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号战列舰

俾斯麦号战列舰（德语：Bismarck）是纳粹德国战争海军建造的两艘俾斯麦级战列舰的主导舰，它以1871年德意志统一时的首任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命名。该舰于1936年7月在汉堡的布洛姆－福斯船厂进行龙骨架设（德语：Kiellegung），1939年2月下水。全部工程是在1940年8月完成，并随即投入德国舰队服役。俾斯麦号及其姊妹舰提尔皮茨号是德国曾经建造的最大型战列舰，也是由欧洲国家所建造的最大型战列舰之二。

俾斯麦号于汉堡港口

1940年9月15日，即入役三周后，俾斯麦号离开汉堡开始在基尔湾进行海上试航。13号突破舰（英语：Sperrbrecher）于9月28日将俾斯麦号护送至阿尔科纳（英语：Cape Arkona），然后在但泽湾的戈滕哈芬进行测试。通过测速标间距运行和高速运行，舰只的动力设备得到了全面的验证。随着舰只接受稳定性和操纵灵活性测试，一项设计缺陷暴露出来：当试图仅通过改变螺旋桨转数来操控舰只时，船员发现到俾斯麦号只能非常困难的保持航向。即便外舷螺旋桨在相反方向以全功率运行，也只能产生轻微的转向能力。俾斯麦号的主炮是在11月下旬进行首次试射，实验证明这是一个极稳定的火炮平台。测试一直持续至12月，俾斯麦才启程返回汉堡，于12月9日抵达后再进行细微的修改并完成舾装工序。

该舰原计划于1941年1月24日返回基尔，但一艘商船在基尔运河沉没并对水路造成阻塞。恶劣天气妨碍了清除残骸的成效，俾斯麦号在3月之前都无法抵达基尔。延误令林德曼大为沮丧，他表示“俾斯麦号已在汉堡受缚了五个星期…海上宝贵时间的错失无可弥补，因此，舰只最后的战争部署将不可避免的造成重大拖延”。在等待前往基尔的同时，俾斯麦号还款待了瑞典海军驻柏林专员、海军上校安德斯·福塞尔（Anders Forshell）。他返回瑞典对该舰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又由瑞典海军内部的亲英份子泄露给英国。这些资料为皇家海军提供了舰只的第一份完整描述，尽管它缺乏重要的参数，包括最大速度、行动半径和排水量等。

试航中的俾斯麦号；测距机在当时尚未安装

3月6日，俾斯麦号接到了驶往基尔的命令。在途中，舰只受到几架Bf 109战斗机、一对武装商船和一艘破冰船的护航。3月8日08:45，俾斯麦号在基尔运河的南岸短暂搁浅，但于一小时内便松解。舰只在翌日抵达基尔，在那里，其船员补充了弹药、燃料和其他物资，并涂上一层眩晕迷彩漆进行伪装。英国轰炸机于3月12日袭击了海港，但无功而返。3月17日，此时已被用作破冰船的旧战列舰西里西亚号，负责护送俾斯麦号穿越冰层前往戈滕哈芬，并由后者在当地继续进行战备训练。

美国海军西莫汉莫特号（英语：SS West Mahomet）使用的眩晕迷彩

由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领导的海军总司令部，计划继续使用重型舰船在大西洋对同盟国商船实施水面攻击的实践。两艘沙恩霍斯特级战列舰此时驻扎在法国布雷斯特，它们刚刚完成了进入大西洋实施大规模袭击的“柏林行动”。俾斯麦号的姊妹舰提尔皮茨号此时则已迅速接近完工。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将从波罗的海出击（英语：Sortie），并与两艘沙恩霍斯特级舰只在大西洋集结；该行动最初定于1941年4月25日左右启动，因新月周期将更有利于作战。

然而，提尔皮茨号的工程进度比预期缓慢，直至2月25日才入役；该舰在年底前尚不具备作战能力。令情况更为复杂的是，格奈森瑙号在布雷斯特触雷，并在旱坞中遭到轰炸被进一步损坏。沙恩霍斯特号则需要在柏林行动后进行锅炉大修；工人在大修期间又发现锅炉的状态比预期更差。它也将无法按计划出击。英国轰炸机对基尔补给站的袭击还延误了对袖珍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和重巡洋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的维修工作，这两艘舰无法在七月或八月前完成行动整备。海军上将君特·吕特晏斯作为战争海军的舰队司令，希望可以至少推迟行动直至沙恩霍斯特号或提尔皮茨号可供使用后，但海军总司令部却决定仅由俾斯麦号和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组成的力量，继续执行代号为“莱茵演习”的行动。在4月26日于巴黎与雷德尔的最后一次面谈中，吕特晏斯受到了元帅的鼓励，他最终决定尽快开展行动，以防止敌人获得喘息机会。

莱茵演习行动

在莱茵演习行动于波罗的海开始时，由欧根亲王号所拍摄的俾斯麦号

1941年5月5日，阿道夫·希特勒和威廉·凯特尔在大批随员的陪同下，抵达戈滕哈芬视察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在希特勒会见吕特晏斯并就即将到来的任务进行讨论后，他们随舰进行了广泛的巡游。5月16日，吕特晏斯报告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已为莱茵演习行动做好了充分准备，因此他下令于5月19日傍晚继续展开任务。作为行动计划的一部分，一个由18艘补给舰组成的团队将被安排对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提供支援；4艘U型潜艇则沿着哈利法克斯至英国之间的护航线路实施侦察。

随着行动的展开，俾斯麦号的船员已增至2,221名官兵，这包括近65位将官职员和80位可在任务期间用于驾驶俘获船只的押解船员。在5月19日02:00，俾斯麦号离开戈滕哈芬驶向丹尼斯海峡。它于当日11:25与欧根亲王号会合，后者是在前一天晚上的21:18从阿尔科纳海岬（英语：Cape Arkona）出发。两艘舰的护航编队由3艘驱逐舰——Z10汉斯·洛迪号（英语：German destroyer Z10 Hans Lody）、Z16腓特烈·埃科尔特号（英语：Friedrich Eckoldt）和Z23号（英语：German destroyer Z23），以及一个扫雷艇区舰队组成。空军则在舰队驶出德国水域的过程中提供空中掩护。5月20日中午左右，林德曼通过扬声器向船员传达了该舰的任务。在大约同一时间，一支由10至12架飞机组成的瑞典空中侦察编队遇到德国部队，并报告了其编成及航向，但德国人并未发现他们。

一小时后，德国区舰队遇到了瑞典巡洋舰哥特兰号（英语：HSwMS Gotland (1933)），巡洋舰在卡特加特海峡跟踪德国人达两个小时之久。哥特兰号向海军总部传达报告，指出“两艘大型舰只、三艘驱逐舰、五艘护航舰以及10－12架飞机通过马斯特兰德，航向205°/20'”。然而，德国海军总司令部却并不担心哥特兰号所构成的安全隐患，尽管吕特晏斯和林德曼都相信行动秘密已经泄露了。这份报告最终转交至英国海军驻瑞典专员、海军上校亨利·德纳姆（Henry Denham）手中，他再传达知会英国海军部。在布莱切利园的密码破译员证实了大西洋的袭击正在迫近，因为他们已经从解密的报告中得知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搭载有押解船员，并向总部要求更多的航海图。为此，两架喷火战斗机受命前往挪威沿岸搜索德国区舰队。

德国也通过空中侦察证实了一艘航空母舰、三艘战列舰和四艘巡洋舰仍然停留在斯卡帕湾的英国海军主要基地，这令吕特晏斯确信英国人尚未察觉他的行动。5月20日傍晚，俾斯麦号及区舰队余部到达挪威海岸；扫雷艇就此分离，而两艘负责袭击的舰只及为其护航的驱逐舰则继续北行。翌日清晨，无线电截听人员截获了英国侦察机受命前往挪威海岸以北搜索两艘战列舰和三艘驱逐舰的信息。21日07:00，德国人发现了四架不明身份的飞机，遂迅速离开。12:00过后不久，区舰队到达卑尔根并在格里姆斯塔峡湾（英语：Grimstadfjord）抛锚，其间船员为之漆上了德国军舰在大西洋执行任务所使用的标准“舷外灰”色，以覆蓋原本的波罗的海伪装色。

展现了俾斯麦号（右侧）在挪威抛锚的空中侦察照片

俾斯麦号在挪威期间，一对Bf 109战斗机于上空盘旋以保护其免受英国人空袭，但英国空军中尉迈克尔·萨克林（Michael Suckling）仍设法驾驶他的喷火战斗机飞到距德国区舰队上方约8000米的高度，并拍下了俾斯麦号及其护航编队的照片。在收到资料后，海军上将约翰·托维（英语：John Tovey, 1st Baron Tovey）下令派出战列巡洋舰胡德号、新入役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六艘驱逐舰，以增援正于丹麦海峡巡逻的两艘巡洋舰。在斯卡帕湾的本土舰队余部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此外，还有18架轰炸机被派往攻击德国人，但峡湾周边的天气已经恶化，它们无法找到德国军舰。

俾斯麦号并未在挪威补充燃料，因为它的行动命令并没有此项要求。它在离港时已经比满载减少了200公吨，并在戈滕哈芬启程后又消耗了1000公吨。欧根亲王号则消耗了764公吨燃料。5月21日19:30，俾斯麦号、欧根亲王号以及三艘护航驱逐舰离开卑尔根。在午夜，当部队进入公海并向北冰洋进发时，雷德尔向希特勒透露了行动，后者勉强同意了这次袭击计划。三艘护航驱逐舰于5月22日04:14分离，而袭击部队则驶出特隆赫姆。在大约12:00，吕特晏斯命令他的两艘舰只转向丹麦海峡，试图突破至大西洋外海。

在5月23日03:00，吕特晏斯下令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提速至27节（50千米每小时），以便疾冲通过丹麦海峡。进入海峡后，两艘舰只都启动了其FuMO雷达探测设备。俾斯麦号领先欧根亲王号约700米，浓雾则使能见度降低至3000－4000米。德国人在10:00左右遇到一些冰层，这需要将速度降低至24节（44千米每小时）。两小时后，双舰编队已经到达冰岛北部。然后舰只被迫以锯齿形移动，以躲避浮冰。在19:22，德国军舰的水听器和雷达操作员探测到英国重巡洋舰萨福克号（英语：HMS Suffolk (55)）出没于大约12500米的范围内。欧根亲王号的无线电截听小组解密了由萨福克号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并了解到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

吕特晏斯准许欧根亲王号与萨福克号交战，但德国巡洋舰的舰长无法清楚辨认出目标，遂未开火。萨福克号迅速退避至安全距离，并尾随德国舰只。在20:30，另一艘重巡洋舰诺福克号（英语：HMS Norfolk (78)）与萨福克号会合，但过于接近德国侵略者。吕特晏斯命令他的舰只与英舰交战；俾斯麦号发出五轮齐射，其中三发跨射了诺福克号，而弹壳碎片则洒落在其甲板上。巡洋舰遂施放烟幕并逃入雾堤，结束了简短的交锋。由主炮射击产生的巨大震动导致桅杆上的凝结冰脱落，砸坏了俾斯麦号的FuMO 23型雷达组；这迫使吕特晏斯下令由欧根亲王号领头，以其正常运行的雷达为编队提供侦察。

在22:00左右，吕特晏斯下令俾斯麦号进行180度的转向，试图突袭两艘跟踪他的重巡洋舰。尽管俾斯麦号在雨飑之中变得难以辨认，但萨福克号的雷达迅速侦测到调动，使巡洋舰得以逃脱。巡洋舰在整夜都保持其战位，并不断报告德国舰只的位置和方向。恶劣天气在5月24日清晨消退，天空开始放晴。在05:07，欧根亲王号的水听器操作员在20海里（37千米）的范围内侦测到一对不明身份的舰船，报称为“相对方位为280°的两艘快速移动的涡轮机船噪音”。

丹麦海峡海战

在05:45，德国人的望远镜在海平面上发现了烟雾；结果证实是来自由英国海军中将兰斯洛特·霍兰德（英语：Lancelot Holland）指挥的胡德号及威尔士亲王号。吕特晏斯下令其舰只船员进入战斗岗位。至05:52，当双方距离缩短至26000米后，胡德号率先开火，威尔士亲王号也于一分钟后跟进。胡德号迎击的是被英国人误认为俾斯麦号的欧根亲王号，而威尔士亲王号则射向俾斯麦号[f]。阿达尔贝特·施耐德（英语：Adalbert Schneider）作为俾斯麦号的首席枪炮官，曾两次请求允许回击，但吕特晏斯犹豫不决。林德曼随即介入，他强烈要求吕特晏斯允许开火，迫使后者态度软化，并在05:55下达了与英舰交战的命令。

随着左舵卡死，俾斯麦号此时只能绕圈航行，无法逃离托维的部队。尽管英国舰只的数量因为燃料短缺已经减少，但战列舰乔治五世国王号和罗德尼号仍然可用，陪同它们的还有重巡洋舰多塞特郡号（英语：HMS Dorsetshire (40)）和诺福克号。吕特晏斯在26日21:40向总部发出信号：“舰只无法操纵。我们将战斗至最后一发弹药。元首万岁！”。船员的情绪变得愈发沮丧，特别是海军司令部的信息传达至舰只时。为了鼓舞士气，信息只强调了船员自己发现的绝望局面。随着夜幕降临，俾斯麦号曾短暂的向谢菲尔德号开火，然而这艘巡洋舰迅速逃走。谢菲尔德号在低能见度下脱离联系，而由海军上校菲利普·维安（英语：Philip Vian）率领的5艘驱逐舰编队则受命整夜与俾斯麦号保持接触。

这些舰只于22:38与俾斯麦号交战；战列舰很快以其主炮瞄准它们。经过三轮齐射后，它跨射中波兰（英语：Polish Armed Forces in the West）驱逐舰闪电号（英语：ORP Piorun (G65)）。驱逐舰继续保持紧密范围，直至一次约12000的近距脱靶才迫使其避开。从整夜至清晨，维安的驱逐舰都烦扰著俾斯麦号，利用曳光弹照亮它并发射了数十枚鱼雷，但无一命中。在05:00至06:00之间，俾斯麦号的船员试图起飞一架阿拉多196型浮筒机，以带走舰只的战斗日志、与胡德号的交战录像及其它重要文件。然而，被威尔士亲王号命中的第三发炮弹击穿了飞机弹射器的蒸汽管路，致使其失效。由于无法弹射飞机，它已成为一个火灾隐患，并被推至舷外。

罗德尼号向俾斯麦号开火，后者可从远处看出正燃烧

5月27日破晓后，乔治五世国王号主导了攻击。罗德尼号跟随在其左舷舰艉开外；托维意欲直接驶向俾斯麦号，直至相距大约8海里（15千米）处。在那时，他会将舰只转舵朝南，以与其目标相平行。在08:43，乔治五世国王号的瞭望员发现了俾斯麦号，距离在23000米左右。四分钟后，罗德尼号前部由六门16英寸（406毫米）炮组成的两座炮塔率先开火，然后乔治五世国王号的14英寸（360毫米）炮亦开始射击。俾斯麦号于08:05以前炮还击；其中第二轮齐射以跨射擦中罗德尼号。此后，俾斯麦号精确瞄准其火炮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无法掌舵的舰只在巨浪中不规律移动，并使施耐德不能进行预计射程的范围计算。

随着范围下降，舰只的副炮加入了战斗。诺福克号和多塞特郡号已足够接近并开始以其8英寸（200毫米）炮开火。在09:02，罗德尼号的一枚16英寸炮击中了俾斯麦号的前部舰艛建筑（英语：Superstructure），造成数百人死亡，并严重破坏了两座前炮塔。据幸存者称，这次齐射很可能杀死了林德曼和吕特晏斯，以及其余舰桥工作人员。主火控系统也在这次打击中被毁，同时还可能杀害了施耐德。这次齐射的第二枚炮弹击中了前主炮塔并使其失效，尽管它还是设法于09:27发射了最后一轮齐射。在后方控制站的海军中尉冯·米伦海姆-雷希贝格（von Müllenheim-Rechberg）接管了后炮塔的火力控制。他在一枚炮弹摧毁火炮指挥仪、使其设备失效之前，设法完成了三轮齐射。他还命令炮支独立射击，但在09:31，全部四座主炮塔都已无法工作。俾斯麦号的一枚炮弹在距罗德尼号舰艏约6米开外爆炸，并损坏了其右舷鱼雷发射管——这是俾斯麦号最接近直接命中对手。

至10:00，托维的两艘战列舰已经发射了逾700枚主炮炮弹，其中许多都非常接近目标；俾斯麦号已经沦为一片废墟，从头到尾都在燃烧。不受控制的涌水使其舰艉缓缓下沉，并伴以20度的左舷侧横倾。罗德尼号驶近至2700米，即该尺寸炮的近距离平射射程，并继续射击。托维不会停止射击，除非德国人撕毁其舰旗或明确表示弃舰。罗德尼号从左舷发射了两枚鱼雷，并有一枚命中。据卢多维奇·肯尼迪（英语：Ludovic Kennedy）表示，“如果属实，这会是历史上由一艘战列舰以鱼雷袭击另一艘战列舰的唯一实例”。

多塞特郡号捞起幸存者

四艘英国舰只共向俾斯麦号发射了超过2800枚炮弹，并取得400多发命中，却始终无法以炮火击沉俾斯麦号。在大约10:20，由于燃料即将耗尽，托维下令巡洋舰多塞特郡号以鱼雷击沉俾斯麦号，并将他的战列舰遣返回港。多塞特郡号向俾斯麦号的右舷侧发射了一对鱼雷，其中一枚命中。然后，多塞特郡号移至其左舷侧发射了另一枚鱼雷，同样命中。当这些鱼雷攻击发生时，俾斯麦号已经严重倾斜，以至于甲板有部分已与水面持平。与此几乎同时俾斯麦号的大副汉斯·奥尔斯（Hans Oels）命令甲板以下的人员放弃舰只；他指示轮机舱的船员打开舰只的水密门，并进行凿沉装药筹备。首席工程长格哈德·茹纳克命人设置一个导火索燃程达9分钟的炸药包，但对讲机系统发生故障，他遂派遣一位信差去确认凿沉舰只的命令。信差没有再返回，而茹纳克点燃了导火索并责令船员弃舰。随着茹纳克及其战友以各自的方式通过不同的楼层，他们听到了炸药包被引爆。奥尔斯奔向舰只各处，命令人们放弃他们的岗位。在他到达甲板之后，一场巨大的爆炸杀死了他和另外百余人。最后的鱼雷似乎引爆了俾斯麦号左舷的舰艛建筑，而它已经位于水下了。10:35左右，俾斯麦号朝左舷倾覆，舰艉缓缓下沉，并在10:40消失于水平面。一些幸存者报称，当舰只沉没时，他们看见舰长吕特晏斯正于舰艏肃立。

