個人有關，但群體的問題，有細化分工下的專業解決途徑，群體的責任，該由群體共同承擔，個人應該隻承擔個人的責任。去關註你喜歡關註的問題，幹你認為自己該幹的事。從許多具體的細節做出貢獻，你也許會發現，我們已經用生活回答瞭這個問題。

經刀爾登這麼一說，我們才發現，古往今來，“胸懷全天下”之類的壯志，未必是人人必備的義務。儒傢當初那樣倡導，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有向善的道德趨勢，時刻準備“我為人人”，當然是最大善瞭。可是，我們也會有點兒好奇：既然人心中都有向善的種子，為什麼歷史上群體參與的野蠻殘忍事件卻那麼多，這善花又是怎麼結出累累惡果來的呢？

第二部分

抗擊清軍的袁崇煥是在京師人民的謾罵聲中，被推到京城西市去凌遲的。一路之上，全城百姓出動，無不咬牙切齒。劊子手從他身上割下肉，百姓就上來搶，放在嘴裡嚼著解恨，據說賣到瞭一兩銀子一塊。當然，他們是中瞭皇太極的反間計，聽信瞭袁崇煥私通後金是國傢的叛徒。但為什麼那麼容易中計，又為什麼人人都表現得如此兇殘？這就要分析那時京城人的心態瞭，他們生活在來自關外的威脅之中，終日驚恐，精神緊張脆弱。他們覺得自己在做一件處死叛徒的正義之事，越狠越有理。即使日後知道袁崇煥是被他們冤枉的，他們也會認為受騙的是皇帝，不是他們。直到今天，辨別真相也不是容易的事兒，容易的辦法，就是把自己從辨別真偽的負擔裡解脫出來，讓別人告訴我誰是壞人，我隻負責吃掉他。

這就不難理解，暴民是怎麼產生的瞭。很簡單，隻要放棄幾樣東西即可，首先是沒有自己的原則。沒有原則的人群最容易被驅使作惡，用利益，用危險，用激情，用隨便什麼東西。有時，沒有原則是從兒童開始就訓練好的；有時，則是個人為瞭集體歸屬感而主動放棄。

舉個例子，假如某個國傢、某個村莊有一個人，他有三條原則：不殺人、不偷盜、不騙人。第一個星期，他的朋友殺瞭人，出於對朋友的愛護，他開始處處為朋友辯護，將信條也改成“殺人並不一定不好”。第二個星期，一輛汽車在他傢村口拋錨，被村民搶瞭個精光，他覺得自己必須向著鄉親，第二個信條也被修正為“偷東西有時是高尚的”。到瞭第三個星期，國傢出瞭一些騙子，他是堅定的愛國者，幹脆拿出“人類就是弱肉強食”之類的道理去論戰，乃至覺得詐騙才是愛國。所以，不到三星期，他就變成瞭另一個人，而這樣一個人，是很適合放進施暴群體的。

然後，是放棄尊嚴。自居弱者的人墮落最快，起初隻是激憤不平，下一步就允許自己跟著別人做各種壞事。他以為別人都會來同情自己，卻不知道外界的輿論和他所處的群體內部，其實大不一樣。明末時候的暴動和兵變，自然有官逼民反的樸素原因，但參與者常常覺得自己既然受委屈、受欺辱在先，便可以什麼都做，不僅反貪官和皇帝，也反社會，直到亂殺亂搶，向更弱者拔刀，喊出“大戶積錢還我債，小民養女是吾妻”這樣虎狼一樣的話來。

最後放棄的東西，是對自己的道德約束。對自己做道德約束，是能力，也是責任，當然也就有視為負擔的，覺得索性交給別人來決定算瞭。比如說，一個孩子在吃一塊肉，若是劈面搶來，他也許有點兒不好意思，但是如果有人下令，他奪瞭就走，就覺得心安理得，仿佛罪不在己。在描述這種景觀時，刀爾登的刁鉆勁兒來瞭：他提瞭個問題，這些什麼都做得出來的英雄好漢，怎麼不舍得留下自己的名字呢？這多麼可惜。他設想出一個場景：有位好漢爺爺活到七八十歲，聽子孫說起清軍攻克揚州後屠城的“揚州十日”，就說你們說的這事兒，爺爺是親歷，而且親手砍死瞭十好幾人，有老有小，有男有女。子孫提出這是否缺德，他老人傢大怒：放屁！這是長官的命令，與我有什麼幹系？自有旁人承擔，爺爺才不要管。我這平生得意之事，不能埋沒，快去找個石匠來刻塊碑把它寫上。

