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1日清晨,位於威海衛路171號的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第一稽查大隊部的看守所,亂作瞭一團。
隨著看守所長徐少元一聲令下,“追!”幾輛汽車立刻發動,載著一眾持槍特務駛出瞭看守所,向大街上追去。不過,徐少元聲勢鬧得挺大,折騰瞭整整一天,卻遍尋不見。原來,看守所關押的一位名叫范紀曼的犯人,在今天就要押送到南市看守所用刑,結果,在出發之前,范紀曼卻靠一塊木板從他所掌管的看守所越獄而逃瞭。
范紀曼越獄,徐少元為何如此興師動眾的追捕?他究竟是何身份?一個戒備森嚴的看守所,范紀曼又是如何靠著一塊木板就成功越獄的?這一切還要從這位潛伏國民黨內部十餘年,與第一殺手陳恭澍長期共事,甚至還當過毛人鳳上司的范紀曼說起。
范紀曼出生於1906年,出生地在梁山縣。彼時的梁山縣歸四川省管轄,如今已經改為重慶市的梁平縣。范紀曼作為一名潛伏在國民黨內部的紅色特工,他一生使用瞭許多化名,例如范行、江汰潔、范紀美等。他的原名叫范賢才,“范紀曼”這個名字,其實也是化名之一,隻不過因為使用時間久、范圍廣,最終才真正使用瞭這個名字。
19歲的范紀曼,順利考入漢陽兵工廠專門學校、武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亦稱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就讀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范紀曼又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為第六期學員,在該校學習一年時間。
1930年,對於范紀曼而言喜憂參半,喜的是考入北平大學,在校期間熟練掌握瞭日、英、俄、德四門語言,對他後來進行地下工作提供瞭極大的助力。憂的是,他在這一年被叛徒出賣入獄,因為敵人拿不出任何證據,隻好又將他釋放瞭。但他因為此次入獄,與黨的聯系中斷瞭。為瞭重新恢復關系,他四處尋找,卻始終沒能如願。
1932年,范紀曼重返北平,一邊尋找,一邊從事抗日救國活動。在范紀曼的細心觀察下,終於發現自己班上的一位女同學很特別。她叫薛迅,做事幹凈利落,表現出極強的愛國精神。范紀曼覺得她可能是共產黨,便主動與她接近,並大膽地說出瞭自己的經歷,希望她能幫助自己恢復與黨的關系。
范紀曼的眼力很強,他的判斷是正確的,薛迅很快就將此事報告給負責人老杜。遺憾的是,因為彼時的上海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老杜也無法證實范紀曼所說的經歷是否真實,還需要進一步調查才行,目前無法幫助他恢復關系。不過,老杜出於個人對范紀曼的信任,讓范紀曼暫時跟著薛迅,組織一些活動。
恢復關系的消息沒有等來,卻等來一個壞消息。原來,范紀曼的同鄉兼同學曹策被軍閥給抓瞭。曹策入獄後,托人送信給范紀曼,希望他能施以援手。曹策雖然與范紀曼年紀相當,但曹策在黨內地位很重要,曾任天津市委書記。
於公於私,范紀曼不能坐視不理,遂發動自己各種關系,嘗試對曹策進行營救。最終,范紀曼找到瞭黃埔軍校的同學陳恭澍,希望他能幫自己這個忙。彼時的陳恭澍在國民黨部隊任職,擔任秘密刊物的負責人,在北平具有一定的人脈和影響力。如果他肯全力施救,完全可以幫助曹策脫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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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陳恭澍與范紀曼雖有同窗之誼,但他是一個無利不起早的人,並沒有全力施救的意思,隻是一拖再拖,給范紀曼施壓。范紀曼遲遲沒有等到曹策被放出來的消息,意識到瞭問題所在,便再次找到陳恭澍詢問緣由。
