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云鹤，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红十字协会原第一副会长兼党组书记、国际红十字协会原副主席。这是他对当年参加辽沈战役的回忆。

一、我不愿意当秘书

1948年春，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巡视团（高岗、张闻天分任正副团长）工作，这个巡视团从组建到撤销大约三个多月时间。东北局决定撤销巡视团后，有一天，蔡黎（张闻天的秘书）跑来找我，说洛甫（即张闻天，时任东北局副秘书长）有事要我去一下。我去以后，洛甫对我说：“今天找你来是谈一下你的工作调动问题。准备让你去给林彪（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当秘书，管政务方面的事情。至于生活、警卫方面另有一个秘书管。

你看怎么样？”

想了一下，我就说：“如果组织上征求我个人意见，我不愿意去。第一，我一直是做地方工作的，对军队我不熟悉；第二，我没有当过秘书，不知道秘书怎么个当法，怕完不成任务；第三，我这个人的牌气不好，性情急躁，听说部队首长一般脾气也不好，有的还骂人，弄不好我同他干起来了，那多不好。”

洛甫说：“你不知道，林彪让我给他找个秘书，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要当过县委书记的，因为他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但他对地方工作不大熟悉，有个当过县委书记的人给他当秘书，可能方便一些，而你当过两任县委书记，这一条符合要求了；第二是要没结婚的，因为在部队、拖儿带女的不方便，你还没有结婚，这一条也符合要求了（因为战争环境，形势很紧张，东北局有个规定，男同志结婚要具备三个条件：年龄28岁、7年党龄、团级干部，即“廿八、七、团”。我虽然后两个条件都具备，但那时才26岁、所以连对象也没有找）；第三，他要找一个写东西快一点的，根据我在巡视团这一段对你的了解，你写东西还比较快，文字上也还可以，你基本具有这三个条件，所以就选上你了。”

我找到林彪住处，进屋一眼就看见林彪在会客室里一张帆布躺椅上坐着，叶群也在。我把洛甫写的介绍信交给他。林彪只略略过了一下目，就让我坐下。问了我的家庭及工作经历后，他对叶群说：“你去拿几张纸给他。”叶群把纸给我以后，林彪就对我说：“我说，你记。”我马上就想到林彪大概是要考我的记录速度和字迹是否清楚、但我看林彪手头没有任何书籍、报刊，他念什么呢？等了半分钟，林彪半闭着眼睛就开始说了：“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说得既不太快，也不算慢。大约记了1000字左右。林彪说：“给我看看。”他粗粗翻阅了一遍，就对我说：“记得还不错，”

第三天，东北局组织一个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报告会，请林彪作报告。报告会一开始，林彪就说：“今天，我讲一个国际主义的问题，”接着，他说：“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我一听，这不是前天林彪考我时让我记的那些话么？原来，那天他要我记的，就是准备今天作报告的腹稿。

我把工作交待完了，就到林彪的住处去报到，在院里正好碰到了叶群，她把管生活、警卫的秘书王本叫出来，介绍给我。叶群领着我从正门去找林彪。林彪对我交待了一下工作任务，要我先熟悉一下情况。叶群又带我去找王本，安排我工作、睡觉的地方。王本也没有结婚，我们两个单身汉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外屋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办公室。

二、当时的林彪

林彪发电报，不论对上对下，都是他到我办公室里来口授。重要的、长一些的电报，或者我记录后念给他听，或整理后送给他再看一遍，然后就由我代他在电稿表页上批上“请罗（罗荣桓，时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政委）、刘（刘亚楼，时任东北军区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参谋长）核后发”的字样，把电稿装进牛皮纸电文包里，锁上，派警卫员送去。退回来以后，当然我还得看看，罗、刘是否有修改、补充意见。如有，当然我还得去请示林彪定夺（这种情况，在我给林彪当秘书这一段中还没有发生过）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由我视电文内容代林彪批上“发”，再批上“急”、“加急”或“特急”和“机密”或“绝密”字样，加锁，派人送机要处发出。一般人认为，以“林，罗、刘（有时还要加政治部主任谭政）”名义发的电报，大概是林彪最后签发的，实际不是这样，林彪从来不管这类具体事务。