在倾覆时弃舰的茹纳克没有观察到舰只右舷侧的水下损毁情况。冯·米伦海姆-雷希贝格的报告亦是如此，但他认为左舷当时在水下遭受了更为严重的破坏。大约400人此时落入水中；多塞特郡号和驱逐舰毛利号（英语：HMS Maori (F24)）周旋于其中，并放下绳索拉起幸存者。在11:40，当瞭望员发现了一艘他们认为是U型潜艇的舰艇后，多塞特郡号的舰长下令放弃救援工作。多塞特郡号已经救出85人，毛利号在离开现场时则拾起了25人。一艘U型潜艇随后到达并发现3名幸存者，而一艘德国拖网船（英语：trawler）也救起另外2人。由英国人带走的其中1人于翌日因伤重死亡。在俾斯麦号逾2200名船员中，只有114人最终幸存。

在莱茵演习行动期间，俾斯麦号曾三次被《国防军报道（英语：Wehrmachtbericht）》提及。第一次是对丹麦海峡海战的描述；第二次是对舰只毁灭的简要描述，而第三次则是夸张的声称俾斯麦号击沉了英国驱逐舰并击落5架敌机。1959年，作家C·S·福里斯特（英语：C. S. Forester）出版了他的小说《俾斯麦号的最后九日（英语：The Last Nine Days of the Bismarck）》。这本书被改编为电影《击沉俾斯麦号》，于次年发行。为了戏剧效果，电影展现了俾斯麦号被英国驱逐舰击沉并击落两架飞机，但这两者都不曾发生。同一年，歌手约翰尼·霍顿（英语：Johnny Horton）还发布了歌曲《击沉俾斯麦号（英语：Sink the Bismark）》。

残骸

罗伯·巴拉德的探索

俾斯麦号的残骸于1989年6月8日，由负责找出泰坦尼克号的海洋生物学家罗伯·巴拉德所发现。俾斯麦号被发现垂直休眠于近乎4791米的深度下，距离布雷斯特以西约650公里。舰只撞上了一座自周边深海平原隆起约1,000米（3,300英尺）、但已停止活动的海底火山，并引发了2公里的山崩。俾斯麦号随之滑落，至三分之二的高度处停止。

巴拉德的调查发现，舰只的整个装甲堡垒并没有受到水中侵彻。在船体上共找到了八个洞，一个在右舷侧、七个在左舷侧，均高于水线以上。其中一个洞位于甲板内，在舰艏的右舷侧。其角度和形状表明，是从俾斯麦号的左舷侧发射的炮弹创造了洞口，并击中了右舷锚链。锚链已经在这个洞里消失了。六个洞位于舰舯，三枚弹片造成了上层碎裂带穿孔，并有一枚在主装甲带形成洞口。后部还有一个明显的巨洞，它在甲板上与飞机弹射器相平行。潜水器没有记录到炮弹从这里穿透主或侧装甲带的痕迹，它很可能只是穿透了甲板装甲。巨大的凹痕表明，由乔治五世国王号发射的许多14英寸炮都被德舰的装甲带弹开了。

巴拉德指出，他没有发现当舰体尚未完全淹没时发生内部内向破裂的证据。周边的水比起舰体内的空气压强要大得多，会使舰只变形。相反，巴拉德指出舰体仍处于相对良好的状态；他简要说明了“俾斯麦号并没有内爆”。这表明俾斯麦号的船舱是在舰只沉没时被淹，进一步印证凿沉的论点。巴拉德补充道“我们发现一个在滑落和撞击中仍呈现完整和相对未毁坏的舰体”。他们得出结论，沉没的直接原因是自凿：船员毁坏了轮机舱的阀门，正如德国幸存者所声称的那样。巴拉德将残骸的确切位置保密，以防止其他潜水员从舰上拿走文物，他认为这是一种盗墓行为。

整个舰艉已经脱离，它不靠近主残骸也尚未被发现，于是可认为这并非在海底碰撞时发生的。缺失的部分大致与受鱼雷击中的地方吻合，这又提出了可能是结构破坏的疑问。舰艉区域同样受到几次炮弹命中，因此加剧了鱼雷的破坏力。这一点，加上舰只“艉部先沉”的事实以及没有结构支撑来保持原状，使人联想到舰艉是在水面上便已分离。在1942年，欧根亲王号也是被鱼雷击中舰艉而坍塌。这促使所有德国主力舰都对舰艉结构进行了强化。

后续考察

2001年6月，深海探险公司（Deep Ocean Expeditions）与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合作进行了另一次残骸调查。研究人员使用了俄罗斯制造的袖珍潜水器。伍兹霍尔的专家威廉·N·兰格（William N. Lange）指出，“你在上层建筑和甲板见到大量的弹孔，但沿着侧边却不是太多，而且无一位于水线以下”。考察发现主装甲带没有发生穿透，无论是水线以上或以下。检察人员注意到舰体有几个深长的切口，但将这些归结于海底的碰撞。

在2001年7月由英裔美国人进行的考察得到了英国电视频道的资助。该团队利用该地区唯一的一座火山探明残骸的地点。通过遥控潜水器拍摄舰体后，该团队得出结论：舰只是因战斗损伤而沉没。科考队长大卫·默恩斯（英语：David Mearns）声称在舰体发现了显著的切口：“我的感觉是，这些裂口可能是因滑落而加长，但它是由鱼雷开创的”。

2002年的纪录片《重返俾斯麦战舰》由詹姆斯·卡梅隆指导，并在2002年5－6月利用更小更灵活的和平号潜水器进行摄制，重现了导致舰只沉没的事件。这是首次进行内部拍摄。他的发现是，在水线以下没有足够的损伤来证实它是被击沉而非凿沉的。通过对残骸的仔细检查，确认了没有鱼雷或炮弹能穿透第二层内部舰体。而利用和平号进行内部观察后，卡梅隆发现鱼雷爆炸甚至未能破坏防鱼雷舱壁。

尽管有时会有不同的观点，但这些专家普遍认同即便德国人没有率先凿沉，俾斯麦号也会最终沉没。巴拉德估计当英国舰只停火并若被皇家海军捕获，俾斯麦号仍然可以漂浮至少一天，这一立场受到历史学家卢多维奇·肯尼迪（当时在驱逐舰鞑靼号（英语：HMS Tartar (F43)）服役）的支持。肯尼迪指出，“它毫无疑问会最终沉没，但自凿使得时间提前”。当被问及若德国人没有凿舰，俾斯麦号是否会沉没时，卡梅隆回答说：“当然。但那可能需要大半天了”。在默恩斯后续出版的书籍《胡德号及俾斯麦号》中，他承认“凿舰加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但也就几分钟而已”。巴拉德后来总结称，“就我而言，无论是谁送上最后一击，舰只都是由英国人致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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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沉的山姆——

｛一只曾在俾斯麦号战列舰服役的舰猫｝

不沉的山姆（英语：Unsinkable Sam），又被称作奥斯卡（英语：Oscar）是一只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纳粹德国海军与英国皇家海军的舰猫（英语：Ship's cat）。它最先服役于德国俾斯麦号战舰。在俾斯麦号被击沉后，被英国哥萨克人号驱逐舰（英语：HMS Cossack (F03)）的船员救起，转而为英国皇家海军服役。1941年10月24日，哥萨克人号遭德国U-563号潜艇（英语：German submarine U-563）发射的鱼雷重创，并于三天后沉没。奥斯卡大难不死，与幸存的船员一同送至直布罗陀。在接连遭遇两次沉船事件后，英国人很快地为这只猫找到第三艘服役军舰：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但它服役不到一个月，皇家方舟号又被德国U-81号潜艇（英语：German submarine U-81 (1941)）雷击沉没，所幸不沉的山姆再次获救。在战争期间，不沉的山姆共为三艘舰艇服役，结果三艘舰皆被击沉，但它都平安获救，最后由一名家住贝尔法斯特的船员收养，并于1955年去世。

都会传奇吸引人的特质在于其神秘、恐怖、害怕或幽默的故事元素，例如鬼这一类经常提及的却无法解释的现象。一些都会传奇以警告或警示故事的形象呈现，是有情节、有虚构人物的完整故事。而另一些则是“分布范围很广的错误信息”，虽然这些故事并没有如传统都会传奇中的故事性元素，但它们仍然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了典型的都会传奇元素。

象征与寓意

都市传说反映了当代环境与传统生活方式在某些方式的冲突，一些现代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和人们隐藏在心底的忧虑以故事的形式被放大，也有人将自身或已知的疾病加以扭曲，成为了都市传说。与传统的民间故事一样，都市传说中也有不少带寓言性质的惊悚故事。有的讲述了做坏事没有好报，有的告诫人们不要有非分之想。

历史

“都市传说”一词最早于1968年出现。1981年，犹他大学名誉教授詹·布朗凡德（英语：Jan Harold Brunvand）出版了《消失中的便车旅行者：美国都市传说与其意义》，并在其中首次推广了“都市传说”这个概念。布朗凡德后来也出版了众多搜集和研究都会传奇的书籍，成为从事该方面研究的知名工作者。布朗凡还借用生物学中的“载体”（vector）一词来描述那些传递都市文化的人或物。

20世纪上半叶，美国民间流传的故事多为死亡类、鬼怪类或汽车类。50年代开始出现较为平和的故事，如有关“被抛弃的宠物”的故事和《头发中的蜘蛛》。近些年来，则又出现与客机、微波炉及迪斯科舞等涉及高科技或与现代社会密切相关的故事。

20世纪60年代时，民间传说的研究重点之一就是设法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定义与故事分类系统，并通过不断研究新的民间故事，对系统加以修正与完善。但此后一直没有人取得能受到广泛认可的成功。相比童话研究界早已建立起“阿尔奈-汤普森分类法”，民间传说更加包罗万象，其分类工作更困难，研究界至今未能建立起比较系统的分类。1975年，民俗学者琳达·德（英语：Linda Dégh）在一篇名为《传说与麻雀》("The Legend And The Sparrow")的论文中指出如果分类工作难以进行，那么不如先搞清楚难以对民间传说进行系统分类的障碍在哪里。德随后认为给传说及其子类别下准确定义的尝试是吃力不讨好的，因为这些概念之间的界限本来就不严格，简短的文字难以完全描述一个类别中所有对象的共性。德提倡不对民间传说下严格的定义，转而只是划分出分类，然后在每个分类下列举一些故事样例，让样例本身充当其所在类别的定义。早年的传说研究都集中于分析传说故事的文学特质，将其与古代童话、神话和寓言故事作比较，但忽略了对其社会学价值和心理学动机的分析。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学者开始扩大视野，从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更广泛的角度审视传说故事。民间传说有比童话更具旺盛的生命力和时代气息，会随时代发展出现新的元素与内涵，以往分类研究不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未重视从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新兴学科角度对其进行剖析。Leopold Schmidt在1962年“民间传说研究国际协会会议”上发言说研究传说故事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至于在日本，民俗学者宫田登《妖怪的民俗学》深入发展都市民俗学的研究，以日本案例探讨都市传说议题。

搜集与考证

• 不少网站致力于搜罗网络流言和都市传说，如Usenet新闻组和数家网站，最著名的是http://snopes.com站。
• 美国能源部曾经有一项叫“Hoaxbusters”（谣言拘捕者）的服务专门解决由计算机传播的恶作剧和都会传奇。这项服务现已终止。
• 美国电视节目如《Urban Legends》、《Beyond Belief: Fact or Fiction》以及《Mostly True Stories: Urban Legends Revealed》详细介绍都会传奇，并揭示它们可能的事实基础。
• 2004年起探索频道电视节目《流言终结者》尝试以科学重现方式证明部分新奇的传闻是否真实。
• 在都市传说的证伪上，通常需要很大程度的推理、分析及收集资料的能力，但截至西元2019年尚未有一套完整有效的理论方法来证伪一些都市传说的真实性。

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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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冯·俾斯麦

(19世纪德国宰相，德国政治家)

签名

• [注 1]老恩斯特·林德曼是德国陆军大将格奥尔格·林德曼的堂兄以及恩斯特·海因里希·林德曼（英语：Ernst Heinrich Lindemann）的儿子，其父亲作为一名律师曾先后担任埃森（1859年－1868年）、多特蒙德（1878年－1886年）和杜塞尔多夫（1886年－1899年）市长。
• [注 2]普鲁士中央土地信贷公司（德语：Preußische Central-Bodenkredit-AG）是一家成立于1870年的普鲁士土地和房地产公共信贷公司。如今，经过多次合并，该公司已成为欧洲抵押银行（英语：Eurohypo）的一部分。
• [注 3]库尔特·林德曼博士（1896年1月20日－1945年4月26日）是纳粹德国陆军的一名预备役少校，1945年于二战后期在波茨坦附近的行动中阵亡。
• [注 4]弗里德里希·蒂斯迈尔（1867年10月15日－1917年1月18日）是牧师路德维希·蒂斯迈尔（1835年－1919年）与奥古斯特·威廉明妮·路易丝·林德曼（1845年－1897年）的儿子，后者是老恩斯特·林德曼的姑母。

恩斯特·林德曼于1920年春天与柏林歌手夏洛特·魏尔（Charlotte Weil，本姓Fritsche，1899年－1979年）结识并相爱。这对夫妇于1921年2月1日完婚，并于1924年2月26日诞下一个女儿赫尔加·玛利亚（Helga Maria）。作为一名海军军官，林德曼需要长期与家人分离。这对婚姻而言过于苛刻，于是他们在1932年离婚。1933年7月20日，林德曼再次与他最小弟弟的妻妹希尔德加德·布尔夏德（Hildegard Burchard）订婚。希尔德加德比林德曼小14岁。1934年10月27日，他们在柏林达勒姆的圣亚纳堂（德语：Dorfkirche Dahlem）完婚。仪式由马丁·尼莫拉主持，这是认信教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因反对纳粹而入狱。他们有一个女儿海蒂·玛利亚（Heidi Maria），出生于1939年7月6日。

海军生涯

帝国海军

1913年3月26日，林德曼与父母一同前往弗伦斯堡，在米尔维克海军学校（德语：Marineschule Mürwik）接受体格检查。他父母雄厚的经济背景使他成为帝国海军的合适人选，因为自1909年起的海军教育为期八年，每年的费用高达800－1000马克。相比之下，金属工人的年收入仅为1366马克，教师为3294马克。当时只有5%的德国人年收入超过3000马克。然而，医生证明他只适合执行有限的任务，因为童年时曾患肺炎使他不适合在潜艇服役。经过第二轮筛选后，他获得见习资格，成为“1913届”（即1913年入学）的290名年轻人之一。1913年4月1日，林德曼正式加入帝国海军，军衔为海军学员（德语：Seekadett）。

赫塔号

1913年5月初，“1913届”的学员被分别派往训练舰汉萨号、赫塔号、维多利亚·路易丝号和菲内塔号。其中林德曼和他的71位战友获委派至赫塔号。当时赫塔号的舰长为海因里希·罗哈特（Heinrich Rohardt），这是他表叔弗里德里希的朋友。他们于5月9日登舰，随即被分成数个值更组，每组约由18人组成。赫塔号离开米尔维克（英语：Mürwik）后便在基尔停留至月底。1913年5月29日，舰只前往斯维内明德，在那里一直待到6月15日。下一站是经由萨斯尼茨和维斯比驶向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于6月24日抵达。赫塔号在斯德哥尔摩停留至7月1日，然后前往挪威的卑尔根。几天后又继续航行至洛恩峡湾。在那里，林德曼第一次见到了他的总司令——德皇威廉二世。赫塔号随后回到德国，于1913年8月8日抵达威廉港。

一周后，赫塔号开始了为期七个月（1913年8月15日－1914年3月12日）的大西洋训练巡航。这次航行使林德曼到达了英格兰的达特茅斯、西班牙的比拉加尔西亚德亚罗萨、亚速尔的法亚尔岛以及诺气体科舍的哈利法克斯。然后回程则是先行经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古巴的哈瓦那、海地的首都太子港、牙买加的金斯敦、特立尼达的西班牙港，然后到达加那利群岛、马德拉和西班牙大陆，至1914年3月中旬回到德国：舰只先是停靠在布伦斯比特尔休整，两天后才抵达基尔。林德曼于1914年4月3日获晋升为海军候补少尉（英语：Fähnrich zur See）。

第一次世界大战

随着1914年8月德国宣战，海军学校的所有进一步训练都被终止，常规的强制军官考试也被跳过。整个1913届的学员被分配至帝国海军的各个部队。其中林德曼被分配至洛林号担任第三无线电报官（III. FT Offizier; Funktelegrafie），这是一艘战列舰，隶属由海军中将赖因哈德·舍尔指挥的公海舰队第二战列分舰队（英语：II Battle Squadron）。洛林号的主要任务是在北海巡逻，在阿尔滕布鲁赫（德语：Altenbruch）（现为库克斯港的一部分）和布伦斯比特尔之间来回航行，但不参与交战。林德曼于1915年6月1日离开洛林号，去往米尔维克的无线电报学校就读。他顺利完成了课程，并于1915年7月从学校归来。随后，他接任了第二无线电报官（II. FT Offizier）的职位，袍泽们都开玩笑称这个职位很适合他的大耳朵。林德曼于1915年9月18日获晋升为海军少尉（德语：Leutnant zur See）。

