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选集.上卷》研究笔记.第四部分

（三）斯大林在本卷中专门讨论列宁及列宁主义的文本：列宁去世后

第一篇：论列宁——1924年11月28日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载于1924年2月12日《真理报》第34号

斯大林受到此地举行回忆列宁的晚会的邀请做一个报告。

“其一，山鹰”。斯大林最初在1903年认识列宁，那个时候是通信的方式而不是亲自会面，当时的斯大林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在信当中，列宁答复斯大林并“做了大胆无畏的批评”（P175）。

“其二，谦逊”。斯大林在芬兰的一次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首次会面列宁，那是1905年12月。列宁在斯大林的想象当中本来是一个“身材匀称和仪表堂堂的巨人…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P176，审美具有人格魅力上的区别）。斯大林在当时还保存有一些旧制度下的守旧程序道德，“大人物”开会往往是照例迟到的，在他出现的时候也应当保持肃静，“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它能令人肃然起敬”（通过特别的规矩和礼仪）。但是当时的列宁却到的更早，并在一个角落里与同样找到的代表们谈话。“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这实际上是列宁不想摆架子并引人注目的特点（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礼法关系的非群众性，且会引起怎样可能的嫉妒和反叛旧礼节的革命者之不满等等）。

“其四，逻辑力量”。斯大林回忆列宁的演说的时候认为，列宁并不使用——“没有矫揉造作，没有装未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这种逻辑力量虽有些枯燥，但是…一步步地感动听众”（这让我想到希特勒的演讲，另外，马克思的公开讲演给人的印象也包括这种“枯燥”性）。

“其五，不灰心”。在1906年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第二次会见了列宁，这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少数并遭受了失败，作为核心人物的列宁没有表现出如同其他人那样的灰心，当时斯大林一行代表聚在一起，列宁对他们说：“同志们，不要灰心，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憎恨灰心失望的知识分子，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胜利——这就是列宁当时告诉我们的”（P177下方，这种领袖素养在我看来在一个中央集权的集体当中是极端重要的）。

“其六，不骄傲”。在1907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布尔什维克成为了胜利者，当时列宁的告诫可以被列为三点：不要骄傲、巩固胜利、乘胜追击。

“其七，原则性”，“党的领袖们不能不尊重党内多数的意见”（P178），“但是，列宁从未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后为斯大林所引用的列宁语。当然，领袖和先锋需要走在力求走在前面的同时也必须回头观察并审查自己是否真的走在了正确道路的前面）。斯大林举了两个事实：①在1909年到1911年时期，“党被反革命势力打败，处于完全解体的状态…不仅知识分子，而且一部分工人也纷纷退党…是人们否定地下活动…取消主义的时期，瓦解的时期”（P179中部）。这个时候产生了取消地下活动并在斯托雷平改革的条件下使得工人组织“成为合法的自由主义的斯托雷平党的思想”（也就是使工人组织建立在当局的物质制度的基础之上）。②在1914年到1917年的时期，第二国际和各处大多数人都向沙文主义妥协的时候，几乎只有列宁坚持了与之（至少是纲领和组织的不动摇）的斗争，批判盖得和考茨基之流，他保住了这一底线（但也绝对不是进攻著一棍子打倒所有行动者和派别组织，这是两回事——“布尔什维克”）。

“其八，相信群众”。有些政党的理论家们明摆革命史，却以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创造力的贵族态度对待群众，他们“想充当保姆的角色，竭力照书本去教导群众，而不愿意向群众学习”（正确地先是反映他们）。“而群众虽然不熟悉革命历史，却负有破坏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使命”（P180，斯大林理论的毛病之一就是无法很好地探究阶级的意识状况，而诉诸于简单的“历史使命”之承担与否，这也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旧毛病）。列宁并不急着强力干涉式地批评群众是混乱或胡闹行为：“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或者说斗争是极为普遍的，急于用组织化的名义对群众进行强力的攻击或教导是不行的）。

