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傳》讀書筆記 ——“精神勝利法” 與社會意義

《阿Q正傳》是魯迅最有影響的小說代表作，被視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經典，1921年12月至1922年二月連載於《晨報副刊》。小說成功塑造瞭阿Q這個不朽的典型形象，通過描寫阿Q的性格，高度集中地概括瞭民族的病態和國民的劣根性，顯示瞭魯迅“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的獨特典型化藝術手法，無論在思想內涵還是藝術技巧方面，阿Q正傳都是中國現代小說的經典之作。從發表那天起,阿Q就成瞭傢喻戶曉的人物形象。他的"精神勝利法"就像一面鏡子,映射出瞭國民的劣根性。阿Q的形象之所以鮮活,不僅是由於他身上帶有濃重的社會和歷史色彩,更是由於他是特殊的社會發展時期一部分處在社會底層人物的形象縮影。小說以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農村為背景,反映瞭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主人公阿Q亦是深受封建禮教的束縛和迷信思想的毒害。

精神勝利法：

讀罷《阿Q正傳》，全文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阿Q從始至終都能夠很好的自我安慰，阿Q對自己失敗命運和奴隸地位采取瞭令我難以置信的粉飾態度。有時是“閉眼睛”，根本不承認自己落後或被奴役，而沉醉於沒有根據的自尊中“我們先前--比你闊多瞭”；有時是“忘卻”，剛挨瞭假洋鬼子的哭喪棒，啪啪響瞭之後就忘卻一切，甚至“有些高興瞭”；有時是向更弱者泄憤，於轉嫁屈辱中得到滿足；還有時是自輕自賤，甘於被奴役，如言“我是蟲豸 --還不放麼?”而與這些方法都失靈後，就開始自欺欺人，在自己想象中將現實之失敗變為虛幻之勝利，如言“兒子打老子”，便心滿意足的得勝瞭。這種自欺欺人的精神勝利，十分清晰的暴露瞭阿Q內裡的奴性與麻木，甚至在莫名其妙要被殺頭的情況下，他還以為自己是精神上的“勝利者”，這也說明他是一個軟弱無能、善於自欺欺人的人。文中有一處描寫帶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有一次，他贏瞭許多的錢，卻被人毒打瞭一頓，錢也被搶走瞭，但遭遇瞭這種事，阿Q居然“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的臉上連打瞭兩個嘴巴，熱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後便心平氣和起來，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不久也就仿佛覺得是自己打瞭別個一般……”最終，阿Q心滿意足地睡瞭。並且，他經常說：“沒關系呀，我是能夠自輕自賤的大人物！”“大人物”一詞能使他感到飄飄然，渾然忘記自己是弱小的受害者，以此化解心中的悲痛、苦悶和不平。阿Q從來沒有人格的勃發,隻會隱忍壓抑,因此發展到變態似的從自殘中找到情緒輸出。他受瞭制,不敢反抗於強大,但受欺壓而產生的惱恨情緒卻依然存在,並無處排遣, 所以才會有瞭他自己打自己以及受到欺侮之後再欺負小尼姑事情的出現,而像他這樣的扭曲態度,不過是恃強凌弱的一種發泄罷瞭。

貫穿阿Q精神勝利法全過程的, 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種遭受壓迫之後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視壓迫的奴性。阿Q的精神勝利絕不僅僅是其個人的性格，更是某種病態的民族性格的集中表現。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內憂外患，政治腐敗，民眾愚昧，中華民族面臨滅亡的危險。統治者們的“精神勝利法”和對人民思想上的封建奴役，正是造成底層群眾不覺醒的精神麻醉劑。 阿Q等人的形象便是對那些底層百姓生活與心理狀態的真實寫照，其表現出來的國民精神的弱點並不是隻有農民才有的，它具有廣泛性和普遍性，存在於中國當時的各個社會階層中。《阿Q正傳》運用瞭對比的手法，通過將阿Q的現實世界的遭遇和內心精神世界的情況形成對比，形成瞭極大的反差，從而表現瞭以阿Q為代表的廣大老百姓的愚昧無知，自身所存在的奴性和逆來順受的性格。而魯迅先生則是希望借著將阿Q性格作為國民劣根性的表現加以鞭撻，從整個國民的思想和精神狀況出發，對其精神、思想的不足進行典型的概括，從而達到引導人們反思和自省的目的。又如矛盾先生在《讀〈吶喊〉》一文中所說，“我們不斷的在社會的各方面遇見‘阿Q相’的人物，我們有時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不免帶瞭一些‘阿Q相’的分子，但或者是由於怠於飾非的心理，我又覺得阿Q未必全然是中國民族所特具，似乎這也是人類的普通弱點的一種。至少，在"色厲而內荏"這一點上，作者寫出瞭人性的普遍弱點來瞭。”

