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冯克利（《读书》2022年10期新刊）

冯克利，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体系，过去一百多年在中国一直是不受待见的。大体上说，它总是处于政治话语的边缘地位。不过近年来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

我粗略检索了一下知网，在二十一世纪以前，以“保守主义”为题的论文是很少的，一九九一到二〇〇〇年只有五十六篇，但是此后开始逐渐增多，从二〇一一到二〇二〇年已经达到二百八十篇。

从这个数字的变化可知，近十年和二十年前相比，文章增长了五倍有余。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思想界对保守主义的兴趣已有显著的变化。究其原因，一定是某些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改变了人们的关注，他们在寻找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想框架，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但是，尽管讨论的人越来越多，保守主义这个概念并没有变得更加清晰。在相关的讨论中，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信条，以及与之相反的民粹主义运动，似乎都能扯上关系；基督教的普世使命和褊狭的地方主义，也同样透露著保守主义的微妙背景。近来有学者在讨论“哈耶克为何不是保守主义者”时，甚至谈到“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联手的可能性”，认为哈氏不认同保守主义，是因为它和社会主义有着“反个人主义”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有可能共同对付自由主义。这个令人费解的说法，十有八九是把保守主义和集体主义混为一谈了。

诸如此类认识上的含混，一些著名学者也难辞其咎，例如为人熟知的亨廷顿和哈耶克，对保守主义都多有微词。亨廷顿是以“情境论”来概括保守主义的基本特点，据他的观察，尽管有不同的思想家曾试图为保守主义列出“教义问答”，但它并没有十分稳定而明确的原则，其价值取向终归是由具体的政治情境所决定的。任何既有社会秩序受到严重挑战，都会招致保守主义的反应；挑战既逝，保守主义便会退出政治舞台。亨廷顿的意思是，保守主义痴迷于秩序，但并无特定的价值持守。奇怪的是，他同时却又揶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领军人物拉赛尔·柯克，把他捍卫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努力讥为“多愁善感的怀旧”。

在这一点上，更为典型的是哈耶克。明眼人不难看出，他的社会哲学，尤其是自发秩序的演化论和反唯理主义，其保守主义基调是一望可知的，但这无妨他着力申辩自己不是保守主义者，尽管不足以服人。哈氏与之撇清关系，是因为在他看来保守主义在政治理念上缺乏定见，延缓不可欲的潮流有余，却拙于给出替代的方向，所以它也无力阻止其继续发展。描述保守主义的立场，只能“视当时发展趋势的方向而定”。哈耶克对保守主义有此态度，至少还可以想到一个原因，他虽然痛恨理性主义政治建构，却是个很喜欢理论建构的人，而这正是保守主义的短板。

使这种混乱变本加厉的，还有媒体。报章点评社会思潮，可以不加辨析地给某个建制派或守旧势力扣上保守主义的帽子。专栏作家们这样做时，并不承担厘清概念的责任。把伊朗的霍梅尼和法国的让-玛丽·勒庞，或美国的班农和瑞恩、施特劳斯和桑塔亚那都称为保守主义，会使这个词完全失去确切的含义。

不过，话还要说回来。保守主义给人这种理论上居无定所的观感，溯及根源，多少要怪罪于它的鼻祖埃德蒙·柏克。今人多称柏克为“政治思想家”，不过与霍布斯或洛克不同，柏克并不是学问家，以今天的标准，他顶多算是一位有学养的职业政客。他不但从无野心创立自成一体的政治学说，而且一向自觉地排斥理论对实践的污染。他心中肯定坚守着某些政治原则，但他并不想流于理论家的迂阔，“让自己纠缠在形而上学诡辩的迷宫里”，对这些原则做条分缕析的交待。他在议会的演说和政论小册子，虽不乏鸿辞高论，终归都是些应时之作。借用时人的话，他“满腹经纶，只从嗓子里出”。

柏克这种思想特点，自然会严重拖累保守主义后学的名声。柏克去世不久，就有所表现。德国浪漫派为了对付咄咄逼人的启蒙思想，把柏克有节制的民族自豪感，对家园无可厚非的爱，变成了狭隘的民族意识，认定日耳曼人有着某种内在的文化优越性，并把这种虚妄的念头推销给虚荣而轻信的大众，致使许多民族在强盛时，都有过类似的痴心妄想。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北方的工业发展导致了南方奴隶主的反动，出色捍卫过联邦制的卡尔霍恩，也曾借用柏克为南方蓄奴制辩护，让保守主义蒙上了恶名。类似的种种事例告诉我们，把保守主义与某些褊狭顽固势力做清楚的切割，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保守主义后来虽然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意识形态，但柏克大半生并无多少国际影响。不难设想，若无法国革命，欧陆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的。他讲过不少美洲和爱尔兰问题，对东印度公司的弊政更是大加挞伐，但那毕竟都是英帝国的内政，其性质仍不外议会里的党争，柏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只是大英商业帝国的利益代言。即使下笔写《反思法国革命》时，柏克也仍是以光荣革命的“老辉格党”自居，他心目中真正的受众，是伦敦那些为法国事态而亢奋的人，尤其是用“人民主权说”比附光荣革命的普赖斯和福克斯等人。他在书中确实用不少篇幅，历数巴黎街头的轻薄、唐突与狂傲，立刻引起欧洲旧制度中人的广泛关注。但棒子打在法国人身上，本意还是要让自己的同胞幡然醒悟。