陳恭澍這一次索性直接攤牌,他可以幫忙保釋曹策,但有一個條件,范紀曼也要幫他一個忙,為他翻譯抄錄一些美國使館提供的外文材料,以填補他手中所負責雜志的不足。范紀曼精通多國語言,翻譯一事對他來說並不難,為瞭盡快救曹策脫險,他果斷答應瞭下來。
范紀曼拿到外文材料後,驚訝地發現,這些外文資料竟然不是普通資料,全都是國民黨和日本之間的外交和重要軍事情報。如此意外之喜令范紀曼非常興奮,他在翻譯的過程中,又抄錄一份保存下來,並通過薛迅和老杜,與他們的上級接上頭,將這些重要的情報資料上交瞭。
此後,范紀曼又接二連三地獲得資料,全都通過這樣的方式交給組織,使得華北日軍和國民黨華北當局之間的軍事、外交情況,悉數被組織所掌握,立下瞭不小的功勞。同時,范紀曼的出色翻譯能力,也得到瞭陳恭澍的認可,在他的活動下,曹策很快就被軍閥給放瞭出來。
可惜,時間僅過瞭半年左右,由於叛徒的出賣,范紀曼利用翻譯資料的機會獲取情報的事情暴露,引得陳恭澍勃然大怒,令范紀曼再次身陷囹圄。范紀曼的女友彭雅蘿聞訊,四處奔走,找到瞭黃埔系的多名實力派軍官幫忙,才得以使范紀曼脫險。
范紀曼出獄後,一邊到北平四川中學任教,賺取生活所需,一邊在北大法學院俄文經濟系學習,繼續充實自己,為實現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努力。
范紀曼的女友彭雅蘿,有一位老師叫沙梅,沙梅有一位姓鄭的姐姐住在北平。1934年春節期間,范紀曼和彭雅蘿到這位鄭大姐傢拜年,范紀曼結識瞭鄭大姐的丈夫劉尊棋,兩人交談甚歡,可謂是一見如故。此次一別後,范紀曼又數次到劉尊棋傢中拜訪,兩人結下瞭深厚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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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尊棋當時的職務是蘇聯塔斯社駐北平的記者兼翻譯,與范紀曼算是同行。他有一位好友名叫劉逸樵,是上海《大晚報》駐北平特派記者。一次偶然的機會,三人在劉尊棋傢中巧遇,三人經過一番暢談,彼此欣賞。
劉逸樵有想法讓范紀曼幫忙翻譯一些日文材料,但因為是第一次見面,沒好意思直接開口,而是讓劉尊棋幫忙詢問范紀曼的意見。范紀曼得知此事後,一口答應瞭下來,等他拿到材料後才知道,原來這些材料來自日本使館,內容與東北淪陷後的一些經濟、日本軍政有關,是極其珍貴的資料。
范紀曼此前幫助陳恭澍翻譯過資料,積累瞭不少經驗,如今再次承擔翻譯資料的任務如魚得水,翻譯得又快又準,令劉逸樵非常滿意。
隨著兩人的深入交往,范紀曼才瞭解到劉逸樵的真實身份,他是蘇聯紅軍總參情報部的情報工作人員。既然有著抗日的共同目標,范紀曼幹起工作更加賣力,劉逸樵也給他安排瞭一個《自由日報》記者的頭銜,方便他進行一些必要的社交。
此後,范紀曼除瞭做翻譯工作外,還負責盯著外國的報紙,從報紙中搜尋一些重要的情報。期間,范紀曼從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竄至北平,面見何應欽的消息中,推算出梅津美治郎此行不善,定與日寇準備攝取華北統治權有關,並將此事告知劉逸樵。事實證明,范紀曼的推斷沒錯,兩人見面後,簽訂瞭喪權辱國“何梅協定”。
就在范紀曼與劉逸樵的配合逐漸默契時,劉逸樵卻以接到新的重要任務為由,離開北平,遠赴西北。臨別前夜,劉逸樵與范紀曼促膝長談,鄭重地對范紀曼說:
經此一別,范紀曼與劉逸樵斷瞭聯系。彼時的北平,已經受到日本侵略者戰火的波及,范紀曼與彭雅蘿決定離開北平,重返上海。回到上海後,范紀曼一面任教維持生計,一面繼續暗中打聽組織的消息,希望盡快恢復關系,卻始終無法如願。
1936年,由於范紀曼此前與劉逸樵合作時的表現,蘇聯方面對他的進步十分肯定,便向他提出瞭邀請。范紀曼得知消息後歡呼雀躍,登上海輪,遠赴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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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往蘇聯的“北方號”海輪上,范紀曼結識瞭錢俊瑞,兩人因為有著共同的理想和目標,在交談過程中覺得十分投緣。錢俊瑞是共產黨員,此行的目的地是法國,因取道莫斯科,所以才在機緣巧合下遇到瞭范紀曼。