巴伐利亚号在基尔运河进行试验

1916年3月19日，林德曼被调到新入役的巴伐利亚号战列舰（舰长为海军上校马克斯·哈恩），以同样的军衔担任第二无线电报官。巴伐利亚号装备有八门380毫米重炮，是当时舰队中最具威力的舰只。它的船员大部分是从洛林号分派而来，而后者则转而担当训练舰。在巴伐利亚舰上，林德曼于1917年9月至10月参加了阿尔比恩行动（时任舰长为海军上校海因里希·罗哈特）。行动的目标是入侵和占领当时属于俄罗斯共和国的爱沙尼亚岛屿萨雷马岛、希乌马岛和穆胡岛。1917年10月12日05:07，当巴伐利亚号进入射击阵位以掩护在帕默罗特的抢滩登陆时不慎触及了一枚水雷，造成七名水兵丧生。尽管受到水雷的破坏，巴伐利亚号仍然持续轰击希乌马岛南端的托夫里岬岸基炮台，直至当日14:00才解除阵位。在1917年11月1日返回基尔之前，舰只于10月13日在塔加湾（德语：Tagalaht）进行了初步修理。

在1918年停战后，巴伐利亚号连同公海舰队的大部分舰只都被扣押在英国大舰队的母港斯卡帕湾。巴伐利亚号于1918年11月23日抵达那里，仅带着包括林德曼在内的175名骨干船员（英语：Skeleton crew）。林德曼随后受命返回德国，于次年1月12日抵达基尔。1919年6月21日，海军少将路德维希·冯·罗伊特下令凿沉己方舰队，巴伐利亚号于14:30沉没。

战间期：国家海军

当恩斯特·林德曼回到德国时，尚不确定他能否继续从军。根据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前德意志帝国海军将缩减至15000人，其中包括1500名军官，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更名为国家海军。由于林德曼在1913级是以第五名的成绩结业，他很有可能会被留任。1919年6月7日，他在隶属大柏林守卫团（Schutz-Regiment "Groß-Berlin"）的达勒姆守卫连（Schutzkompanie Dahlem）临时服役，后来又在新成立的海军司令部（Marinekommandoamt (A)）担任司令威廉·米夏埃利斯（英语：William Michaelis）的副官（1919年8月1日－1922年9月30日）。海军司令部直接隶属于海军参谋本部。与此同时，他也在舰队部（Flottenabteilung (A II)）兼任任副官。在这次任务期间，林德曼于1920年1月7日获晋升为海军中尉（英语：Oberleutnant zur See）。

林德曼的下一项任务（1922年10月1日－1924年9月30日）是登上汉诺威号战列舰，他在那里担任分队长兼瞭望官。在此次任务期间，他于1924年2月5日至5月3日在基尔的舰炮学校参加了军官课程。有及于此，从1924年10月1日至1926年9月26日期间，林德曼又在基尔的弗里德里希奥特（德语：Friedrichsort）负责指挥隶属第三海岸防卫部（Küstenabwehrabteilung III – K.W.A. III）的第一炮兵连（1. (Artillerie) Kompanie）。他当时的直属领导是海军少校（英语：Korvettenkapitän）奥托·舒尔策（英语：Otto Schultze），这是一战期间的一名U艇舰长，并在后来成为了战争海军的大将（英语：General admiral）。在此岗位上，林德曼于1925年1月1日获晋升为海军上尉（英语：Kapitänleutnant）。

接下来，林德曼去往波罗的海海军基地（德语：Marinestation der Ostsee）参谋部（1926年9月27日－1929年9月6日），首先是担任参谋，后来则成为基地指挥官、海军中将埃里希·雷德尔的助理。从这里，他于1929年9月7日至1930年2月25日被调至阿尔萨斯号担任第二炮官兼学员教官，负责对军校学员进行舰上培训。之后，他又以相同的军衔和职位调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

战间期：战争海军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停泊于直布罗陀的舍尔将军号

1933年1月30日，随着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在德国执政，海军迎来了军备重整的时代。1935年，国家海军更名为战争海军。在1931年9月22日至1934年9月22日期间，林德曼于基尔舰炮学校担任高级讲师。在此期间，他于1932年4月1日获晋升为海军少校（英语：Korvettenkapitän）。林德曼随后于1933年9月23日被派往黑森号，在时任舰长、海军上校赫尔曼·伯姆的麾下担任第一炮官直至1934年4月8日。翌日，他受命前往威廉港造船厂，登上由海军上校威廉·马沙尔（英语：Wilhelm Marschall）指挥的装甲舰舍尔将军号进行建造培训并熟悉该舰。

在舍尔将军舰上，林德曼再度担任第一炮官，并以此职参与了西班牙内战（1936年7月24日－8月30日）。随着海军上将罗尔夫·卡尔斯（英语：Rolf Carls）于1936年7月23日13:45下达出击命令，舍尔将军号必须在短时间内为这次任务做好准备。正常的48小时的整备时间被缩短至12小时，这需要大量的船员，尤其是林德曼。作为第一炮官，他负责处理和储存所有弹药。舍尔将军号和装甲舰德国号于7月24日8:00离开德国。林德曼的主要职责包括指挥德军登陆部队，以及为马沙尔舰长提供外交援助和翻译。登陆部队由多达350人组成，其中包括11名军官，15名士官和266名水兵，约占船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返回德国的航程中，舍尔将军号于1936年8月25日上午在直布罗陀停靠。马沙尔、林德曼和其他军官于此会见了英国总督和海军少将詹姆斯·萨默维尔（英语：James Somerville）。回到德国后，林德曼于1936年10月1日获晋升为海军中校（德语：Fregattenkapitän）。

在1936年至1938年间，林德曼是海军总司令部下属舰船建造局（Marinekonstruktionsamt，通称K局）的顾问和后来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海军训练部（Marineausbildungsabteilung）的顾问和后来的负责人。1938年4月1日，他获晋升为海军上校（德语：Kapitän zur See）。1939年9月30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个月后，随着海因里希·沃尔达格（Heinrich Woldag）上校登舰担任布吕歇尔号重巡洋舰的舰长，林德曼接替他成为基尔舰炮学校（Schiffsartillerie-Schule – SAS）的指挥官。此时他的麾下共有三个训练部门，包括炮术教练舰（德语：Artillerieschulschiff）牛虻号（英语：German training ship Bremse）和赫克托耳号，以及众多的炮训船、炮艇和辅助艇，偶尔还有希特勒的国家游艇——通报舰蟋蟀号（英语：German aviso Grille）。

俾斯麦号指挥官

1940年8月24日，林德曼在俾斯麦号第一瞭望官汉斯·厄尔斯的陪同下检阅船员

作为海军舰炮学校的指挥官，恩斯特·林德曼从未与敌人正面接触，这曾令他感到沮丧。当得知自己被选为俾斯麦号战列舰的首任舰长时，他对受到上级的信任而感到荣幸，但他怀疑自己能否在战争结束前让俾斯麦号做好战斗准备。他的怀疑表明，他相信战争将在1940年代中期以对德国有利的结果结束。在指挥俾斯麦号之前，林德曼从未担任过任何舰载指挥职务，这种情况在战争海军中是罕见的。尽管如此，林德曼仅在主炮口径为280毫米（11英寸）以上的舰只中服役过，是德国首屈一指的炮术专家。1940年，他在“1913届”学员中排名第二，被认为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

布卡德·弗赖赫尔·冯·米伦海姆-雷希贝格

林德曼于1940年8月初抵达位于汉堡的布洛姆－福斯造船厂。俾斯麦号于1936年7月1日进行龙骨架设（德语：Kiellegung），至于1939年2月14日下水。布卡德·弗赖赫尔·冯·米伦海姆-雷希贝格（英语：Burkard Freiherr von Müllenheim-Rechberg）[注 5]于1940年加入俾斯麦号担任第四炮官，他将成为该舰在1941年5月27日的最后一战中幸存下来的最高级别军官。如今对俾斯麦号最后时光的大部分了解都归功于他作为见证者的描述。林德曼任命米伦海姆-雷希贝格为他的私人副官，并指示他在称呼该舰时，用“他”而不是“她”；林德曼认为该舰威力巨大，不能以女性指代。他于1940年8月24日登舰服役。他对该舰表现出极大的感情，受到船员们的尊敬。

[注 5]关于人名：弗赖赫尔（德语：Freiherr）为旧式贵族头衔（译为男爵）。自1919年以来，它在德国成为姓氏的一部分。女性的形式为弗赖弗劳（Freifrau）和弗赖茵（Freiin）。故该姓名按意译即为“来自米伦海姆-雷希贝格的布卡德男爵”。

俾斯麦号于1940年9月28日上午离开基尔峡湾，向东行驶。在经历了一段波澜不惊的航行后，舰只于翌日抵达但泽湾（今格但斯克湾）的哥滕哈芬（今格丁尼亚）。在这里，俾斯麦号展开了若干相对安全的海上试航（英语：Sea trial）。至1940年11月30日，林德曼为船员设置的一系列测试，他们轻松通过了。在高速试验期间，俾斯麦号的最高速度达到30.8节（57.0千米每小时；35.4英里每小时），超过了设计速度。然而，一项设计缺陷也很快暴露出来：若只使用螺旋桨而不使用舵，俾斯麦号几乎无法操纵。

俾斯麦号于1940年9月15日首度驶离汉堡

1940年11月，米伦海姆-雷希贝格被送往基尔的海军舰炮学校，以完成他的重炮训练课程，从而结束了其作为林德曼私人副官的职务。林德曼的新任副官是信号官、海军少尉沃尔夫冈·赖纳（Wolfgang Reiner）。俾斯麦号的主炮是在11月下旬进行首次试射，实验证明这是一个极稳定的火炮平台。在1940年的舰上圣诞庆祝活动结束后，林德曼以及大多数军官、士官和水兵都返回原籍地休假。在林登曼离开俾斯麦号期间，第一炮官、海军少校阿达尔贝特·施奈德（英语：Adalbert Schneider）接替了他的职务。林德曼与其妻子和女儿共度了假期，至1941年1月1日返舰。

1941年4月28日，舰只与船员准备就绪，并完成了可执行为期三个月任务的补给。林德曼通知海军总司令部、海军北部和西部集团（Marinegruppen Nord und West）以及舰队司令部，俾斯麦号已经做好了行动准备。5月13日，舰队司令、海军上将京特·吕特晏斯及其随员登上俾斯麦号进行了首次操练，以测试舰队司令部和俾斯麦号军官之间的通信链。

1941年5月5日，阿道夫·希特勒在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前海军副官卡尔-耶斯科·冯·普特海默（英语：Karl-Jesko von Puttkamer）中校以及空军副官尼古劳斯·冯·贝洛（英语：Nicolaus von Below）上校等人的陪同下，造访了俾斯麦号。在海军大将埃里希·雷德尔缺席的情况下，吕特晏斯带领希特勒参观了该舰，并视察各战斗岗位。希特勒与吕特晏斯还私下会面，讨论了在北大西洋执行任务的风险。会议结束后，希特勒和俾斯麦号的军官们在军官餐厅共进午餐，其间希特勒谈及美国人不愿意卷入战争。林德曼公开反对希特勒的观点，他表示不能排除美国参战的可能性。

莱茵演习行动

莱茵演习行动示意图以及皇家海军（黑线）对抗俾斯麦号战列舰和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红线）的线路图

莱茵演习行动的目的是让俾斯麦号和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由林德曼的“1913届”同学、海军上校赫尔穆特·布林克曼（英语：Helmuth Brinkmann）指挥）闯入大西洋，并袭击同盟国的船运。雷德尔大将对特遣部队总司令吕特晏斯上将的命令为：“俾斯麦号的目标并非要击败同等实力的敌人，而是在拖延中牵制他们，同时尽可能地保持战斗力，以便让欧根亲王号能够接近护航的商船”，同时“该行动的主要目标是敌人的商船，敌舰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交战，而且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1941年5月19日02:00，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离开哥滕哈芬，穿过波罗的海，向大西洋进发。吕特晏斯并不知道，英国人所截获的信号足以推断出德国海军可能会在该地区展开行动。5月20日，瑞典巡洋舰哥特兰号（英语：HSwMS Gotland (1933)）在向西北方向经过哥德堡时率先遇到了德国特遣部队。英国海军部是通过一名驻斯德哥尔摩的挪威军官得知这一消息的，这份报告最终转交至英国海军驻瑞典专员、海军上校亨利·德纳姆（Henry Denham）手中。收到这份报告的警告后，英国海军部要求对挪威海岸进行空中侦察。5月21日13:15，一架喷火式侦察机在卑尔根附近的格里姆斯塔峡湾（英语：Grimstadfjord）（60°19.49′N 5°14.48′E）发现并拍摄了德国特遣部队。5月23日傍晚19:22，德国部队被在丹麦海峡巡逻的重巡洋舰萨福克号（英语：HMS Suffolk (55)）和诺福克号（英语：HMS Norfolk (78)）发现，它们正等待德军突围。警报响起后，林德曼于20:30通过对讲机宣布：“左舷发现敌人，舰只开始战斗（Feind in Sicht an Backbord, Schiff nimmt Gefecht auf）”！俾斯麦号发出五轮齐射，但未能直接命中。装备严重落后的英国巡洋舰遂退到一个安全距离，一直尾随敌人直至己方的重型部队能够靠近为止。然而，在这次战斗中，俾斯麦号的前视雷达由于重炮的轰击震动而失灵，因此吕特晏斯不得不命令欧根亲王号航行在俾斯麦号的前方，以便为编队提供前向的雷达掩护。

在1941年5月24日的丹麦海峡海战中，英国战列巡洋舰胡德号被击沉，击沉者可能是俾斯麦号。在05:00，欧根亲王号的水听器侦测到左舷有一艘身份不明的舰船。德国人于05:45看到了两艘船的烟囱，第一炮官阿达尔贝特·施奈德少校最初将其报告为两艘重巡洋舰。英国人的第一轮齐射表明它们是战列舰，但直到英国特遣部队转向左舷，它们的确切身份才被披露。英舰于05:53开始向德国特遣部队开火。海军中将兰斯洛特·霍兰德（英语：Lancelot Holland）原计划先瞄准俾斯麦号，但由于德军作战序列的颠倒，胡德号转而向欧根亲王号开火。德国特遣部队则仍在等待开始开火的命令，但吕特晏斯上将并没有立即下达命令。两分钟后，即在施奈德数次询问“是否允许开火（Frage Feuererlaubnis）？”后，已迫不及待的林德曼回答道：“我不会让本舰从我的屁股底下被射穿。允许开火（Ich lasse mir doch nicht mein Schiff unter dem Arsch wegschießen. Feuererlaubnis）！”。[注 6]至06:01，当俾斯麦号在18,000米（20,000码）的射程内进行第五轮齐射时，似乎击中了胡德号的主桅。这有可能是一枚380毫米（15英寸）炮落在了主桅和桅杆后的“X”炮塔之间的某处。[注 7]一团巨大的火焰从胡德号的主桅附近喷出。随后是毁灭性的弹药库爆炸，摧毁了舰艉。这一爆炸使胡德号的主桅至后烟囱之间断成两截，它在三分钟内就沉没了，其中舰艏几乎是以垂直的角度沉入水中。

[注 6]这句话引用自布卡德·弗赖赫尔·冯·米伦海姆-雷希贝格，他当时是舰艉的火炮指挥官，负责监视萨福克号和诺福克号，并听取施奈德通过对讲机下达的射击控制命令。幸存的船员很可能报告了这一消息，该船员在炮手电话上听到了施奈德与林德曼之间的对话。

[注 7]胡德号装备有八门420毫米（17英寸）口径的BL 15英寸 Mark I炮。这些炮安装在液压驱动的Mark II双联装炮塔上，从前到后分别被指定为“A”、“B”、“X”和“Y”。

俾斯麦号向威尔士亲王号开火（欧根亲王号视角）

爆炸之后，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成为两艘德国舰只的攻击目标，并在遭到七次直接命中后（俾斯麦号四次、欧根亲王号三次），于大约06:09脱离战斗。在短暂的交锋中，威尔士亲王号也三次命中俾斯麦号，其中第一次击中了一艘舰载指挥艇，并导致舰舯的浮筒机弹射器失效。第二枚炮弹命中了水线上方的艏楼，从一侧穿透至另一侧。第三枚则击中水线装甲带下方，并在接触防鱼雷舱壁时爆炸，使得涡轮发电机舱被完全淹没并蔓延至相邻的锅炉房。这两发炮弹对俾斯麦号造成的损害使约2,000公吨（2,200短吨）海水灌入舰内。

此时，林德曼和吕特晏斯在如何最好地继续执行任务方面存在分歧。作为一艘战列舰的指挥官，林德曼受战术态势的驱使，想要追击受损的威尔士亲王号（德国人当时并不知道该舰是威尔士亲王号，但知道这是一艘英王乔治五世级舰只）。吕特晏斯则显然更多是考虑到了“避免与类似敌方部队不必要接触”的舰队命令，未经讨论便拒绝了林德曼。两人在对待舰只维修的地点上也存在分歧，林德曼主张穿越丹麦海峡折返挪威的卑尔根；吕特晏斯同样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下令安排一条去往法国圣纳泽尔的航线。当天下午，吕特晏斯上将命令欧根亲王号脱离俾斯麦号，并独立行动对敌人展开通商破坏。至傍晚18:14，欧根亲王号与俾斯麦号完成分离，前者于1941年6月1日安全抵达法国布雷斯特。没有幸存者能直接见证这种不同意见，但据舰桥舵手、一等兵海因茨·施塔特（Heinz Staat）称，他记得第一瞭望官、海军中校汉斯·厄尔斯（Hans Oels）与舰队参谋之间的通话，通话中暗示林德曼一直在试图说服吕特晏斯去追击敌人。一位通信员在回到下面的袍泽之中时，谈及了舰桥上的“气氛紧张（dicke Luft）”。