“其九，革命天才”。党内常说：“伊里奇在革命波浪里游泳，就像鱼在水里一样”（P181下方）。斯大林举了两个事实：①在克伦斯基政府时期，在十月革命的前夜，（不在舆论界有权重的）工人和农民要求停战，而将军和资产阶级们却施行军事专政来“作战到底”，他们和一切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政党”都反对布尔什维克并称之为“德国间谍”，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也被驱逐进入了地下。列宁看到了这其中的机会、识别到了鸿沟并决定起义，列宁关于起义胜利的判断也被历史所证明了。②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里，前线的将军杜鹤宁总司令拒绝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军队里也矛盾丛生，军队指挥权在大本营，但一千四百万在前线隶属于反苏维埃军队的士兵们的态度又为革命政府所不知（沙俄时期的信息壁垒），而列宁则想了个妙招，就是到无线电台发出一道特别命令将杜鹤宁撤职，任命克雷连柯同志作为新的总司令并“越过指挥人员去号召士兵包围将军，停止军事行动，同德奥士兵联欢，把和平事业拿到自己手里”（P183，一个前现代的威权主义的中央命令之介入，这个在当时的沙俄来说固定的、僵死的“中央指挥所”在今天是不存在的，这种信息技术和制度弹性差别极端重要——我们尚且不谈论武器技术和军队内部的阶级矛盾）。

第二篇：论列宁主义基础（在斯德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献给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署名：约.斯大林——载于1924年4月-5月的《真理报》第96-111号

［附释：后面这成为一本专门介绍列宁主义的代表性册子、经典作品。“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是一所工农共产主义大学，全名是“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用于培养党政干部］

“其一，前言”。斯大林称自己的论述顶多只是一些所必须的列宁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要详尽它则“甚至要写好几本书”（P184）。列宁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叙述列宁主义就是叙述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列宁主义不是一国的列宁主义，也不是某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复活”，而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斯大林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处在革命（斯大林：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是训练无产者去进行革命的时期，那时无产阶级革命还不是必不可免的直接实践问题”。列宁主义的产生包括无产阶级革命之历史条件以及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搏斗，“而和这个机会主义做斗争，向来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胜利斗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P186上方，阶段论和集体的内涵）。

“其二，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列宁称呼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其中极端化了的基本矛盾包括：①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极端化。②各金融集团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了争夺原料、产地、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今天是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下的半买办式的经济入侵）。③极少的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后者，当时大陆仍然是封建国家或地区），伴随着后者的无产者阶级、本地（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和民族主义的“觉醒”（现代民族）。这些矛盾的激发为“直接冲击资本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其基础是19世纪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工作）。“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所有这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列宁将沙皇制度称作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一种畸形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它将帝国主义各种坏的要素集中起来并变本加厉了。沙皇俄国政府用本国人民来同帝国主义列强做交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的沙俄人民更是充当了英法资本极高利润的炮灰（因为沙俄在战争中具有被迫卷入的特征，一个三级关系就是：英法→沙皇→沙俄农民）。沙皇制度也是帝国主义在东欧的看门狗和代理人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都用于偿付西欧对当局的利息，也伙同帝国主义瓜分土耳其、波斯以及中国等国家和地区（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半买办式的政府还能够参与帝国主义的扩张行为，而不只是被剥夺和被迫防守其势力范围的局面）。所以斯大林的结论是：打击沙皇制度就必然要过渡到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帝国主义链条”，列宁语）。“当时，仅仅在俄国才有能够用革命办法来解决帝国主义矛盾的现实力量…它不能不在一开始发展时就具有国际性质”。列宁在这种情况当中脱颖而出，正如马克思在1840年代的德国那样。

