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底，東北軍為瞭收回位於東北的中東鐵路，與蘇聯爆發瞭武裝沖突，史稱“中東鐵路事件”，結果東北軍大敗，這一仗在日本人面前暴露瞭自己虛弱的軍事實力。之後一年內中國不僅陷入中原混戰（1930.5-1931.5），而且還發生瞭長江洪災（1931.7）。石原莞爾因此提出趁中國天災內亂，關東軍應該主動制造解決滿洲問題的機會。

1931年6月，日本繼五三慘案後制造瞭“間島事件”，日本軍界藉此事件在日本國內大肆渲染“滿蒙問題必須以武力解決”。而就在九一八當日，蔣介石在江西忙於“剿共”，張學良則在平津，沈陽的防務較為空虛。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內閣召開緊急會議，得知中國軍隊為抵抗，擔心自己無法自圓其說，會議決定不再將事態擴大化，但關東軍的意見正好相反，並且懇請日本本土派遣援兵。內閣與關東軍的分歧在侵略黑龍江時得到明顯印證，關東軍隻好利用已降的偽軍張海鵬進攻黑龍江，結果在齊齊哈爾遭到馬占山的奮力抵抗。盡管如此，東北大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在短短三個月之內全部淪陷。

九一八對中日雙方都有影響，對日本而言政客們終於再也無法約束激進的軍人，而中國則從一盤散沙中逐漸覺醒。

關於“不抵抗命令”，現在基本確定出自張學良之口，但原命令並非“不抵抗”，而是“不要跟日本沖突，日本挑釁，你當離開他，躲開他”。

張學良自從“東北易幟”後，再加上中原大戰揮師南下支持蔣介石，事後被升任為全國陸海空副總司令，因此他常駐北平，而對東北事務屬於遠程指揮，並且自己的主力部隊當時都在華北地區。

實際上，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張學良和他的部將對於關東軍挑釁比較清楚，因此大傢基本達成共識：“對於日本人，無論如何尋事？我方務當萬方容忍，不可預知反抗，致釀事端。”

那麼，為什麼張學良部會達成這樣的共識呢？主要是考慮到雙方實力的懸殊。其實，蔣介石在五三慘案後的日記中很清楚表明瞭當時中國的立場，“決取不抵抗主義，宣告中外，各軍渡河北伐完成革命為唯一方針。故對日本，凡可忍辱，必須至最後亡國之時，乃求最後之歷史光榮。”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介石不僅面臨第三次“圍剿”，而且南方水患導致五千萬人民受災，並且國民黨內部分裂也愈發激烈。原本顧維鈞和戴季陶希望和日本直接交涉，但當時活躍於中國的國際衛生局主任拉西曼則主張不與日本交涉，應全權委托給國聯理事會。

而在九一八事變之前的四天，中國還剛剛當選為國聯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並且國聯還通過瞭“中國水災救濟方案決定援助中國，而國聯的行動讓蔣介石也頗為感動，因此他才決定將日本事務全權交給國聯，自己才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

除此之外，蔣介石認為東北已成敗局，日本占領東北也會對蘇聯造成威脅，日蘇相爭，他可以更好地執行自己的方針，畢竟相比距離首都南京更近的江西紅色政權，“東北外傷”肯定不足以大過“心患”。

蔣介石也意識到九一八災難可能會產生另外一個效果，即如何喚醒國人內部團結。果然九一八事變後，社會各界紛紛要求寧粵雙方團結合作，一致對外。

廣東方面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同意合作，12月22日蔣介石辭掉國民政府主席、新政院長和陸海空總司令等職務，返回浙江老傢奉化。林森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陳友仁為外交部長。

新政府為瞭爭取輿論支持，馬上對日實行強硬態度，陳友仁發表“積極抗日宣言”。一時之間，輿論要求新政府退出國聯，並且陳友仁堅持對日斷交，但日本不予理會。

蔣介石雖在奉化，但卻密切關註新政府動向，很快孫科就不得不請他重新出山，並且希望汪精衛協助，最後蔣汪共赴南京。國民黨終於確定瞭對日主張，即老蔣的四不原則：“不絕交、不宣戰、不訂割地之約和不簽喪權之字”。

與此同時，日本內閣因為九一八事變也重新改組，犬養毅擔任新政府首相。他是孫中山的朋友，因此中國很多人對他能圓滿解決東北問題給予厚望。

不料犬養毅上任不到半年，就被日本軍界刺殺，史稱“五一五事件”。它意味著日本內閣時代結束，軍國主義開始全面接管日本，並且在不久後他們宣佈日本退出國聯。從此以後，日本就可以毫無顧忌地擴展軍備，並且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的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