林彪口授的电报，我记录整理后，需要修改的，他都是在我办公室桌上当场修改。他身上是不带笔的，所以都是用我的钢笔。说来好笑，我那时用的那支钢笔是地球牌的，还是我从延安到哈尔滨后，在南岗从一个摆地摊的日本女人手里买的一支旧笔，笔帽上还有一个指南针。我用久了，知道它的脾气，所以还可以使。但林彪不了解我这支笔的毛病，他写字时用力又很重，常常一戳一个窟窿。完了他就生气，说：“这支笔怎么还能用？当兵的还有一支好枪哩，当秘书的怎么没有一支好笔呢？”但我觉得很为难，自己花钱去买支好笔，没有钱，向四处（直属后勤处）去说，又怕人家以为我是打着首长的旗号为自己要好笔，所以，我只好拖着，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生一次这种事，一张电稿纸让林彪戳了好几个大窟窿，有的地方连字都看不清了，他火了。正好当时王本也在场，他就对王本说：“你去对四处说，要他们给你们买两支好笔。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不久，四处就给我和王本一人发了一支新的派克牌钢笔。那个时候，要弄到两支“派克”，是很不容易的，不知四处是从哪里弄来的。

一打起仗来，我就拎着林彪那个小公文皮箱，因为没有上锁，我曾看过里面装的东西。全是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如《矛盾论》、《实践论》、《战争与战略问题》、《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问题》等等，并且每本小册子林彪都用红蓝铅笔画了许多杠杠、圈圈，有些地方划了两三重，书里还有一些旁批、眉批，显然不是一次、两次划的和写的。

初到林彪这里时，由于我没有军事工作方面的经验，又没有当过秘书，一时还不能正确判断电报的紧急程度，所以，在没有离开哈尔滨以前，有一天中午收到一个纵队打来的特急电报，反映该纵队当前敌军的新动向。当时林彪已午休。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马上给他送去呢？送去，怕影响林彪休息，不送去吧，又怕误了大事，最后还是送去了。

等我推开林彪卧室的门，一见窗帘拉上了，我一边说来了一份特急电报，一边就随手把电灯打开了。这时才发现叶群也睡在那里，一下子弄得我狼狈不堪。原来我还以为，中午休息他们大概是分开睡的。但已经进去了，马上退出来也不好，不退出来也不好。林彪倒是问了一句：“什么事情？”我简单说了两句，林彪说：“这个事不用忙，下午再处理。”就赶快把灯关了，退了出去，把房门带上。正在我带房门的时候，我听叶群说了一句：“这有什么急的！讨厌！”从此以后，我就小心了，并且时间一长，我也能区分轻重缓急了。

林彪的生活和警卫不归我管，但我从王本口里和我日常接触到的，觉得那时林彪的生活是很简朴的。很少听说他要穿什么、吃什么，房子冷了、热了。那时他的厨师是一位冀东人，政治上当然可靠，是个共产党员，技术却不太高明，但林彪从来不说什么。有的同志问我，林彪打仗时是不是爱吃炒黄豆？据我所知，那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时代的事，辽沈、平津战役时，他就不吃炒黄豆了，更没有像电影里那样，口袋里装一个盛炒黄豆的小布袋，随时掏出来吃黄豆。

三、犹豫不决攻锦州

当时的东北场敌我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经过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势和1948年的春季攻势，国民党部队已被压缩于长春、沈阳及锦州三个孤立的城市及附近的地区之内，除攻击这三个城市的敌人，已无仗可打。而攻打沈阳在当时是不能考虑的，剩下的就只有长春和锦州两地可供选择了：

1948年4月1日，在林彪主持的东北局会议上，就已正式向中央军委提出要攻打长春中央军委批准后，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组织了两个纵队的兵力，对长春作试探性的攻击，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此后，对长春就改为长围久困了7月20日，在林彪召开的东北局会议上，林彪认为一举攻占长春仍没有把握，建议军委改为南下攻击北宁线。7月22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这个建议但林彪在考虑如何攻击北宁线时，他又犹豫了起来。

据我的观察，他思想深处的主要顾虑是：长春之敌尚有10余万人，沈阳之敌有近30万人，锦州、葫芦岛地区也有十几万人，特别是华北傅作义所部还有五六十万人。如果攻击锦州不能顺利得手，有叫东北之敌断我后路，和遭到东北，华北之敌夹击的危险，所以收到毛主席批示同意南下北宁线的当天，林彪就到我办公室来，口授了一份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要求中央军委令华北杨成武兵团率部先攻大同，吸引傅作义部西援，然后林彪再向锦州下手。

第二天，即7月23日，中央军委回电接受了这个建议，令杨成武部向绥远（即现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发起攻击，军委这个电报，同时也抄发给东北野战军，我们都看到了。