人名声一大，难免起争议。柏克在后世引起的最大争议，就是他反对革命，究竟依据什么原则。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法国革命让柏克从自由派一变而为守旧派，成了一个旧朝余孽式的老朽。此言自柏克的前老友托马斯·潘恩始，“两个柏克”——前为自由派，后为反动派——之说，代有传人。

今人能辨析革命之异同者皆知，近代西方的历次政治巨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柏克一向不吝笔墨，极尽赞美维护之能事。他从这两次革命中，并未看到足以警觉乃至惊恐的现象。它们的目标相对简单，只是正当统治权的修复，目标一旦达成，革命即告终止，社会运转如常。后来托克维尔对克伦威尔革命亦有类似的精辟观察，它震撼了整个国家的权力结构，甚至砍了国王的脑袋，但几乎丝毫未改变习俗、惯例和司法，即使烽火连天日，十二位法官仍在继续一年两次的巡回法庭。社会的顶层动摇了，基础却岿然不动。托氏的描述，放到光荣革命和美洲独立，也是同样适用的。柏克由自由而反革命，并不是因为他变了，而是革命的性质变了。故“两个柏克”之说并不成立。

可以印证这一点的是，《反思法国革命》中有一段关于社会契约的名言，几乎所有人都会引用，作为柏克保守主义的典型表达：

其实，一七八二年柏克在《关于下院代表制改革的演说》中就曾说过：

这与《反思法国革命》中那段名言如出一辙，足见他的“保守主义”并不是对法国革命的应激反应，尽管情绪确实激烈了许多。

若只有一个柏克，这一个柏克的政治原则何所倚呢？若说他保守的是自由，他和洛克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是一回事么？一个假设，或可解释这个问题。洛克生前受他的庇主沙夫茨伯里伯爵之托，给美洲卡罗莱纳殖民地设计过一部宪法。洛克有意承接此事，自然是因为在他看来，宪法是可以预先设计的。这部宪法颁行后，在美洲水土不服，很快便无疾而终了。无独有偶，杰里米·边沁也曾主动提出要给北美设计一部“完美的宪法”，幸被麦迪逊断然拒绝；他的弟子詹姆斯·密尔则有为印度写一部民法的动议。可见长于理论的人，多有次第井然的审美感，抑制不住制度设计的冲动。设想这种事摊到柏克头上，他是断断不会接受的，因为他对宪法和自由的理解，与这些人完全南辕北辙。

柏克对个人自由的珍重，与洛克不相伯仲，他对自由的理解，却有自己的方式。在《反思法国革命》中有一段话谈到社会，并无一字提到自由，却潜藏着他对自由的理解。

为政之人，是必须和公民打交道的。柏克说，为此他要研究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已经遵行的各种惯例。习惯作为人的“第二天性”，与其自然天性混合在一起，使人与人之间生出许多差别。他们的出身、教育、职业和生活的年代，居住在城镇或乡村，取得和保有财产的不同方式以及财产本身的性质，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芸芸众生的千差万别，有如动物品种一样繁多。这个由惯例织成的社会网络，使他们有资格充当各自的社会角色，获得“他们各自不同的适当特权，俾可确保他们的具体境况之所需”。

柏克此言卑之无甚高论。他心目中的自由，或许有绝对价值的一面，但表现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只能透过具体习惯和风俗所提供的舒适和方便折射出来，即所谓“适当的特权”，无论贵贱，其苦乐生死，货赀鬻浆，皆系于此，概莫能外。即使一个“粗野的老农”，他也很清楚如何使用自己的牛马，给它们适当的饲料和照顾，不假外人代谋，更无须“空洞的形而上学家”置喙。市井无学，却有常理在，为政者应做之事，只是“在复杂的社会中必定存在、相互争斗的各种利益引起冲突时”，为每一个人提供公正的保护。所以，令柏克最为自豪的是：

英国人的权利得此牢固的屏障，是他们幸亏从未读过伏尔泰、卢梭或爱尔维修，脑子没有被挖空，塞进去一些“关于人权的肮脏废纸，就像博物馆里填充了谷壳和破布的鸟类标本一样”。

把这样的权利观记在心里，就不难明白，柏克为何痛恨形而上学家的自由方案。这种人“堕落性的好走捷径，喜欢虚假的便利”，他对社会的复杂结构浑然无知，视国家为一块“可以在上面任意涂抹的白板”（carte blanche，如此使用“白板”一词，柏克对洛克的看法可想而知）。这样的人道德自许太过，更糟糕者，怀有“庸俗无聊的荣誉欲念”，一旦插手社会治理，蛮横行事是必然的结果。他凭一纸“符合平等要求”的文书，随时可夺人生计，“智力不逮处，就用充裕的暴力补充”。久而久之，专制即由此而生，无论它彰显为法国的君主制，还是巴黎的共和国。