半年後,范紀曼返回上海時,在抗日集會上再次遇到瞭錢俊瑞。這一次,錢俊瑞坦言,自己為蘇聯塔斯社工作,並希望范紀曼能夠幫助自己。范紀曼素來有抗日之心,又與錢俊瑞有著同樣的目標,聽到錢俊瑞的邀請後,欣然同意。
因為錢俊瑞的關系,范紀曼再次從事情報工作,並在工作一段時間後,與蘇聯人彼得森取得瞭聯系,開始直接向他提供情報。范紀曼在上海跟著錢俊瑞搞情報工作期間,突然有一個名叫張紀恩的年輕人來找他,經過瞭解才知道,原來他是劉逸樵介紹來的,急需范紀曼幫忙翻譯資料。就這樣,范紀曼在上海同時在兩條線進行情報工作。
1939年,范紀曼迎來瞭兩件令他無比開心的事情。第一件事是他與女友彭雅蘿,經過多年的戀愛,患難與共,終於在這一年正式結為夫妻;第二件事是范紀曼得到消息,他的上級換人瞭,新的上級不是別人,正是此前在北平共事過一段時間的劉逸樵。
洞房花燭夜、有朋自遠方來,在這一年同時實現,怎麼能不讓范紀曼欣喜呢?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上海的局勢十分動蕩。組織設在法租界的一臺秘密電臺,在此時被敵人盯上瞭。這是一部上海可以直接與延安取得聯系的電臺,對組織來說意義重大,若此電臺遭到敵人損毀,後果十分嚴重。
為瞭保證這部設置在白爾培路五金店內的秘密電臺,范紀曼臨危受命,身著西裝革履,大搖大擺地走入五金店內,以購買電器的名義,將提前打包好的電臺,在眾多巡捕的眼皮子底下運出商店。
此後,范紀曼又一路護送電臺至安樂屯,將電臺完好無損地轉移到早就等在那裡的一輛汽車上,冒死完成瞭保護電臺的任務。為瞭確保電臺能夠繼續運行,范紀曼為此費盡心思,最後在人員密集的靜安寺大華商場附近租瞭一間鋪面,並在屋內挖瞭地洞,將電臺安置其中,保證瞭上海與延安的聯系。
為瞭掩護自己的身份和獲取更多的情報,范紀曼夫婦開瞭一傢書店,在敵人的高壓之下,依然冒死堅守在上海。
1943年底,已經十餘年未打交道的陳恭澍再次出現在上海。陳恭澍抵達上海後,立刻找到范紀曼,他這次找范紀曼,並沒有舊事重提,而是要求范紀曼幫他搜集日偽的情報。為瞭方便范紀曼工作,還在亞爾培路與辣斐德路交匯處,專門為他找瞭一間房子。
范紀曼立即將此事上報,得到劉逸樵同意後,開始為陳恭澍提供與日偽相關的情報。范紀曼非常有智慧,他利用與陳恭澍接觸的機會,從他那裡又獲取瞭國民黨的一些重要情報,並及時上報給組織。
1944年,劉逸樵再次被調離上海,與范紀曼分開。劉逸樵離開不久,日本憲兵隊便開始一場大搜捕,范紀曼也在此次搜捕中被抓,罪名是“反日分子”。彭雅蘿聞訊,立刻找到陳恭澍,機智地利用瞭范紀曼與陳恭澍的關系,謊稱范紀曼是因為替他搜集情報,才不慎被抓的。陳恭澍信以為真,立刻動用關系救人,范紀曼因此得以脫險。
由於劉逸樵的調離,范紀曼恢復自由後,再次與組織斷瞭聯系。好在,此前被調離的張紀恩對范紀曼比較瞭解,經過潘漢年批準後,他開始通過張子羽與范紀曼建立瞭聯系。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國內局勢突變,蔣介石想發動內戰的野心已是路人皆知。正逢此時,劉逸樵再次返回上海,秘密找到范紀曼,對他說明瞭當時的情況。並闡明蔣介石可能成為未來主要鬥爭的敵人。
范紀曼對劉逸樵的看法非常認可,劉逸樵覺得時機成熟,向范紀曼傳達組織上對他下一步的工作安排。為瞭達到知己知彼,組織決定讓范紀曼打入敵人內部,潛入國民黨進行情報搜集工作。
對於當時的局勢而言,這樣的工作安排非常合適,從范紀曼個人的角度來看,他不僅是黃埔軍校出身,許多同學都在國民黨內部身居要職,而且他與陳恭澍關系密切,是當時在上海打入蔣幫內部最好的人選。
范紀曼聞言絲毫沒有猶豫,為瞭革命事業,他早已做好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準備。1946年春天,劉逸樵再一次因為任務要離開上海,臨行前對范紀曼囑咐:“鉆得越深越好。”
