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6億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有9億多人的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

前些天，當李克強總理提出這個話題的時候，很多人表示瞠目。

6億人？1000元？

也就是說，全國有接近一半的人口，他們每天的收入還不夠買兩斤豬肉。

這怎麼可能？！

說實話 ，當我聽到這句話，卻一點也不驚訝。

因為我知道還有很多人的收入不足1500元。

註意，1500元是年收入，不是月收入。

而這些人在哪呢？

就在中國經濟的最強省——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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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廣東的兩副面孔

有人說，廣東富得流油。

這話我沒法反駁。

畢竟自1989年起，廣東已連續30年穩坐各省GDP總量第一的寶座。

“萬年老二”的江蘇，一直喊著要超過廣東，但結果呢？

去年廣東依然第一，江蘇還是老二。

2019年，廣東的經濟總量超10萬億人民幣，與韓國、俄羅斯等國的經濟總量相當。

說廣東“富可敵國”，真不是吹的。

但作為一個在廣東待瞭20多年的人，我卻高興不起來。

因為我很清楚，廣東富的是珠三角，富的是深廣佛莞惠珠，富的是馬化騰許傢印楊惠妍；

而不是粵西粵東粵北，不是地裡的農民、不是流水線上的工人、也不是寫字樓裡的基層白領。

所以我說，廣東有兩副面孔：

一面富可敵國，一面窮得離譜。

早在1988年，據說在一場全國的貧困地區經驗交流會上，廣東省的代表曾遭到其他省份的靈魂拷問：

22年後，我又聽到瞭一句“語驚四座”的話：

誰敢說這話？

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

而且這是2010年他在廣東河源調研時，當著記者的面說的。

這句話還引發瞭一波討論。

因為大傢都知道廣東的富，卻很難相信它的窮。

但對於這句話，我也沒有多意外。

幾年前為瞭見一位故友，我從深圳開車到湛江，不到10小時的車程，沿路的風光卻堪稱當代中國經濟地域差異的縮影。

從深圳出發，途經廣州、佛山、中山、肇慶；再往西，便是雲浮、陽江、茂名……

從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大都市，到廠房和煙囪遍佈的工業地帶，再到一望無際的田野和蕭條的村莊。

這就是這一路變化的風景。

唐朝詩人孟郊說：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我想說的卻是：秋風蕭瑟馬蹄疾，一路粵盡富與貧。

廣東韶關

確實是這樣，廣東的確是全國貧富差距最大的一個省。

舉個例子：

2019年，廣東最富的是深圳，最窮的是雲浮，前者的GDP是後者的多少倍呢？

29倍。

而“萬年老二”的江蘇，它最富的是蘇州，最窮的是宿遷，而前者的GDP隻是後者的6.2倍。

同樣，在排名第三的山東省，最富的青島和最窮的棗莊之間，GDP的差距也隻有6.9倍。

廣東各區域間的貧富分化，遠甚於其他省。

再具體到每個人，廣東的貧富差距更超乎想象。

比如說，每年的全國胡潤百富榜，廣東人都要占去近半壁江山，上榜數穩列全國各省第一名。

在2019年的富豪榜中，僅前10名廣東就占瞭整整6名。

但與此同時，截止到2018年，廣東還有3個國傢級貧困縣，13個省級特困縣，12個山區貧困縣。

在廣東這片被譽為“遍地黃金”的土地上，還有很多人依舊吃不飽，穿不暖，傢徒四壁，甚至無處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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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上有金子，他們卻看不見

2010年，央視的《新聞調查》欄目組，曾深入到粵北地區進行采訪。

隨後，他們推出一期名為《“窮廣東”調查》的節目，其口號是：

“顛覆一個熟悉的富廣東，重建一個沒有貧窮的新廣東。”

廣東到底有多“貧窮”呢？

在節目中，一位村民告訴主持人：

另一位村民則告訴記者，如果出去打工，她傢的年收入是幾千塊。

孩子小的時候沒有出去，結果那時連洗衣粉也買不起，孩子發燒瞭還得向別人借錢。

還有一戶村民，他傢裡的房子不到10平方，煮飯、吃飯、住，都在裡面。

四壁熏得烏黑，沒有像樣的傢具，鋪蓋、臥具又黑又硬。

看著這番情景，當時韶關市社會保障局的劉海翔眼淚都快出來瞭，他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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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南方日報》也做瞭一系列關於《“窮廣東”調查》的報道。