在英国皇家海军的不懈努力下，俾斯麦号于三天后被击沉。5月24日23:30（当地时间19:30），隶属第825海军航空联队（英语：825 Naval Air Squadron）、受海军少校尤金·埃斯蒙德（英语：Eugene Esmonde）指挥的9架剑鱼式轰炸机从胜利号航空母舰起飞，向俾斯麦号发动攻击。其中一击命中，杀害了海军上士库尔特·基希贝格（Kurt Kirchberg），但仅对俾斯麦号的装甲带造成了表面损伤。5月26日上午10:30，隶属皇家空军海岸司令部（英语：RAF Coastal Command）、来自第209联队（英语：No. 209 Squadron RAF）的一架卡特琳娜侦察机又在圣纳泽尔以西约700海里（1,300千米；810英里）处发现了俾斯麦号。由海军上将詹姆斯·萨默维尔（英语：James Somerville）指挥的英国战斗群H部队（英语：Force H）奉命拦截俾斯麦号，其主要成员有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一战时期的战列巡洋舰声望号以及轻巡洋舰谢菲尔德号。当晚19:15，皇家方舟号的15架剑鱼发动了进攻。俾斯麦号于20:30响起空袭警报。大约15分钟后，俾斯麦号可能被一枚鱼雷击中；而在大约21:00，另一枚鱼雷击中并卡死了俾斯麦号的左舵轴，使其锁定在左转12°的方位。损害控制组努力恢复转向控制并解除了中部和右舷舵，但无法松开左舷舵。由于施加了不对称的动力，速度下降至8节（15千米每小时；9.2英里每小时），俾斯麦号很快便被追击的皇家海军从后赶上。当海军上校菲利普·维安（英语：Philip Vian）率领的第四驱逐区舰队的舰群攻击俾斯麦号时，警报于23:00再次响起。整个晚上，俾斯麦号都遭到了哥萨克号（英语：HMS Cossack (F03)）、锡克号（英语：HMS Sikh (F82)）、毛利号（英语：HMS Maori (F24)）、祖鲁号（英语：HMS Zulu (F18)）和霹雳号（英语：ORP Piorun (G65)）轮番的鱼雷攻击，林德曼和船员们都没有得到急需的休息。

1941年5月27日早上08:00，俾斯麦号最后一次拉响警报。诺福克号于08:15发现了俾斯麦号，而战列舰罗德尼号于08:48向俾斯麦号开火。后者于08:09还击。进一步卷入最后一战的还有战列舰乔治五世国王号（英语：HMS King George V (41)）、重巡洋舰诺福克号和多塞特郡号（英语：HMS Dorsetshire (40)）。鱼雷轰炸机则没有参加最后的战斗。俾斯麦号的前部舰艛于8:53被击中，两座前炮塔都于09:02失效，主炮指挥阿达尔贝特·施奈德就此遇难。后部的指挥阵位于09:18被毁，朵拉炮塔也于09:24失效。俾斯麦号于09:40再次受到重击，导致舰舯起火，岂撒炮塔于09:50被击中后同样失灵。至10:00，舰上所有武器都已哑火。由于燃料不足，罗德尼号和乔治五世国王号不得不在俾斯麦号沉没之前便脱离交战。当德国人正准备凿沉俾斯麦号时，多塞特郡号发射的三枚鱼雷击中了舰侧装甲。俾斯麦号于10:36在48°10′N 16°12′W处沉没，距离韦桑岛以西约300海里（560千米；350英里）。多塞特郡号救起85人，毛利号则救起了25人。另有5名船员是由德国海军上尉艾特尔-弗里德里希·肯特拉特（德语：Eitel-Friedrich Kentrat）指挥的U-74号潜艇（英语：German submarine U-74 (1940)）和气象观测船萨克森森林号（英语：German weather ship Sachsenwald）救出。潜艇舰队总司令（英语：Befehlshaber der U-Boote）卡尔·邓尼茨下令由海军上尉赫伯特·沃尔法特（英语：Herbert Wohlfarth）指挥的U-556号潜艇（英语：German submarine U-556）去往取出俾斯麦号的战斗日志（英语：War diary）。由于缺乏鱼雷和燃料不足，沃尔法特请求将命令转移至U-74号。U-74号未能及时到达俾斯麦号所在地点，战斗日志也从未找到。

阵亡

布卡德·弗赖赫尔·冯·米伦海姆-雷希贝格最后一次见到林德曼就在最后一战前的早晨08:00左右，地点位于舰桥上。米伦海姆-雷希贝格将通常聪明、幽默、乐观的林德曼描述为悲观和孤僻。米伦海姆-雷希贝格试着与他交谈，但未被理睬，前者并不清楚这是由于战斗疲劳，还是因为和吕特晏斯的分歧使他意志消沉。

⬛三国同盟

(历史上的德奥意军事联盟)

三国同盟（英语：Triple Alliance）是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王国在1882年5月20日签署的条约，是一个军事联盟。三国同意任何一国被其他两个或更多国家攻击时协助对方。而且，德国与意大利约定，如果对方被法国攻击，将会协助对方。然而，根据一项补充宣言，意大利的承诺不能被认定为针对英国。1902年6月，意大利延续同盟协定后，对法国许下了类似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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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德语：Alfred von Tirpitz，1849年3月19日－1930年3月6日）是一名德意志帝国海军元帅，也是第一位德国海军元帅。是帝国海军“公海舰队”的建设者，在担任德国海军大臣期间，先后制定了“第九号备忘录”、“风险理论”，对海军的扩张有决定性影响力，但同时也是造成德国与英国关系恶化的关键人物之一。提尔皮茨的战略观深远地影响了德国在历史上对海权的战略。

公海舰队的战前照片，该舰队由一艘不伦瑞克级战列舰带头领航。

一次大战前，德国海军认为英国海军将采取两种作战方案：一、被迫袭击德国沿海，直接击败“公海舰队”；二、施行近海封锁。无论英国海军采取何种方案，德国海军都能透过鱼雷艇、潜艇等武器来削弱“大舰队”的数量优势，直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后，“公海舰队”才可以出港战斗、摧毁英国舰队。提尔皮茨的策略中包含了几项假设——德国海军有更好的船舰设计、更加训练有素的船员、更优越的战术配置。此外，提尔皮茨也认为英国基于其全球帝国的需求，势必无法在北海集中全部舰队。因此，一旦双方爆发战争，德国便立即在北海海域取得数量优势，进一步向皇家海军发动攻势。

然而，英国海军采取的战略，却与提尔皮茨的预期大相径庭。第一海军大臣费舍尔自1904年上任起，立即对皇家海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在英国本土水域集中了大量战列舰、开启无畏舰革命、对海军官兵进行严格的训练。1912年，英国与法国缔结了共同防御协议，英国海军得以在北海集中兵力，而地中海的防务改由法国负责。更糟糕的是，英国海军在1904年就开始设计远程封锁的策略；德国海军原先构想、利用轻型舰艇削弱皇家海军的策略，如今完全落空。

后勤与人员

驻于基尔的公海舰队第一与第二分舰队。

公海舰队在北海的主要基地为宝玉湾（英语：Jade Bight）西侧的威廉港以及易北河口的库克斯港；在德意志湾（英语：German Bight）的黑尔戈兰岛则是为公海舰队提供了一处良好的前哨站。公海舰队在波罗的海的主要基地为基尔，另外还有可供支援的皮劳和但泽等前线驻泊点。横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基尔运河连结了波罗的海与北海，德国海军得以在两个海域间迅速移防舰队。在承平时期，所有公海舰队的现役船只皆驻扎于威廉港、基尔或是但泽。位于中国的胶州湾租借地是德国仅有的大型海外基地，其东亚分舰队驻扎于此。

在燃煤动力的蒸气船时代，船只可以在友好国家的港口进行加煤，德国海军本身缺乏可供长期作战的海外基地，即便是单舰进行的破交战也有困难。海军曾在1907年采用试验性设备，将煤从运煤船转移到军舰上，但是这种作法并没有全面实施，不过，德国海军主力舰至少有着4,000海里（7,400千米；4,600英里）的作战航程，在大西洋上作战仍绰绰有余。

1897年，提尔皮茨就任海军办公室国务秘书一职，此时的帝国海军共有约26,000名官士兵，到了一次大战爆发时，帝国海军已经大幅成长到80,000人。主力舰一般由海军少校或上尉所指挥，每艘船至少拥有1000名船员；轻巡洋舰每艘船约有300至550名船员、鱼雷艇每艘船则是约80至100名船员，后来的部分舰级有扩增到200名船员。

历史

公海舰队的第一艘旗舰——德国号战列舰

1907年初，第二条海军法通过的七年后，德国海军完工了数艘不伦瑞克级与德国级战列舰，这才有足够的军舰组成第二分舰队。1907年2月16日，德皇将本土舰队改名为公海舰队，由威廉二世之弟——海因里希亲王指挥，成为公海舰队首任指挥官，旗舰为德国号战列舰。承平时期时，公海舰队主要的例行任务是全年的单舰、分舰队、联合舰队等各式训练演习，整支舰队也在大西洋与波罗的海间进行多次的巡洋任务。1909年下半，海因里希亲王的职务由亨宁·冯·霍尔岑多夫中将接替，直至1913年4月再由腓特烈·冯·英格诺尔接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数个月为止。1913年3月2日，腓特烈大帝号战列舰取代德国号成为公海舰队的旗舰。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人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事件使国际局势大为紧张。尽管如此，公海舰队依旧于同年7月13日前往挪威，展开夏季巡弋任务。在这最后一次的和平巡弋行动中，公海舰队于7月25日在斯卡恩演习完后前往挪威峡湾。隔日，因奥匈帝国已发出最后通牒给塞尔维亚，舰队开始返国。7月27日，整支舰队已抵达斯库登海角（英语：Skudenes），为战争预作准备。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各个欧洲列强在随后一星期内都卷入了这场大战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

公海舰队的第二艘旗舰——腓特烈大帝号战列舰。

战争期间，公海舰队在北海发动多次巡航与攻击行动。第一次是1914年11月2日至3日，然而这两天都没有遭遇英国海军。公海舰队司令腓特烈·冯·英格诺尔上将采取的战略是：以弗朗兹·冯·希佩尔少将指挥、由战列巡洋舰构成的舰队——第1侦查集群袭击英国东部沿海城市，借此引出英军大舰队的部分兵力，由公海舰队将其消灭。1914年12月15至16日，对哈特尔浦、惠特比与斯卡伯勒的炮轰（英语：Raid on Scarborough, Hartlepool and Whitby）即是此类作战的首次出击。在12月15日夜晚，拥有12艘无畏舰、8艘前无畏舰强大实力的德军舰队遭遇了6艘战列舰组成、孤立的英军分舰队，当时双方仅有10海里（19千米；12英里）之遥。然而，公海舰队在夜色中不断与对方驱逐舰舰队爆发冲突，这使得英格诺尔深信他们即将遭遇到整支大舰队。于是，基于德皇命令非必要时不冒进之原则，英格诺尔中止了德军舰队的后续行动，撤回德国本土。

在1915年1月的多格尔沙洲海战中，德军装甲巡洋舰布吕歇尔号被击沉，德皇以此为由，于2月2日撤除了英格诺尔的职务，由胡戈·冯·波尔上将继任。波尔于1915年执行了一系列的舰队作战，首先在3月29至30日，舰队前往泰尔斯海灵岛以北，但遭遇意外事件折返。另一次在4月17至18日，由第2侦查集群执行了布雷行动。三天后，也就是4月21至22日，公海舰队对多格滩方向进攻，却又一次错过英军舰队。5月29至30日，波尔三度出击，这次朝着斯希蒙尼克岛方向前进，但又因为天气太差而回航。8月10日，舰队前往赫尔戈兰北部、掩护正要回航的辅助巡洋舰流星号（英语：SMS Meteor (1903)）。9月11至12日，舰队再度出动掩护一次在黑岩湾（Swarte Bank）的布雷行动。1915年的最后一次行动在10月23至24日，舰队前往了荷斯韦夫（英语：Horns Reef），最终也未获得任何战果。

1916年1月18日，赖因哈德·舍尔中将取代了因病而无法续任的波尔，成了公海舰队司令。相对于前任司令，舍尔在策略选择上更具侵略性，也更广泛地运用U型潜艇、齐柏林飞船对大舰队进行协同攻击。1916年2月，舍尔获得德皇的首肯，下令舰队于3月26日、4月2至3日、4月21至22日出击北海扫荡敌军。战列巡洋舰队于4月24至25日炮轰了英格兰东岸城镇（英语：Bombardment of Yarmouth and Lowestoft），主力舰队则在远处提供支援。不久，舍尔在5月中策划了另一次袭击，然而，战列巡洋舰塞德利茨号因为先前行动触雷受损，仍需要时间修复，计划不得不到5月底才能执行。

日德兰海战

日德兰海战形势图，德军舰队北向航行遭遇到从西侧接近的英军舰队，在这场复杂而规模宏大的战役中，双方都做出了一系列复杂的机动与回旋。

1916年5月31日早上，拥有16艘无畏舰、6艘前无畏舰、6艘轻巡洋舰、31艘鱼雷艇的公海舰队，在舍尔指挥下自宝玉湾起锚出航，后续将与希佩尔带领的5艘战列巡洋舰、多艘支援巡洋舰、鱼雷艇等进行协同作战。另一方面，英国海军情报部门第40号房间（英语：Room 40）截获了德军的无线电讯息，借由破译密文，得知了德军本次的作战计划。英国海军部随即命令大舰队彻夜起锚出动，切断公海舰队之退路、将其彻底摧毁，此时的大舰队共有28艘无畏舰、9艘战列巡洋舰。

世界标准时间下午4点，英、德两方的战列巡洋舰舰队遭遇，旋即展开了炮战。不久，舍尔的公海舰队主力从南方出现，英国海军中将大卫·贝蒂下令其战列巡洋舰队北上，引诱德舰进入约翰·杰利科上将指挥、正在迅速接近的大舰队火力圈内。在北上的过程中，舍尔的舰队还与英军第5战列舰分舰队（英语：5th Battle Squadron (United Kingdom)）的数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交战。下午6点30分，大舰队终于抵达战区，朝东北方向航行，越过了舍尔的丁字阵位（英语：Crossing the T）。舍尔为了避免不利战斗的形势，下令舰队朝西南方向转舵16个罗经点执行撤退。下午6点55分，舍尔再度下令、全舰队转舵16个罗经点，回头攻击英军舰队。

舍尔的决定让公海舰队再度陷入险境，杰利科命令大舰队向南转移，再度越过了舍尔的丁字阵位。随后舍尔又发出了第三次的16个罗经点转舵命令，希佩尔受到重创的战列巡洋舰队则留下来向英舰突击，掩护公海舰队主力的撤退。接着舍尔下令，舰队改采夜间巡洋编队，此一命令于晚上11点40分完成。晚上，公海舰队又与英军的驱逐舰队展开激战，不过，公海舰队仍旧成功退至盒恩礁。6月1日凌晨1点至2点45分，公海舰队才陆续返回了宝玉湾。舍尔命令未受损的第一分舰队在宝玉湾的港外锚地就防御位置备战，而皇帝级战列舰则留在威廉港外保持戒备。就战斗结果来看，尽管舍尔率领的主力舰队遭受猛烈打击而严重毁损，公海舰队击沉英军舰艇的数量、排水吨位总和却远远胜过自身损失。数艘主力舰，例如战列上第一位的国王号战列舰、以及大部分的战列巡洋舰，都要在干坞内进行大规模整修，耗时至少两个月。然而，从舰队规模比较，6月1日时，英军仍拥有24艘主力舰可供作战，而德军仅剩10艘主力舰可以行动。

后续行动

1916年8月，修复足够的船舰后，舍尔即于8月18至19日发动另一场攻势（英语：Action of 19 August 1916）。由于塞德利茨号与德弗林格尔号（英语：SMS Derfflinger）在日德兰受到重创，以及损失了吕佐夫号（英语：SMS Lützow），可以出战的战列巡洋舰只剩下冯·德·坦恩号以及毛奇号（英语：SMS Moltke）。舍尔将它们与战列舰边疆总督号、大选帝侯号以及新型战列舰巴伐利亚号联合行动。收到来自齐柏林飞船、表示北海出现英军舰队的误报后，舍尔随即下令舰队北上，结果公海舰队还没能开炮，舍尔在当日下午2点35分就收到了英军大舰队出动的消息，于是赶紧撤退回德国母港。

1916年10月18至19日，在缺少潜艇的支援下，公海舰队再度出击，攻击多格尔沙洲东岸的任何运输船。尽管英国海军部接获情报、警告了目标海域附近的运输船，大舰队却没有试图拦截。10月19日凌晨2点，因天气转恶（鱼雷艇将不易跟上公海舰队主力），舍尔下令舰队回航、作战取消。此时巡洋舰慕尼黑号（英语：SMS München）遭遇到英军E38（英语：HMS E38）潜艇的鱼雷攻击，他这才明白英军已经将运输船驱离了目标打击区。

公海舰队于12月1日重组，除了拜仁号外，4艘国王级战列舰留于第3分舰队，而4艘皇帝级则发配给了第4分舰队。1917年3月，新战列舰巴登号以新旗舰的身份就役。3月17日，舍尔从腓特烈大帝号上取下他的指挥旗，于巴登号上升起。

1917年，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同时也对公海舰队船员造成影响，一些消极抵抗的现象逐渐出现，如1月时战列舰奥尔登堡号、波森号的水手们打出了反战的口号；6月与7月，船员们开始进行更为积极的抗命行动，包括罢工、绝食抗议或是不告离舰。这类行动在8月达到高峰，一系列的反战演说、抗议示威活动，导致数十位水手被德国海军当局逮捕。舍尔下令从反战运动的中心——柳特波德摄政王号上逮捕超过200人，军事法庭最终判处77人有罪、9人死刑，然而，最终只有阿尔宾·科比斯（英语：Albin Köbis）与马克斯·雷契普特希（英语：Max Reichpietsch）两人遭到处决。

阿尔比翁行动的德军舰队航线图。

1917年9月初，夺取了俄国的港口城市里加后，德国海军决定要一并铲除里加湾里的俄国海军。海军最高统帅部（Admiralstab）规划了本次作战，代号阿尔比翁行动，旨在夺取波罗的海的岛屿，特别是萨雷马岛瑟尔韦半岛上、俄国经营多年的沿海炮台。9月18日，一道额外命令传来，指示舰队与陆军协同作战，共同夺取萨雷马岛和穆胡岛，当时海军的主要参战兵力，是公海舰队抽调而来的第三、第四分舰队和毛奇号。作战于10月12日开始，当天，毛奇号和第三分舰队攻进了俄国塔卡拉特湾（英语：Tagga Bay），第四分舰队则炮轰萨雷马岛上的瑟尔韦半岛俄军炮台。10月20日，岛上的战斗宣告结束，穆胡岛、萨雷马岛和达哥岛全部由德军占领。不过在前一日，海军最高统帅部下令海军停止作战，尽快将抽调的无畏舰群召回公海舰队。

