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曾經指出，中國秘密結社，南方主要是會黨，北方主要是教門，形成南會北教格局。今天的中國秘密社會研究中，也把教門系統和會黨系統分列，表明他們確實有很大不同。

不僅學界如此，1949年的gcd在處理教門，會黨問題時同樣如此。當時，官方將教門稱為“反動會道門”，但是將會黨稱為“封建幫會”。一個反動，一個封建，雖然在當時的意識形態敘事中都比較落後，但孰輕孰重，還是很明顯的。

教門和會黨，應該說產生於迥然不同的社會土壤。教門多萌發於北方鄉村，主要成員均為自耕農，他們並不脫離土地。

教門的基礎，是共同的精神信仰，本身不帶有經濟色彩，這也和北方社會小農經濟主導，商品經濟不發達的情況相一致。

一般來說，加入教門，可實現教友的互幫互助，但是在經濟上則無特殊的利益。教門中的經濟獲利者，通常是其中的頭面人物，通過收取教眾的錢財大量積累財富，而一般教眾依然是相當貧窮的。

會黨的情況，則相當不同，發端於南方的都會，市鎮，主要成員是進城的農民，也就是遊民。他們或者無業，或者是工人，雜役，苦力，相對脫離瞭土地。

會眾自然也是互幫互助，但是在經濟上，卻有特殊的利益。會黨往往滲透進一些下等或者灰色行業，借此攫取財富，會眾也往往參與其中，沾得好處。相對來說，頭面人物並不會直接收取會眾錢財來積累財富。

由此也可以說，會黨的基礎，不在於精神信仰，而是更加世俗化的實際利益。

盡管二者在起始點上有很大不同，但是異姓的情義倫理，依然是主導兩者成員關系的重要基礎。從這個意義上，又可以說兩者都有鄉土宗法，儒傢倫理的底子。

中國明清以來，特別是晚清以來，影響力最大的教門，乃是白蓮教，由此產生瞭近代十分興盛的一貫道，活躍在華北，並且從鄉村滲透到瞭都市。

明清的會黨則更有名一些，有天地會，青幫，哥老會，紅幫四種，他們與白蓮教亦有淵源。其中天地會活躍在華南，哥老會活躍在長江上遊，紅幫活躍在長江中遊的湖廣一帶，均在南方。

青幫比較特殊，它與教門的關聯最為緊密，起源於羅教，最初是華北運河水道上的水手組成，後來又融入兩淮的鹽梟，近代以後才進入長江以南的上海，開始呈現出現代黑社會色彩。

天地會，哥老會，紅幫又可以合稱洪門，有時候也把天地會單獨稱為洪門，例如在北美，南洋的洪門組織，即實質屬於華南的天地會系統。

無論是教門，還是會黨，它們產生的根源有其相似性，即公權，士紳，傢族等的庇護力量在尖銳的生存矛盾中顯得虛弱，底層庶民不得不自行團結起來。

例如，在華北農村，單調的小農經濟和稠密的農業人口，以及頻發的自然災害，使得生存往往也顯逼仄，農民缺乏基本的安全感，轉而求助於神靈，進而參加教門。

在南方農村，由於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生存狀況相對較好，庶民的安全感相對較高，但是在龐大的都市，社會生活變得紛繁復雜，充滿欺詐和危險，進城的農民亦失去安全感，轉而投入集體，求助於會黨。

南方會黨的分佈，有一定輕重。大體來說，尤其是晚清開始，長江上遊，雲貴，湖廣的哥老會，紅幫勢力，氣勢大於華南的天地會，而天地會又高於兩淮的青幫。

而江西，長江下遊的其他地區，則會黨力量相對衰微。

關於這一點，似乎學界沒有很好的解答，但也由此可以看到，南方會黨的分佈與經濟發達程度，宗族發展程度並無非常必然的聯系。

筆者認為，南方會黨的分佈，應當和租佃關系有關。普通租佃關系十分興盛的地區，往往是會黨興盛之地。

南方相對北方社會，租佃發達很多，但在長江下遊，江西，普遍存在著永佃制度，可以視為一種不完全的自耕，最遠可以推至福建和粵東。

而長江上遊，雲貴，湖廣則基本缺乏這種制度，這個界限還可以推到廣西，粵北和粵西，珠三角。

普通租佃關系相對永佃或者自耕，可能更能誘發個體與土地關系的不穩定，一經撤佃即無地可種，使得更多人脫離土地進入都市。

在進入近代以後，教門，會黨隨同社會轉型發生瞭一系列變化，分別往現代x教和黑社會組織轉變。

這也是為什麼1949年gcd在處理教門會黨問題時，給教門的定語是“反動”，而給會黨的定語是“封建”，盡管教門依托的小農經濟相對會黨依托的商品經濟，在官方意識形態敘事中似乎更加“正確”，但是其對國傢公權力的沖擊實際上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