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

　　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唯不自量，力图救国，怎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由他开辟了道路。中山先生说得好，行易知难。我既是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缓地马上干起来。又因最近中国的国民从国民军退后，受压迫比从前更厉害，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获己，遂赶紧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走的时候不是洁然鸣高，来的时候也不是什么东山再起。现在当归国之始，有些必要的话，掬诚以告国人。

　　我是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为瓦工，贫无立锥，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自幼失学，及长入伍当兵，逢著庚子年，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结下辛丑条约。我受了极强烈的刺激，愤政府失败，改革的思想于是萌芽。后来受了革命的影响，也形成了推倒满清的志愿。辛

　　亥武昌起义，我与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渠诸同人，同了王金铭、施从云、白亚雨诸烈士举兵响应，而有滦州之役；不幸为王怀庆所欺，功败垂成，王、施、白诸烈士即时成仁就义。我同张、李、张、韩均被递解回籍，仅以身免。

　　民国以后，我又出来治兵，苦力经营，以成陆军第十六混成旅。袁世凯叛国称帝，我在四川与蔡松坡联络，并助成四川独立。民六张勋复辟，我正去职，养病西山，疾到廊坊，先马厂誓师而起兵，进攻北京，击溃辫兵。民七南北军战于长岳，十六混成旅停兵武穴以牵制南下之军。民国十三年，曹锟贿选窃位，吴佩孚骄纵横暴，用武力统一政策以乱川扰粤，而直鲁鄂豫受其直辖，为祸更烈，并逞其凶残，惨杀工人学生，尤为国人所共弃，后来又动全国之兵，攻打奉天，穷兵黩武，涂炭生灵。我与胡景翼、孙岳，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断然行动，遂率师回京，举行首都革命，倒曹败吴，并驱逐帝制余孽溥仪，以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这一次的意义，一是讨伐贿选，为中国人争人格；二是反对武力统一，以免兵祸；三是铲除帝制祸根，免得再闹复辟的乱子；四是开远东民族解放之局面。当时段祺瑞以革命政府相标榜，我们看着他遭过失败，养晦多年，当有觉悟，所以请他出来，此后，仍是引用私人，败行失政，解决金佛郎案，使国家受莫大的损失。国人至今，痛恨他的革命政府完全是假的。对于民众，不但不解放，而且严重地压迫；弄到后来，演成“三·一八”的毒杀案子，枪击学生，出了极暴烈的惨剧。政府成了杀人的政府，岂有再拥护他的余地？所以有倒段之举。

　　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从革命路线上而作的。他人不知，乃斥为几次倒戈，责我为惯于逼宫。这是由于不明白革命，所以我特写述出来，好使国人对于我有明确的认识。

　　有人骂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算是有点革命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儿子孙科当了大总统，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为这是骂孙先生，其实孙先生的伟大，正在于此。一个革命者，只要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就得要革命，无论他是亲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族的意义上，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

　　吴佩孚张嘴闭嘴所抱守的纲常名教，尽可由学究们放在纸堆里保存，不能拿到二十世纪的民主国里害人。但是有一层，我虽然做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二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做法。我也赤裸裸地说出来，好使国人知道我做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其缘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革命的观点上说过去，若说是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了。

　　不意当时有人说我赤化了，现在看起来，真是惭愧。当时的冯玉祥，哪里够得上赤化了？不但骂我的不知赤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亦不知道什么是赤化。骂我的人，也说不出根据来，只说不该与苏联亲善。我想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置中国的死命，只有苏联自动地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们民族，自是引起我们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若对于以平等待我的人而不能与之亲善，反去巴结以奴隶待我们的国家，这是何等亡国心理？这是要请国人明白的。

　　至于吴佩孚乱造谣言，说我与苏联结了什么密约，尤其荒唐之语！我向来痛恶卖国贼与外国人结密约，岂有躬身自蹈之理？苏联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自动地取消了，哪里有再结不利于中国的条约之理？况且我个人的性格所在，绝不屑做这种鬼祟之事。如果有什么密约，也不能久于瞒人，什么密约，什么条件，何以绝无所闻？若说对苏联帮助中国革命，有所怀疑，但你要知道苏联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扶助弱小民族为己任；主义在此，什么不利于人的事都做不出来。吴佩孚肚子里比谁都明白，他明白冯玉祥不是一个结密约之人，无论如何做不出这种事来。他又知道离赤化离得很远，够不上戴这帽子，而他偏要说什么密约，又是什么讨赤，完全是骗人来共同反对国民军，以泄他的私愤。大家不知道随声附和，实在上了他的大当。吴佩孚先是号召的所谓讨贼战争，后来忽一变而为反国民军的战争，国民军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让步，谁知你越让，他越攻。

　　军阀何以如此呢？军阀本身，实在无此力量，乃是帝国主义者在背后主持，因此我们要想战胜军阀，必须先要打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工人农人及一切受苦难的人为什么这样穷，这样苦？就是帝国主义所给的。

　　帝国主义的各国，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于是中国有租界，有租借地，有海陆军驻扎权，有航行权，有领事裁判权，修铁路开矿山，把持中国的海关，强制中国行协定关税，压迫剥削，不一而足。

　　例如抽关税，只能值百抽二五，使中国国库少收入，整理财政无从着手；而最大的害处，是在阻碍工商业之发展，致中国经济之死命，使他们的货物尽量输入，使中国的原料贱价输出。于是中国每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其数在三万万两银子之谱，赔款及外债，本息偿还，单是在关盐两税项下拨付的每年就是九千八百万元。至于他们在中国经营的矿山轮船、各种工厂、各地银行纸币所吸收的大批现金更是无算。又因关税不自主，不能保护国货发展，致使洋货遍中国，吸去的现金不可胜计。如此中国只得穷困，而且穷到死的地步！

　　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中国弄穷了，又用政治侵略陷中国于危境。东交民巷的公使团是何等的强横，稍微明白中国政局的，没有不知道的，他们对于中国的内政动辄加以干涉。如去年大沽事件，干涉国民军，即是一例。其最厉害的是利用中国军阀压迫民众，又嗾使军阀互相战争不已，以巩固其在华之权利。遂使民国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战祸。已经被他们弄穷了的中国，又加上十几年的战争，于是农人、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兵士及一切的民众穷的穷死，其原因都出于此。

　　苦痛的来源已经求出了，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唯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们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

　　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相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人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团体，共负革命的责任。同时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及各阶级之利益均极力顾全，意义是在解放中国被压迫之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军阀之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民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都有薪水发，新闻记者不发生性命的危险，以及其他人民的痛苦均能解除。

　　至于政治主张，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又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唯有与诸同志用集合全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

　　谨此宣言。

　　民国十五年九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