“其三，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到列宁中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占统治的整个时代”（那个时候的欧洲处于一个经济发展空间巨大，但同时社会阶级压迫又很残酷的地步，这同时产生了强力的觉醒、斗争，以及这种觉醒、斗争所带来的经济政治结果——隐含着一种腐化和自以为无事安心的危险）。第二国际的“正统派”考茨基等人“关于迁就的小资产阶级天性而迁就了资产阶级，而‘正统派’又为了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为了维持‘党内和平’而迁就了机会主义者”（P192中部）。在战争前的时期（应当指的是1914年之前）的第二国际政党们执著并痴迷于议会斗争，“当时，第二国际各党养得肥肥胖胖，不愿意认真地想到革命、想到无产阶级、想到群众的革命教育。（换行）脱离了生动的群众革命斗争并变成陈腐教条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原理和理论片段，代替了完整的革命理论”（这实际上是一种党的贵族化、学院化并与基层斗争相脱离了，在主动方面来说是这样的，即便工会组织尚且存在。当然这也一定有帝国整体正在高速发展的客观原因）。为了审查和批判他们，列宁的方法被总结为四条：①在群众的斗争实践当中检验第二国际的教条。②根据第二国际各党的实际行为而不是他们的口号和决议来检查他们，“它们的口号和决议是不可相信的”（关键在于实际行动，权力和解释权）。③用“新的革命的方式”去教育和训练群众斗争以同时改造党的全部工作。④要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自我批评。斯大林也列举了三个第二国际的理论教条：①“无产阶级本身如果在全国人口中不占多数，就不能而且不应当夺取政权”。但马克思也说过在19世纪可以由农民战争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话（第二国际们显然是尾巴主义的）。②无产阶级没有足够文化素养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因此要让资本主义生产出这些干部的时候才能夺权（等到什么时候呢？国际范围内的甚至是一国以内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而不单纯以无产者们的文化水平相对的高低程度为转移）。而列宁则认为在适当的条件下应当颠倒这一先后关系而非干等。斯大林认为，俄国的实践表明了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的增长要比资本政权下迅速百倍和牢靠百倍”（不过，如何使得“工人出身者”不至于变质，并如何永久保持“工人”这一身份有其斗争环境和相应的斗争性，这个关于基层群众革命化建设的运动和建制设计的问题，斯大林在理论上并没有阐述明白）。③政治总罢工的方法为无产阶级所不能采用，其在理论上让无根据（见恩格斯的批评）而且在实践上会有危险（出超地破坏国家经济常态之运动环境并损耗工会基金），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应当是议会斗争。然而列宁主义指出，恩格斯是批评的用无政府主义总罢工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同时“议会斗争仅仅是组织无产阶级的议会外斗争的学校和助力”（一定条件下的一定阶段的一定斗争形式，而议会本身架设在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结构之上，“议会外”的含义就在这里），也从未有人主张用议会外斗争（全部地）代替议会斗争形式（P196），而俄国革命表明“政治总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的学校，是在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前夜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列宁才会说革命理论“只有同真正的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见《幼稚病》）。第二，国际违背了正确的路线，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的“以（注释：起义的）战争对付（注释：帝国的）战争”的口号是的确存在过的，但是在战争即将发生的时候，这项决议则被束之高阁了（这与他们架空的“政治-经济”组织联系力度有关，上层的软弱与同群众相脱钩的事实），而提出了“为祖国而战”的（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荒唐口号。列宁在其《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中说：“考茨基实行典型的市侩庸人政策，以为提出口号就能改变事情”（P197下方）。列宁在其《幼稚病》中也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对于那种害怕自我批评会被敌人所利用的观点（实际上这仅仅顶多是官方的、不为普罗大众所观看和信任的媒体舆论和知识界里面的），列宁则认为久经战斗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阶级可以克服这种问题，“绝不会为这小小的针刺所惊扰”（P198中下方）。“列宁的方法的原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基本已经有了”，此学说在马克思那里就是“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其四，理论”。斯大林讲了三个问题，理论的意义、“对自发‘论’的批判”与“无产阶级革命论”。在当时就有不少人认为列宁主义是重于实践而不看重理论的了，普列汉诺夫也不止一次嘲笑列宁“对理论，特别是对於哲学的‘不关心’”（不过第二国际的哲学又能好到哪里去呢？毋宁说是谁在做什么、在同谁对谁做什么的问题），但这并不合乎实际（对列宁本人来说），不过斯大林也承认“现在许多列宁主义的实际工作者不很喜欢理论”，因为他们“不得不忙于浩繁的实际工作”（在斯大林时期，理论尤其是哲学研究工作却又确实严重停滞了，据说这与他本人的理论喜好和工作也有关系，暂且不谈论其官僚主义社会结构与反复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型治理）。列宁本人有两句话由斯大林所抄写：“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P200）。“从各方面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队伍里的反唯物主义的派别…而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列宁”。