杨成武部从华北地区开往绥远，要走路得20多天才能到达，所以林彪还是不放心。8月6日，林彪又到我办公室来，口授了一份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进一步提出：“东北部队不宜先向北宁线出动，而应由华北第三兵团先行动。”8月7日，林彪大概觉得言犹未尽，再次向中央军委强调这个先决条件：“东北部队行动的时间，应视杨成武兵团行动的迟早才能决定。”8月9日，军委回电，对此作了严肃的批评。我一看电文，就知道是毛主席的口气：“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不好再坚持必须杨成武部先行动了，但他思想上的顾虑并未解除，所以，8月11日，林彪口授的给军委的电报中，又举出了另外的一些理由：“大军南下粮食无法解决”，正值雨季“全军皆无雨具”等。

8月12日，毛主席回电，更不客气地批评：“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是放在敌情上，放在杨成武能否提前出动上。当我们向你们提出……之后，你们又归结在粮食上。”并且批评说：“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即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现据来电，此项准备全未进行。”

虽然已经决定南下攻击锦州和北宁线，可是我们的指挥部一直住在哈尔滨南面60里的双城县。直到毛主席来电催促之后、才于9月21日回哈尔滨后，乘专列往锦州前线开拔。

但事情还没有完，当我们的专列开到郑家电车站时，收到了一份中央军委的“敌情通报”，里面说到傅作义所部新5军及第94师共4个师经海路到葫芦岛登陆。这样，连同原有的部队，锦西之敌已达9个师之多，而锦西、葫芦岛同锦州两敌阵地之间相距不过五六十里地。如果两敌拼死相向进攻，难保其不能会合。

把这份电报送给林彪以后，我看他就有些紧张。

不一会儿，他就向我口授了一份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大意是：由于傅作义部增援锦西、葫芦岛，我军是继续攻打锦州，还是回师去打长春，“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请中央军委同时考虑并指示”。一句话，打锦州的决心又动摇了起来。我记录整理之后，照例送罗荣桓、刘亚楼圈阅后，以特急绝密电发出了。这是10月2日22时的事。

第二天上午，我们刚吃过早饭，罗荣桓和刘亚楼一同到林彪这里来。

罗荣桓比较婉转地提议说：“打锦州的问题，这是主席、军委坚持的意见。葫芦岛敌人虽然增援了4个师，但我们还是有办法阻击敌人的。估计锦西方面我们再增加一个纵队或再加一两个独立师即可，是不是打锦州的决心还是不改的好？”刘亚楼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这时我才知道，虽然昨晚那份电报他们画了圈，实际上很勉强，今天一早他们两个才一道来向林彪提出来。

林彪一听，也有些后悔，马上让我到机要处去查一下，昨晚拟的那份电报如尚未发出，就扣下不发；如已发出，考虑是否向中央机要局申明作废。

我急急忙忙跑到机要处去（都在一个屯子里，很近）。机要处的同志说：因为是特急电，早已随到随发了；这是特急电，按照常规，已经过了十几个钟头，中央机要局肯定早已打印好送到中央首长手头，也不可能再申明作废了。

我从机要处又匆匆忙忙跑回来，他们三个人正焦急地等我查的结果。等我查的情况向他们汇报之后，林彪半闭着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概想，这回要挨批评了。

当时林彪解释说，他之所以昨晚起草那份电报，是因为“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人”才犹豫了一下。

这时罗荣桓说：“为了补救，是否重新给中央发个电报，还是继续打锦州好，在上次电报也没有说死，只是说正考虑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师去打长春，并请中央指示”。

林彪同意发个电报，并对罗荣桓说：“是不是请你执笔？”罗荣桓说：“还是你说吧！”林彪说：“还是请你执笔吧，反正我们三个都在，好办。”罗荣桓说：“那好吧，大家凑。”罗荣桓就掏出自己的笔来，我连忙给他拿出几张电报纸。罗荣桓起头，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就起草完了。最后，罗荣桓又念了一遍，大家都没有意见了，罗荣桓对林彪说：“既然没有不同意见，是否请你签发，争取早点发出。”林彪说：“你拿着笔的，你就签发一下不就行了吗？反正是我们三个人的名义。”

罗荣桓签发后，当即交给我于10月3日上午9时送机要处发出了。

但在3日17时和19时，毛主席大概还没有看到林、罗、刘决心继续攻打锦州的电报，连续两次来电，对林、罗、刘作了很不客气的批评：“我们坚持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

收到毛主席这两次批评电文，林彪也估计到毛主席还没有看到继续打锦州的那份电报，所以，4日上午9时，他只叫我去简单回一个电报说：“昨日17时与19时两电均收到。我们主张仍攻锦州的意见，已于昨日上午9时电报军委，故不重复。”

毛主席对林、罗、刘继续攻打锦州一电的回电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对林、罗、刘调整攻锦部署，认为是“完全正确的”，还说，“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大胆放手，坚决实施”。

10月14日上午11时，正式攻击锦州。经过31个小时的战斗，锦州完全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