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厉王逃走了，至于是谁成为了周朝的实际领导人，不同的史书中间存在了争议，《史记》记载是周公鼻和召伯虎两个人共同承担起了国家的治理，因为是两个人共同执政，所以把这二人的执政时期称为“共和时期”。这里我先搁置争议，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周公（附录简略讲解周公这一制度的由来）。

周天子虽然身在周国，但却是天下的共主，治理的是九州万方，所以不能把周王简单理解为周国的国君，因为周公才是周国行政的最高长官，他才是周国的国君，同时也是周王身边的卿士。对于周天子和周公之间的的关系，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周天子就是苏联总书记，周公就是前苏联的俄联邦主席，总书记虽然人在莫斯科，但对俄罗斯的事物不直接进行管理。当然，这种混乱的治理模式到了春秋时期弊端逐渐凸显，因为后来除了周国谁也不听周天子的了，也造成了周天子和周公争权现象的出现，关于这个问题咱们以后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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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提到过，周王身边的卿士不只有一个人，卿士所在的卿士寮是一个机构，这个机构里同时存在着很多长官，重点是周王喜欢用哪个，周厉王时期芮良夫和荣夷公就都是卿士，但是周厉王更喜欢用荣夷公。这一次周厉王跑路了，荣夷公也不知所踪（史书上没记载），芮良夫和荣夷公一样，也在史书中彻底消失了。执政的成为了周公鼻，史称周定公，召伯虎和周公鼻共同执政，史称共和执政。然而，在《竹书纪年》和《帝王世纪》的记载中，却是另一种说法，这两本书认为，所谓的“共和”并不是指代两个人共同执政，而是指共伯和执政。

共伯和是共国的诸侯，史书只记载说这个人品德高尚，至于其他的资料很少。但是为什么会突然冒出一个共伯和，受制于史书的简略，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说是共伯和这个人“干王位”，这个“干”可以理解成“侵犯”、“篡夺”，总之不是什么好词；也有人说共伯和是“摄行天子事”，总之，因为那段历史距离后世毕竟较远，以我的能力和我所掌握的资料根本不足以确定这段历史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在后世出土文物上的铭文中史学界基本上认同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共和”指代的应该是共伯和，而不是周公鼻和召伯虎。

共和执政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之一，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有了明确的纪年，这是被史学家敲定了的公元前841年。在此之前，描述一个国君的在位时间多有参差，语言含混，但是从此之后，中国历史发生的事件基本上都是有明确的时间点划分的。共和执政一共是十四年，在最后一年，朝中公布了一个消息，那就是跑路在外的周厉王去世了，也许这个被人遗弃的王早就已经死了，只不过这个时间恰好适合公布出来。既然周厉王已经死了，共和执政便没有了存在下去的依据，天子之位还是人家老姬家的。所以共伯和将隐匿了多年的太子静请了出来，让他来继续做天子，公元前828年，太子姬静（又称姬靖）登基，史称周宣王。

宣王即位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面对自己死去的父亲，如何给他拟定一个谥号，谥号是对中国古代王侯将相的一生做出的盖棺定论，往往确定出一个谥号需要经过大夫们的几番讨论，而这一次大夫们经过讨论后给父亲商定的谥号是“厉”，《谥法》上说“暴虐无亲曰厉”，自己的爸爸喜提了周朝第一个恶谥，周宣王的心情可想而知。

谥法虽然是对封建统治者的盖棺定论，但是对待帝王则是极少在本朝就使用恶谥进行评价。原因也很简单，人家儿子还活着呢，并且人家儿子也是帝王，给老子起恶谥，就等于说“你爸爸那个王八蛋如何如何”，在称呼谥号的时候君臣都会很尴尬。汉朝的桓灵二帝那么昏庸，但是去查谥法，“桓”、“灵”都不是恶谥。杨广之所以被称为“隋炀帝”则是因为他的谥号是李渊给上的，如果按隋朝政府给上的谥号，人家叫“隋明帝”或者是“隋闵帝”，也都是往好的方面去进行强调。