“对自发‘论’的批判，或关于先锋队在运动中的作用”。斯大林对自发论的批判是：机会主义的、“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实际上否认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作用的理论（P201上方）。它反对党走在工人阶级前面，主张“不妨碍运动循着自己的道路行进”（仿佛工人运动是本来是同社会主义意思相互独立开来似的），自发论是“‘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自由主义也是如此）。在第一次革命（1905年）前这个理论就已经登台了，“鼓吹运动中的工联主义政策，把工人运动完全交给自由资产阶级去领导”（P201下方，实际上是默许了部分工人阶级自发的同劣势资产阶级相结盟）。第二，国际也使用了类似的理由为其发布“为祖国而战”的口号来开脱，他们承认恶果，但却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用不自由的表象来为自己的自由选择的罪责开脱，但这种口号本来可以不发布的，本来可以坚持原则，这种原则的坚持从1901年到1914年的时候就应当一以贯之，布尔什维克在沙俄的境遇会比西欧的更加好吗？文书和组织上的）。

第三点是“无产阶级革命论”。“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在之前人们往往仅仅根据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与否）状况去分析该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而列宁（如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改变了这一点（目前的网络“左派”们严重缺乏这种素养或觉悟）。世界工业体系的发达会给那些此体系当中工业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国家提供革命条件，“首先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作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做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某个国家内破裂的结果”（P205中下方）。斯大林打比方说，他认为例如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印度就可能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那得看印度社会主义势力的情况了——万一是更加严重的殖民战争或民粹化呢？）。列宁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是其先通过对其他战败国与整个东方的剥削来完成的（P206下方）。这与第二国际的“书呆子们”对一国中无产阶级数字占比所赋予的特殊意义及其做法是相异的。在此意义上，列宁才会在资本主义的“繁荣”当中看到其“垂死”。而在一个“较为发达的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和无产阶级革命接近…一定会（注释：有条件地）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在1905年就有了相关的论断，而并非是到了1916年才有此种思想的（P208，斯大林所给出的证据），后者认为列宁很晚才有这种思想的观点（目的在于销毁这种思想一以贯之的合法性而得以归结为某种后来的“糊涂话”、“有待商榷的结论”、“经验主义的临时结论”）甚至传到了党的报刊当中去，列宁在1905年的论临时政府的几篇论文当中也说过：“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多年的运动，而不是几个月的运动…要完全推翻这个执政当局”（P209上方）。

那么，“为什么列宁和‘不断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呢？”（接下来的内容是对十月革命发生前的“不断革命论”的一种清算，应当也是针对论敌托洛茨基的一种做法）。在当时不断革命论者不明白且低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力量，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但不断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这是“闭眼不看向农奴制残余这样的‘小事情’”。“不断革命的思想”早在1850年马克思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当中就被提出了，但是不断论者却“使它不合实用了”。列宁讥讽他们说：“想一想，究竟由于哪些原因整整十年的实际生活都没有理睬他那个卓越的理论”（P212，列宁在1915年写下）。列宁认为它是孟什维主义的变种，从布尔什维克方面取得了其激进性，但同时又从孟什维克（自发论和尾巴主义）那里取到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P212，同上）。在《幼稚病》当中列宁也说：“没有全国性的（斯大林注：即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可见，“革命”在这里指的是决战式的暴力革命，这种结论应当与“帝国主义（世界）论”相互联系）。而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即“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也就是免除复辟”（斯大林对“复辟”在当时的理解偏向在这里表现了出来，至少未能超越他的经验以及与此经验相互关联的列宁文本理论），“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P213下方，从中已经可以见到斯大林理论的国家内部自负与欠反思的危险了，这也导致了其沙文主义倾向）。“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

