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请回顾上一篇：朱世巍：与一只鸡无关的吴桥兵变（3）孔有德在吴桥

此前的三期，我们详细分析了吴桥-登莱叛变集团的属性。他们并非毛文龙的铁杆，相反有些人还曾协助袁崇焕杀害毛文龙。他们的叛乱动机也五花八门：耿仲明是为了走私、孔有德是畏战、李九成是贪污。

但归根到底，他们的顶头上司都是登莱巡抚孙元化。一切的一切，孙元化都是责无旁贷的。

所以，我们要问：孙元化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们都知道，孙元化是个天主教徒。而他的老师，同为天主教徒的徐光启曾经主张，明朝应该派军队把朝鲜监控起来。这样就可以防止朝鲜与后金的勾结。

徐光启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事实上，朝鲜一直是后金的重要粮食和物资来源。明朝如果真能够切断朝鲜和后金的联系，后金集团根本就无法生存下来。

而毛文龙皮岛集团的存在，不仅对后金形成了强大牵制，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朝鲜。达成了徐光启所期待的部分目标。

可是，孙元化却不理解这一点。相反，孙元化认为毛文龙的皮岛集团完全无用。他还指责毛文龙占用大量人力，却没有将其转化为有效战斗力。孙元化主张，如果把这些人力交给他按“西法”来训练，配上洋枪洋炮，才能真正发挥战斗力。

（孙元化无法理解游击战与正规战的区别以及不同的价值）

也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孙元化不顾孙承宗的警告，把并不可靠的耿仲明一伙人，带到了登莱，梦想着能把他们训练成“西法精兵”。耿仲明一伙，也就形成为了新的登莱集团，倍受孙元化的宠爱和重用，有时甚至是纵容。

而对于留在皮岛的部队，孙元化是看不起的。他认为应该尽快把这些部队裁掉，或者全部调到登莱。

这导致了什么结果呢？

我们知道，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皮岛集团已经四分五裂了。亲毛文龙的本岛集团，与反毛文龙的刘爱塔集团，势同水火，发生了多次火并，互相杀红了眼。这是袁崇焕一手造成的烂摊子。

而从现有资料来看，耿仲明一伙虽然曾协助杀毛文龙。但他们的真面目，并没有被亲毛文龙集团看破。而且袁崇焕把耿仲明一伙带到了大陆，也让他们回避了皮岛内部的一系列仇杀。但耿仲明一伙与本岛集团的真实立场差异和对立，依然是客观存在的。本岛集团没看破他们，他们却很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人。

而孙元化鄙视皮岛集团，重用耿仲明一伙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东江镇的内部分裂。这点显而易见。黄龙（以及支持黄龙的沈志魁）与耿仲明的冲突，本质就是本岛集团与登莱集团的冲突。孙元化却完全是偏袒登莱集团的态度。于是，袁崇焕留下的烂摊子，被孙元化搞得更烂。

讽刺的是，被孙元化捧为掌上明珠的耿仲明一伙，却发动了叛乱。孙元化所鄙视的皮岛集团，反而出来协助平叛。这证明孙承宗的警告是对的。被袁崇焕重用的远东江镇分子，是不可信任的。

孙元化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本质在于，他太想向明廷证明，用西法训练出来的军队，是有战斗力的。他的老师徐光启也想证明这一点，却始终未能如愿。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明朝的孔教官僚系统，并不怎么喜欢徐光启和孙元化的“西法”，更不喜欢他们的天主教信仰。吴桥兵变后，官僚们幸灾乐祸的态度就是证明。

孔教官僚集团不配合，孙元化就无法得到优质兵员。这种情况下，他就变得饥不择食，连孙承宗警告不能用的人，他也拿来用。他念念不忘撤掉皮岛集团，本质也是想得到更多的兵员。

孙元化的急功近利也是显而易见的。孔有德一伙人在他手下接受“西法”训练的时间，不过一年左右而已。这点时间根本训练不出什么效果来。也难怪孔有德会害怕参战。后来的事实证明，孔有德不要说与清军交战了，他甚至打不过数量处于劣势的明朝辽东骑兵。事实上，孔有德只有欺负欺负二百年都没打过仗的山东卫所兵的本事。他原本只是毛文龙手下的骑兵侦察队指挥官而已，并不是善于正面硬干。

孙元化为了证明“西法”有用，却拼命要把这支半吊子军队送往前线。甚至在孔有德已经表露出明显畏战情绪的前提下，孙元化还是坚持要把孔有德派出去，而且是从登莱派往大凌河这么遥远的战区。

（讽刺的是，孔有德出发时，祖大寿已经投降了）

孙元化太过勉强自己了。按他自己的报告，叛乱发生前夕，他正处于身心交困状态。简单说，他病了。判断能力显然也大受影响。讽刺的是，他此时还在竭力劝说明廷撤销皮岛集团，根本没想到孔有德一伙就要打回来了。

叛乱发生后，孙元化的姑且绥靖态度，也导致叛乱的长期化和范围扩大。孔有德或许有过回来的心思。但至少在叛乱初期，孔有德并不掌握叛乱的领导权。而耿仲明和李九成是铁了心要反。孙元化又一次被利用了。

（从现有材料看，李九成父子被明军击毙后，孔有德才被推出来成为叛乱领袖。此时他已经完全无法回头了）

孙元化实在是个悲剧人物。但也是咎由自取。

最后谈谈吴桥兵变的影响。

其实从军事损失角度看，吴桥兵变对明朝的伤害并不大。满清不过得到了一支半吊子军队（4000人）而已。这支半吊子军队随后跟着清军入侵宣大，却蒙受了巨大损失，据说丧失了一半人员。丙子胡乱时，三顺王集团一共只出动了1900人。

（孔有德一伙后来成为清军入寇山东的带路党，倒是造成了更大损失）

但这场战役对明朝的战略和建军思想，却产生了一些微妙影响。

明廷动用辽东骑兵镇压了叛乱。此前，祖大寿虽然在大凌河投降，可是辽东军依然坚守锦州击退了清军。如今还出兵打败叛军。祖大寿自己也逃了回来（他的大量士兵随后也逃了回来）。这令明廷对辽东军的评价大为上升。

尤其是500辽东骑兵击败孔有德的3000叛军骑兵一战，让明廷大为满意。炮战期间，明军传统的炮兵部队，也不见得就比叛军差。毕竟这个时期，红衣大炮的使用方法在明军已经相当普及。尤其如笔者所强调的，明末战争，并不是一个火器能主导一切的时代。最传统的弓箭兵尤其是弓骑兵，依然是战场主宰。

关键是，这一战向明廷证明，辽东军无论是忠诚度还是战斗力，都远胜于孙元化的西法军。

西法军，从此却被打上：纪律败坏、不忠诚、战斗力也不怎么样的烙印。孙元化拼命想证明西法党有用……却落了这么个结果。

这多多少少影响了明末的军事改革进度。到崇祯末期，崇祯再次想启用西法党，就遭到了东林党大佬刘宗周的公开反对。吴桥兵变的阴影，无论如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