不必多言，柏克虽以保守之说名于世，但他的过人之处，并非守成。“保护现存事物的意愿，还必须加上改进它的能力”——这是柏克向为政者明确提出的标准。着手改造社会，搞清楚保留什么和改造什么是同样重要的。在消除迫在眉睫的祸害之前，“一定要把数量巨大、性质毫不含糊的好东西尽可能确定下来”。为一次变革而必须让万千同胞的幸福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无情践踏寻常的道德秩序，实为政治家最大的失败。存废破立之权衡，原则与变通之缓急，是为政治家必做的功课。

为此，政治家要具备“富于朝气的心灵，坚定不移的注意力”，能够对各种改进做出比较和组合，还要“在灵活性方面富有成果的理解力”。加工无生命的钟表，尚且需要周密与审慎的智慧，更何况“拆除和建造的主体并非砖石木材，而是有知觉的生物——他们的处境、条件和习惯的突然改变，可能使大批的人沦于悲惨的境地——周密和审慎就成了责任的一部分”。反观法国，“巴黎的流行意见”却是“冷酷无情的心，顽固不化的信念，成了完美立法者的唯一资格”。迷信暴力的人所能召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这只会使政府变得越来越糟。

柏克当年观察法国的事态时，已经听到了一种后来屡见不鲜的论调。革命之暴烈，是破旧立新的“必要代价”。柏克对于“为了整体的美好理想而牺牲部分的一切政策”，一向深怀疑惧。搁置毫无争议的正当利益，去实现某些肯定会永远争论不休的理念，这在柏克看来“不仅理论上荒谬可笑，而且在实践上是暴虐而残酷的”。他从法国的乱局中看到的，并不像有些人所称道的那样，只是一时的罪恶，鸣锣开道的固然粗野，后面跟来的却是真神。柏克认定，眼前的罪恶若任其发展，只会成为未来制造更大罪恶的手段——“它不是未经消化、粗陋而不完备的自由计划，能逐渐稳步地成熟起来，变成一种有序的社会自由。”它从根本上就是错的，绝无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自我纠正。力挺法国大革命的人，像其他许多迷信者一样，无知是仰慕的原因。

当然，柏克并不抵制变革。他用心最力处，是“究竟在什么地方服从应该告终，抵抗必须开始，这条界线微妙而模糊，颇不易界定”。具体而言，革除弊政所应遵循的标准，柏克在谈到“取消东印度公司控制印度事务的权力”时，列出了他认为需要考虑的几个条件，可资借鉴：

首先，滥用权力必须影响到一个很大且很重要的对象；

其次，对这个重大对象的权力滥用，必须达到很严重的程度；

再次，这种滥用必须经常性的发生，而非偶然出现；

最后，就现行体制而言，这种权力滥用是完全无法矫正的。

若这些情况存在，则改制势在必行，即使偏离原有的原则或成规，即如光荣革命涉及“顺位世袭”这般神圣的原则。但在那种极端情况下，柏克仍不忘提醒世人，改变只限于违规的权力，“不至于引起整个公民群体和政治群体的解体”，使社会的原有部分可以方便地衍生出新的公民秩序。

大概没有人否认，这些话是柏克政治思想模式的典型表达。如以完备而融贯的理论作为衡量标准，他这种思想肯定是一种十分失败的理论，即如前述四条所言“重要”“严重”“经常性”云云，也都缺少今人所偏爱的“量化标准”。说柏克秉持着某种原则理念或许是不错的，若说这些原则或理念是他不二的圭臬，那就有些问题了。完全不理睬柏克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智慧，视之为理论上无关痛痒的一时之见，研究他的“保守主义”就成了无稽之谈。对于守护着深植于传统和惯例中的权利的人来说，这种权利的证成是否具有逻辑上的完美，并不是多么有价值的成果。把它硬塞进柏克唯恐避之不及的哲学思辨，把作为“英国人继承的一份祖业”的自由，放到康德或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框架里加以考察，以此证明柏克的“自由哲学”不如他们严谨而高明，这或许能愉悦智力，却丝毫无助于理解为何他把审慎奉为政治的“第一美德”。

审慎只是一种美德，却不是一种理论，它从天性上拒绝学院化的改造，正如便利需要哲学论证时，它便不再是便利了。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柏克往往是很讲原则的，只不过他更关注的不是原则的纯洁性，而是它与社会变迁的调适能力。原则，尤其是政治原则，它的真正价值不是体现在理论中，而是取决于为政者的操作能力。这就需要情感、妥协精神、沟通能力和分寸感，有时，可能还需要一点不太得体的伎俩。在这些事上理论无计可施。柏克最为讲究的，是各种理念和利益之间的平衡，是原则、观察、经验的变通运用，它最恰当的称呼，大概是“保守的技艺”，或如后来奥克肖特所说的，是政治家的“气质”或“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