他們派出7位記者，分赴7個貧困村駐村采訪，涵蓋瞭粵東、西、北，甚至還有一個村子就在珠三角。

比如說，在粵西的雷州，東塘村的村幹部就自嘲道：

由於土地貧瘠，沙化嚴重，雨季有積水，旱季有時又長時間滴雨未下，這裡的糧食畝產量最多隻有500斤。

而在其它地區，畝產千斤早已不稀奇。

當時東塘村有3957人，處於貧困線以下的有2021人，貧困率超過51%。

按世界銀行的統計，這裡的生活水平還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

村裡唯一的一所小學依然沒有廁所，學生想上廁所隻能到學校附近的樹林解決。

時間一久，樹林裡臭烘烘。

“不能入，一不小心就踩著”，校長鄭景豪說，現在隻要有東西遮著，學生就會就地解決。

由於條件艱苦，師資力量匱乏，很多教師是小學畢業後就留校任教。

他們連普通話都說不好，於是“雷州普通話”便代代相傳。

圖片來源：《南方日報》

等上瞭中學，每學期200元的寄宿費和每星期20元的夥食費，又成瞭村民們沉重的負擔。

村支書王南介紹，整個東塘村目前約有130人就讀初中，但其中超過100人，上不完三年初中就會中途退學。

校長鄭景豪說，他們的教學質量和大城市存在巨大的“鴻溝”。

但他更憂慮的是，“鴻溝”兩端的孩子，遲早會在同一天平上一比高下。

果不其然，一批批從東塘走出去的年輕人，在外艱難闖蕩一兩年後，又鎩羽而歸。

他們接過父輩的鋤頭，結婚生子，終其貧窮而平凡的一生。

貧困傢庭的孩子想要改變命運，實在是太難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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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工荒”

當張五常說“深圳將成為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當粵港澳大灣區高喊著要建成世界級城市群。

粵西粵東粵北的貧窮，似乎顯得“不合時宜”。

有人說，珠三角明明出現瞭“民工荒”，為什麼還有人窩在村裡挨餓？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大約是從2004年，我們開始頻繁地從媒體上看到3個字——“民工荒”。

緊接著，很多學者也說“劉易斯拐點”要來瞭。

所謂“劉易斯拐點”，是指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村富餘勞動力在向非農業轉移時，勞動力由過剩走向短缺的轉折點。

“劉易斯拐點”意味著城鄉一體化的形成，城鄉收入也將趨於平衡。

但中國的“劉易斯拐點”真的來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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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做個對比。

2009年，我國的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為2.9億，占總數的38.1%。

而2010年，美國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比重僅為0.7%，加拿大為2.0%，日本為4%。

中國農村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還遠遠高於西方發達國傢。

而在這2.9億人當中，還有一億多是農村的富餘勞動力。

所以，“劉易斯拐點”並沒有來，這是個假“拐點”。

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的事實，也佐證瞭這一點。

於是， “民工荒”和“貧困的農民”同時出現，似乎成瞭巨大的悖論。

但再一琢磨，卻發現並不矛盾。

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工廠都缺工人。

據2011年的一項數據統計，那些雇工難的企業所提供的工資更低，而且工作時間更長，福利條件也更差。

如果企業平均月工資達到1800元以上，福利待遇較好，基本不會缺工。

月收入1800元是什麼概念呢？

當年，在深圳，即使租住較為便宜的農民房，比如說在拆遷之前的白石洲，一間房的租金大概也要600～800元/月，再加上吃穿用度，每月支出少說也要一千多。

而當時農民工的平均月薪，卻隻有1521.14元。

深圳非熟練農民工平均工資 資料來源：深圳市統計局

一個人背井離鄉，假如他的工資隻能滿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甚至無法保證基本生活，他還願意外出務工嗎？

顯然不願意。

於是就出現瞭“民工荒”。

所以，我們所面臨的真正問題，不是缺少勞動力，而是企業缺錢（當然，也有農民工缺乏技能等其他問題）。

《南方周末》的記者曾在廣東采訪瞭一個鞋廠，該廠老板說：

早在2008年，經濟學傢張五常就在東莞觀察到瞭一個現象：

一些企業主正打算把工廠遷到東南亞。

之後，這種現象很快像瘟疫一樣在中國的沿海地區蔓延開來。

企業之所以選擇搬遷到東南亞，是因為那裡的勞動力更為廉價。

換言之，他們嫌我們的農民工還不夠廉價。

農民工和企業主，到底孰對孰錯？

無法斷言。我隻能說：各有各的苦。

4bf7770e8ccd8daedb576fe104363efa專門記錄打工族的影片《我的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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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先富”如何帶動“後富”？