“其五，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讲了三个基本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专政的基本内容是：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者的反抗，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以使得“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国家的专政）无产阶级也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但是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这个专门机关”），那么就无法保证“保持胜利并向前进展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列宁说：“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取得政权——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在革命胜利取得政权之后，还需要：①粉碎地主与资本家的反抗。②将一切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并且要“朝准备取消阶级，消灭阶级的方向来进行这一工作”。③将革命武装起来以便于与外部敌对力量战斗。后面斯大林引用了列宁的文字（P215下方），但是文字当中的“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著复辟希望”的“剥削者”指的是什么却没有讲清楚，或者说它没有足够说明这个制度和结构性的危险、是对革命者认知而言首先内在于“新”制度内部的危险（后面还有）。斯大林说：“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哪里呢？”他又引用了列宁的文字（体现出了三个缺点：对工农阶级本身在当时的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局限性危险的忽视、对苏俄的历史性困境的忽视、进而导致对社会和国家制度自身的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力量的忽视），它可被分为三点：国际上的资本力量、“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关系）、（未被从肉体上消灭的旧的）剥削者包括拥有其货币动产与组织管理、文化技能的（就是会以此为剥削占有手段的）人，列宁说这批人在革命胜利之后的长期内“必然。在许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附释：斯大林的大清洗是一个针对党政机关人员而且是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主义关系的危机的临时紧急反应，但他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下层和基层工农独立反制组织与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必要性，由于他没有见到包括生产水平在内的一种历史遗留的不可逆的灾难问题，他就更看不到这种全面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所以他才在大清洗和农业集体化、实现工业化之后，特别是1945年之后如此自信于其“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1936年的阶级消灭的宣布只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不只是名义上的危险，同时也是概念上的混淆危险、意识形态上的过分自信之危险，表明的是斯大林主义式阶级斗争学说的必然逻辑——不过，托洛斯基批评这一点的理由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阶级社会”，而是认为斯大林并没有建成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托洛斯基那里，“无阶级”依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应然——那又如何描绘通往共产主义的中介阶段呢？又如何在名义上保有一种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和充足动员力呢？这和毛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对“二极管”，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当时的农民局限性在于：对生活资料的相对匮乏之争夺、小农意识形态以及缺乏机械化条件下的集体化的执行困难和农民之不解］。因此，斯大林强调工人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对“小资产阶级阶层”的改造（P217），马克思曾经向工人们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而列宁也说：“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一下子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附释：而未明子则说：“无产阶级首先是资产阶级甩出来的剩余”，这是我的反馈和引用］。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在不侵犯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政府人员的普通的更换”，后者是各国孟什维克和机会主义者的观点（P218上方）。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与其他国家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区别的，只不过主体与对象发生了变化（不过不要忘了，沙皇和美国总统的区别，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同样阶级的专政会有所不同，这种专政应当被理解为整个经济共同体/关系网范畴之内的统治关系，这种具体手段本身也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制度关系，会反过来影响统治阶级内部自身的利益关系与其整体的合法性——无产阶级专政也一样，斯大林在这里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作为“手段、专政、制度”的点）。斯大林的结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斯大林：“对一切无产者和一切穷人是民主的”——这里的后半句话显然是不那么恰当的，不论是理论的还是事实的来说，针对当时的苏联和历史境况来看），是“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同时，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也不能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平发展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矛盾的特殊时期，它（资产阶级民主制）也会“完全滚到官僚机构和军阀机构”［附释：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2021年的美国也发生了“国会骚乱事件”，它也是一种非常态化的失衡，包括特朗普的“国家紧急状态”的反常宣布，这两个例子还只是发达国家的历史长河当中的“瞬间”］那里（列宁语）。不过斯大林也假设说，资本主义如果在遥远的将来，由社会主义所包围，那么这些残存的资本主义国家倒“完全可能”走上和平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P221），“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斯大林借用了列宁的那句“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制度的时代已经终结…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苏维埃政权还要将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起来并用生产的单位来代替地域的选区（后者内涵民族、地区本质主义的思想），斯大林认为这可以使得劳动者与国家机关“直接联系起来，教他们学习管理国家”。他引用列宁的话来说：“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打碎和彻底破坏旧式的及资产阶级的、官吏的、法官的机构”（鉴于文章写于1924年，我尚能理解他的自信与乐观）。斯大林说，只有苏维埃的国家形势才可以“吸收劳动者与被剥削者的群众组织无条件地参加国家的管理”以此来准备国家的消亡（P225，在一些经济条件和党政合一的情况下这才能起效，而且还仅能保证其临时性的、过渡性的起效）。

