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1年，年仅16岁的少年太子刘彻初登大宝开启了长达55年的执政生涯。

此时的汉帝国经过60多年的休养生息，文景之治的政治遗产使得汉帝国的实力空前强大，这给了刘彻一展宏图的时机。

早期汉帝国的基本国策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减少政府和国家的过度干涉，让人民休养生息。但是社会表面繁荣的背后也潜藏着种种社会矛盾。初登皇位的武帝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重要现象。在即位之初颁布了“天人三问”急需贤能之士辅佐他成就大业。董仲舒“天人三策”逐条对答，直击帝国要害和解决之策。

依照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武帝将儒学作为国家新的治国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任用儒家出身的董仲舒、主父偃、赵绾等人；设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兴办太学等极大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无疑遭到了当时以窦太后为首信仰“黄老之学”的大臣们的反对。改革之初武帝认识到自己力量还不足以抗衡，虽被迫中断了，但他一直在等一个时机的到来。窦太后年老病逝，再也没人成为他的阻碍，被迫中断的改革有条不紊地推进。

武帝顺应“君权神授”的理念，采取一系列加强皇权的措施：用中外朝制削弱了宰相的职权；通过推恩令将地方权力逐步收归朝廷；任用德才兼备、品学优良的贤人等营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的氛围。

“文景之治”使得国家经济比汉朝初年更为繁荣殷实，困扰汉帝国的对外匈奴战争开始了。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19年连年征讨匈奴，以公元前127年的河南战役、公元前121年的河西战役、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最为著名。至此，甘肃地区纳入中国版图，实现了中央对河西走廊的管辖。匈奴失去了河西走廊这一战略要地，再也不是汉帝国的隐患了，汉朝先辈一度卑微屈膝的屈辱被洗刷了。年轻的卫青、霍去病为武帝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今在汉武帝茂陵的周围还有霍去病和卫青的墓相伴左右。

汉武帝遵循“大一统”的观念，北击匈奴、西征大宛、南平南越、东狭朝鲜广开三边，使我国的版图初具规模，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北边地区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武帝意气风发地向西域进发。公元前139年为了联合乌孙国左右夹攻匈奴，武帝派遣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张骞历经13年将西域沿途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为武帝经营西域、开辟对外文化经济交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一手资料。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他带着300名随从浩浩汤汤地向西域出发了。此次之行结束后，西域各国商队络绎不绝来到中国进行贸易。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将这条路称作“丝绸之路”。

连年的穷兵黩武造成了国家财政空虚，人民不堪重荷。汉武帝任用桑弘羊在经济上采用平准、均输两大经济政策提高了国家经济收入；将盐铁业收归国有，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对酒肆、茶实行征税；同时对商人纳税，鼓励人们告发商人藏匿资产等种种强有力举措缓解了财政困局。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征收，在短期内缓解了财政困局，但长此以往对于手工业者却是面临着破产的危害。

汉武帝一改文帝、景帝从简朴素的作风，效仿秦始皇几次巡游、泰山封禅、穷奢极欲。晚年的他更是一心求仙问药祈求长生不老，曾一度沉迷于丹药。直至爆发了“巫蛊之祸”太子刘据被迫自杀，卫皇后被迫自缢身亡使得他及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惩处了一大批招摇撞骗的人。难得可贵的是公元前89年桑弘羊向武帝建议派遣人戍守轮台，武帝立即予以反驳并借此机会颁布了《轮台罪己诏》诏书中武帝深刻地反省了自己连年征战所耗用民力巨大。同时，在当时的人民不堪重负纷纷逃亡山林或起兵反叛，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武帝认识到必须及时调整政策，实行“富民”挽救了将要倾颓的汉帝国。

年老的汉武帝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谁能带领汉帝国继续向前走是他最大的牵挂。为此，他选择了年仅8岁的刘弗陵（昭帝）为接班人，并选择了霍光、桑弘羊、上官桀、金日磾作为托孤大臣辅佐刘弗陵。武帝曾将《周公辅成王》一图交给霍光，可见对霍光的信任。不久，汉武帝带着他一生的荣光阖然长眠于茂陵结束了传奇的一生。享年70岁。后世人根据他生前所做的功绩对他的评价谥号“武”。

后人总是习惯性地将汉武帝与秦始皇做对比。显而易见的是汉武帝能够在晚年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及时纠正，挽救了汉帝国的倾颓，他的继承者们依照“富民”政策，使得汉帝国中后期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秦始皇将严刑峻法贯彻始终带给了人民极大的痛苦，促使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在这一点上，武帝能够及时醒悟，秦始皇远不及。

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汉宣帝刘询这是在西汉12位帝王中唯一能享有庙号的4位的皇帝，将武帝列入其中无疑是对他一生的最大肯定。汉武帝将西汉最鼎盛的时代留给了后世敬仰，也将汉人、汉文化、汉民族的气魄带向了世界直至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