周宣王登基时之初，周国已经连续三年大旱，这对于以农业为本的国家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用茅草和木料搭建起来的房屋出现了自燃的现象，火龙一会儿就蔓延到了周围的其他房屋，转眼间一片火海就吞没了整趟的建筑群。史书记载“庐舍俱焚”（今本《竹书纪年》）。周宣王叫来太卜，问一问这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太卜说道，这是周厉王在作祟。宣王很不解，如果说真的是我爸爸在作祟，那这场大旱在共和十年就开始出现又当怎么解释？宣王不禁怀疑自己的爸爸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他更不知道的是，眼下这群人五人六的诸侯大夫们还有多少事情在瞒着自己。好在这群人只是把责任推给了一个死人，没有责怪自己。太卜说让自己亲自祈雨，也许感动了上天，雨就来了，宣王不知道自己和龙王爷有没有那么大的交情，只能每天机械地闭关反省，至于这个刚登基一年的天子该反省点什么自己却又不知道，上天会给他这个面子吗？经过的无数次的祈祷之后，老天终于是下雨了，然而时间已经到了六月份（古农历），早已经过了需要雨的最佳季节，如果下得再晚一会都要入秋了，看来自己接手的又是一个烂摊子。（《帝王世纪》）

周宣王来不及想那么多了，眼下最重要的问题是犬丘已经被西戎族攻占，西戎在这里连抢带杀，估计也就是这个时候周宣王带着文武百官回到了镐京。镐京之前也曾经被西戎所占领，因为申国的帮助，西戎逐渐退却。

重新回到镐京的周宣王认识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秦仲，秦仲本是赢姓赵氏，自称是商朝遗臣飞廉、恶来的后代，当初武王伐纣，飞廉恶来父子保著殷纣王，被武王派人杀掉了。据说飞廉善走，实际上就是个长腿将军，为了杀他周武王甚至派人追到了海边。周宣王听着就感觉好笑，给自己攀个高枝找个祖宗却找了这么一个大奸大恶的人，也难怪，他就算说自己是根正苗红的华夏族也没人相信。

秦仲家的祖上造父最初是周穆王的司机，当初周穆王巡视天下的时候就是造父给赶得马车——当然，周宣王连周穆王长什么样都未必清楚，怎么可能记得住他的司机是谁呢？秦仲的太爷爷非子则是给周孝王养马的出身，华夏民族是典型的农耕民族，养马这种事情一般都不怎么会，秦仲的家族则常年和西戎打交道，对于养马这种工作很擅长，地处偏远地区，找良种马也不是不好找，因为养马养得好，被申侯所推荐，申侯能够推荐非子更关键的原因在于非子是申侯的女婿，本着这层关系周孝王直接让非子当了申侯的附庸。

此时周宣王见到了这个养马专业户的第三代传人，不用白不用，于是告诉秦仲，其实国家一直很看重你，如今西戎来犯，就你有经验，你去帮我打击西戎吧，并且说一句，你们家祖宗在犬丘那有个分支，在西戎入侵的时候捎带脚被简单地灭了个族，你顺便报个仇去吧。秦仲对自己的远支家族是否有情感不知道，只是感觉赵氏家族就要在自己的手中复兴了，虽然此时的周天子看上去窝囊得不行，还需要诸侯们帮衬著，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自己也是第一个能够与周天子如此近距离接触的赵氏传人，心情自然激动得很，看起来周宣王还是比较看重自己，还给自己上了大夫的头衔，于是秦仲率领着自己的军队和西戎军队进行决战，但是没想到一场战争下来，秦仲自己却战死了。周宣王对于这个情况表现得并不是很心疼，毕竟不是自己的嫡系，死了就死了，秦仲还有五个儿子，可以继续去使用嘛，如果赵氏家族真的被自己玩得满门忠烈了，那就给他们家发一个烈士的奖状，子女高考加个分，事情也就这么算了。当然，宣王还是希望秦仲的儿子们能够打败西戎的，为此周宣王还特意派了兵车七千跟随秦仲之子一起讨伐，兵车七千对于周朝时期的战争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足可见周朝对于征伐西戎的重视程度。

这一仗打得比较顺利，西戎最终被打败，周宣王也明白，犬丘这个地方自己是治理不好了，与其这样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于是将犬丘连同被西戎屠杀掉的赵氏家族分支的土地一起给了秦仲的儿子进行接管。嬴姓赵氏在这一刻起，实力迅速上升，秦仲的长子祺被封为西陲大夫，大夫祺的长子对父亲说，西戎杀了我爷爷，我不把西戎的酋长杀了我就不是我爷爷的好孙子，于是继续跟西戎拼命，估计是从此之后就没回来，大概率是战死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找一个其他的地方另立山头了。于是大夫祺死后，就将西陲大夫的位置给了自己的次子。他的次子在周平王时期建立了一个国家，就是后来一统天下的秦国。