這種石碑，我們當然沒見過，那隻是煞有介事的諷刺。以殺害無辜為榮的心理變態者，總是罕見的。實際情況是，暴民隊伍解散以後，多數參與者並不理直氣壯，如果被追問，或者矢口否認，或者羞羞答答地說受瞭蒙蔽。他們當時自以為轉移瞭責任，事後遲早會發現那是虛假安慰。即便隻是道德審判，你也找不到當初那個鼓動自己的人瞭。這種事後像人一樣懺悔，而事前事中則像僵屍一樣行動的悲慘罪惡，每個人都該竭力避免才是。那些放棄瞭原則和責任，盲目跟隨邪惡的可憐可恨之人，加入的是主流群體之外的另一個群體，他們本人當然不想留下名字。從存在價值上說，在個人意識消失以後，除瞭接受審判之外，也不值得留下名字。

能在歷史上留下名字的，除瞭模范執行儒傢價值觀“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仁人君子，還有一類特立獨行的人，在當年，他們被視作狂人怪人，但在逐漸寬容的今天，我們說他們是具有獨立精神的人。在當時那樣一種群體和個人關系局面下，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這是我們今天想講的第三個問題，他們具備瞭哪些要素，才能堅守獨立的精神？

第三部分

具體說來，有三個要素，可以說正好和淪為暴民的步驟相反，也就是：堅持獨立的尊嚴、獨立的原則、獨立的道德。

獨立的尊嚴，也就是對自己獨立精神的尊重。表現出來，就是願意為之做什麼樣的犧牲，在古時候，很可能是生命代價。有個歷史人物，刀爾登在書中多次論及，就是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在刀爾登眼裡，嵇康是中國歷史上獨立精神的典范，但嵇康的遭遇，也是想在舊山河裡尋求思想自由者的典型悲劇。竹林七賢裡，嵇康的文學成就最高，也最有哲學傢氣質。後人說嵇康憤世嫉俗，其實他是不在意世俗，所求的不過是在混亂政局中我不惹你們，你們也別管我。但他娶瞭曹操的曾孫女，在司馬氏掌權的時期，這就是個嚴重的政治錯誤。嵇康自知危險，已經盡量小心瞭，王戎說與嵇康相知二十年，沒怎麼見過他喜怒形於色。但他畢竟個性高傲，還是時不時要小小發作一下。為瞭個性的自由，他在拒絕投靠司馬氏這事上，不肯做絲毫讓步，最後被殺，也可以說是求仁得仁。在儒傢體系裡，尤其是司馬氏即將取代曹魏那種時期，想追求思想和人格獨立，需要極大的道德勇氣。

說完獨立的尊嚴，我們來看第二個要素，堅持獨立的原則。這方面最典型的一位，是戰國的思想傢楊朱。楊朱將人的生命看得最重，主張人的生命屬於自己，且隻屬於一次，無論是財富、權力，乃至整個天下，都不值得拿去交換，他既不許別人侵奪自己，也絕不侵奪他人。他在當時影響巨大，占據瞭理論界的半壁江山，但他的著作卻沒有流傳下來，後人知道的一些片段，還是因為被他的對手引用，才得以保存。

其中最有名的一句，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也就是說，即便拔我一根毛就能換取天下人的利益，我也不幹，這自然是標準的個人主義。法傢說你給君主出力，君主給你好處，他不肯拔自己這根毛；儒傢說你歸仁，就能攤上一個好皇帝，生活既高尚又幸福，他也搖頭。他的理論，自然不能成為社會理想，但他強調生命屬於自己，該由自己做決定這條看似簡單的道理，卻又是在其後的中國歷史上最容易被忘掉的。他為什麼堅持一毛都不肯拔呢，因為很少有人是隻拔你一根毛的，拔瞭一根，總要有下一根，直到把你拔得光溜溜。

我們再來說說最後一個要素，獨立的道德。獨立的道德主要指一個人對道德有自己的獨立判斷，他所奉行的價值觀，不一定是被主流道德認可的價值觀，比如許多背負歷史罵名的人物，細分析起來，他們並非是真正的惡人，隻是價值觀和行為在當時顯得有些獨特。曹操是古代亂臣賊子界的代表人物，從他身後起，一直被罵到近現代，到瞭這幾十年，世人才逐漸承認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和推動作用，也接受瞭在道德領域為曹操翻案，說曹操是個復雜立體的人，並不是臉譜式的大奸大惡。其實更值得翻案的還多著呢。