“其六，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一个无产阶级问题或无产阶级任务的派生性问题，斯大林认为对它的正式研究开始于1905年革命前夕，由于暴力推翻当局的迫切性，而将其提上为了迫切的问题。“第二国际各党所以蔑视农民问题，有时简直否认农民问题，不仅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发展条件（应当指的是较为广阔且巩固的现代无产阶级），而首先是因他们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害怕革命，不想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P226，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当中承认，农民的反动性，但同时又认为农民是必须被争取的一个重要阶级，这在历史的辩证法上并不矛盾），而列宁则认为多数农民具有革命力（这是大体的至少是好一段时期里合理的，否则苏维埃政权就不能在农村确立其统治关系）。

斯大林将农民分为三个时期的，并指出并不是无条件援助农民，而首先应当以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为准（P227，这至少在公开层面上与毛有明显差异）。首先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在俄国就是1905年与1917年的二月革命，俄国农民在其中没有能力获得土地和自由，因为资产阶级在俄国过于软弱和脆弱，其革命性低劣（沙俄的国际处境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强大决定了这一点，其资产阶级更倾向于作为贵族和帝国列强的附庸来“安全地获益”，故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革命者也往往陷入脱离群众的局部暴动、暗杀或密谋活动），而英法革命与此不同（其资产阶级“自力更生”并在工商业贸易上都有国际性的优势，有底气与资本联合农民）。同时，在革命前夜，俄国的“有五百人以上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五十四”，而美国的这项数值仅为百分之三十三（这和双方的经济类别、战争当中的位置的差别有关），“企业中丑恶的剥削形式，加上沙皇走狗残酷的警察压制”，使得每次工人罢工都变为政治斗争（先明确充分的反动当局的口号与行动）并训练其革命力量（记住斯大林和列宁文本中的“革命”单独讲的时候往往指的是暴力的武装斗争），在1905年失败之后的资产阶级变为了公开的反革命和支持沙皇，“而且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直接依赖政府的订货”（这个现象原因我在上方也有所解释），“农村中最丑恶最难堪的农奴制残余…沙皇制度压制一切有生机的东西”，而帝国主义战争使得这些矛盾得以总爆发了（不少人单读这些文字会引起他们“加速主义”的思维习惯）。其次是“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是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为止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农民更加革命化”（与毛不同，毛的力量，从一开始就在求助于农民战争），“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拒绝没收地主土地…争取继续作战前线，六月进攻，士兵死刑，科尔尼洛夫叛乱”（P231），在这段时期里“消灭战争的问题就成为革命的基本问题了（这是目的）…（但是）当时除了推翻资产阶级，实际上没有别的出路可以摆脱战争（这是手段，且是有长期准备条件下的“不得不”的行为和时机）”。

第三则是“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了，它在经济建设当中首先是余粮收集制，在一定阶段之后逐步用粮食税和工业品交换来代替前者，“有人说，这个任务也许是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永远所不能胜任的…简直是空想，是无法实现的…农民是由小生产者（自给自足的人工耕作的私有性和不同程度的地主化和资本化空间）组成的”。斯大林认为不应当将苏联农民和西方的农民混为一谈，因为前者在革命后是支持苏联共产党及其无产阶级的［附释：P233上方，但是这种支持在1924年和1925年及其之后开始急速下落了，这是我们的“上帝视角”，原因在于新经济政策中的富农势力在同苏共中央的农村斗争当中取得了广泛优势，尤其是苏联西部，具体的历史性原因与地区生产差异因素在此不加赘述，这也与苏共在农村严重缺乏其群众基础与优秀干部有关，导致他们在两难当中，农民选择了囤积粮食并同富农一起腐化反对苏共干部，而关于新经济政策是该在什么时候开始的而又在什么时候结束的，我认为谁也没有能耐完好的解决这一问题］。他引用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的第四卷P296与P311的话说明了抢先争取农民而非坐等其（资本主义的）成的必要性，恩格斯在1890年代写下了这些话如：“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德国的小农经济直到1911年也仍然占了很大比重，这点需要注意）。而斯大林则认为，与苏共一同经历过革命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农民会更易于接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和改革，他自信地说：“未必用得着证明：绝大多数农民乐意走这条新的发展道路，而抛开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和雇佣奴隶地位的道路，贫困和破产的道路”（倘若没有上方我所列出的一堆来自于人的、生产的和官僚力量的阻力的话，这倒是可以完全成立的。事实上，农业集体化发生在农村私人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