到了1917年秋季，舍尔决定以轻型舰艇配合潜艇，袭击来往挪威的英国商船。有鉴于此，英国海军调出一支战列舰分舰队进行护航，却正中舍尔下怀，使得对方有机会将大舰队各个击破。1918年，舍尔召集了希佩尔的战列巡洋舰队，准备于4月24日周三攻击英国商船以及其护卫舰队，公海舰队战列舰群将紧随其后、随时支援。4月23日，德军舰队在威廉港外的雪灵斯停泊地（英语：Schillig Roads）集结，隔天便拂晓出击。凌晨5点20分，尽管德军舰队最初成功地潜入商船航线，却因为情报错误，导致最终作战失败。根据舍尔最初收到的潜艇侦查报告，船团在每周日与周三出航。实际上，西向船团在4月22日周一离开卑尔根，当舍尔率舰队出发时，该船团已经在奥克尼群岛以东大约140海里（260千米；160英里），预计于4月24日上午抵达苏格兰梅西尔；东向船团在4月24日周三从苏格兰梅西尔出发，出发时间却是早上6点30分。换句话说，希佩尔的舰队当时在航线上扑了个空。10点47分，英国海军部向海军中将贝蒂下令，率领大舰队31艘战列舰和4艘战列巡洋舰出击，然而为时已晚，德舰早已离开现场。当天晚上7点37分，赫尔戈兰湾外海约74千米处，毛奇号遭到英军E42（英语：HMS E42）潜艇的鱼雷击中，不过德军舰队仍然全数返回了己方的水雷区以内。

拘禁于斯卡帕湾

斯卡帕湾中自沉的公海舰队各舰位置图。

1918年10月底，就在停战协定生效前几天，德国海军制定了公海舰队的最后作战（英语：Naval order of 24 October 1918）。公海舰队主体将从威廉港出发挑战大舰队；尽管此举会有相当程度的伤亡，舍尔仍打算借着这次行动重创英国海军，争取对德国更加有利的和谈条件。然而，许多厌倦战争的德国水手认为，这次行动会破坏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进而延长战争。1918年10月29日一早，司令部发出命令，舰队隔日从威廉港出航。当晚，图林根号（英语：SMS Thüringen）战列舰的水手们率先发难，接着港内数艘战列舰的水手也开始叛乱（英语：Wilhelmshaven mutiny）。如此动荡迫使希佩尔、舍尔放弃了决战计划，而德皇得知消息后说道：“我不再拥有海军了。”

随着德国于1918年11月投降，公海舰队的大部分船舰在路德维希·冯·罗伊特少将的指挥下开往英军的斯卡帕湾海军基地加以拘禁。舰队出发之前，阿道夫·冯·多尔达上将向罗伊特明确表示，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协约国取得这些船舰。公海舰队稍后与英军加的夫号（英语：HMS Cardiff (D58)）轻巡洋舰会合，在该舰带领下，共计370艘英、美、法三国组成的协约国舰队，将德国公海舰队押送至斯卡帕湾。拘禁期间，公海舰队各舰透过拆除炮栓解除武装、每艘主力舰仅保留200名德国船员。

在和约正式出台以前，公海舰队一直处在拘禁状态。罗伊特认为，英军计划于1919年6月21日，也就是德国签署和约的最后期限夺取这些船舰，然而，他不知道签署期限已经延长到了6月23日，不知情的罗伊特决定一有机会就下令各舰艇自沉。6月21日一早，英国舰队离开斯卡帕湾进行训练，当日11点20分，罗伊特向各舰发送自沉密语，船员们便立即执行凿沉任务。最终，在英军港内人员实施救援后，只有巴登号战列舰、3艘轻巡洋舰、18艘驱逐舰成功保留。皇家海军最初反对执行打捞作业，不过，后来还是允许私人企业打捞这些船舰、当作废铁卖出。公海舰队的大部分船只是由爱涅斯特·寇克斯（英语：Ernest Cox）的寇克斯与丹克斯（Cox and Danks）公司进行打捞，其中包含了吨位最重的几艘船舰。之后，受到1930年代初期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寇克斯退出了打捞作业，改由金属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英语：Metal Industries Group）接手，又成功打捞了5艘德国主力舰。公海舰队当中，有3艘（国王号、王储号、边境总督号）因为沉得太深而无法打捞，只能留在斯卡帕湾的海床上，还有4艘轻巡洋舰与其相伴。

影响

公海舰队从战时的难以施展，到战后的最终结局，无不强烈地影响了后来的德国海军，包括魏玛共和国的国家海军与纳粹时期的战争海军。后来，新组成的海军机构中，许多前帝国海军军官依旧在服役，其中就有希佩尔的前任参谋长——埃里希·雷德尔，日后成为了国家海军总司令。雷德尔认为，德国海军应以水面舰艇进行长距离破交作战，而不是组建大型舰队去挑战皇家海军，因为那样只是白费工夫。1930年代以后，雷德尔提出了战争海军的造舰计划——《Z计划》，该计划便是以上述概念为核心，要求建造大量的长航程轻巡洋舰（如P级装甲舰）和侦查舰艇。不过，雷德尔的构想遭到后来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否决。希特勒一心建设庞大的战列舰队，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Z计划》的建设工作都没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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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计划

Z计划（德文：Z-Plan）是一个德国海军的造舰发展计划，该计划预计自1935年开始，大幅度翻新和重建该国在海上的军事力量。

德国级袖珍战列舰希尔上将号于1934年大西洋上

德国袖珍战舰所用的28cm主炮

Z计划中的齐柏林伯爵号航空母舰是德国唯一一艘曾经下水过的航母

希佩尔海军上将级重巡洋舰是Z计划中船舰类少数被真正造出的战列舰

一战之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武装力量因《凡尔赛和约》而被大大的限制。对于海军来说，和约中为了限制德国海军，规定德国海军只能拥有6艘10,000吨级战列舰，六艘巡洋舰，12艘驱逐舰以及12艘鱼雷快艇。而在1919年公海舰队于斯卡帕湾在德军官兵的秘密行动下集体自沉。顿时令这个德国海军家徒四壁。之后根据和约，新的建造计划被提上日程。战后第一艘条约型舰——艾姆登号轻巡洋舰建成。在此之后德国进一步建造了三艘“K级”轻巡洋舰——柯尼斯堡号、卡尔斯鲁厄号、科隆号。并且建造了“K级”的改良型号——莱比锡号和纽伦堡号。由于和约中规定德国海军必须替换掉所有战列舰，而且每艘战舰的吨位不得超过10,000吨，德国海军提出了一个新的舰种——装甲舰。其设计中首要目的是破坏海上通商，其最主要的设计理念是“要比巡洋舰猛，并且比战列舰快”[注]。该舰种首舰为德国号，装备6门（3X2）11英寸火炮，并且航速高达28节。其后又建造了舍尔海军上将号以及施佩伯爵号。这些装甲舰被其他国家称作“袖珍战列舰”。

• [注]：这种设计思路和原来的战列巡洋舰设计思路有些相似，但战列巡洋舰仍是为海军炮战的主力舰而设计，但装甲舰则是为了破袭战而设计。

纳粹执政初期

在1933年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开始担任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总理，随即撕毁凡尔赛和约，系统的重建武装力量。 随后德国海军将原定的装甲舰D号和E号，改进为战列巡洋舰，即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和格奈森瑙号，该两艘姊妹战列巡洋舰装配了9门11英寸主炮（前二后一，三联装），取代了原先的6门主炮。

与此同时，俾斯麦与提尔皮茨的设计建造计划也进入了研讨阶段。对于俾斯麦级，最初设计安装13寸主炮。但由于法国海军迅速的崛起，导致德国海军不得不将这两艘战列舰重新设计。在这段时间，德国为海军制定了庞大的重建计划，Z计划也得以改进并发展。

“巨兽”与“狼群”的抉择

在Z计划以后的改进中，两种海军重建的指导思路被提了出来：

• 重建一个大型的，足以同时对抗英国和法国的水面舰队。该思路，以当时德国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的观点代表。
• 建造一个数量庞大的U-潜艇群，同时配合装甲舰破坏敌人的海上交通线。这种思路则由一战时曾驾驶过潜艇，后来任海军司令的卡尔·邓尼茨提出。

但是，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如果德国要破坏英国在大西洋的海上交通线，德国海军的战舰将不得不通过由皇家海军称霸的北海。于是德国选择了前者。

建造计划

在两艘俾斯麦级建造的这段时间，往往被称为德国海军的过渡时期。这段时期里同时建造了三艘重巡洋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布吕歇尔号和欧根亲王号。而之后，则被称为德国Z计划中的“六年造舰时期”（1939年－1945年）。在Z计划中所有现代化战舰都计划在这六年内完成，包括：

• 四艘航空母舰
• 六艘H级战列舰
• 三艘O级战列巡洋舰
• 十二艘P级远洋装甲舰
• 两艘希佩尔海军上将级重巡洋舰：塞得利茨号（德语：Seydlitz (Schiff, 1939)）（Seydlitz）和吕佐夫号（德语：Lützow (Schiff, 1939)）（Lützow）
• 四艘“M级”轻巡洋舰
• 两艘“改进型M级”轻巡洋舰
• 六艘“远洋侦察级”大型驱逐舰

第一个航空母舰齐柏林伯爵号建造开始于1936年，同级二号舰定于1938年开工。到了1939年中旬，随着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的下水，三艘改良型战列舰（H级战列舰）开始铺设龙骨。与此同时，Bf 109战斗机以及容克Ju-87施图卡轰炸机的舰载型也开始研究。但十分不幸运的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有巨大而昂贵的建造计划消耗了大量贵重的原材料，影响了陆军和空军的发展和运行。

最后，几乎所有战列舰的建造计划都被取消，并将其所需的材料以及拆卸下的材料，用于建造更多的U-潜艇。

～「U型潜艇」～

U型潜艇是特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使用的潜艇。由于德国潜艇的编号都用德文“Untersee-boot”（意思为“潜艇”，按照英文直译写法为Undersea boat，简称U-boat）的首字母U加数字命名，如U-511。为了区别于同盟国的潜艇（英语为“submarine”），在英语里使用“U-boat”来称呼德国潜艇。中文翻译为“U型潜艇”。

陈列于海边的U995号U型潜艇（2008年）

概况

早期的U型潜艇（1850-1914）

德国建造的第一艘潜艇为Brandtaucher，可乘员三人，在1851年2月1日的一次试潜中于基尔港沉没。该潜艇是发明家和工程师威尔亨·鲍尔（英语：Wilhelm Bauer）在1850年设计，由施韦费尔和霍华德建造于基尔。在1887年的疏濬时重新发现了Brandtaucher；后来将其拉起，并在德国进行历史陈列。

A grab dredge

随后在1890年，按照诺登菲尔德的设计建造了Nordenfelt I和Nordenfelt II。1903年，位于基尔的弗里德里希·克虏伯日耳曼尼亚造船厂完成了德国制造的第一艘全功能潜艇“Forelle”，克虏伯在1904年4月日俄战争期间将其出售给俄罗斯。SM U-1是一艘完全重新设计的卡普级潜艇，只建造一艘，1906年12月14日于德意志帝国海军服役。

第一批在德国制造的潜艇建造于1850年，由德国发明家威尔亨·鲍尔（英语：Wilhelm Bauer）（1822年12月23日-1875年6月20日）制造。这项工程延续到1890年由诺登非厄特设计制为W1与W2潜艇。在1904年位于基尔的克鲁勃船坞厂完成了售予俄罗斯的潜艇；真正为德国海军制造的潜艇建造于1905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批德国潜艇为“卡普”（Karp）级潜艇，采用双层船壳（double hull），以科庭式煤油引擎（Korting kerosene engine）作为动力，武装仅有区区一具鱼雷发射管，这就是刚刚设计的U-1号潜艇。等到下一艘U-2出现时，就足足比U-1艇大上50%的体积，并且拥有两具鱼雷发射管。不过柴油引擎一直到1912年与1913年间才开始装置在U-19潜艇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时，德国海军一共有13种不同级别共48艘潜艇，但是就役的只有29艘，余下的还在建造中。德意志帝国海军在此次战争将SM U-1用于训练，后来于1919年退役，目前仍在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展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强大压力和严密封锁中，处于劣势的德国公海舰队水面舰艇部队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不敢轻举妄动，而U型潜艇却频频出击，承担起对敌攻击的大部分任务，先后通过有限制进攻作战和无限制潜艇战，重创了敌方的海上交通线，几乎切断了英国的海上经济命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潜艇，只要有可能，一般保持水面航行状态，只有在发起攻击或受到威胁时才会紧急下潜，从而达到战术突然性和隐蔽性。经过4年多的搏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结束，1919年－1922年，取得胜利的协约国先后通过《凡尔赛条约》、《华盛顿条约》等一系列的惩罚性条约，对战后的世界进行了实质性的重新瓜分，为下一场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1914年至1918年期间，德国海军用体积小（1000吨以下）、数量少（发动战争时仅有29艘）、速度慢（水面约12节，水下不足10节）而且本身不坚固、容易遭受敌人攻击的U型潜艇，光是开战后十周之内，英国皇家海军就有五艘战舰损失在U型潜艇的攻击中，尤其在1914年9月22日，U-9潜艇在著名的奥托·韦迪根舰长手上于一个小时内，以舰上仅有的六枚鱼雷击沉皇家海军HMS Aboukir（阿布基尔号）、HMS Hogue（霍格号），以及HMS Cressy（克雷西号）一共三艘万吨级装甲巡洋舰。皇家海军是役损失高达36,000吨的战舰（克雷西级战舰排水量都在12,000吨左右），以及1,459水兵阵亡。U-9潜艇在创下丰硕战果23天后，又击沉了一艘英国皇家海军排水量7,770吨的爱德加级巡洋舰HMS Hawke（老鹰号）。U型潜艇在4年内击沉了协约国舰船数百万吨，成绩十分惊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个典型的U型潜艇帆罩

仅仅20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U型潜艇击毁了大量敌舰，这成为大战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德国与盟国之间为了破坏和保护海上交通线，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大西洋海战。严格地讲，大西洋海战并非一场独立的海战，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海上战争，有时也被形象地称为“海上阵地战”。在大西洋海战中，英德双方投入了全部的海上力量，整个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都参与到战争中，前后历时共计5年零8个月，成为战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复杂的一场海战。正是在大西洋海战中，德国的U型潜艇一举成名。被称为“潜艇战教父”的邓尼茨将谋划二十余年的狼群战术（此为英国人的叫法，德国人称之为“结群战术”）付诸实施，在战争中接受最严酷的实战检验。战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战争中最使我心惊胆战的是德国潜艇的威胁。”

就这样，在大西洋战场上，德国的U型潜艇又一次占据了主导地位。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法国沦陷，直至1941年3月，德国U型潜艇在邓尼茨的狼群战术思想的指导下，对英国商船和运输队发起袭击并取得了辉煌战果，进入了所谓的第一阶段的“美好时光”（happy time，或译“欢乐时光”）。与此相反，盟国海上运输线几乎被切断。

在这危难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发出了呼救声，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积极响应。根据《租借法案》，大批美国海军老式驱逐舰横渡大西洋，抵达英伦三岛，编入英国皇家海军进行反潜护航作战，整个战局大为改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U型潜艇

作为一种主要的海上武器系统，潜艇的发展壮大并非得益于一场大规模的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潜艇战，对于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世界海军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战前的美国内战时，潜艇作为一种廉价的海岸防御武器就已经投入使用，但是直到19世纪后期的一系列技术进步之后，才发展成为一种有效的海上武器。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大力支持下，被称为“德国海军之父”的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将德国海军从一支小型近海护航运输队建设成为一支远洋舰队。

起初，提尔皮茨对于发展潜艇并无兴趣，他倾向于建设一只大型的水面舰队。直到1904年德国海军才订购了第一艘潜艇——U-1。到1914年8月，德国已经建成了28艘U型潜艇，另有16艘正在建设中，第一批4艘U型潜艇由于艇身太小无法投入实战，最后用做教练艇。剩余24艘作为作战潜艇，也称为“前线潜艇”，编为两个潜艇支队。

一战期间，潜艇虽然能够执行水下作战任务，但是仍然需要克服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首先，由于水下航速和续航能力有限，使潜艇很难追上攻击目标；其次，仅仅凭一名操作潜望镜的艇员进行搜索和判断，潜艇在水下航行时很难发现目标。相反，当潜艇在水面航行时，大多数艇员都可以加入到侦察行列中，从而扩大了搜索范围。另外，由于潜艇外形轮廓小，在海面上不易暴露。发现目标后，潜艇习惯在水面实施追击和进攻，这是因为能够获得较快的航速，从而使攻击和撤离更加方便机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战争早期，对于一些价值不大的目标，潜艇指挥官们一般会寻求在水面使用甲板火炮进行攻击，以节约价格昂贵的鱼雷。

首次参战

1914年8月6日凌晨，德国海军第一潜艇支队从黑尔戈兰湾出航执行作战任务，每艘潜艇间隔11公里，成纵队队形向西北方向前进。在最初两天里没有发现一艘敌国船只。8月8日正午，U-15号潜艇发现3艘英国战列舰，于是紧急下潜，并对其中的君主号战列舰发射了一枚鱼雷，但偏离了目标。受到惊吓的3艘战列舰很快消失在大海中。当日傍晚，执行任务的所有U型潜艇都已抵达巡逻区的最北端，但仍无收获，他们决定掉头沿原路返回德国。在返航途中，第一潜艇支队接到命令，在南奥克尼群岛附近海域待命39小时，准备伏击一支路过该海域的英国小型舰队。但是，保持水面航行的做法成为了德国海军U-15号潜艇毁灭的致命错误。8月12日3时40分，英国皇家海军伯明翰号巡洋舰发现了正在水面航行的U-15号潜艇，立即发起了攻击。当时，该潜艇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危险境地，当醒悟过来时已来不及躲避，伯明翰号直接撞击U-15号潜艇的艇身中部，使其断为两段，残骸在海面上漂了片刻即沉入海底，全体艇员无一生还。半小时之后，U-18号潜艇发现了另外一艘英国巡洋舰，但还未采取行动，该舰已经消失在暴风雨中。8月12日下午，第一潜艇支队在毫无收获的情况下回到母港。这次巡逻中，除了U-15号潜艇被撞毁外，还损失了U-13号，该艇于8月12日上午意外失踪。