五代十國時，五十幾年裡中原五次易主，有個叫馮道的在四朝為官，不拿喪君亡國當回事兒，常被後世忠臣孝子辱罵。而縱觀馮道一生，其實沒做什麼壞事，私德方面，比某些忠臣孝子也並不差。他的心胸開闊能容人，得罪他的人，乃至當面嘲罵的，他得勢時也不報復。他勸過異族皇帝不要殺掠，救下過因為違反買賣牛禁令的二十條人命，武將搶來送他的民女，他都送回傢去，遇到被遼兵俘虜的士女，他掏錢贖出送歸鄉裡。但這些以慈悲為懷的善舉，在忠字當頭的史學傢眼裡，都是小節，掩蓋不瞭他的所謂大節有虧。所以中國歷史上的名人，不是大兇大惡，就是大仁大善；這種偏狹的尺度，不是縱人為惡，就是逼人做常人做不到的犧牲。

實際上，孔子主張道德上的自主，孟子也講過大臣對君主的態度，首先取決於君主怎麼對待臣下和人民。但到瞭宋朝以後，則取消瞭君主的義務，再也容不下馮道這種普通好人。馮道能很好地活下來，大概是因為他對自己的道德有獨立判斷，是不太在意外人議論的明白人。

概括一下，獨立的尊嚴，是既然樹立瞭堅持自我的信念，便勇往直前。獨立的原則，是從理性上珍視自己存在的獨特價值。獨立的道德，是不盲從、不以環境為借口，堅持奉行內心的善良。這三條，任何時候，想做到都不容易，何況是幾乎沒有個人空間的古代，所以上面這些人物，顯得既可敬佩，更可同情。

除瞭剛才說到的三個要素，可能還得再加上一個條件：尋求精神獨立的人，更需要有對他人精神獨立的寬容。人人都有追求自由幸福的權利，但未必都有追求自由幸福的能力。在群體裡生活久瞭，就會希望所有人都和自己一樣，乃至恨那些特立獨行者。正如胡適所言：寬容比自由更重要。

總結

這本書的重點內容就說到這裡，下面來簡單回顧一下今天聊到的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時刻關註群體的重大問題真的好麼？雖然體驗上高尚，但這並不必要。大傢基於相同的經驗，憂愁一樣的內容，不會有疊加的價值，反倒浪費瞭許多優秀的頭腦，人們可以更多地去關註自己的人生、追求自己的幸福。

第二個，歷史上的暴民，都是怎麼來的？當人逐漸放棄瞭自己的原則、自居為可憐的弱者，甚至連道德責任都不想承擔時，就極可能變為暴民中的一員，睜著一雙血紅的眼睛看世界，在暴民的眼中，可恨的越來越多，可尊敬的幾乎沒有。

第三個，獨立之精神，有哪些要素？獨立的精神，要有自我思想的能力，要能堅守這一思想下的道德和守則，要始終不放棄個性的尊嚴。這並不容易，也可以說是十分艱難。

說完這三個問題，我們發現《舊山河》講的是歷史，關註的則是我們當下精神生活中的大問題。我們的講述，看起來都是在抨擊儒傢，其實並不是，因為儒傢長期影響中國政治、左右中國人思想，不說它說誰呢？儒傢自然做瞭許多好事，在保存和傳遞文化、有效管理社會、組織國傢政治等許多方面，它都曾經非常管用；但它肯定也產生瞭一些消極影響，它因為自己的權力實踐，逐漸成為政治實用主義，被世俗化為儒教，成為單一的社會價值之後，更是剝奪瞭個人自由的空間。

直至今天，倡導尋求思想的獨立、生活態度的獨立，仍然會遇到來自文化內部的困擾，年輕人每逢人生轉折，自上而下，聽到的大多是“這事別人都是怎麼樣的，所以你也該怎麼樣”，“別人都能這樣你為什麼不能這樣”，或者“人人都像你這樣，那可怎麼辦？”之類，很少有人告訴你，你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意願做決定，不必過於介意別人都怎麼樣這類事兒。這些新苦惱，往往都來自老困境。

除瞭引起我們對個人與群體、對精神獨立這類問題的思索以外，這本書還教給我們一種對歷史的讀法：讀史，既不必影射戲說，也不是非要尋找管理別人和勾心鬥角的原料，它可以幫助我們反思屬於自己的問題，結合新的思想工具，得出新的答案。“待從頭、收拾舊山河”再豪邁，也不如一片新的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