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由网络-城市构建起来的“智能”社会无疑展现出巨大的贫乏。曾经充满活力的革命运动以及它所衍生出的文化和艺术活动如今被一种庸俗所取代：无论是那些坚守城市中产阶级生活的人，还是它的自由派“反抗者”；无论是普世价值的拥护者，还是民族主义反对者；他们用一种共谋式的虚假的对立挟持了一切。那些激烈、洞彻人心、丰富多彩的观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教与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后者恰恰就是前者的议题）叫嚣；人们对社会、生命、未来的探讨和热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媒体对舆论的操弄，还有无知的哭嚎。媒体热点仿佛抓住了一切，社会中最卑微和低劣的人渣成了资本主义教训大众的先锋。世界围绕着中产阶级可悲的生活旋转，旋转、旋转……直至形成一个中心，世界在战争的炮火中缩小了范围。生活——如果还有的话——无时无刻都成了一个可憎的对象。人们当然可以说，我们有了更多的“反抗”和“大众运动”。但事情的好笑就在于此，所谓的“反抗者”是清教徒式的，而这座城市的设计，还是清教徒式的，维护它的官僚亦是同样。所谓社会运动从来都没有像当代这样贫乏过，互联网也不能拯救这种精神的贫困。工作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更多的工作，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一种可怕的愚昧无知席卷了一切，摧毁了一切，特别是摧毁了我们的教育。

刚从苏联教条中走出来的中国人，立即又遭遇了如此的苦难。真正的苦难不是在他们“受了穷”的父辈身上，恰恰就发生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他们首先就难以表达自己，这是社会所不曾教会他的，他们最先接触到的除了意识形态命题，就是职业教育和愚蠢至极的企业文化。直白地说，这就像是些没有文化的流氓和美国橄榄球教练在从事教育。清教伦理（打着儒家旗号）不允许他们成为自己，因而他们也难以走向成熟。除了公式化的作文、论文和社会流行话语，他们难以进行更为艰深、严肃的思想与写作，被教导成精明的蛤蟆与驴子，或者是贫乏的鸡鸭和雌鹅。一句话，欠缺伟大心灵与品格的一切要素。不仅如此，一切与他们不一样的人还会遭到嘲笑和诋毁，社会已经养成了这样的风气。生活宛如灾难一般砸到他们的肩上，除了憎恨、庸碌外，没有时间来考虑学业和工作以外的事。正如尼采敏锐地发现，一个可悲和贫乏的时代，会偷走我们的时间。仿佛一个时代从历史长河中被抹去了，它链接者辉煌的过去和一个充满毁灭的未来。

现在我们还有什么呢？除了在媒体上装模作样的齐泽克，虔诚的圣·巴迪欧，为CIA卖命的乔姆斯基，我们有个屁。当然这不是要得罪我们的”隐形委员会“的同志们，也不是那些正在奋斗的无政府主义者们，显然他们同样也是要力图改变这些的人，因为在事实上，更多的人就是沉浸在这样的氛围当中。这个时代不曾给予过我们任何事，除了无尽的斗争，而我们也不曾赠送过这个时代任何东西，除了愤怒。我们只有自我教育别无他法。我们唯有自己成为自己的舵手，才不至于被这个空洞和饥饿的时代吞噬。

而这就是我的回答。我们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不过，除了在书本中与伟大的先哲沟通，阅读德勒兹这样的当代哲学家、那些杰出的作家、还有德波这样的艺术家与革命者，写微博和小册子外，我们还能干什么呢？当我们大方地去谈到“去生活”和“行动”的时候，却不曾想过，资本主义对城市与生活的控制规划已经贯穿了一切。从网络舆论到愚蠢荒唐的建筑及布局，歹徒的枪口早就对准了我们的后背。一提到“排队”这个词，就让我想到集中营里排成一列等待检查和枪毙的囚犯。”去生活“总是要成为一句空话的，我们大可不必欺骗自己。我想说，在这之前我们不应该忘了首先该如何成为自己，这和“去生活”并不矛盾。一个奋笔疾书的哲学家和生活并不矛盾。同样，“脚踏实地”和“回归自然”只有在一种语境中才不是平庸的，当所谓的实地与自然并非是一种客观的外部对象时才是有意义的。那就是“自然的上升”，也即，在艺术中迷醉。这时“去生活”才不至于是一句空话。我们必须进行一种自我教育，学会在这个时代站立起来，自我锻炼，然后学会鄙视和轻蔑；像古代人那样，学会警惕“同情”这种危险的东西，因为古代人知道，所谓的“要求同情”是一种攻击敌人的战术和敌意。这个时代豢养了大批群氓。他们会花言巧语地讹诈我们，然后背后再来上一枪。如何提防贱民，就在于学会如何洞察权力的本质，像恶魔一样遍历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