首次胜利

1914年8月15日，也就是第一潜艇支队首次参战回到母港后的第三天，U-21号潜艇与英国皇家海军“探险者”号轻巡洋舰在斯塔布角遭遇。当时海面上风高浪急，天气恶劣，U-21号潜艇发射的鱼雷准确击中了“探险者”号巡洋舰的弹药舱，该舰发生剧烈爆炸，随即沉入海底。

U-9号潜艇

两星期之后的9月22日，U-9号潜艇在北海以南英吉利海峡以东处的海域获得了首场大捷。

当时，U-9潜艇在“宽十四（㖊）”海域进行巡逻（荷兰以西外海，多格滩以南的浅水域）。凑巧的是阿布基尔号，霍格号，克雷西号，以及尤瑞阿勒斯号（HMS Euryalus）与其他驱逐舰也在该海域进行阻止德国船只进入英吉利海峡的巡逻任务。由于恶劣的海象与燃煤量不足的问题，因此英国皇家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于9月17日命令三艘战舰以及另外一艘战舰撤回母港哈瑞芝（Harwich）。

17号当日，恶劣海象迫使小吨位的驱逐舰群先行撤离舰队；三天后尤瑞阿勒斯号的燃煤量见底，也先行撤回。22日天候逐渐缓和，然而能见度依旧有限。此时三艘巡洋舰仍然正在进行巡逻任务。清晨6点，三艘巡洋舰以时速10节（约每小时19公里）的速度航行，有限的能见度妨碍了巡洋舰上瞭望的水兵，但是不足以阻碍U-9号观测到他们的行踪。

U-9舰在发现目标后于是快速下潜，在监视中不断接近目标并且经过确认后，确定是英国皇家海军的3艘装甲巡洋舰。由于三艘战舰并未机警地采用“之”航以确保不会遭到跟踪与袭击，所以大约50分钟后，U-9潜艇就进入了最佳攻击位置。舰长奥托·韦迪根发射了第一枚鱼雷，准确击中了“阿布基尔”号巡洋舰，该舰的龙骨立刻遭到攻击并向左舷倾斜，舰员纷纷落水，并且在20分钟内沉没，527人罹难。

此时“克雷西”号和“霍格”号发现灾难后误判以为阿布基尔号是碰撞到漂浮的水雷，并且马上赶来救援，而忽视了自身面临的危险。U-9号的艇员再次填装鱼雷，并向右调转航向，用艇艏的鱼雷发射管对准了正在进行救援落水者的“霍格”号，在350米处向霍格号发射了两枚致命的鱼雷。

5分钟内，“阿布基尔”号和“霍格”号相继沉入海底。“克雷西”号舰长约翰·卓蒙（John Drummond）才意识到舰队早已落入潜艇的攻击圈内，于是下令撤退脱离现场。U-9号潜艇将所携行的最后一枚鱼雷装入艇艏的2号鱼雷管，并掉转艇身，用艇艉的两具鱼雷管瞄准“克雷西”号，在大约1000米的距离朝目标发射出两枚鱼雷。尽管“克雷西”号发现了来袭的鱼雷，但在一阵躲闪之后，还是被其中一枚击中。由于不能确定一枚鱼雷能否将敌舰击沉，U-9号潜艇快速掉转艇身，将最后一枚位于艇艏的鱼雷射出，并再次击中“克雷西”号。“克雷西”号随即向右翻转，逐渐沉入海底。在用完所有六枚鱼雷之后，U-9号潜艇即向北航行，15分钟后浮出水面。这场战斗中，英国损失了三艘排水量12192吨的装甲巡洋舰，阵亡60名军官和1,459名水兵。

在一战中的表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根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德国U型潜艇在执行任务前，首先需要准确识别拟攻击目标，这就要求潜艇必须浮出水面，派遣艇员登上目标船只进行检查，从而确认对方是否属于合法的攻击目标。只有完全确认目标属于可攻击对象后，U型潜艇才可以将其击沉。在击沉目标之前，必须确保给予对方全体船员逃生的机会，必要时还应当给予一定的帮助。但是，在U型潜艇履行上述规则时，其自身的隐蔽性、突然性等战术优势就几乎完全丧失，所以U型潜艇在一战前期一直战绩平平。亚历山大·达夫（Alexander Duff）海军少将强调，在这种极富理性和人性的规则约束下，德国U型潜艇对协约国民用船只“将会秋毫无犯”。但是，德国海军部很快便否定了他的见解，颁布了一项新的法案，要求U型潜艇不必顾忌《捕获法案》的约束，采取更具有进攻性的战术对付所有的（无论是协约国还是中立国的）商船，一经发现全部击沉。根据这一新的法案，为了防止目标的逃脱，U型潜艇可以在潜航状态下发起攻击，从而大大提高了杀伤效果。德国政府高层中也有人反对该项法案，包括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海军参谋长冯·波尔（Von Pohl）海军上将，他们担心这种做法将会激怒中立国，特别是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艇作为新生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潜艇的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国共拥有九百余艘潜艇，其中美国111艘，苏联218艘，英国212艘，法国77艘，意大利115艘，日本62艘，德国57艘。这些潜艇无论在吨位、航速、航程、潜深上，还是在武器装备、水声设备、电子设备以及动力装置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整个二战期间，各国共建造了1600多艘潜艇。这些潜艇取得了击沉各种运输船5000余艘、2000余万吨、击沉击伤各型军舰381艘的辉煌战果。德国虽然是一战的战败国，但它的潜艇作战成就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对潜艇的威力认识最深，对潜艇的作战理论也研究最透，所以在二战的大西洋战场上，德国潜艇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凶恶的U型潜艇和著名的“狼群”都在潜艇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详细内容请看后面章节所描述的狼群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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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尔皮茨号战列舰

提尔皮茨号战列舰（德语：Tirpitz）又名提尔比茨号战列舰是纳粹德国战争海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建造的两艘俾斯麦级战列舰的第二艘舰，它以原德意志帝国海军的缔造者、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命名。该舰于1936年11月在威廉港的战争海军造船厂船厂进行龙骨架设（德语：Kiellegung），并于两年半后下水。全部工程是在1941年2月完成，并随即投入德国舰队服役。如同其姊妹舰俾斯麦号一样，提尔皮茨号的主炮装备有分布在四座双联装炮塔中的380毫米SK C/34型舰炮 。经过一系列的战时修改，提尔皮茨号比俾斯麦号还要重2000公吨，这使它成为了欧洲海军有史以来所建造的最重型战列舰。

服役历史

完成海上试航后，提尔皮茨号驻扎在基尔，并于波罗的海进行紧密的训练。当舰只处于基尔的时候，德国入侵了苏联。为了防止总部设在列宁格勒的苏联舰队可能脱逃，战争海军临时组建了“波罗的海舰队（Baltenflotte）”。它由装甲舰舍尔海军上将号，轻巡洋舰科隆号、纽伦堡号、莱比锡号和埃姆登号（英语：German cruiser Emden），几艘驱逐舰以及两个扫雷艇区舰队组成，提尔皮茨号则短暂担任分舰队的旗舰。在1941年9月23日至26日，由海军中将奥托·齐里亚克斯（英语：Otto Ciliax）指挥的波罗的海舰队于奥兰群岛巡逻，在此之后，该部队被解散，而提尔皮茨号则恢复训练日程。在训练期间，提尔皮茨号向前无畏舰黑森号（已被改造为无线电控制的靶舰（英语：Target ship））施射，以测试其主炮及副炮系统（英语：Battleship secondary armament）。英国皇家空军则继续对提尔皮茨号进驻的基尔进行轰炸，但都无功而返。

部署至挪威

提尔皮茨号伪装于费滕峡湾

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作为战争海军总司令，于11月13日提出将提尔皮茨号部署至挪威。该舰将能够袭击前往苏联的护航船队，也可以作为存在舰队牵制英国海军力量，并防止盟军入侵挪威。在损失了俾斯麦号后而禁止一切大西洋出击（英语：Sortie）活动的希特勒，同意了这一建议。提尔皮茨号遂被拖至船坞进行部署修改。舰只的防空武器得到强化，同时位于舰艛建筑（英语：Superstructure）弹射器旁的105毫米炮被移至舷外以增加射界（英语：Field of fire (weaponry)）。在这次改装期间，还安装了两座四联装的533毫米水上鱼雷管炮架。提尔皮茨号舰长、海军上校卡尔·托普（英语：Karl Topp）于1942年1月10日宣布舰只已为作战运用准备就绪。翌日，提尔皮茨号离开威廉港，这是为了隐藏其实际目的而杜撰的。

舰只实际于1月14日23:00离开威廉港驶往特隆赫姆。有能力解密德国海军恩尼格玛信息的英国军事情报部门，已检出舰只离开，但英国的恶劣天气却阻碍了皇家空军出动。英国本土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约翰·托维（英语：John Tovey, 1st Baron Tovey）则没有意识到提尔皮茨号的活动，使舰只于1月17日安然抵达挪威。1月16日，英国通过空中侦察定位了身处特隆赫姆的舰只。提尔皮茨号遂转移至特隆赫姆以北的费滕峡湾（英语：Fættenfjord）。这项转移的代号定为“极夜行动（Polarnacht）”；战列舰在行程中受到驱逐舰Z4理夏德·拜岑号（英语：German destroyer Z4 Richard Beitzen）、Z5保罗·雅各比号（英语：German destroyer Z5 Paul Jacobi）、Z8布鲁诺·海涅曼号（英语：German destroyer Z8 Bruno Heinemann）和Z29号（英语：German destroyer Z29）的护卫。挪威抵抗运动组织（英语：Norwegian resistance movement）则将移动的方位发送至伦敦。它停泊在悬崖附近，借此保护舰只免受来自西南方向的袭击。船员们砍伐树木并安放在提尔皮茨号舰上进行伪装。额外的防空炮台被安装在峡湾周围，防鱼雷网（英语：Torpedo net）和重型拦障也布置于锚地入口处。在部署至挪威期间，提尔皮茨号的船员生活非常单调。频繁的燃料短缺削减了训练次数，并将战列舰及其护航舰隔绝在它们的保护网之后。船员主要负责维护舰只并不断配备防空人员。为了保持船员的身心健康，舰上会不定期举办体育活动。

针对盟军护航队的行动

有几个因素限制了提尔皮茨号在挪威行动的自由。最紧迫的是燃料短缺以及海军撤出驱逐舰兵力以支持刻耳柏洛斯行动（英语：Channel Dash）——即协助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瑙号和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猛冲穿越英吉利海峡的调动。这些因素导致了原计划于1月底对出国的PQ8号护航队（英语：Convoy PQ 8）发动的袭击被迫放弃。而英国计划于1月底以四发重型轰炸机发动的空袭则受到目标周边的恶劣天气困扰，这妨碍了飞机找到舰只。2月初，提尔皮茨号参加了在刻耳柏洛斯行动前期、为分散英国人注意力而进行的战略欺骗行为。这些行为包括驶出峡湾，并佯装准备出击至北海。当月下旬，该舰得到了重巡洋舰舍尔海军上将号、欧根亲王号和几艘驱逐舰的增援。欧根亲王号则在费滕峡湾的入口处遭到英国潜艇袭击，因此需要暂时撤出行动。

提尔皮茨号的舰艏

1942年3月，作为体育宫行动（英语：Operation Sportpalast）的一部分，提尔皮茨号和舍尔海军上将号连同驱逐舰Z14腓特烈·因号（英语：German destroyer Z14 Friedrich Ihn）、Z5保罗·雅各比号、Z7赫尔曼·舍曼号（英语：German destroyer Z7 Hermann Schoemann）、Z25号以及两艘鱼雷艇，意欲袭击归国的QP8号护航队和出国的PQ12号护航队（英语：Convoy PQ 12）。但由于舍尔海军上将号的设计速度仅为26节（48千米每小时），这与提尔皮茨号共同行事显得过慢，因此连同驱逐舰保罗·雅各比号一起被留在了港口。两艘鱼雷艇也从行动中被解除。3月5日，纳粹空军的侦察机在扬马延岛附近发现了PQ12，侦察却未能注意到战列舰约克公爵号或战列巡洋舰声望号，这两者连同四艘驱逐舰都在为船队护航。德国人不知道的是，托维上将还以战列舰乔治五世国王号（英语：HMS King George V (41)）、航空母舰胜利号、重巡洋舰贝里克号（英语：HMS Berwick (65)）和六艘驱逐舰对护航队提供远程支持。恩尼格玛密码机的截听再度向英国人发布了提尔皮茨号的袭击预警，这使他们能够为船队制定新的路线。托维上将试图在3月9日追击提尔皮茨号，但作为德国分舰队指挥官的奥托·齐里亚克斯上将决定在前一天晚上回港。空袭于9日上午发动；12架青花鱼式鱼雷轰炸机分三组袭击舰只，但提尔皮茨号成功避开了鱼雷，只有3人在袭击中受伤。提尔皮茨号的高射炮手则击落了两架敌机。在袭击终结后，提尔皮茨号驶向费斯特峡湾（英语：Vestfjorden），再从那里前往特隆赫姆，于3月13日傍晚抵达。3月30日，33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袭击了舰只，它们没有取得命中，并有5架飞机被击落。皇家空军于4月下旬发动了两次不成功的攻击。其中在4月27日－28日夜间，是由31架哈利法克斯和12架兰开斯特组成，5架轰炸机被击落。第二天晚上，23架哈利法克斯和11架兰开斯特组成了另一次突袭，再有2架轰炸机被德国的防空武器击落。

提尔皮茨号及其护卫驱逐舰在3月的行动中共消耗了8230公吨重油，从而极大减少了可用燃料的供应。为了试图拦截两个盟军护航队，德国人花了三个月时间补充燃料。在马跳行动（英语：Operation Rösselsprung (1942)）期间，PQ17号护航队于6月27日离开冰岛驶往苏联，它成为了提尔皮茨号和其余驻扎在挪威的德国舰队的下一个袭击目标。为船队提供护送的是战列舰约克公爵号、华盛顿号以及航空母舰胜利号。提尔皮茨号、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和六艘驱逐舰从特隆赫姆出击，而由吕措号、舍尔海军上将号和六艘驱逐舰组成的第二特混编队则从纳尔维克和伯根峡湾（英语：Bogen, Evenes）驶出。吕措号和三艘驱逐舰在前往集结地的途中撞上了未经探明的岩礁，并不得不返回港口。提尔皮茨号离开挪威不久后，苏联潜艇K-21号（英语：Soviet submarine K-21）便向舰只发射了两枚或四枚鱼雷，但全部射失。苏联人则宣称有两枚命中。与此同时，瑞典情报机关将德国人出港的消息报告至英国海军部，后者遂下令船队分散。当意识到自己被发现后，德国人中止了这一行动，将袭击任务移交至U型潜艇和空军。分散的船只不再受到护航队的保护，因此德国人得以击沉34艘孤立运输船中的21艘。提尔皮茨号则经由罗弗敦群岛返回阿尔塔峡湾（英语：Altafjord）。

提尔皮茨号在几艘驱逐舰的护卫下驶向伯根峡湾（1942年10月）

在马跳行动后，德国人将提尔皮茨号转移至纳尔维克附近的伯根峡湾。在这个时候，舰只需要大修。希特勒禁止该舰冒险返回德国，因此大修工作在特隆赫姆进行。10月23日，舰只离开伯根峡湾，回到特隆赫姆外围的费滕峡湾。其锚地的防御得到进一步加强；除了加装高射炮外，还在舰只周边竖立了双层防鱼雷网。维修是在受限的阶段中进行，因此提尔皮茨号在大部分的大修期间都维持部分运作。在舰艉周边还建造有一座大型沉箱，以便更换舰只的方向舵。在维修过程中，英国人曾试图以两枚战车（英语：Chariot manned torpedo）载人鱼雷（英语：Human torpedo）袭击战列舰，但在发射之前，汹涌的海面已导致人操鱼雷从拖曳它们的渔船中脱离。至12月28日，大修已经完成，提尔皮茨号开始了海上试航。它于1943年1月4日在特隆赫姆峡湾进行射击试验。2月21日，托普获晋升为海军少将，其舰长职位由海军上校汉斯·卡尔·梅耶（德语：Hans Karl Meyer）接任；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于五天后受命增援驻挪威舰队。海军中将奥斯卡·库梅兹被任命为驻挪威军舰的总司令。

1943年3月，当沙恩霍斯特号抵达挪威时，前往苏联的盟军护航队已经暂时停止。为了让舰只有机会合作共事，在1942年12月31日的巴伦支海海战后取代雷德尔出任海军总司令的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下令，对设有英国气象站和补料基地的冷岸群岛发动攻击。冷岸群岛的几处村落和哨站是由挪威流亡武装部队（英语：Free Norwegian forces）的152名官兵驻守。两艘战列舰，在十艘驱逐舰的护卫下，于9月6日离港；翌日，提尔皮茨号施以诡道越过白船旗接近岛屿。在这次炮击中，提尔皮茨号共发射了52枚主炮和82枚副炮炮弹。这也是该舰首次及唯一一次以主炮攻击敌方的表面目标。一支突击部队摧毁了岸上设施并俘获74人。至11:00，战列舰在摧毁了预定目标后返回挪威驻地。

英国对提尔皮茨号的袭击

水源行动

提尔皮茨号于伯根峡湾

英国人决心击垮提尔皮茨号，并消除对盟军北极联络线所带来的威胁。继屡次轰炸袭击无效和1942年10月的战车载人鱼雷袭击失败后，英国人转向了新设计的X级微型潜艇。为此所策划的水源行动（英语：Operation Source），旨在袭击提尔皮茨号、沙恩霍斯特号和吕措号等目标。X级潜艇在由大型潜艇拖曳至目的地后，它们可以滑过防鱼雷网下方，并各自在目标底部的海床上放置两枚2吨重的强效水雷。有十艘潜艇被委派至定于1943年9月20－25日的行动中。而在9月22日早些时候，仅有八艘抵达挪威发动袭击。三艘潜艇，X5、X6和X7号成功突破提尔皮茨号的防御，其中X6和X7号设法布下了它们的水雷。X5号则在过网后约200米处被发现，并在炮火和深水炸弹的双重打击中而沉没。