“其七，民族问题”。这一点可以用斯大林在1914年写的那篇文章来进行大部分的概括，一言以蔽之，民族问题首先是关于其无产者阶级的现实权利和斗争的问题，而不是关于其文化表象和法律注册的问题。民族斗争的革命性与否应当“从世界范围来看，而不应当孤立地看”（列宁语），例如埃及的资产阶级们为其国家独立而斗争在客观上具有解放的意义，即便他们主观上已经准备好反对社会主义了，而英国的“工人”政府（斯大林打的引号，P240下方），其成员是无产阶级出身（而已），主观上“拥护”社会主义，但却为了保持对埃及的殖民地位而进行“反动的斗争”（左派总要在最现实也就是接近自己旗帜的现实世界运动的某个环节或点位上站位，否则就会一事无成）。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发展有优势（客观的）条件下，就产生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与（市民伦理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在其成熟而“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列宁语）的时候就会产生各种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科学上的国际统一和其民族壁垒的破坏（与斗争之反弹，这一点列宁没有说，也可能是斯大林引用的少了，它意味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法西斯化的资产阶级相结合）。对列宁而言，这两种倾向之间不可调和，表现在帝国对殖民地的剥削统治和同化要同时进行这一点上，但是这种进程会又培养出殖民地的民族国家意识与统一倾向来反对殖民主义帝国（这是对殖民者来说是两难的，对被殖民地的各个旧割据民族来说也是一种历史选择问题）。

“其八，战略和策略”。这里我只概述其后面四个点（原文有六个点，P245中部）。在1907年到1912年的时候，由于革命的低潮和新的法制（这同时又是“失败了的革命”的成果）条件的产生，列宁领导党“不是抵制杜马，而是参加杜马…不是政治总罢工，而是局部经济罢工，或者简直无声无息”（P249）。革命的后备军由斯大林（哦对，不要忘了，原文叫做“论列宁主义基础”）分为了两种：直接的也就是本国与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和农民战争（“本国的农民以至所有过渡阶层”，同上），间接的包括各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及其相互之间的战争。斯大林由此说明要正确地运用后备军或进行武装起义（我不希望人们蠢到将其等同于街头和原野上的枪战，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起义军的胜利都是用最差的物质力量，但却又是最强的社会组织力量来获取的），要在后备军跟上先锋队的时候、先锋队已经有了战斗到底的决心的时候、危机已经到达了顶点的时候才发动起义。应当保证起义的有效性（最大成效和最小的成本），用列宁的话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而且，还得看到敌人内部的斗争状况，中间分子在广大群众前的状况。“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危险的错误，即所谓‘失其速度’”。在1917年九月的时候，就有人企图从逮捕民主会议代表的行动开始起义，但是当时的苏维埃内部并没有达成集中的一致，前线也犹豫不决。在1917年4月的“左派共产主义者”（P254）们则在四月游行示威当中，马上提出了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这受到了列宁与党中央的严厉谴责（P645，第84点注释），列宁说：“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P255）。