疫情期間，有位揭陽的讀者向我訴苦。

他說以前常常私底下罵老板，罵工廠，罵“萬惡的資本傢”。

因為流水線上的工作實在是辛苦而乏味，沒有前途，工資還低得離譜。

而今年因為疫情，工廠遲遲沒有復工的消息。

他開始懷念起流水線上的日子，因為至少那時不用擔心會餓肚子。

我問瞭他近期的打算，卻沒敢問他將來的夢想。

因為“夢想”對他而言，也許太過虛無和沉重。

他讓我想起瞭另一個年輕人——“打工詩人”許立志。

2014年，他在富士康墜樓身亡。

這位敏感而有才華的年輕人，也來自於粵東地區的揭陽。

那裡貧窮落後，為瞭生存，為瞭夢想，大量的人來到珠三角打拼。

在那首《我就那樣站著入睡》中，許立志這樣寫道：

眼前的紙張微微發黃我用鋼筆在上面鑿下深淺不一的黑裡面盛滿打工的詞匯車間，流水線，機臺，上崗證，加班，薪水……我被它們治得服服貼貼我不會吶喊，不會反抗不會控訴，不會埋怨隻默默地承受著疲憊

駐足時光之初我隻盼望每月十號那張灰色的薪資單賜我以遲到的安慰為此我必須磨去棱角，磨去語言拒絕曠工，拒絕病假，拒絕事假拒絕遲到，拒絕早退流水線旁我站立如鐵，雙手如飛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那樣，站著入睡

其實早在2010年，富士康就因為“11連跳”事件而站到瞭輿論的風口浪尖。

在工人的嘴裡，這裡冷漠、壓抑，工人們的生活枯燥而乏味，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人們嘴裡雖然抱怨，卻仍前赴後繼地湧入這個“沒有感情的制造工廠”。

因為這裡的工資，比別處更高。

這就是現實。

前些年有句廣為流傳的話：北上廣容不下肉身，老傢放不下靈魂。

這顯然是出自都市白領之口，因為他們回到傢鄉隻能當老師，當公務員，然後朝九晚五混吃等死。

但換做是農民工，他們大概會說：北上廣容不下的肉身，老傢同樣容不下。

因為回到傢鄉的他們，所面對的隻有一塊荒蕪的土地。

他們連當老師當公務員的資格都沒有。

現實告訴他們，餓著肚子的人，還不配談論“靈魂”。

還有一點頗值得玩味：

在廣東，“村民”這個詞被賦予瞭兩種含義，分別代表著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

一種“村民”住在韶關的梅花村、清遠的大成村、雷州的東塘村……

他們面朝黃土背朝天，卻過得捉襟見肘。

另一種“村民”住在廣州的獵德村、深圳的崗廈村……

他們可能趿著拖鞋，穿著汗衫，腰間別著一串鑰匙，每月定期收著房租，即使不工作也能輕輕松松月入幾萬，甚至幾十萬。

他們是廣東的“隱形富豪”。

當後者享受著時代的紅利，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中一騎絕塵，而前者卻仿佛被時代遺忘，他們成瞭大時代下“掉瞭隊”的人。

而在馬太效應的作用下，強者恒強，弱者更弱。

當廣州獵德村的“房二代”，和雷州東塘村的“農二代”相遇，這種“鴻溝”會更加明顯。

2010年，當央視《新聞調查》欄目組深入到粵北地區，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的丁力教授道出瞭很多人的心聲：

實際上，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

遠不隻是一句“忽視”那麼簡單。

作為一名小小的普通人，我並不能給出什麼解決方案，隻能借此文章，展示一些實像。

你可能會說我不夠正能量，我卻想說，既然有那麼多人弘揚正能量，也不差我一個吧？

因為，世界很少把聚光燈打給那些掉隊的人，但是，這不代表他們就不存在。

就像賈樟柯所說：

“當一個社會急匆匆往前趕路的時候，不能因為要往前走，就忽視瞭那個被你撞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