1946年6月,隨著蔣介石發起內戰,范紀曼也隨之加緊瞭打入敵人內部的動作。但是,范紀曼無論找黃埔的同學,還是找陳恭澍,他們都不願意幫范紀曼進入軍事機關。尤其是陳恭澍,他此前就因為范紀曼泄露情報的事情與他翻過臉,自然對他有所防備。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次年秋天,正在范紀曼焦急地尋找打入敵人內部的機會時,曾經在抗戰時期與他有過聯系的張子羽突然出現。兩人在范紀曼的書屋見面後,進行瞭一次長談,范紀曼在交談中,將自己目前的情況說瞭出來。
此時的張子羽,對外公開的身份已是國民黨的一位處長,有這樣的身份,再加上范紀曼本身是黃埔軍校出身,又身懷精通多國語言的本事,張子羽幫助范紀曼進入國民黨軍事機關自然不成問題。
兩人商量過後,張子羽決定幫他實現目標,但出於謹慎起見,范紀曼決定改名范行,又借助此前替陳恭澍搜集過情報的事實,謊稱自己多年前就已經為國民黨效力。張子羽向陳誠推薦范紀曼的時間節點,正是國民黨用人之際,陳誠看過范紀曼精心設計的履歷後,立刻決定任用范紀曼。
范紀曼如願進入國民黨,負責搞國際情報工作。范紀曼進入國民黨後,憑借過硬的才能,很快得到瞭提拔,成為特務頭子鄭介民的下屬,更是毛人鳳的上司。不僅配備瞭小臥車,手裡還分到一大筆開辦費,他用這筆錢給自己弄瞭一個很大的辦公室,來掩護自己搜集情報。
期間,張子羽弄瞭一批日寇的軍火,打算暗中送給在浙江一帶的新四軍。可惜謀事不密,被反動派察覺,因此暴露身份,遭到特務的抓捕。范紀曼當時已經是國民黨少將,為瞭掩護張子羽逃離追捕,他直接將張子羽拉上自己的車,從敵人的眼皮子底下將他送出上海。又幫他雇傭漁船,將他送往南朝鮮,輾轉去往香港。
敵人抓張子羽不得,便想侵吞他的宅院。張子羽離開前,曾囑咐范紀曼幫忙照顧這所宅院,范紀曼也向他承諾,這座宅院未來一定屬於人民。在范紀曼據理力爭之下,將該宅院以征用的形式控制在瞭自己的手中,並踐行承諾,於1949年上交。
三大戰役打響後,范紀曼的行動更加積極,頻繁往返於南京和上海之間,將取得的重要情報及時上報組織。三大戰役中,范紀曼取得瞭不少重要的情報,使黨組織對部分敵情全面掌握,真正做到瞭知己知彼,最終取得勝利。
例如,在遼沈戰役中,蔣介石密令廖耀湘兵團開往遼西;
在淮海戰役中,蔣介石命令邱清泉增援後,邱清泉部的駐防位置,以及司令部所在的位置,全都被范紀曼獲悉,並傳遞給組織;
在平津戰役中,蔣介石滅絕人性的密令陳長捷決堤等情報,都因為范紀曼而提前被我軍掌握。可以說,三大戰役的勝利,范紀曼作為潛伏的情報工作人員,是有功勞的。
1949年,國民黨潰敗之勢已成,黎明將至。然而,黎明之前的這段時間最是黑暗,國民黨更是在這段時間裡陷入瘋狂,拼命地制造流血事件,一些在此時落入敵人手中的情報人員,因為信仰不堅定,沒能堅持到最後,在敵人的威逼利誘下選擇背叛,沈寒濤便是其中之一。
沈寒濤此前主要負責情報工作,與范紀曼有過接觸。敵人在搜查沈寒濤住所時,發現一本范紀曼送給他的書,便逼迫沈寒濤說出范紀曼和他的關系。沈寒濤背叛後,供出瞭范紀曼的真實身份。
保密局得知此消息後,礙於陳恭澍與他的關系,並未直接實施抓捕,而是將這個消息先告知瞭陳恭澍。陳恭澍與范紀曼見面後,向他說明瞭情況,被范紀曼矢口否認。陳恭澍也沒有繼續與范紀曼爭辯,隻是告訴他,如果他沒問題,隻要到保密局說明一下情況就行瞭。
陳恭澍口中說得雲淡風輕,但他明顯對范紀曼不信任,交談過後,直接命人將范紀曼帶到瞭保密局。時任保密局辦公室副主任兼第二處處長的葉翔之,也沒有拐彎抹角,直接將叛徒沈寒濤押到范紀曼面前,讓他們當面對質。
范紀曼臨危不亂,否認瞭一切對他不利的指控,並痛罵沈寒濤血口噴人。葉翔之手中沒有鐵證,加上范紀曼的身份是國民黨少將,態度又十分強硬,葉翔之隻好以“等待查清”為由,將范紀曼扣在瞭保密局。
范紀曼被押到看守所時,身著少將軍裝,並且佩戴領章和肩章。范紀曼此舉引起看守所長徐 少元的不滿,要求他將領章和肩章摘下來。范紀曼聞言勃然大怒,稱自己的軍階是蔣校長封的,並質問徐少元,“你小子有什麼資格把肩章拿下來?”