一个插曲性的内容是，作为当时基本任务的“创办全俄的秘密报纸（《火星报》）”是“党形成的时期”（即1898左右的几年，这个时间段在前文当中也有讲到），因为“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还没有彼此联系起来，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从上到下腐蚀著党，思想上的混乱是党内生活的特征…”（P256，而布尔什维克行成于1903年，距离1917年仅有14年，这种“庆幸”不应当被现代人所期待。另外，那个时候的“党”在中国和俄国的敏感含义应当不如今天的塞里斯特殊，而仅仅类似于“读书会”的名义级别，不应当痴迷于民意和法权上的“党”的虚假或不完整之成立本身）。

“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自然会变为瓦解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向前发展革命运动的据点…为了利用它作为挂钩来把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结起来”。而改良主义者是“为了拒绝任何秘密工作…在‘恩赐的’改良的福荫下高枕而卧”（P258）。关于政权夺取之后的退却，“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前一时期的革命规模已十分广大，因而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场所”。

“其八，党”。在革命前的时期，是较为和平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工人运动当中的统治力量，“议会斗争形式是基本的斗争形式”，那个时候的党尚且不具备它在后来公开搏斗时期所具备的那种决定性。在新时期到来之后，列宁主义的党代替了前者，它的特点包括：①“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应当比工人阶级看得远些，应当引导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做自发运动的尾巴。鼓吹‘尾巴主义’的第二国际各党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传播者，而这个政策是要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P261下方，这通常在主观那里表现为认知的落后、经济利益的享受还安于现状而看不到深远的前途）。“党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部分…只要工人阶级还不可能全部提高到先进部队的水平…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区别是不会消灭的”（P262上方）。在当时不久，苏共从工人当中收入了20万个新党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由非党群众号召党所举荐（但是在斯大林引用列宁话语的时候，并没有提到太多的关于自下而上反制“党”的内容）。②“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如果党要真正领导本阶级的斗争，那么它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而孟什维克在历史上是不认同这一点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的工作由中央来领导的原则”，往往引起一些人的攻击，而斥责其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列宁称他们为“俄国的虚无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在其《进一步》一书当中有不少的论述，就是这批人实际上是懒散与自私的权欲之人，其叫唤“官僚主义”的目的“并不在于严肃地达成工作目的或反对官僚主义，而在于他们自己受到了纪律的制约”（P265，但是党中央的日后腐化问题至少并没有在被引述的列宁这里的文字中正式提上日程）。③“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实际上，是将一堆已经存在了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组织进行统一的领导和协调的中央组织（P266），而且这种政治领导“应当普及到无产阶级的其他各种组织中去”，“主张非党组织‘独立’和‘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实际上不论是事实上还是目的上都不可行）…适合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完全不能相容的”（P267，这种复述过于粗暴，因为历史和即将到来的未来，证明了或是人认为，在一些条件下，根据现实工人经济组织生长出来的组织上脱党独立政论与出版社是完全有必要且允许的，比如应当有一个公开的集中辩论场所，用于刊登和反映基层的直接发声——但肯定仅在一定范围内、一定阶段内成立）。④“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他引用的列宁话语当中包括了“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这个形容（P268下方），我认为这算是一种斯大林主义缺乏的来源。⑤“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要在铁的纪律的前提条件下进行党内的争论，特别是“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P269下方，列宁语，可惜斯大林和列宁并没有看到稳固集权制度下的党内斗争会产生什么样的极权与官僚主义后果，这恰恰又是他们欠缺看到的法权性和结构性的问题，这是理论方面的），“是排斥任何派别活动和党内权力分散现象的”。在一篇《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列宁说：“彻底消灭一切派别活动…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⑥“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而主张用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来‘战胜’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是一种腐朽而危险的理论”（应当说，它不可以作为最有效的手段，在涉及原则时候立马按照相应条例处理，这是肯定的。但是尤其是在集权结构稳固之后，关键在于如何用群众运动来冲击制度以变革和教育广大官僚阶层并获取清除乃至消灭机会主义分子的合法性才最为重要，中央党内清洗不会永远有效，长期的它培养反对旧中央的结构性力量，也不能总是“清除开除”）。

“其九，工作作风”。“这里所指的不是文风，我指的是工作作风…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不结合二者就“很可能落为空洞的‘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列宁称之为“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P273），“以为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就能完成他的一切任务”。列宁如是说：“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 “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P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