话扯远了，咱们再说回来，在大夫祺攻打西戎的同时，周宣王重新组建了一套新的政府班子，成立了以仲山甫（樊姓始祖）、兮甲（即尹吉甫、尹姓和吉姓的始祖）为核心的卿士集团，重新修订礼乐制度，重新调整并收取赋税以充实国库，并制作戎车以强大国防实力，周朝在这一系列的整顿之下出现了一切向好的局面，史称“宣王中兴”。

但是，这种中兴局面不仅是无法与东汉刘秀时期的光武中兴相比拟的，甚至都不如宋高宗时期的建炎绍兴中兴，如果非说像谁，我感觉更像是晚清时期的同光中兴，换句话说就是回光返照。诸侯国能听自己摆布的越来越少，否则自己在征伐西戎的过程中也不至于去任用一个弼马温的后代。

宣王八年，鲁国国君鲁武公敖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求见周宣王。鲁国国君和周天子虽然同为姬姓，但是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的交集其实并不大，自从周公旦死后，周公旦的儿子伯禽就在鲁国（今属山东省）当着自己的土皇帝。正所谓天高皇帝远，周王对他们也管不住，鲁国国内一团乱麻，为了争夺君位，手足相残的事情时有发生，国君之位能顺利地传给嫡长孙就要烧高香了，鲁国的人民最初也都是一群野蛮人，管理起来也着实费劲。当然，对于周王室的一举一动，鲁国也鞭长莫及，所以对于周厉王出奔，鲁国也都是坐着看，从不着急也从不帮忙。周宣王看着鲁武公敖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过来，心中打起了自己的算盘，如果让鲁武公的长子顺利接班，对周王朝的意义并不大，毕竟人家本来就是长子，人家继位合理合法。但是如果自己能够让鲁武公的次子接班，这个意义就不同了，武公次子一定会感谢我，到时候我在东方好歹也多一个帮手。事实上多了这么一个鞭长莫及的帮手对周王朝来说意义有那么大吗？我感觉，这与周宣王的性格有关，他从小经历的政变让他的内心中极度缺乏安全感，所以有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说我非要做出点什么成绩，只是单纯的想考验一下诸侯们对自己的接纳程度，看看自己对时局的掌控能力。周天子也不是完人，他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天子，所以人能有的缺点他也不是没有。于是在与鲁武公会晤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对鲁武公次子极度的喜爱，并且要立次子为鲁国太子。这时候宣王卿士仲山甫表示不同意，认为废长立幼本来就是国之大忌，以后大家都上行下效，国家不就乱了？

这里我要多说几句关于嫡长子继承制的问题，有人会说总归是儿子，选择一个最有才能的，或者说不管其他，我就选我最喜欢的当继承人不可以吗？事实上绝对不行，比方说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懂政治、二儿子懂军事、三儿子懂理财，你说谁最优秀呢？优秀这个东西本身评价起来就很主观，至于说你喜欢谁就立谁，那几个儿子就得因为争宠干起来，后宫就没甄嬛什么事了。唐太宗李世民的继位方式就不合法，最终导致的就是唐太宗的后代们天天闹政变，唐朝皇帝们表示，我太宗文皇帝道德品行都如此“高尚”，你凭什么要求我是圣人？所以选择嫡长子继承大统也许不是最好的结果，但从长远角度看，一定是最有利于国家稳定的方针。

但是周宣王不听，执意要立鲁武公次子为鲁国太子，并且亲自对其进行册封。鲁武公自然也是不敢不从，反正谁都是自己的儿子，立谁为太子自己都是爸爸。回到了鲁国后，鲁武公不久就病逝了，次子继位，是为鲁懿公。鲁懿公在位九年，悲剧的确就发生了。鲁武公长子的儿子伯御（也就是鲁懿公的大侄儿）联合鲁国贵族杀了鲁懿公，自立为君，当政了十一年之久。周宣王觉得自己的权威遭受到了挑战，于是讨伐鲁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周宣王如此的后知后觉。最后宣王杀掉了伯御，又立了鲁懿公的弟弟为国君，周宣王本想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在诸侯的眼中，这种搅屎棍一般的行为足以让大家感到反感。“自是后，诸侯多畔（叛）王命。”（《史记 鲁世家》）