徐少元見狀有些心虛,轉而換瞭一副討好的嘴臉,勸范紀曼最好還是把領章和肩章暫時取下來,遭到瞭范紀曼的拒絕。徐少元隻好不再提及此事,將他帶到警備室暫住。
此後,南京方面多次派來軍官對他進行審問,范紀曼均守口如瓶,並不時拿出國民黨少將的氣勢,對這些軍官說:“戴老板和毛人鳳都相信我,偏偏葉翔之這些人敢欺負老子。”眼看著幾次審問下來,范紀曼毫發無損,態度反而更加強硬。看守所的人更加不敢為難范紀曼,平時不僅對他客客氣氣,無聊的時候還會與他一起打牌消磨時間。
與范紀曼一起被關押的還有一個叫周黎揚的人,他在4月10日突然找到范紀曼,告訴他一個重要的消息。
原來,就在這一天徐少元與副所長彭夢君發生瞭爭吵,十分激烈,引起瞭周黎揚的註意。兩人結束爭吵後,徐少元取下犯人名冊,在上面圈瞭3個名字,分別是“劉希有”、“張文遠”、“范行”(范紀曼潛入國民黨後的化名)。
出於好奇,周黎揚上前詢問彭夢君:“徐所長在這3個人的名字上畫圈是什麼意思?”彭夢君隨口答道:“大約是解南市看守所,今天囚車壞瞭,明天就解。”南市看守所,那可是堪比“鬼門關”的地方,一旦被押解到南市看守所,多半就是要受刑瞭,若不能在被押到南市看守所受刑前逃跑,進瞭那裡就很難有命再逃出來瞭。
范紀曼聽到這個消息大吃一驚,立刻起身去查看犯人名冊,發現自己的名字上真的有一個圈。范紀曼立刻將自己想越獄的想法告訴周黎揚,並詢問他的建議。周黎揚告訴范紀曼,咱們周圍都是竹籬笆墻,直接攀爬就會發出響聲,驚動不遠處門崗上的持槍守衛,越墻逃跑不成,幾乎就是必死無疑的結局。
說到這裡,周黎揚問范紀曼,你的事情是否已經到必死的地步?范紀曼堅定地回答:“被押解到南市看守所,必死。”周黎揚聞言,果斷地告訴范紀曼:“那就趕緊逃。”
1949年4月11日清晨,周黎揚謊稱自己肚子疼,讓看守班長徐步青幫忙打水吃藥,徐步青不知是計,轉身去給他倒水。范紀曼早已守在廁所旁,等徐步青出門後,他立刻將平時犯人們放臉盆的一塊板子取到手裡,熟練地架在瞭竹籬笆上,隨後登上木板準備逃跑。
由於有些慌亂,第一次踏上木板後范紀曼沒能踩穩,跌傷瞭面部,他強忍著疼痛趕緊爬起身,利用木板快速越墻而逃。
大概一分鐘後,徐步青匆忙跑瞭回來,對周黎揚說道:“范先生跑瞭!”周黎揚表現出一副不信的模樣,對徐步青說,范先生不可能逃跑,他隻是因為一些誤會才被關到這裡,過幾天就放瞭。你再去找找吧,沒準在什麼地方休息,你沒看到。徐步青信以為真,轉身又去尋找,為范紀曼成功越獄留下瞭充足的時間。
等到范紀曼越獄的消息確定後,徐少元組織特務上街去追時,熟悉上海大街小巷的范紀曼,早就快速找到瞭藏身之所,並找到民盟盟員馮和法,請他施以援手。馮和法經常幫助進步人士,早就對他有所耳聞,這才敢找他幫忙。果然,馮和法決定幫助范紀曼,將他帶到自己的女友傢暫居,一直到上海解放。
范紀曼晚年將自己所珍藏的4000餘冊書刊,以及一千餘張原版唱片全部捐獻。在晚年仍然發揮餘熱的范紀曼老先生,於1990年12月6日病逝於上海,享年8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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