布下的水雷对舰只造成了广泛破坏；第一次是与采撒炮塔并排爆炸，第二次则是在距舰艏左舷45－55米开外引爆。一个燃料舱破裂、船壳板（英语：Shell plating）被撕开，舰只底部形成巨大的凹痕，而双层船底（英语：Double bottom）内的舱壁则弯曲。约1430公吨海水灌入舰只的燃料舱和左舷侧双层船底的空隙，导致了1至2度的横倾，这在右舷侧对称注水后恢复平衡。淹水损坏了2号发电机舱内的全部涡轮发电机，并且除1号发电机舱内的一台发电机外，其余所有发电机都因蒸汽管线或多条电力电缆受损而失效。朵拉炮塔从其轴承中抛出，无法旋转；这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在挪威没有足够强劲的重型起重机可以提升炮塔并将其放回轴承内。舰载的两架阿拉多Ar196水上侦察机被爆炸的震荡抛离并完全损毁。维修由维修船诺伊马尔克号（英语：German auxiliary cruiser Widder）负责；海军历史学家威廉·贾志科和罗伯特·都灵指出，成功的维修工作是“二战最为艰巨的海军工程壮举之一”。维修一直持续至1944年4月2日，它便立即安排翌日于阿尔塔峡湾进行全速试航。

钨素行动

提尔皮茨号于1944年4月3日遭英国舰载机袭击

英国人意识到，当诺伊马尔克号和维修人员在3月离开，意味着提尔皮茨号已接近可用状态。一项涉及舰队航母胜利号、暴怒号（英语：HMS Furious (47)）和护卫航母皇帝号（英语：HMS Emperor (D98)）、击剑者号（英语：HMS Fencer (D64)）、追赶者号（英语：HMS Pursuer (D73)）、搜索者号（英语：HMS Searcher (D40)）的主要空袭——钨素行动（英语：Operation Tungsten），定于1944年4月4日展开；但在前一天，当恩尼格玛的解译显示提尔皮茨号已于4月3日05:29离港进行海上试航后，行动日期被重新安排提前。这次袭击由40架携带1,600英磅（730千克）穿甲弹的梭鱼式鱼雷轰炸机和两波40架次的护航战斗机组成，共取得了15次直接命中和2次近距脱靶。袭击十分意外，第一波仅失去了一架飞机；因为提尔皮茨号的防空火炮需要12至14分钟才能全部完成人员配备。第一波袭击发生于05:29，当时一艘拖船正在准备协助战列舰离开系泊。第二波于一小时后、即06:30后不久到达目标上空；尽管德国的防空炮手有所警觉，但亦只有另一架轰炸机被击落。

空袭没有穿透主装甲带，但对舰只的艛楼建筑造成显著破坏，并使之遭受了严重伤亡。贾志科和都灵的报告指出，袭击共导致122人阵亡、316人受伤；而希尔德布兰、洛尔和施泰因梅茨（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的报告则认为有132人阵亡及270负伤，其中包括舰长汉斯·梅耶上校。两座150毫米炮塔被炸弹摧毁，两架Ar196水上侦察机也被摧毁。几次炸弹命中还造成了舰上发生严重的火灾。震荡冲击使得右舷涡轮发动机失效，而用于灭火的盐水则侵入锅炉并污染了给水。大约2000公吨海水灌入舰内，这主要是通过近距脱靶时的弹壳碎片在舷侧外板造成的两个穿孔而入。用于灭火的水也促成了淹浸。邓尼茨下令不计成本也要修复舰只，尽管他明白由于缺乏战斗机的支持，提尔皮茨号已再无法用于水面行动的事实。维修工作于5月初开始；驱逐舰在三天时间内将重要设备和工人从基尔运送至阿尔塔峡湾。至6月2日，舰只能够再次自行驱动，并有可能在该月底进行射击试验。在维修过程中，150毫米炮进行修改以使其能够对抗飞机，并提供了特制引信的380毫米炮用于防空火炮的齐射式攻击。

行星、膂力、虎爪、福神及古德伍德行动

提尔皮茨号系泊于廓峡湾；烟雾是人为制造，用于隐藏舰只

皇家海军的一系列舰载攻击计划在接下来的三个月进行，但恶劣天气迫使其纷纷返航：作为钨素行动的翻版，代号为行星行动（Operation Planet）的袭击定于4月24日发动；由来自航空母舰胜利号、暴怒号（英语：HMS Furious (47)）的27架轰炸机和36架战斗机组成的膂力行动（Operation Brawn）于5月15日进行，而虎爪行动（Operation Tiger Claw）则拟定于5月28日。胜利号、暴怒号还与不倦号航空母舰（英语：HMS Indefatigable (R10)）一同参加了福神行动（英语：Operation Mascot），这是在7月17日由它们所搭载的62架轰炸机和30架战斗机实施。天气在8月下旬终于好转，古德伍德系列行动（英语：Operation Goodwood）因此得以开展。古德伍德I号和II号行动于8月22日发起，由舰队航母暴怒号、不倦号、可畏号（英语：HMS Formidable (67)）以及护卫航母印度长官号（英语：HMS Nabob (D77)）、小号手号（英语：HMS Trumpeter (D09)）所组成的航母力量在两波袭击中共计起飞了38架次的轰炸机和43架次的护卫战斗机。这些袭击没有对提尔皮茨号造成任何伤害，却有3架飞机被击落。古德伍德III号行动紧接着于8月24日进行，它仅由舰队航母承载的飞机组成。48架轰炸机和29架战斗机袭击了舰只，取得了两次命中并引致轻微损害。其中一枚1600磅的炸弹穿透了上层及下层装甲甲板并至配电舱停下来。它的引信已经受损，炸弹并未爆炸。另一枚是500英磅（230千克）重的炸弹，虽然引爆但仅造成表面的破坏。有6架飞机在袭击中被击落。古德伍德IV号随后发生于29日，34架轰炸机和25架战斗机分别从可畏号和不倦号起飞，但重雾阻碍了它们取得任何命中。一架萤火虫（英语：Fairey Firefly）和一架海盗式战斗机被击落。战列舰则合共发射了54发主炮和161发150毫米炮——其中两成为轻型防空弹。

扫雷器及消除行动

由于舰队航空兵（英语：Fleet Air Arm）发动的绝大多数袭击都不起作用，导致提尔皮茨号的破坏任务在1944年中期被转移至皇家空军第5轰炸联队（英语：No. 5 Group RAF）负责。空军利用兰开斯特轰炸机携带6短吨（5.4公吨）重的新式高脚柜炸弹来穿透舰只的重装甲。第一次袭击，即扫雷器行动（英语：Operation Paravane），于1944年9月15日发动。它由从苏联雅戈德尼克（英语：Yagodnik）前沿基地起飞的23架兰开斯特（其中17架携带高脚柜炸弹和6架携带深水炸弹）执行，于舰艏取得一次命中。高脚柜炸弹完全穿透了舰只，它离开龙骨后在峡湾底部爆炸。约800至1000吨海水灌入舰体并造成严重的艏倾。舰只已呈现出不适航性，速度被限制在8－10节（15－19千米每小时）。震荡冲击还对火控设备造成了严重破坏。损坏的程度促使海军下令舰只仅以浮动炮台的标准进行修复。维修工作预计需时九个月，但弹孔的修补可以在数周内完成，这允许提尔皮茨号得以进一步向南移动至特罗姆瑟。10月15日，该舰以自己的动力航行200海里（370千米）前往特罗姆瑟，这是它服役生涯中的最后一次航行。

10月29日，当提尔皮茨号系泊于特罗姆瑟外围的霍科亚岛（英语：Håkøya）时，皇家空军进行了第二次尝试。32架兰开斯特在消除行动（英语：Operation Obviate）期间以高脚柜炸弹袭击了舰只。与扫雷器行动一样，是次行动也由第9中队（英语：No. 9 Squadron RAF）和第617中队（英语：No. 617 Squadron RAF）共同执行，但仅达成一次近距脱靶——部分原因是受到目标周边的恶劣天气所影响。近距脱靶的水下爆炸损坏了左舵和驱动轴，并造成一些淹水。提尔皮茨号的380毫米破片弹被证明在打击高空轰炸机时无效；仅1架飞机被陆基高射炮击伤。袭击发生后，舰只的锚地得到显著强化。一座大型沙坝被建于舰只的下方和周围以防止其倾覆，并安装有防鱼雷网。提尔皮茨号在早前的损坏中维持了1度的左倾，这并没有通过对称注水来纠正，为的是尽可能保留更大的浮力。舰只还为担任浮动炮台做好了准备：燃料仅限于为涡轮发电机提供必要的动力，而船员也被裁减至1600名官兵。

探题行动

英国人最后一次袭击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的探题行动（英语：Operation Catechism），发生于1944年11月12日。舰只再次使用380毫米SK C/34型舰炮迎战轰炸机，后者已于09:35接近；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的主炮迫使轰炸机暂时分散，但无法终止袭击。来自第9和第617中队的32架兰开斯特轰炸机共向舰只投掷了29枚高脚柜炸弹，取得两记直接命中和一记近距脱靶。另有数枚炸弹落在防鱼雷网的屏障以内，导致海底形成显著的弹坑；并因此除掉了大部分为防止舰只倾覆而建的沙洲。一枚炸弹穿透了安东和布鲁诺炮塔之间的舰只甲板，但没有爆炸。第二枚则命中飞机弹射器和烟囱之间，并造成严重破坏。一个非常大的洞被吹入舰只侧面和底部；整个装甲带部分随着炸弹的命中被彻底摧毁。第三枚炸弹可能击中了采撒炮塔的左侧。舰舯遇袭造成重大淹水，并迅速将左倾幅度提升至15－20度之间。在十分钟时间内，倾斜已提升为30至40度；舰长下达了弃舰的命令。连续的浸水致使舰只的侧倾于09:50达到60度，尽管这似乎暂时稳定下来。八分钟后，一场大爆炸震动了采撒炮塔。炮塔顶部和部分旋转结构被抛至25米开外的空中，再落入一组正游向岸边的人群，把他们压倒。提尔皮茨号迅速翻转，并将其艛楼建筑埋入海底。

提尔皮茨号倾覆

在袭击之后，被困在倾覆舰体上的82人通过锯开底部的船体板而获救。死亡人数从950人至1204人不等[h]。1945年1月，大约200名沉没时的幸存者被转移至吕措号重巡洋舰。

提尔皮茨号沉没后，纳粹空军在防卫时的表现受到严厉批评。海因里希·埃尔勒少校作为第5战斗机联队的指挥官，因空军未能及时拦截英国轰炸机而被谴责。他在奥斯陆遭军法审判，并受到死刑的威胁。有证据显示，其部队在纳粹海军要求时未能提供帮助。他被判处三年监禁，但于一个月后释放、降级，并重新发配至德国的一个Me 262战斗机联队。埃勒斯在进一步调查后被免罪，因为得出的结论是纳粹海军与纳粹空军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才造成了惨败；空勤人员甚至没有接到通知，提尔皮茨号于空袭发生前两周已经转移至霍科亚岛。

提尔皮茨号的残骸留存在原处直至战后，当德国与挪威开始进行联合打捞行动。工作从1948年一直持续至1957年；舰只碎片仍由一家挪威公司出售。卢多维奇·肯尼迪（英语：Ludovic Kennedy）在他所著的舰船史中形容提尔皮茨号为“如病人般存在，如瘸子般消亡”。

[注 8]约翰·斯威曼指出，1900名船员中共有1000人死亡；而尼克拉斯·策特林和米夏埃尔·塔梅兰德亦估计有近千人死亡。西弗里德·布雷耶和埃里希·格勒纳认为有1204人阵亡；戈登·威廉姆森给出的死亡人数则是971人。威廉·都灵和罗伯特·都灵所判断的死亡人数约为9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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卐 俾斯麦级战列舰 卐

俾斯麦级战列舰（德语：Linienschiffe der Bismarck-Klasse）是纳粹德国海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所建造的两艘战列舰的船级。它们是德国海军建成的最大型军舰。其中俾斯麦号于1936年7月动工，1940年9月落成；而其姊妹舰提尔皮茨号则是在1936年10月进行龙骨架设（德语：Kiellegung），1941年2月完工。

[注释：]

1. 俾斯麦号的满载吃水深度为9.90米，而提尔皮茨号则为10.60米。
2. 乘员可以增至108名军官及2500名士兵。
3. 多轴推进的船只除了用舵，也可以利用两侧螺旋桨的转速差实现转向。但对于诸如俾斯麦级这样的三轴推进布局，中央推进轴并不起转向作用。
4. 炮塔是由艏至艉按字母顺序（根据德语无线电字母表）被分别称为安东（Anton）、布鲁诺（Bruno）、采撒（Cesare）及朵拉（D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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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战列舰列表

德国海军——特别是德意志帝国海军和纳粹德国海军在1890年代至1940年代期间建造一系列战列舰。最初为了在战时保卫其北部和波罗的海海岸，德国建造一系列小型铁甲舰，其中包括岸防舰和装甲巡防舰[a]。而随着1888年德皇威廉二世即位，德意志帝国海军开始适合大国的海军扩张计划。海军立即推动建造4艘勃兰登堡级战列舰[b]，之后不久又建造5艘德皇腓特烈三世级战列舰。1897年随着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上任海军国务秘书，海军建设得到提速。提尔皮茨的“风险理论”计划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舰队，使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英国不得不考虑规避与德国发生战争的风险，以保存其优势。

• [a]其中包括萨克森级铁甲舰、奥尔登堡号铁甲舰、齐格弗里德级岸防舰和奥丁级岸防舰（英语：Odin-class coastal defense ship）以及其他岸防舰只。
• [b]译名参考自《海上巨兽——战列舰》。

• [c]译名参考自《英国战列舰全史 1906-1914》。
• [d]译名参考自《世界近代战列舰史》。
• [e]译名参考自《世界近代战列舰史》。
• [f]译名参考自《世界近代战列舰史》。
• [g]译名参考自《世界近代战列舰史》。
• [h]译名参考自《世界近代战列舰史》。
• [i]译名参考自《世界近代战列舰史》。
• [j]译名参考自《消逝的巨兽：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战列舰》。
• [k]译名参考自《世界近代战列舰史》。
• [l]译名参考自《消逝的巨兽：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战列舰》。

• [m]历史学家埃里希·格鲁纳（Erich Gröner）指出，满载被定义为“（等于）排水量加上满载燃料油、柴油、煤、备用锅炉给水、飞机燃料和特殊设备”。

德皇腓特烈三世级

德皇巴巴罗萨号

5艘德皇腓特烈三世级战列舰为后来的德国前无畏舰定立了标准。她们装备的主炮规格比同时代的外国战列舰要小，但是副炮更重型。这种配置更符合“枪林弹雨”理论，该理论强调使用小型快速射击的炮组的饱和射击，而不是大型慢速射击的炮组。这一舰级的战列舰也是德国第一批使用三具螺旋桨的战列舰，而此前的勃兰登堡级只装备有两具螺旋桨。这个舰级由5艘舰只组成：德皇腓特烈三世号、德皇威廉二世号、德皇威廉大帝号、德皇卡尔大帝号和德皇巴巴罗萨号。所有的舰只都以历史上德国皇帝的名字命名。

海试完成后，5舰被分配到本土舰队（Heimatflotte）的第一分舰队。德皇威廉二世号直到1906年都一直被作为舰队的旗舰。经过十年的舰队服役后，这些舰只被更新的军舰所取代。之后她们全都被移籍到第三分舰队。后来，这支分舰队被重组为公海舰队，并作为预备舰队。1907年，5舰都进入干船坞进行大改。烟囱变得更高，上层建筑被削减，副炮被重新布置，这项工程一直持续到1910年。5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参与前线任务，她们都被解除武装并降级到次要职责。德皇威廉大帝号被用作鱼雷训练舰，德皇威廉二世号被用作指挥舰，而其他3舰则被用作监狱舰。5舰都在1919年至1922年间被拆解。

维特尔斯巴赫级

1902年的维特尔斯巴赫号

维特尔斯巴赫级战列舰代表对前级德皇腓特烈三世级的渐进式改进。这一级战列舰装备相同的4门240毫米（9.4英寸）口径的舰炮，但是另外增加鱼雷发射管。更大面积的装甲带提高了这些战列舰的防御能力。不同于以往的舰只，本级舰只的主甲板整个都是齐平的。德皇腓特烈三世号的后甲板则经过缩减。这一舰级的舰只包括维特尔斯巴赫号、韦廷号、策林根号、施瓦本号和梅克伦堡号。她们都是根据1898年第一部海军法建造的第一批战列舰。

加入舰队后，维特尔斯巴赫级舰只被分配到第一战列分舰队，那里她们取代老旧的勃兰登堡级舰只。就像德皇腓特烈三世级舰只一样，维特尔斯巴赫级战列舰也在无畏舰问世后陆续退役。5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被召回服役，并分配到第四分舰队，部署在波罗的海。然而，由于她们的舰龄和结构脆弱，又在1916年退出现役。之后这几艘舰只被用作训练船，只有梅克伦堡号被用作监狱船。1919年，维特尔斯巴赫号和施瓦本号被改装成扫雷艇的供应母舰（英语：Depot ship）。1922年，除策林根号以外，其余舰只都先后被拆解。策林根号在1926年至1927年间被改装成一艘无线电控制的靶舰（德语：Zielschiff）。1944年，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在哥腾哈芬击沉该舰，1949年至1950年间，策林根号的残骸被拆除。

不伦瑞克级

1904年的一艘舰名不详的不伦瑞克级战列舰

不伦瑞克级战列舰由不伦瑞克号、阿尔萨斯号、黑森号、普鲁士号和洛林号组成，其与德国海军以前的战列舰相比有相当大的改进。她们配备更强大的280毫米（11英寸）舰炮作为主炮，尽管这仍然比不上英国战列舰上使用的标准305毫米（12英寸）舰炮。主炮炮塔安装在艏楼甲板上，而不是像以前的战列舰那样安装在一个更高的甲板上。虽然装甲保护方案大致相同，但这一级战列舰比她们的前辈更大、更快。这些舰只依照德国1900年海军法授权建造。