让周宣王头疼的除了诸侯的不服命，还有西周的财政问题。周厉王时期的固有问题还是没有在周宣王时期得到解决，财政收入依旧是只减不增，更何况井田制下私田违法买卖的现象愈演愈烈，有些卿大夫所持有的土地越来越多，甚至富可敌国。周朝与周边的蛮夷部落的战争还在继续，每一次战争，大夫们时常伸手要钱，但是打来的土地却进了大夫们自己的腰包，周天子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白当了怨种还不讨好，大夫们也有话说，毕竟这个仗是为了你周天子打的，我们就是一帮拱卫王室的臭打工的，现在还哪有愿意帮你打仗的诸侯大夫啊，这都是大棚的诸侯大夫，你不想打我们还不想打呢！再这样下去，大夫们对自己离心离德是早晚的事，不知道未来的自己会不会重蹈父亲的悲剧。于是在周宣王二十九年，一年一度的籍礼周宣王便不参加了。

所谓籍礼指的是每年春天由周天子举行的耕种仪式，通常由周天子拿着农具掘起地上的一锹土（当时没有锹，只是说著顺嘴），以表明天子亲自参与农业生产、重视农业生产，激励井田制下的奴隶主们好好种地。但是周宣王看着大片的土地，名义上田与田之间的疆界是分明的，事实上到底奴隶主们有多少的土地，周宣王自己都不知道。所谓的籍礼、所谓的井田制，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周宣王暴躁了，决定改革这项制度，以后可以核定一下私人的田产，然后进行收税也好（井田制没有税收，财政收入只是井田制下的公田所得）。但是宣王卿士之一的虢文公不同意，虢文公满嘴都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引经据典下让周宣王听着除了闹心就没别的了。周宣王下意识感觉到，也许井田制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虢文公为代表的这群人就是既得利益者。

周宣王不听虢文公的建议，代价是明显的，周宣王三十三年，周宣王讨伐太原之戎，失败；三十八年，周宣王和晋侯讨伐条戎，大败；三十九年，讨伐姜戎，又一次大败，四十一年，周宣王在申地打仗，再次大败。

周宣王恨死了这群大夫了，自己派兵冲锋陷阵，他们就在一旁看着，这更坚定了他改革的决心，于是在太原周宣王实行“料民”，所谓料民就是进行人口普查，周宣王此举在于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了持续失败的战争补充兵员，另一个可能就是周宣王打算看看，这群混蛋大夫们到底背着自己隐匿了多少的人口，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自然土地上的人民也都是自己的才对，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以后或者是清查大夫、逼迫他们缴纳贡赋，或者是收取人头税，都可以作为一项依据。

结果不出意外，料民的这个事情又遭遇到了卿士的反对，卿士仲山甫表示：不用进行人口普查，通过地方的行政规划就能估摸出来，再加上历年的人口登记基本上不会差太多。周宣王对这种糊弄人的言论，连辩驳的想法都没有，如果账面数字可信的话，那还要审计干嘛？如果通过地方的行政规划就可以估摸出大概结果，这不就是等于是拿着一本《水经注》去学习新中国的地理吗？都过去几百年了啊！

根据出土的西周晚期青铜器柞钟上的铭文可以发现，受封者制作柞钟以纪念周朝政府对自己的恩德的时候丝毫不去描述周王册封自己的地点，甚至对周天子也是只字不提，全文都在歌颂太师。这份柞钟现藏于陜西历史博物馆，依旧向两千八百多年后的我们证明著周天子地位的陨落。在卿士寮看来，周宣王的一切举措都属于无能狂怒，自己都不用反抗，仅仅是非暴力不合作，就足可以让周宣王体会到难产一般的痛苦。而此时各种灵异现象的出现也导致了周宣王更加神经质：

首先是有一只兔子，不知道是抽了什么邪风在镐京跳舞，还有马变成了人，变成了狐貍之类的可以直接写进《聊斋》里的案例。周宣王对于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异常敏感，虽然在我们看来，这种事情恐怕连《走近科学》都上不去，但对古人那种受天人感应思想控制的情况下，这些现象都指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周朝恐怕要亡国。于是，一首歌谣就出现了：

“月将升，日将没。檿弧箕服，实亡周国。”