同時在我看來，魯迅先生所描述的“精神勝利法”，批判的是時代的黑暗，使人們不得不用精神勝利法活下來。魯迅先生對待阿Q，並非隻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也揭示出瞭阿Q身上的閃光點，告訴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阿Q是可以啟發、教育、改造的。比如，在沒有希望的時候，精神勝利法可以算是自娛自樂。當希望出現的時候，精神勝利法就轉變為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能讓紅軍走完兩萬五千裡長征路的，除瞭堅定的信仰，還要加上中國人特有的樂觀主義精神。這種樂觀精神的根子，就在“精神勝利法”上。“腦袋掉瞭不過碗大個疤，二十年後還是一條好漢。”看似調侃的話，卻可以讓成千上萬的人冒著槍林彈雨，視死如歸。同樣，對於壓力過大的現代人來說，適度的阿Q精神可以是一劑良藥，使他們從中獲得自我安慰自我解脫，避免因心理壓力得不到正確疏導而失去理智。但是過分的阿Q精神，容易讓人自我滿足，不求進取，又敵視別人進步。在今天的人們，遇到愁腸百結的時候，也不妨試試精神勝利法，高高興興地活下來再說。條件是變化的，隻要活下來，一切皆有可能。

社會意義：

《阿Q正傳》的發表，對當時社會也帶去瞭深遠影響。魯迅先生在《〈阿Q正傳〉序及序者自敘傳略》中說過，“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於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墻裡面的一切人眾，將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很少見，所以我也隻得依瞭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裡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在《阿Q正傳》中，我們能夠體會到魯迅先生借助此文所想表達的女性觀、革命觀、傳統習慣、奴隸性和看客態度。

在女性觀中，阿Q既想要女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又覺得女人是禍水，＂“女人都是水性楊花的”，“女人是害人的東西”，這是更清晰的體現出在當時封建社會中民眾男尊女卑的思想。如“中國的男人，本來大都可以做聖賢，可惜全被女人毀掉瞭”這一句，魯迅先生借阿Q之口，說出瞭自古以來人們對女性的偏見，表達瞭對男尊女卑封建教條的諷刺。

在革命觀中，魯迅先生借助阿Q的種種行為，表現出當時辛亥革命未能成功解放全民眾思想，普通百姓仍愚昧麻木的社會現實。同樣，阿Q對革命並沒有正確的認識，他認為革命就是“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喜歡誰就是誰”。在他的心目中，革命就是把地主的財產轉變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可以闖進趙太爺、錢太爺的傢裡隨意地占有他們的一切財物，還可以選一個女人做自己的老婆。另外，阿Q的革命還包含著農民式的狹隘報復，要把自己的仇人都殺頭，取統治者而代之，這是一種落後的農民革命觀。魯迅先生正是通過阿Q的悲慘結局，深刻地揭示瞭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總結瞭這場革命因為沒有發動和依靠農民群眾而終於失敗的歷史教訓，從而也提出瞭農民問題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

在對待傳統習慣中，凡是阿Q看不慣的，新奇的事物，他就視之為“異端”，就盲目地加以排斥。 盲目地排斥“異端”，勢必使得他墨守成規，因循守舊，反對變革，拒絕任何新鮮的東西永遠安於現狀。“從來如此，便對麼？”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一文中也曾通過這樣的反問來表達對當時現實情況的諷刺，人民麻木不堪，隻知道茍且偷生，卻不知道向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發起挑戰。魯迅先生借阿Q這一人物，表達瞭對當時社會的封建禮教與思想的反問與諷刺。

對於奴性，文中所描述的大多人物都能體現出奴性，這是深埋於封建社會民眾身心中的沒有根除的奴性。首先，魯迅通過《阿Q正傳》中的未莊，折射出瞭那個時代，未莊就是當時社會的縮影。在“未莊這個小社會”裡，趙太爺可謂是一言九鼎，等級最高，他的話就是“聖旨”，未莊的居民很是敬畏，而阿Q則是處在最底層，他的種種行為更是能體現出性格中的奴性。這反映瞭當時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清朝末年，地主階級在社會中占據瞭主導的地位，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長期腐蝕國人的思想，而農民是地位低下且貧窮的弱勢群體，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也無意識維護自己的權力，面對強勢的一方隻能夠任人宰割，默默承受剝削和壓迫，無力改變。作傢畢飛宇說：“寫《阿Q正傳》的時候，魯迅先生的內心是覆蓋和碾壓的，氣吞萬裡如虎。”所有開碾過來的對象坍塌壓縮成一個叫阿Q的精神符號，一個根劣性的集合體。阿Q的悲劇結局讓人覺得可憐，但他所處的社會大環境便是如此，他完全沒有能力跳出那個時代去看問題，作為社會底層小人物，也難以獲得新思想的機會。而魯迅先生更是想借助《阿Q正傳》一文來解放普通民眾的思想，解放奴性。

在看客態度中，阿Q的種種行為甚至都是在取悅看客，“＇過瞭二十年又是一個……＇阿Ｑ在百忙中，＇無師自通＇的說出半句從來不說的話”甚至在臨死前也在取悅看客。在魯迅的文章中，我們經常會看到“看客”一類的形象他們帶著特有的卑瑣，在未莊、在魯鎮、在華老栓的茶館……“看客”最擅長的就是“看”，哪兒有“熱鬧”便在哪裡看，他們熱衷於看，

卻非常冷漠麻木，扮演著戲劇的看客角色。魯迅先生棄醫從文，在他的筆下，自始至終貫穿著一個主題，那就是療救中國看客。

總結 ：

《阿Q正傳》通過典型環境下的典型人物阿Q的塑造，揭露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舊中國國民以“精神勝利法”為主要支柱的種種精神劣根性，深刻揭示瞭“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和失敗的根本原因，具有極其強烈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