1907年，德国海军第二战列分舰队（英语：II Battle Squadron）成立，5艘不伦瑞克级战列舰以及5艘新型德国级战列舰被分配到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4艘不伦瑞克级战列舰被分配到第四战列分舰队与维特尔斯巴赫级战列舰一起。1915年，不伦瑞克号和阿尔萨斯号参加里加湾海战（英语：Battle of the Gulf of Riga）。黑森号继续留在第二战列分舰队，并在1916年参加日德兰海战。战后，洛林号和普鲁士号被改装成扫雷艇补给舰，她们最终在1931年被拆解。普鲁士号一段63米（207英尺）长的舰体被保留下来用作炸弹目标，最终在1945年4月被炸沉，其残骸在1954年被捞起并拆解。其他3舰被用作岸防舰，然而在1931年至1935年间，除黑森号以外，她们也被退役和拆解。1935年，黑森号被改装成一艘无线电控制的靶舰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来，她被割让给苏联海军，并改名为塞尔号（Tsel）。

德国级

1912年的德国号

5艘德国级战列舰[n]——德国号、汉诺威号[o]、波美拉尼亚号、西里西亚号[p]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p]是德国海军建造的最后一批前无畏舰。她们类似不伦瑞克级战列舰，但是装甲更厚。尽管有关在建的划时代战列舰无畏号的性能传闻越传愈烈，但还是开建了。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坚持建造她们，因为如果建造更大的舰只，就必须扩建基尔运河，这将给当年的海军预算带来巨大压力。

• [n]Deutschland 即“德国”的德文称谓，一些中文专业文献将此译作“德意志”。
• [o]译名参考自《消逝的巨兽：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战列舰》。
• [p]译名参考自《消逝的巨兽：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战列舰》。

自1906年开始投入使用以来，她们被分配到新的第二战列分舰队：德国号取代德皇威廉二世号成为舰队的旗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战列舰留在第二战列分舰队，并于1916年参加日德兰海战。然而她们缓慢的速度阻碍更先进的公海舰队无畏舰行进。在战斗的第二天早些时候，波美拉尼亚号被一枚鱼雷击中，引发弹药库爆炸并沉没。战斗结束后，德国号退出舰队服役，最终在1917年8月完全退役。德国号于1920年被拆解。剩下的3舰则继续在德国海军服役，汉诺威号在1935年被除名，最终在1944年至1946年间被拆解。西里西亚号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都在二战期间沉没，但后来被捞起。1949年至1970年间，西里西亚号解体，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于1946年被转让苏联海军。

无畏舰

拿骚级

1910年的莱茵兰号

拿骚级战列舰由拿骚号[e]、威斯特法伦号[e]、莱茵兰号[e]和波森号[e]组成，是德国对英国皇家海军1906年下水的第一艘“全装重型火炮”战列舰无畏号的回应。这一级战列舰的主炮呈独一无二的六角形分布在甲板上[q]。由于她们沿用三胀式发动机，而不是更强劲的涡轮发动机，因此，比同时代的英军战列舰航速更慢。

• [q]有两座双联装炮塔设于舰艏和舰艉（每端各一座），每边侧翼亦各有两座。当时英国无畏舰的五座炮塔是有三座设于中轴线、其余两座设于侧翼。美国及日本的无畏舰则是将所有的炮塔都设置于中轴线上。

她们在德国舰队入役后，所有4舰都被分配入第一战列分舰队第二支队服役。其中两艘，拿骚号和波森号1915年参加非决定性的里加湾海战，在此期间，她们与俄罗斯海军光荣号战列舰交战。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4艘拿骚级战列舰参加日德兰海战。战斗中她们只遭受少量的副炮击中，伤亡也很有限。1918年初，莱茵兰号和威斯特法伦号被派往芬兰支持内战中的白卫队（英语：White Guard (Finland)）。但是莱茵兰号4月在奥兰群岛搁浅，受到严重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4舰被获胜的协约国作为战利品扣押，并被出售拆解。

黑尔戈兰级

约1911年至1917年间的黑尔戈兰号

黑尔戈兰级战列舰[r]是德国海军的第二批无畏舰，建于1908年至1912年间。此舰级由4艘舰只组成：黑尔戈兰号、东弗里斯兰号[f]、图林根号[f]和奥尔登堡号[s]。与之前的拿骚级战列舰相比，这些舰只有显著的改进，包括更强大的主炮和更先进的推进系统。与前一级建有的两个较大的烟囱相比，这三个烟囱排列紧密，很容易将黑尔戈兰级与前代的拿骚级区分开来。本级舰只保留拿骚级不同寻常的六边形主炮台布局。

• [r]另有来源译为“赫尔戈兰”级。
• [s]另有来源译为“奥耳登堡”号。

这些舰只在入役公海舰队后组成第一战列分舰队的第一支队，与隶属于第一战列分舰队第二支队的拿骚级舰只并肩作战。她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战斗，包括北海的日德兰海战和波罗的海的里加湾海战。4舰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但是她们并没有作为德国舰队的一部分被扣押在斯卡帕湾。德国在斯卡帕湾的主力舰队自沉后，4艘黑尔戈兰级舰只作为沉没舰只的替代品被赔偿予协约国。东弗里斯兰号被美国海军获得，并在1921年7月威廉·米切尔的空中力量演示中作为靶舰击沉。黑尔戈兰号和奥尔登堡号分别被分配给英国和日本，并于1921年拆解。图林根号于1920年被交付给法国，并被用作法国海军的靶舰。这艘舰最终在1923年至1933年间被拆解。

皇帝级

1913年的皇帝号

皇帝级战列舰由皇帝号[g]、腓特烈大帝号[g]、皇后号[g]、阿尔贝特国王号[t]和柳特波德摄政王号[u]组成，是德国海军旗下第三批无畏舰，也是第一批拥有涡轮发动机和背负式炮塔的舰级。和当时其他德国战列舰一样，皇帝级的主炮口径比她们的英国对手小，只有305毫米（12英寸）。而同时期英国俄里翁级的主炮口径为343毫米（13.5英寸）。10门305毫米50倍径速射炮[v]分别安装在5座双联装炮塔中，一座炮塔在前部，两座炮塔在舰艉，另外两座炮塔在舰舯部交错的“翼”状旋转支架中。

• [t]另有来源译为“阿尔伯特国王”号。
• [u]另有来源译为“路易特波特摄政王”号。
• [v]根据德意志帝国海军的命名法，该炮的官方名称为30.5 cm SK L/50。其中SK（Schnelladekanone）表示“速射炮”，而L/50表示炮管长度，即50倍径。

5舰在战争期间都在北海作战，她们一起在第三战列分舰队（英语：III Battle Squadron）的第六支队服役，而腓特烈大帝号作为舰队的旗舰。日德兰海战期间有4舰参加，阿尔贝特国王号当时在船坞里。在参加战斗的4舰中，只有皇帝号被两枚大口径炮弹击中受损。这些战列舰还参加波罗的海的阿尔比恩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在威廉·苏雄海军中将的指挥下她们被重组为第四战列舰分舰队。战争结束时，5舰都被扣押在斯卡帕湾的英国海军基地。1919年6月21日，她们被自沉，以防被皇家海军俘获。随后，这些舰只在1929年至1937年间被打捞和拆解作废料。

国王级

1919年在斯卡帕湾的王储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国王级战列舰的4舰国王号[h]、大选帝侯号[h]、藩侯号[w]和王储号[h]是公海舰队中最强大的军舰。国王级战列舰的炮塔比之前的皇帝级战列舰的炮塔有所改进，其中一座翼状支架炮塔向前移动，安装在背负式发射装置中，而第二座翼状支架炮塔则移动到中轴线。这使得侧舷的射击角度更大，因此所有10门主炮都可以比此前的皇帝级射击更大的射击区域[x]。

• [w]另有来源译为“藩侯”号或“边境伯爵”号。
• [x]皇帝级舰只的翼位炮塔也可在侧舷开火，但只有非常局限的弧线；司令塔、烟囱、以及上部构造的其它区域大大降低开火的角度范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舰级都加入第三战列分舰队第五支队。这些舰只在战争期间参与多个舰队行动，其中包括日德兰海战，在那里她们充当德国战线的先锋，并与英国舰队进行密切接触。1917年，这些舰只还参加对俄罗斯海军的阿尔比恩行动，行动期间国王号击沉俄军的光荣号战列舰。战后她们都幸存下来，并于1918年11月被扣押在斯卡帕湾。4舰都在1919年6月21日被凿沉。

超无畏舰

巴伐利亚级

1915年试航中的巴伐利亚号

4艘巴伐利亚级战列舰是德国海军建造的第一批超无畏舰。本级舰包括巴伐利亚号[i]、巴登号[i]、萨克森号[i]和符腾堡号[i]。该级舰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开始建造：1913年开建巴登号，1914年开建巴伐利亚号和萨克森号，1915年开建本级最后一艘符腾堡号。随着战事的拖延，海军造舰的优先顺序发生变化，导致只有巴登号和巴伐利亚号完成建造。此时人们认为U型潜艇对战争更有价值，因此新战列舰的研制工作的速度放慢，并最终完全停止。因此，巴伐利亚号和巴登号是德意志帝国海军最后完工的两艘战列舰。

巴伐利亚号和巴登号分别于1916年7月和1917年3月加入舰队。所以两舰都错过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的日德兰海战。1917年10月，巴伐利亚号被分配到海军部队，这支部队在1917年10月的阿尔比恩行动中将俄罗斯帝国海军驱逐出里加湾，然而这艘战列舰因为误触水雷而严重受损，不得不撤回基尔进行维修。巴登号则取代腓特烈二世号成为公海舰队的旗舰，但却没有来得及参加任何战斗。两舰在1918年11月停战后被扣押在斯卡帕湾。巴伐利亚号于1919年7月21日被凿沉，但英国守卫设法将巴登号靠岸，以防止其沉没。这艘战列舰最终在1921年被用作靶舰。战争结束的1920年代初，处于不同建造阶段的萨克森号和符腾堡号被当作废金属拆解。

L 20e α方案

L 20e α方案是德国海军一个在1918年建造数量不详的战列舰计划。设计方案于1917年10月2日选定，建造工程原定于1918年9月11日开工。这些舰只比前面的巴伐利亚级舰只大得多，比之前的舰只长超过50米（160英尺）。这些舰只将是德国第一艘装有大于406毫米（16英寸）舰炮的军舰。然而，德国战争形势的恶化意味着这些舰只从未建造。

• [y]译名参考自《世界近代战列舰史》。
• [z]译名参考自《世界航空母舰全览》。
• [aa]译名参考自《世界近代战列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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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ny Horton ️

John LaGale Horton (April 30, 1925 – November 5, 1960) was an American singer-songwriter and musician. Initially performing traditional country, Horton later performed rockabilly songs. He is best known for a series of history-inspired narrative country saga songs that became international hits. His 1959 single "The Battle of New Orleans" was awarded the 1960 Grammy Award for Best Country & Western Recording. The song was awarded the Grammy Hall of Fame Award and in 2001 ranked No. 333 of the 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s "Songs of the Century". His first No. 1 country song was in 1959, "When It's Springtime in Alaska (It's Forty Below)".

He had two successes in 1960 with both "Sink the Bismarck" and "North to Alaska," the latter used over the opening credits to the John Wayne film of the same name. Horton died in November 1960 at the peak of his fame in a traffic collision, less than two years after his breakthrough. Horton is a member of the Rockabilly Hall of Fame and the Louisiana Music Hall of Fame.

Early life

Horton was born in Los Angeles, the youngest of the five children of the former Ella Claudia Robinson (1892-1966) and John Loly Horton (1889–1959), and raised in Rusk in Cherokee County in East Texas. His family often traveled between east Texas and southern California to work as migrant farm workers. After he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in Gallatin, Texas, in 1944, Horton attended Lon Morris Junior College in Jacksonville, Texas, on a basketball scholarship. He later attended Seattle University and briefly Baylor University in Waco, although he did not graduate from any of these institutions.

Horton soon returned to California and got a job in the mail room at Selznick International Pictures, where his future wife, Donna Cook, was working in the studio as a secretary. After a short stint studying geology in Seattle in 1948, Horton went to Alaska to look for gold. During this period he began writing songs. Returning south, he entered and won a talent contest in Henderson, Texas. Encouraged by this result, he returned to California to pursue a music career.

His guest appearances on Cliffie Stone's Hometown Jamboree on KXLA-AM and KLAC-TV in Pasadena and his own half-hour show The Singing Fisherman led to the opportunity to record some songs on the Cormac record label. By the time the company folded in 1952, Horton recorded 10 singles for that label. Fabor Robison, owner of Abbott Records, acquired the master recordings. Around that time, Horton married Donna Cook.

Louisiana Hayride and early career

By this time Horton was appearing regularly on Louisiana Hayride, so he and Donna moved to Shreveport, Louisiana, where the show was recorded. He also signed a contract with Mercury Records and began recording. His first song for that label, "First Train Headin' South" b/w "(I Wished for an Angel) The Devil Sent Me You" (Mercury 6412), received good reviews. He and his new backup band, the Rowley Trio, began touring under the name The Singing Fisherman and the Rowley Trio in 1952, eventually changing the name to Johnny Horton and the Roadrunners. The group included Horton as lead singer and Jerry Rowley on fiddle as well Rowley's wife Evelyn on piano and his sister Vera (Dido) on guitars. The constant touring was hard on Horton's marriage, and Donna moved back to Los Angeles. They were soon divorced.

On September 26, 1953, Horton married Billie Jean Jones, widow of Hank Williams, who had died on January 1, 1953. Horton parted ways with the Rowley trio but continued to appear occasionally on Louisiana Hayride. His contract with Mercury expired in late 1954, with his recording of "All for the Love of a Girl" (Mercury 70227) being his bestseller, at 35,000 to 45,000 copies. Horton, himself always an avid fisherman, got a job in a tackle shop and put his music career on hiatus. But by the following year, his new manager and bassist Tillman Franks had obtained Horton a one-year contract with Columbia Records. They traveled to Nashville in a borrowed car for their first recording session. Influenced by the work of Elvis Presley, Horton began adopting a more rockabilly style.

"Honky-Tonk Man" and later career

"Honky-Tonk Man" was recorded on 11 January 1956 at the Bradley Film & Recording Studios in Nashville, one of four songs Horton recorded that day. Session musicians on the recording were Grady Martin and Harold Bradley, as well as Bill Black (at the time Presley's bassist). Soon afterwards "Honky-Tonk Man" was released as a single (Columbia label: 4–21504) paired with another song from the same session, "I'm Ready if You're Willing". They went out on tour, with the band featuring Franks on bass and Tommy Tomlinson on guitar.

"Honky-Tonk Man" was reviewed by the March 10 issue of Billboard, which said, "The wine women and song attractions exert a powerful hold on the singer, he admits. The funky sound and pounding beat in the backing suggest the kind of atmosphere he describes. A very good jukebox record." Their review of "I'm Ready if You're Willing" was also positive: "Horton sings out this cheerful material with amiable personality. This ever more popular stylist ought to expand his circle of fans with this one." The song peaked at No. 9 on the C&W Jockey chart (now Hot Country Songs) and at No. 14 on the Best Seller chart.

Horton returned to the studio on May 23, but the "A" side of his next single, "I'm a One Woman Man" (Columbia 21538), was one of the songs recorded back in January. The "B" side was "I Don't Like I Did". Billboard described "One Woman Man" as a "smart and polished job," and Horton as "singing with a light, airy touch. Guitar work is just as convincing, adding up to listenable, commercial stuff". He and his band toured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o promote the record, which reached No. 7 on the Jockey chart and No. 9 on the Best Seller and Jukebox charts.

"I'm Coming Home" / "I Got A Hole In My Pirogue" (Columbia 40813) was released around this time as well. On February 9, Billboard noted that "not only Southern markets are doing good business with this, but Northern cities report that both country and pop customers are going for this in a big way". It was again a success on the country charts (No. 11 Jockey, No. 15 Best Seller) but it failed to score the popular music charts.

Later major successes include the song "The Battle of New Orleans" (written by Jimmy Driftwood), which was awarded the 1960 Grammy Award for Best Country & Western Recording. The song was awarded the Grammy Hall of Fame Award and in 2001 ranked No. 333 of the 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s "Songs of the Century". Horton had two other successes in 1960 with "Sink the Bismarck" and "North to Alaska" for John Wayne's movie, North to Alaska.

Death

霍顿的墓碑

On the night of November 4–5, 1960, Horton and two other band members, Tommy Tomlinson and Tillman Franks, were traveling from the Skyline Club in Austin, Texas, to Shreveport when they collided with an oncoming truck on a bridge near Milano in Milam County, Texas. Horton died en route to the hospital, and Tomlinson (1930–1982) was seriously injured; his leg later had to be amputated. Franks (1920–2006) suffered head injuries, and James Davis, the driver of the truck, had a broken ankle and other minor injuries.

The funeral was held in Shreveport on November 8, 1960, officiated by Tillman Franks' younger brother, William Derrel "Billy" Franks, a Church of God minister. Johnny Cash did one of the readings, choosing Chapter 20 from the Gospel of John. Horton is interred at Hillcrest Memorial Park and Mausoleum in Haughton, east of Bossier City in northwestern Louisiana.

Legacy

When Johnny Cash, a good friend of Horton's, learned about the accident he said, "[I] locked myself in one of the hotel's barrooms and cried." Cash dedicated his rendition of "When It's Springtime in Alaska (It's Forty Below)" to Horton on his album Personal File: "Johnny Horton was a good old friend of mine." Over time, Horton's material has been re-released a number of times, through boxsets and compilations.

Horton was inducted into The Louisiana Music Hall of Fame and posthumously inducted into the Delta Music Museum Hall of Fame in Ferriday, Louisiana.

Some songs by Johnny Rebel have sometimes been incorrectly associated with Horton. Rebel did not begin recording until after Horton's death. The mistake is apparently because Horton recorded the historical song "Johnny Reb".

Personal life

Horton was married twice. His first marriage, to Donna Cook, ended with a divorce granted in Rusk, Texas. In September 1953 he married Billie Jean Jones, the widow of country-music singer Hank Williams (Williams' second wife). Billie Jean and Horton had two daughters, Yanina (Nina) and Melody, and Horton adopted Billie Jean's daughter Jeri Lynn.

Discography

Albums

Si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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