所谓“檿弧箕服”指的是用桑树皮做成的箭袋子，这前后文不搭的两句话究竟有什么关联我们不得而知，周宣王也不知道，但他就是对此感到十分恐惧，于是下令彻查，宣王派了一个叫杜伯（杜恒）的上大夫对弓箭之类的东西进行监管，民间不得私自贩卖弓箭，更不能出现桑树皮做成的箭袋子。而此时恰巧有一个不懂事的乡野村妇拿着桑皮箭袋子进城售卖，被发现后，则下令将其立即处死，杀了村妇之后的周宣王觉得心情舒缓了许多。但没想到宣王四十三年的一天，周宣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女人从西方来，将周朝太庙中的牌位全部带走径直向东走去。惊醒的周宣王突然感到那个预言其实并没有被消除，不愿周朝自此灭亡的周宣王已经神经质了，认为肯定是杜伯没有把工作做好。而此时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宣王宠爱的一个妃子女鸠喜欢上了杜伯，但是杜伯坚定地拒绝了她。女鸠因爱生恨，向宣王恶人先告状，说杜伯企图侮辱自己。经过了这两个事件，周宣王丝毫不给杜伯解释的机会，下令将杜伯逮捕，杜伯的好友左儒多次向宣王求情，宣王不允，最终派司空锜杀了杜伯。杜伯临死前大喊：“我是无辜的，如果人死后没有灵魂，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如果我死后还有灵魂，那么你等我三年，三年之内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是真的无辜！”果然，杜伯死后，周宣王影影绰绰地就看见杜伯在自己面前大呼：“我有什么罪？你凭什么杀我？”宣王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于是赶紧让太祝过来看看，太祝说：“这肯定是杜伯的冤魂，当初你杀杜伯的时候和谁一起谋划的？”周宣王说我和司空锜一起谋划的，太祝说那就把司空锜杀了给杜伯洗刷冤屈吧。于是周宣王杀了司空锜，这回更热闹了，单口的变对口的了，宣王的面前除了一个杜伯又多了一个司空锜在那闹腾，浑身是血，大呼大叫：“我又有什么罪，凭什么杀我？”这一次宣王不敢再找太祝了，怕太祝让他自杀，于是找来了太师皇甫，皇甫说那你就把太祝杀了吧，谁让他给你出的馊主意来着。于是周宣王杀了太祝，这次更更热闹了，对口的变成群口的了，太祝和杜伯、司空锜一块喊：“你凭什么杀我？”周宣王吓得不敢再问别人了，照这么下去，全国的大夫都得让自己杀死，最后就得变成春晚的相声了。三年之后，一次宣王出去打猎，正发现杜伯、司空锜和太祝三个人驾着一辆白马车，杜伯从上到下一身红，好像是他的血染红的——包括他手里拿着的弓箭，竟然也是红的。周宣王害怕了，正要往回跑，杜伯一箭射来，正中宣王心窝，脊梁骨都射断了，周宣王倒在了车上，鲜血流淌在了他的箭袋子上，箭袋子也红了。

周宣王四十六年，宣王崩，多大年纪不知道。

以上是我根据多种史书（包括小说《东周列国志》）汇总出的说法，我想问，你们信吗？我想提出一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在明清时期，弓箭都属于政府强力管制的物品，在周朝那个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谁能持有弓箭呢？一个乡野老太太就能拿着弓箭袋子到处去卖？这可能吗？那么这个“檿弧箕服”暗指的是谁呢？

贵族！

那么周宣王到底是死在了谁的手里呢？他是死在了所有贵族的逼迫之下。周宣王姬静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这种安全感的缺失来源于他从小遇到的国人暴动，来源于周王朝的日薄西山，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让周朝复兴，但是遇到的都是失败，越失败就越神经质，越神经质就会越碰壁，这是个死循环！周宣王所代表的西周旧势力与诸侯大夫们日益膨胀的新势力本身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诸侯大夫们的势力在不断地增加，对他们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让周宣王去死，进而阻止宣王的改革。这样的对抗不是1V1，也不是1V2，而是1V∞，从这个角度看，周宣王是孤独的。但是相比于周厉王，周宣王是值得歌颂的，他的改革不是将压力分担给人民，而是通过剥削贵族的方式进行的。尽管没有取得成功，但从某种角度上，我对周宣王的态度是尊敬、还有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